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女儿

“我已交代完了。”他掏心捶肺地说。
“没有，你还得老老实实全部招出来。”
他听到这话还是不明白，他的确不明白共产党的政策。
他先被关在紧靠着白公馆的一幢房子里。白公馆和渣滓洞，是国民党关押党内反对派人士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的两所监牢，1943年建立的收集情报培训特工的中美合作所就设在那儿。解放后这地方被共产党作为活教材：这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这是国民党蒋匪帮屠杀我们烈士的铁证！每年的“11·27”死难日，烈士墓前都有成群结队的少先队员，为他们胸前的鲜艳的红领巾头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握紧拳头，誓言铮铮。这地方的烈士名单经常改变，“文化大革命”翻出不少烈士原来是叛徒，民主党派的人不算烈士。后来又说没有叛徒，全是烈士，审查死人比活人还难。取材于此的革命小说《红岩》的作者，最大的英雄，“文革”中被说是叛徒，他跳楼自杀，头颅着地，当即死亡。砸在地面上的一只眼睛紧闭，另外半边脸上的一只眼睛撑大了一倍，几乎蹦出眼眶，是我从小看到的死人照片中最恐惧的一张。
袍哥头一到这地方，肯定也明白了，历史最乐于开玩笑，监狱总是轮流坐。白天被枪逼着去挖煤干苦力，只有夜里才想到命运颠来倒去。他不能容忍自己当初的招供，既不符合袍哥的江湖规矩，也不符合他做人的准则，他一开始后悔，就明白一切都晚了。
4
但是母亲不可能再去探过袍哥头子，因为很快他就被移到南岸的孙家花园——关押重犯的省二监狱。
在朝天门碰见舅爷，使母亲和久未有联系的舅爷家有了往来，灾荒年快结束时，母亲才让大姐去认舅爷一家，当时她在卫校读书。袍哥头后来娶了那个姑娘，生了一女一儿，和袍哥头的弟弟一家在1949年前到重庆。大姐管那女人叫二妈，管袍哥头的弟弟叫力光幺爸。他们住的吊脚楼烂朽，从楼板的漏缝中能看见轻缓流动着的嘉陵江。
大姐说，那家人日子过得也很难，为了生存，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就只得跟社会上那种女人一样，跟不认识的男人睡觉。
我说，当妓女。
“不准说这个词！”大姐声音大得吼了起来。
“一直这样？”我问。
大姐说，当然是那些年，现在她不知道。那个妹妹也不愿见她，可能怕她看不起，那家人和她也没了往来。
大姐的生父作为一个没骨头的好汉，苟延残喘活了下来。但没有多久，1960年，由于他交代好，被押回老家安岳劳改农场，本想可以在那儿熬到自由的日子，却不行了。没吃的，农场里犯人的伙食只能喂石头人，这年10月下旬他得了水肿病，终于支撑不住，再也不能干活，就倒下了。
天冷地冻，不干活就没吃的，连野菜野草也分不到一棵，他最后咽气时双手全是血，抓剜土墙，嘴里也是墙土，眼睛大睁着，才三十六岁。没人收尸，丢在大坟坑里了。死了好久之后，从那儿逃灾荒出来的好心人，路经重庆才把这噩耗转告。
同一年，在母亲的家乡忠县关口寨，附近能吃的观音土都被挖净，吃在肚子里，都发胀了，解不出大便，死时肚子像大皮球一样。大舅妈是村子里头一个饿死的，大表哥从读书的煤校赶回去吊孝。到忠县前的丰都县，饥饿的惨状便不忍目睹，插着稻草卖儿卖女的，举家奔逃的，路边饿死的人连张破草席也没搭一块，有的人饿得连自己的娃儿死了都煮来吃。过路人对他说，小同志，别往下走了，你有钱有粮票都买不到吃的。
他这个孝子回学校后一字未提母亲是饿死的，一字不提乡下饥饿的惨状，还写了入党申请书，赞颂党的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他急切要求进步，想毕业后不回到农村。家里人饿死，再埋怨也救不活。只有顺着这政权的阶梯往上爬，才可有出头之日，干部说谎导致饥荒，饥荒年代依然要说谎，才能当干部。
5
越往下探究，越更深沉无底。饥饿与我结下的是怎样一种缘由？在我将要出生的前几年，外婆、三姨、三姨夫、大舅妈、母亲的第一个丈夫，和我有血缘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在一个个消失，而我竟然活了下来，生了下来，靠了什么？
我沉默了，脑子里反反复复全是一个个问号。
50年代这条街的人和其他街上的人一样，听毛主席的话，由着性子生小孩，想戴大红花，当光荣妈妈。有的女人一年一胎，有的女人生双胞胎。相比之下，母亲的生育能力就算不上什么了。到1958年，家里添了四姐、五哥。在四姐前一个哥哥生下来就停止了心跳，打了引产针，好不容易死婴才下来。母亲大出血，人昏迷不醒，但她还是醒了过来，这是1954年春天的事。
“你这狠心肠的妈，差三天就该生了，去江边洗衣服做啥？你把儿子闷死在肚子里，害死了他。”护士对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埋怨道。
母亲脸上出现了浅浅的笑容，轻声细语地说：“死一个，少一个，好一个。”
护士不解地走开了，这么无情义的母亲，恐怕她是头回碰到。
母亲无可奈何的自嘲，或许达到了自我安慰的目的，在她第一次和男人会面时，她早就看清自己的命运，她的孩子们的命运。不出生，便可避免出生后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磨难。母亲这样的想法，当然有她的道理。大生育导致人口大膨胀，不仅我是多余的，哥哥姐姐也是多余的，全国大部分人全是多余的，死再大一批也无所谓。
大姐说来说去绕不过大饥荒年代，该我出生的时候了。那一年大姐已是十六岁的姑娘，性情不安躁动，那一年她明白了她的身世，对母亲更是恨上加恨。大姐说到这儿时，我的心也急促地跳动起来。





饥饿的女儿 第15章
1
大姐站在1962年春末的细雨中，戴着一个大斗笠。她在野猫溪江边，在停货船的趸船前等父亲。
江上各类运输船远比客船多，开得慢悠悠的，细雨飘雾时，汽笛更是声声不断。她不知道父亲在哪条船上，蒙蒙细雨变成了瓢泼大雨。她着急起来，不时在沙滩上走动两步，但还是等着，她心里正燃烧着对母亲的怒火。
父亲已三个月没有回来。当她终于看到父亲扛着随身衣物走上跳板时，她就迎了上去。
父亲回家就开始打母亲，他从未动手打过她，结婚十五年来，这是第一次。
母亲的第八胎，若按出生存活算是第六胎，才四个多月就很出怀。母亲不躲开父亲的巴掌，只是用手护着肚子，“求你别打，不要伤了娃儿。”
父亲马上就住了手，但痛苦得蹲在地上。母亲想去拉他，又不敢。母亲抱着架子床的柱子，流着泪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就行了！”父亲站了起来，薄薄的一扇门被他弄得哐当哐当响，二姐三哥吓呆了，四姐五哥哭叫起来。父亲连轰带打把他们统统赶出门。
紧掩的房门挡不住父母的争吵，不断有哭泣声，两个人都在哭。二姐牵起四岁的五哥到院门外，三哥四姐跑掉了，大姐没有露面。到晚上还不见孩子们回来，父亲才出去找。下了一整天的雨停了。大姐拿着斗笠晃悠悠地进堂屋，她想溜上阁楼，被母亲看见，只好随母亲回到房间里。
一跨进门槛，母亲就叫大姐跪下。大姐弹着斗笠上的雨水，装作没听见。母亲扯过斗笠，给她一掌。大姐避开了，嘴里骂了一句。母亲气得脸都白了，走过去抓住大姐，大姐竟然还手。母亲有身孕，行动不太方便，但个子比大姐大。母女俩闹得天翻地覆。院子里的邻居都来观看，但谁也不上前劝阻。直到被雨淋得一身湿的父亲，带着大大小小四个儿女回来，才把大姐一把拖开。
“你怎么敢和你妈对打？我可以打，你做女儿的却不能动手。”父亲对大姐狠狠斥责。
大姐哭着说：“爸爸，我是帮你呢，你还帮妈？”她一扭头就冲进没点灯昏暗的堂屋，从围观的人群中跑掉了。
大姐停止讲下去，她说她只能讲到这儿：母亲怀上我，她和母亲打架。
我怎么逼她也没用，她掉头就走了。
一个大问题放在我面前：恐怕我也和大姐一样，得自己去弄清我是谁。这个貌似极为普通的家庭，秘密非常多，也许南岸每个破烂的屋顶下，都有一屋子被捂起来的秘密。大姐这头断了线，四姐自顾不暇指望不了，二姐即使知道也不会说。周围的人都回避我的问题，我已感觉到谜底会令我非常难堪。但越这样，我越急于想解开这个谜不可。
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大姐坐长途汽车跑回家，衣袖上有血迹，她说她又另有所爱，要离婚。丈夫来抓奸，未抓着，吓唬她要去党支部告她，要斗她作风败坏。两人打起来，她用碗砸过去把他砸伤。
母亲说你怎么嫁一回离一回，一回比一回疯狂，不吸取教训，也不听我的话。大姐一把拉住我，对母亲说：全是你，你自己是个坏母亲，你没有权利来要求我，我就是你的血性。她们两人争吵的话，好像跟我有关，但刚开始吵，两个人就合起来把我赶出去，再接着吵。
我愣在门外，父亲走了出来，他把我拉到八号嘴嘴院子下面的峭岩上，坐在我的身边。他那时眼睛在白天可以看到江上的船，不清晰，如一个小黑点正朝东移动，他清楚那就是他一生中最爱的船，驶下去，就能到达他永远也回不了的家乡。
2
这天下午最后一堂课下课铃声响后，我正在整理书包，历史老师走进教室。我们一起下楼梯，走到空旷处，他未提两天前失约让我久等的事。仿佛没有这件事，自然也谈不上道歉。他只是问了问我复习功课的事，受伤害的感觉重新在我的心里翻起，我转身快步走开。
他叫住我，“有事对你说。”
我停了下来。一停下来，我就后悔，我不该如此轻易就向他让步。但我已经停下了，没法再走开。
他说很抱歉那天让我空等。公安局和校党总支找他去谈话，说他家里常有聚会，公安局不相信他们是在读书，认为是在组织反动集团，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学校方面对此事很害怕，有可能开除他的教职。训话结束后，他赶去约会地点找我，我已不在。此后他的朋友也一个个被公安局找去调查，再不敢上他家。
汽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尘土直喷到脸上，我们也未躲，各自心里搁着心事。不知走了多少站路，才发现我们是朝西面走。
“看来我们得吃点东西。”他不由分说，把我带进一家离街面较远的小馆子，三张桌子都空着，我们在靠窗的一个桌子前坐下后。坐着等菜时，他问：“怎么啦，还在生气？”
我说：“开除回家，你怎么办？”
“重新当工人呗，”他笑笑说，“做工是我的老本行。”
两碗绿豆稀饭，一碟泡菜，一盘凉拌藤藤菜端了上来。他又叫了五加皮酒，说是他在修缮队做临时工时，从房顶上摔下来弄坏了腰，多少年了，腰痛还是没好，喝了酒，就觉得肌肉松弛多了。他让我喝酒，我迟疑了一下。我以前从没有喝过酒，只在逢年过节时，在父亲杯子上呷一口，极不喜欢那刺鼻的味道。而这会儿，历史老师正在苦恼中，我得让他高兴。我拿起酒盅，喝了一口，发现没有自己以前想象的那么讨厌，一点儿也不扎喉咙，很香。
“你喜欢。”他说。
我笑了。
我说起了我家里的事，1947年我母亲与父亲的相遇，1949年这座城市的事，我复制着当年的衣着，当年的天气，当年的石阶和江水。他关切地听着，让我说下去。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给我再要了一碗绿豆稀饭。
看到他的眼光，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统统扔给他，而一点也没想到他。
“你灾荒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我停下来问他。
他笑笑说：“恐怕每个家庭都差不多，恐怕每个家庭又都不一样——对每个人来说，很不一样。”
他说想照这样的思路往下写，写成一本书，想写他对生活和命运的感受。大姐也这么说过，大姐想写她自己，那是发泄，是对不公平的命运的诉怨。他说，他想找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北京有一些写作的青年人，也正在走一条新路子，作品贴在西单民主墙上，油印成小刊物叫《今天》，但是被禁了。公安局给他们的读书会施加压力，也就是这个背景。他就是写了，也不想发表，不到时候。
我把酒盅推到他面前，他推了回来，我握在手里。刚才听他说要写书，我的心一下子被牵得远远的。
“别怕，不会喝醉的。”他看着我说。
我把酒盅推了回去，说：“还是你喝吧。”
“你喝一口，就全归我了。”
我于是喝了一口，接着又喝了一口。我觉得脸红了起来，记忆力出奇地好，口才也出奇地好，一个结巴也未打。我说到我出生前家里亲人因饥饿而死，也说到大姐几次大吵大闹离婚。我猜想，她想换个男人来换一种生活。
历史老师接过我的话说，你大姐用耗尽自己生命力的方式，对付一个强大的社会，她改变不了命运。
这个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组成一个统治集团，一个新的特权阶级。我们老百姓只想在公共厕所加一个茅坑，当干部的，不管小官还是大官，他们有自己专用的抽水马桶、浴室、电话、用人、奶妈。饥饿时期哪听说饿死过一个干部？这些人的第一条准则是巩固特权集团的共同利益，并且传给自己的子女；第二条是在这集团中往上爬。这第二条经常与第一条产生矛盾，由此闹出祸及老百姓的政治变乱。
有两个“文革”：第一个“文革”是干部们互整，不被人整倒，也会整别人。既然吃政治这碗饭，就得手拎着脑袋瓜，既然享受特权，就得冒被整的风险。有什么可抱怨的？本来这就是他们选择的。不管是当事者，或是当事者的后代们，现在如何愤恨写文字控诉“文革”，受造反派迫害，都太可笑了。另一个“文革”是老百姓的“文革”，他们借毛主席在党内与刘少奇等人抢权的机会，做了造反派来发泄报复。但是造反派在1969年就挨整，整了十一年，现在干部们还要整胆敢造反的老百姓。
我不眨眼地盯着历史老师，他说得激动起来，手在桌子和胸前画着。第一次听他说这么长的话，好像他也并不在乎我是否听得懂，也不问我是否同意。我感觉他的神情有点可怜，他比我有知识有学问，但也一样苦闷需要人理解。在感情的需求上，我们是对等的。
小酒瓶早见底，酒盅里还留有少许酒，历史老师不时拿着，不时放下，举棋不定。他笑他自己，说他是第一次和除他妻子之外的女性在外面吃饭，平日一个人在家吃饭，就更简单。他的脸，不知是喝了酒发红，还是点出这件事令他害羞。我转移视线，只看进进出出的店主，另外两张桌子坐了人。
小馆子里仍很清静，窗外太阳正徐徐往山下沉，大概只有五六点钟。店主用一把蒲扇在扇凉一锅新做的稀饭，可能七八点时，来吃饭的人会多些。
他第一次提到妻子，一句带过。我听别的老师说过，他妻子在一所小学工作，做办事员，不教书，女儿只有七岁，就在妻子的学校上学。好像都不在南岸，在另一个偏远的郊区。他想告诉我他家里经常没有别人，我知道他的暗示，可我没有接他的茬儿。
“你的眼睛能代你说话。”他说这话时，声音很快，“你藏不住，你的思想，包括你每个小小的念头，你的眼睛都告诉了我。”
对此，我摇了摇头。
你知道吗？我在心里对他说，我唯独藏起了我的孤独，我拒人千里之外，我绝望的需要总想把自己交给一个人。但是我不能让我的眼睛说出这种渴望，我怕它们泄露我的内心，以致我不能与你的眼睛对视。
3
他们兄弟俩：弟弟略高，哥哥略结实，两个人的面貌都略带点忧伤。父亲病亡后，母亲辛辛苦苦把他们带大，他们相差四岁，形影难离。“文革”开始，造反了，他们先是在家操练毛主席语录，用语录辩论。然后他们走出家，都做了造反派的活跃分子、笔杆子，造反派分裂后两个人却莫名其妙地参加了对立的两派。
这样的事，在这座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算不了什么稀奇。1966年、1967年和1968年，连在家糊布壳剪鞋样的老太婆，都能倒背如流好多段伟大领袖或伟大副统帅的教导，讲出让人哑口无言的革命道理，家里人经常分属几派，拍桌子踢门大吵。
很快就出现军人拉一派打一派的局面，军内各派借“文革”互相清算。“八一五”一派有驻守重庆的五十四军在后面支持。后来派驻重庆的五十三军，支持“反倒底”。人们这才发现这城市有那么多巨型国家军工厂，现在被不同派控制，这城市成为“文革”武斗全国第一战场。各个制高点、交通要道、江上山上高音喇叭日夜狂吼，经常夜里戒严。在1967年上半年开始动刀动棍，7月就真枪真炮地打起来。
那时，两江三岸几乎每家床底下的杂物都被拉出来，床底放上席子。床上不睡人，堆放着棉被，叠放所有的枕头。每家都如此，可防随时从江上和对岸射飞来的子弹和炮弹。许多人家备有杠子、钢钎。抗战时期防备日本飞机空袭，在山坡上挖的防空洞，因为是石洞，保存之好，可能世界第一。后来，70年代为了准备打核战争，又加深加固，再挖凿一批，城市的内脏早就像蜂窝，到处是一个个相连或不相连的洞穴。当时，武斗一发生，离防空洞近的，一条街的人都去防空洞躲藏。每天天未黑尽，不管天有多热，都赶紧闭掉大门，用杠子顶住门，各自把钢钎剪刀菜刀等自卫家伙，备在方便的暗处，早早熄了灯。
谢家湾医学院有一夜武斗，机枪架着射击，坦克也开出来打。谁也没见过那阵势，特别是中学生大学生，慌乱中不择路奔跑，翻墙的人太多，墙随着人倒，压死的人不比打死的少。
8月，武斗进一步白热化。
“八一五”和“反倒底”两派，为长江上的决战做了足够的准备。南岸、城中心、江北要害之处都设有强火力点。货船轮渡都停航，江上冷清空旷得异常。连城中心的中心地带解放碑交电大楼，“反倒底”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九头鸟式高音喇叭也暂时哑了。天空安静得发白，没人在意气温上升闷热。靠江岸住的人们见势不妙，纷纷躲在床底下、防空洞里。
“红配绿，丑得哭，红配紫，一泡屎”、“闰七不闰八，闰八用刀杀”。1967年8月8日，我正是能随口念叨这些谚语的孩子中的一个。我的三哥胆子贼大，那年他十六岁，登陆艇往两江三岸射炮、江上大战时，他一人跑到面对朝天门码头的八号院子嘴嘴，趴在岩石上看个痛快。
父亲弯着身子，贴着房子的墙壁躲避子弹，去逮三哥。父亲急出汗，边走边大声叫：“三娃子！三娃子！”我快五岁了，好奇地悄悄跟在他后面。
嘉陵江汇入长江的地方，船的残骸碎块有的在燃烧，有的冒着浓烟。一艘登陆艇靠近江中的乌龟石，屁股在水中，头还在江面上，正在下沉。另一艘登陆艇往下游那头开得快没影了。
八号院子嘴嘴没三哥的影，父亲往江边的石阶走，一回头看见我，一只手指着家的方向吼道：“回去，快些给我滚回去！”
父亲的样子真凶，我愣了一下，就没命地往家里跑。
三哥说一看到登陆艇下沉，他就奔下长长的石阶到江边，潜入水里，捞到一个摸起来不错的东西，游上岸来一看，只是一个塑料长筒，装着十多个羽毛球。原来被打沉的艇上，是些好体育的学生。父亲冒着弹雨把三哥抓回家，往床底下一塞，他还在得意地整理羽毛球。
“反倒底”从下游军工厂开上来的登陆艇，从嘉陵江杀出“八一五”的炮艇和一艘小火轮，在江上对战。两艘军艇，四周都是用装甲车的钢板焊封的掩体，仅留枪炮眼。“八一五”大部分是学生，也有工人，装备也不错，但显然不是“反倒底”登陆艇中转业海军的对手。“八一五”的炮艇被打了十二个炮眼，主机被击中，来不及掉头逃走，就进水朝下沉。
历史老师亲眼看见他们这一派射出的一颗炮弹，击中对方的小火轮，“轰”的一声爆炸开来。
他最初也不能确信弟弟在小火轮上，据“八一五”里的人讲，弟弟这种“秀才”，本来在岸上“后方”，是他自己跳到了小火轮上的。处理打捞尸体时，只发现了弟弟的透明边框深度近视眼镜，那副眼镜，以及一堆江中捞上来的不知何人的断肢，一起埋在沙坪公园红卫兵烈士墓区里。当年，这个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城市，有不下二十处比较集中的武斗死难者墓区，专门葬着一批又一批誓死保卫伟大领袖的人，至今只留存沙坪公园一处，某些墓碑上有的有姓名，大部分连姓名也没有，当时墓都做得很堂皇，刻有毛泽东书法大潇大洒的诗词和语录。“文革”中期派别被解散后，就无人看管，碑石七歪八倒，长满荒草，成了一大片乱坟。
他的母亲听到噩讯，正在家里编织绒线衣，钢针插进手心，一声未叫得出来，中风死去。
他退出派仗，回到家里，家里已被弟弟那一派来抄砸过。
“8月8号，打枪打炮”，成了这城市一个新的谚语，表示不吉利。时隔十三年，有人将自己的亲属从沙坪公园红卫兵烈士墓区挖出，重新安置时，吓得魂飞魄散：“是冤鬼哪！冤鬼！”尸体只剩骨头，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奇怪的是头颅骨全变成了绿色。有人说是由于射进脑袋的铜子弹，随着脑子烂成水，染得满颅骨铜绿。
谁都看得出来，历史老师在小馆子里谈论这类事时的平淡态度，是装出来的，是强行压制住内疚自罪。说起1967年8月8日这场武斗，我觉得他关于两个“文革”的精彩分析站不住脚：如果造反派搞的是“老百姓的文革”，为什么互相往死里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