饥饿的女儿

公共厕所里，相互对骂娘之痛快，这城市或许是全国第一，少儿写“反标”犯罪，也几乎占全国之首。“反革命”三个字，是最危险的罪恶，最吓人的灾祸，乱涂一笔就跳了进去，轻轻一挥捅大娄子扰得满城风雨，如此诱惑，使好些无知的小手痒痒的，既恐惧又刺激，渴望试一试不能写的那几个字。
上小学时，有一次打扫学校公共厕所，一起打扫的同学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就止不住想乱写一些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的字。我没写成，没把自己和家里人弄成“现行反革命”，是因为我掏铅笔时，看到一幅实在太怪的图画，木炭画的，画得很拙劣，器官不成比例。看得我脸发红，透不过气来。听人说这些都是男孩子，半夜爬进女厕所干的。
“反标”大部分也是男孩子写的，公安局查人时却不分男女，一视同仁。
我把历史老师给的《人体解剖学》埋在枕头下，不放心，又放进书包里，生怕家里人瞧见。这不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这种图画，但这次完全不一样：照片上被枪毙的男人，天井里洗澡的男人，他们的器官叫我恐惧厌恶，脏得如同厕所里的画，而这本医学书上的裸体与器官，我却感觉洁净，甚至很美，危险而诱惑。我手按住胸口，全身开始出虚汗。
楼下房里挂钟“当”地响了一下，一点了。我与历史老师约好两点三十分。走江边的路，抄小道爬上位于半山腰的第五人民医院，时间来得及，可慢慢走，我的腿软得几乎迈不动了。我想责问他，给我那么下流的一本书，居心何在，算什么老师？
2
自来水管前，排着长队，没水，水桶都候着，顺路边歪歪扭扭，站着五六个人。
太阳出来得较晚，但在午后突然变毒。屋荫下站着人。我高兴自己出门前抓了顶天晴下雨都用得上的草帽。房檐下的人在抱怨：“再不来水，莫说人要渴死，连桶也要爆开了！”
往野猫溪轮渡方向一直是下坡路。
一个全身脏兮兮的女人，站在废品收购站门前的小石桥上。每次走到这一带，就可能遇见她。小石桥连接两个被溪水隔开的山坳，但溪沟里淌着的都是附近工厂流出的污水，在阳光下闪着深黑红色的油星，有时发出绿蓝的光。这女人真是很脏，身上的衣服遮得也不是地方，据说有三十几了，还是一个女孩子的脸庞，乳房也是一个女孩子样的。她的身体饱满，有着丰腴的大腿和臀部。每隔一两年她的肚子就大起来，春天隆起，夏天挺起，秋天就会蔫下去。谁也不知她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后弄到哪里去了，就像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和来历。她在街上被人吐口水遭人追打，饿了就吃馆子里的剩饭或路上小孩掉在地上的馒头，夜里走到哪就睡在哪。
人们说，她是花痴。
收购站的小石桥栏是她最喜欢待，也是唯一任她待的地方。收购站里的两个老头，一个将旧报纸、塑料鞋子、烂布片、坏胶鞋、碎玻璃、烂铜铝锅，等等，从门口搬进屋；一个记账，拨着算盘，对着一个小窗口递出皱皱的毛角分币。
我有记忆就看见“花痴”了，她的眼睛混浊，十根手指黑乎乎的，身上能搓出泥条。冬天穿一双大大的臭胶靴，夏天光脚，收购站前满地是玻璃片，她的脚毫不在乎。不管见男人或是女人都有可能扒下裤子，但她总是张开嘴笑呵呵，不像所有正常人那么仇恨人，成天开会批斗阶级敌人。
四年前，街道委员会传达“四人帮”被捕。会一开完，老百姓很高兴又一批大人物倒台，又一批整人的人被人整，一户户人提着脸盆、脚盆、烧饭锅、炒菜锅，敲打着出自家门上街游行。锣鼓、铙钹、红绸、二胡、爆竹，噼里啪啦就游上了大街，赤着胳膊光着上身吼着口号。跟着游行队伍的人越来越多，小孩子最多，图个稀奇，但也壮了声势，没人管地大闹一场，冲着石桥广场马路游去。
我也在游行的队伍中，走上中学街的石阶。这个世界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大变动，我不太懂，只知道毛主席死了，要悲伤，“四人帮”被抓了，要庆祝，大家都得一个样。正在这时，我看到“花痴”逆着我们走来。秋日白灿灿的光线下，她脸不怎么脏，头发被人剪得像个男孩，但浑身湿漉漉的，可能被人耍弄推到江水里去过，一件破旧的男人制服紧贴她的身体，肚子扁平。她与游行队伍交错而过。
我退出游行队伍，走到路边的电线杆子后面，着迷地看着“花痴”。她走得专心专意，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都与她无关。
江水还是黄澄澄的，长江比嘉陵江更脏，看着热，脚浸入，却是凉爽舒服的。我们住在江边的人，对江水有一种特别的依恋。远离江边的人，欢喜只是一股劲，背过身去，就会把江水忘却。我们住在江边的人，和不住在江边的人，一旦走在同一旅程上，那么，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和江水靠得近些走。不住在江边的人，嘲笑我们傻劲，老是拾起石片打水漂。他们说，江嘛，看看就是，江很讨厌，过江过水，耽误时间，误事不说，翻船的话，连命也搭上。
但江水就像流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生来是江边的人。下坡上坎停息时，总喜欢停下来转过脸去遥望上几眼，看几眼江景，又能爬一大坡石阶。
我上了山腰，喘着气，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的房子在平路尽头。那儿没有历史老师，我到早了。
3
斜对着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大门，我缩在一棵树下，我怕走到门前，不仅仅是担心熟人碰到，生平第一回约会一个异性，我紧张。
他是我的老师，他该准时，很明显时间早过了两点三十分，也未见到他半个人影。我站的地方，能从医院大门经过的人中轻易辨认出他。我揭下草帽，当扇子不停地摇动，其实我不热，只是烦躁。他一向说话算话，没有水过我，起码在这之前，他没有过，一定是他明白自己做的丑事——用那么一本诲淫的书，公然引诱一个处女，现在不好意思了，被我逮住了。
我得等下去。
急诊病人，被临时做的滑竿抬进去，后面跟着焦急的病人家属。“买热糍粑，黄豆粉裹的又香又甜的热糍粑！”门口的大路上背着竹篓拎着口袋的附近农民在叫卖。
如果他能如约和我去爬山，站在山巅上，听着阵阵松涛声，俯瞰眼前这条中国最大的河流。在山巅看起来，它就如一条柔情蜜意的布带，绕着对岸城中心那个半岛，在朝天门码头与支流嘉陵江汇合，宽宽绰绰继续朝另一个城市流去。行驶的船，使河流摇动出波澜。因为距离遥远，听不清楚船的汽笛声。一股股山风，拂动我的衣服和头发。
我感觉到，这个情景里其实只需我一人，就我一人就行了。
夕光披了满树满地，卖糍粑的人仍在路上来来回回走，叫卖着。我饿了，肚子开始抗议地叫唤，下班的人络绎不绝地从身前经过。我莫非记错了地点，或是听错了？为什么他这样让我等呢？而我竟然能够在这个充满苏打水味的地方，等了整整一下午，我要告诉他：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已经明白了，你不好意思说的话，让我来向你说。
人人都可以欺侮我，你不能；你若欺侮我，我就把流血的伤口敞开给你看。这么一想，我心里突然既委屈又辛酸，差一点流出眼泪。他的确与所有的人不一样，很轻易就能让我为他哭泣，他总能使我忘掉自己，变得非常脆弱，不堪一击。我不过是想喜欢一个人，想爱一个人。现在一旦点明，我才知道这种情感与身体某个部位有奇怪的牵连，一处受到触动，另一处就会涌出黏黏的汁液。
4
我在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门外傻等时，我家已乱成一团，连很少摸上阁楼的父亲也在阁楼里，还有二姐，三哥。他们给四姐喂药，喂绿豆汁，一杯又一杯灌水。
四姐吞服了敌敌畏，她以为这种有毒的杀虫药喝几口就会死的。当她睁开眼睛，坚决地拒绝去医院。她的手几乎都要把床柱头抓碎，是三哥答应她，不让她去医院，才使她松开手。
父亲发现楼板上沉重的一响，药瓶坠在楼板上的声音，接着刺鼻的药水从瓶子里流出，穿过楼板缝隙滴到楼下。
四姐一定是在我走后，把预先准备好的毒药，从堂屋的哪个角落里取出，到阁楼她的床上。左想右想，最后干脆什么也不想，决定喝了药，一走了之，一了百了。
四姐在我们家长得最漂亮，和大姐的粗犷不同，她两条细眉，不用描画，浓淡有致，眼睫毛和眼睛最动人，乳房高挺，留着齐耳的短发。那阵子，街上一些从不登我家门的婆婆嘴，老与我父亲搭话：你家四姑娘真是一夜就出落成人尖尖了！
母亲不止一次和父亲说，别看四妹模样儿生得俏，我只怕她命最苦。
母亲心里更明白穷人家漂亮的女孩命薄，但四姐出事如此之早，依然让她吃了一惊。四姐与德华热恋了好多年，原是同一村的知青，他俩没结婚，怕回不了城。不管是同当地农民还是和知青在农村安了家，按有关规定都比单身知青差回城条件。四姐与德华信誓旦旦，永不变心，待两人都回城才结婚。稍有办法的人全都走后门通关系离开了，村子里已剩不下几个知青。1978年德华一回城不久，考虑就很实际：有可能四姐一辈子农村户口，命中注定是个农妇，他将一辈子受穷受累。他开始追求他的女同学——厂里支部书记的女儿，婚姻能改变一切，还说不定能提拔成干部，不再当工人。
除了我们家的人，谁都不认为他做得无理。至于爱情，在户口面前不过是个笑话。四姐写了厚厚一封信给家里，求母亲想一切办法使她能离开农村，否则，她只有嫁给当地农民。
母亲当然没有办法，她既无门子，也不会通路子，更没有拉关系的金钱。她只有流泪，着急，怨自己，恨不能把自己的性命交出，只要能让四姐回城。
四姐知道德华开始变心，急得没办法。她只能一横心，赖在重庆不回。直到德华答应断绝和女同学的往来，才回农村想办法。她动身回农村前，邻居的一个熟人串门，当时四姐说着说着，忍不住就哭了起来，那人动了慈悲心肠，问四姐愿意不愿意去郊区一家合作单位当小工挑灰浆桶，她根本不用想，就答应了。
四姐走上母亲的路，成为挑沙子砖瓦的工人，母亲叫临时工，她叫合同工。四姐早出晚归，上下班除了过江，还要换两次车，每天一身臭汗回家，谁也不想理睬，我和她之间越来越没话说。
德华上班的地方离我家并不太远，工厂在弹子石渡口上端。他斯文，白净，长得俊气，我第一次见德华，以为他是古典小说连环画里走下来的书生。
他来我家，总抢着做家务，挑水、理菜、炒菜、洗碗，也很有礼貌。母亲却记着他对四姐三心二意的事，不喜欢他。不爱说话的父亲也对德华冷淡，父亲认为他太女相，命不顺。天一晚，父亲就在堂屋对着阁楼叫，说路上不好走，天又黑了——明显是下逐客令。但父母的种种暗示明示都没用，四姐硬拉着德华住进了我家，她只有靠这个办法让他最后实践娶她的诺言。
我和她、德华三人住在阁楼上。为避开他俩，我经常到街上昏暗的路灯下看书，半夜才归，我的眼睛近视，度数上升。房间太小，他们做爱的声音吵醒了我，我便大气不敢出，紧闭着眼睛，装作熟睡，有时干脆摸下床到堂屋去傻待着。
两床间一层布相隔，他们没法避我。家里再有别的人，房间里更没法做任何事。到江边或山上去，他们没有结婚证，若被治安人员和派出所的人抓住，侮辱一顿，还要通知单位领导，写检查。偌大一座城市，想来想去只有山顶那座破烂的电影院能安身，趁放映电影时一片漆黑，亲热一两个钟头。
父亲问德华：“你去上班还要把皮鞋擦亮？”
“去了再换鞋。”德华说。
“那不麻烦？”
“不，不。”德华答道，连早饭也没吃就出了院子大门。父亲对刚回家的母亲说，那就是前奏，他认为德华不会和那个女同学断，恐怕已追上了手，这下真要和四妹断。人总是往上爬，住在我们家小小阁楼里，他不会甘心。
5
德华正在上班，被叫到我家。他看到四姐头发纷乱，面颊灰白，眼睛里光都散了。楼下房间的痰盂放在她的床边，里面的脏物和水，有股呛人的气味。除开四姐外，屋里的人眼睛都在他的身上。这种场面，他没有预料到，一下慌了，他没有经验。他感觉到这一家子的人都恨不得咬了他，撕了他。二姐对他狂吼，三哥的拳头好几次举起，又垂下了。
这场面很快便使德华服气了，四姐的自杀换来了结婚证书。
母亲给四姐准备的新被子，四姐和德华往白沙沱婆家抱去时，对门邻居程光头的妻子站在堂屋说，“你们两个啷个不懂？结婚的被子白的一面在外头，不吉利。”
当时没人答话，若应对一句，比如，“被子不吉，人大利！”或者说，“风吹太阳晒，霉运就离开”，都行。最好的办法是就近任何一个可摔破的东西，碗、水瓶、瓦片、玻璃杯，任拿一个砸在地上，便破解了这句本来不应点明的话。就像吃饭碰掉筷子，就得说“筷子落地，买田买地”，才可俯身去捡。
但是匆忙之中，四姐和德华忘了老辈人的教训，没有说任何话，也没砸任何东西。恐怕就是在这时，一团肉眼看不见的凶气投向了他们。
程光头在老母亲终老离世后，不打太极拳，也不拉蹩脚的二胡，他查《小学生字典》研究八卦与阴阳五行。他对我父亲说，他母亲突然死去，是他家灶的位置不对，不该朝南，与他母亲的生辰八字相冲。
他往自己身上的血管扎针，他的脖颈，手脚，尤其是手背，针眼斑斑。改变经脉，能长生不老。一旦得气，可以半个月不吃饭，“辟谷”进入仙境。现在政府规定人死全得火化，哪儿也没地能埋人。他母亲未能享用上的棺材，被他裁成一小块一小块木头，叠成一个八卦仙阵，他坐在阵中间，祛邪气迎罡风。
这座山城鬼气森森，长江上、中游，本是巫教兴盛之地，什么妖术名堂都有人身体力行。我不能确定气功灵不灵，但我相信程光头真是有功，不然怎么半月不吃饭？不过，三年大饥荒时期，父亲也有过几天吃不上一顿饭的日子。看来，练气功还是会有用。





饥饿的女儿 第13章
1
晚上，我回到家，家里已浪静风平。德华回他母亲家筹备结婚的事，二姐在家过夜，与我挤一床。大姐与四姐睡一床。
二姐和大姐互相看不起，一碰就闹别扭。大姐火暴，有气话藏不住；二姐心细，凡事心里自有主张，她身体弱，几次发高烧，险些断了气。母亲说，她是二道命，回头人，老天照顾，考上自带伙食培养小学教师的半工半读学校。她天生矜持，可以不向父母要一分钱，步行几个钟头，从学校走回家，而不向父母提一句车费。她的裤腿和鞋子全是泥，回家后洗净脚，就一声不响地用剪刀尖挑脚底的血泡，手抖也不抖一下。二姐快毕业时，正是我上小学一年级，她和一个男同学带着我，破天荒地上苗圃拍照。男同学戴了个眼镜，拿着个有半截砖头大的照相机，让我手扯住一枝树丫，他不说笑一笑，而说看看天！看看天！
我们从苗圃照完相回到家，父亲把二姐单个叫到屋里，父亲说这个男同学嘴太甜，眼睛溜转，这种人靠不住终生。十多分钟后，二姐就把男同学送走了。之后，男同学再未来家里。那卷胶卷拆下时，不小心曝了光，二姐后悔地说：“一张也没有，太可惜了！”二姐在这么说时，神情黯然。
母亲的一个熟人看中二姐，把侄儿介绍给她。侄儿是一个军工厂的造反派头目，口才一等人才一等，二姐去找他，他正在厂里的牛棚里忙着。牛棚设在一幢大楼底层，窗子全被堵死，不见光线，从里面传出来一声长一声短的惨叫，被拷打的另一派人在嘶叫毛主席语录。
二姐没敢看，吓得拔腿就走，她这一走，倒也对，若摊上那位造反的干将做丈夫，她就真要后悔了。“文革”还未接近尾声时，那位青年被投进了监牢，判了二十年徒刑。
二姐是我们家唯一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的人，她的生活最安定，也最幸福，人人羡慕。
房间是早就关掉了灯，大姐在另一张床上问：“六六，你今天下午跑到哪儿去了？爸爸说你中午就不见了。”
“上学去了。”我睁开眼睛回答。心想，你不是同样也不在家！而且有意躲着我似的。我本来平躺，这时翻身侧睡。
“你没有去上学，我晓得。”大姐说。
“那还来问我做啥子？”我轻声咕哝了一句。
2
三哥是长子，在家里很霸道，父母宠他，他也认为该受宠。1967年他十六岁时，街上所有同龄的少年，都抓了个红卫兵袖章戴着，就他幸运地挤上火车，到了北京，看毛主席。他从北京回来的那个夜晚，像变魔术一样，从身后抓出几颗玻璃纸包的水果糖，把当时年龄还很小的四姐、五哥和我给迷住了。
从1980年夏天开始，他就和父母闹别扭。这阵子，他正在楼下房间里向母亲发脾气，四姐的事是起因。母亲说他不顾家，白养了他。为了脱离开家，不和父母五哥挤在楼下房间里睡，他就跟街上一个姑娘神速结婚，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事后才告诉父母。“你的媳妇，从不叫我一声妈。”母亲说。
“她不叫，是她的事，”三哥一步从屋里跨到堂屋说，“反正我们从小长到大都未靠过你们当父母的。”他扔下这话就噔噔噔走了。
阁楼里的三位姐姐听见了，都未作声。
三哥从未与家人提起他在乡下的经历，也不提回城后在宜宾轮船分公司扛包当装卸工的事。他有理由抱怨，是三嫂说出来的。
70年代中后期知青开始回城，各级领导干部“文革”练厚脸皮，分配工作时开后门越发猖狂无忌：有后台的分到办公室，行了贿的分到船上学技术，无权无势的统统当装卸工。三哥他们一批青年装卸工，闹了一场罢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工人有此权。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党领导工人阶级，一看见“闹事”，就赶忙打电话，让保卫人员和公安局赶来准备抓“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判重刑，甚至死刑——这是镇压罢工的老办法。但这一次罢工的青年们逮住了领导受贿的实证。“文革”后期惯用高压手段的领导，见到自己的尾巴被揪住，只能采取“和平解决”。罢工总算有了结果：青年装卸队全体人员，重新分配。三哥分配到长江上游通航的头一站趸船当水手，这是父亲曾经下放走船的航线。他明白自己受到了处罚。三哥咬着牙在那儿一干就是六年，凭着他自己四处贴寻人对调单位的手写张贴，在1980年年初，二十九岁时才回到了重庆，在一个水运队趸船当水手。
我小时候，有一天，母亲坐在堂屋板凳上，我蹲在地上，和她一起拆旧毛衣，准备洗过重织。管这一带的户籍，一个刚开始有胡子可刮的小年轻，制服笔挺，走进院子。母亲站了起来，向他点头问好。他的脸却挂着，训斥母亲：“老实改造。”母亲脸上的笑容即刻凝固，低下头说：“对，对，对。”我埋下头，脸紫红。好些年过去，我始终难忘那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户籍无缘无故给母亲的羞辱。
最早插队的大姐，曾远行他乡的三哥，挑砖瓦的四姐，都有理由认为不必与父母多打交道，父母帮不了他们，反倒使他们备受欺压。虽然母亲送他们下乡当知青时，都愁肠寸断地流泪。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我们因年龄的逐步增长也都明白这样的处境：怎么闯也闯不出好前途。父母是什么命，子女也是什么命。
3
四川麻辣火锅，本是全国闻名，经过清苦的六七十年代，火锅又重新给重庆添了骄傲的色香味：千变万化，只要是能吃的都可用于火锅。不分炎热的夏天，还是细雨纷扬绵绵不尽的春天，不管寒冬，还是秋晨，任何时候，包括夜里三点钟，任何场合，包括小巷子里阴森的小店，或堂堂气派的大餐馆，都架着火锅。
院子里人在摆龙门阵时说，街上馆子里的火锅，看看不得了，吃起来绝对不如以前纯粹的麻麻辣辣。
这话有道理，那时，蔬菜、豆腐、血旺，就可以使一个没有新衣爆竹鸡鸭鱼的年过得难以忘记。
很冷的天，忘了是哪一年的除夕之夜，穿两层袜子也冷得直跺脚。大姐从巫山农村回来，一家人围着小铁炉子在屋里。吃的是白水萝卜青菜火锅，有点肉，早被捞尽，星星点点的油漂浮在滚烫的锅里。
父亲说，菜没了，让四妹去洗菠菜来烫。
四姐说，让六六去。
母亲同意，叫我去。她让我洗菜时不要多用水，却要专心。我答应着，拿了理好的菠菜去天井，在大厨房淘洗。
大姐烫了一筷子由我淘洗好的菠菜，吃在嘴里，即刻吐在碗里，连声叫有沙。
三哥站起来说：“去，重洗。”
大姐问：“你是不是说话了？”
我摇摇头。
“肯定说了，”四姐嘴里有菜，含含糊糊地说，“她经常一个人对墙壁说话。”
母亲说：“难怪你洗的菠菜不干净。”
我一时未回过神来，他们一齐大笑起来。我反应过来，说：“我真的没说话，连跟自己也没说话。”他们笑得更厉害了。
我火了，把刚端在手里的饭碗往地上一搁，对母亲说：“我不吃饭了。”
母亲说不吃就不吃，你让出地方来，让姐姐哥哥坐宽点。
我站了起来，走出房间。
“人这么小，脾气倒还不小。”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堂屋里没灯，没有一个人跟来。我出了院门，穿得少，外面极冷。院门外路灯被人用皮弓弹灭了，黑压压一片。对面朝天门码头的港口客运站大楼上的大标语在闪烁，似乎听得见隔岸稀疏的鞭炮声。我一路往公共厕所去，那个地方可避风寒，这个除夕夜不会有人。我小心翼翼走进满地是屎尿的厕所里，两只脚踩在两处干净一些的门背后地上。尽量少吸气，避开一点浓重的臭熏熏的厕所气味。我就站在那里，浑身哆嗦，脑子十分清醒，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