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离于爱

那天我一股脑儿将几只抽屉内的东西倒入纸箱内带回来，并没细看。我蹲下来归拢着，准备送入碎纸机，突然发现中间混入了父亲的一份体检报告。这是妈妈刚查实癌症时，我和子东坚持让他去做的一个全面检查，事后他告诉我们各项结果都还不错，我也就放心了。我拿出来，随手翻了一下，准备放到一边，却突然一下定住，头一次注意到第一页上就写着父亲的血型：ab型。
在妈妈住院期间，我已经知道了她的血型是b型，而我是确定无疑的o型血。
我是妇产科医生的女儿、内科医生的姐姐，多少了解一点基本的医学知识，ab型血的父亲与b型血的母亲不可能孕育出o型血的女儿。
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错。
我像被雷击中一样，呆立在狭小而不通风的储藏室内，不知站了多久，呼吸都有些艰难了，才走出来，拿起手机打给子东，直接问：“你是什么血型？”
他打个哈哈：“你也学那些女孩子开始研究血型星座这些东西了吗？”
“不是。我只想知道你的血型。”
手机里出现一阵奇怪的静默，我听得到自己心跳急剧加快，提高声音：“子东，快把你的血型告诉我。”
他依旧沉默不语，我的心沉重得如同绑上铅块，一点点向下坠着：“这么说你也是知道的。”
他终于开了口，焦急地否认：“不不不，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再问一次，你的血型到底是什么？”
他轻声说：“b型。”
我挂断了电话。他没问题，从血型直到兼具父母双方遗传特征的相貌。而我，在三十四岁的时候，猛地意识到这样一件事：我，竟然不是我父母的女儿。
他立刻重新打了过来，我机械地接听。
“姐姐，你别胡思乱想。”
“我是文科生没错，可我也是有常识的。你明明早就知道这一点，别骗我，子东。”
“我没骗你，姐，有一种血型叫顺式ab型，这种血型的人，ab基因在同一条染色体上，另一条染色体是o型基因，属于基因的变异，可以生出o型血的孩子。爸爸就是这种情况。”
我将信将疑：“你说的这种情况概率有多大？”
“呃，不算大，但确实存在。”
我上网查证，子东确实没有顺口编个怪异血型来打发我，但他说的那种情况极其罕见，在亚洲差不多十万人中才有一例，当然小概率事件是存在的，只是我没有被说服。他是我弟弟，我太了解他了，他的第一反应来得十分奇怪，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仍有问题。
我再度打电话给子东，叫他下班后来我家。
他过来时，带着一脸不安的表情：“姐，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我血型不对的？”
“这有什么对不对的。我……只是疑惑过，那时我刚念大学，学了孟德尔定律，心血来潮把家里人的血型都取样做了化验。”
我记得他初上医学院，时常拿家里人做各种测试，当然也不止一次不顾我的抗议捉住我手指取血样。“然后呢？”
“没有然后啊，我都说了，这种现象是有科学解释的，只是比较罕见而已。”
“子东，请你认真回答我，你有检测确定过爸爸真是你说的这种顺式ab型吗？”
子东没有回答。
“你这样有科学精神的人，学的又是医学，碰到罕见血型，怎么可能不做进一步检测，就把疑问搁到一边？”
他仍不作声。
“要不我们去做dna检测吧，我愿意相信科学，这样我才能放心。”
他的嘴巴顿时闭得更紧，久久不愿说话。我心底发凉：“这么说我猜得没错，从血型看，起码我绝对不可能是父亲亲生的，对吧？”
“姐——”
“别骗我，子东，别骗我……”我一下失控，眼泪流了出来，哀声说，“你肯定知道些什么，请如实告诉我。”
子东抓住我的手：“姐。这件事当时我很困惑，试探着问过妈妈，她沉下脸，头一次对我大发脾气。”
我愕然，妈妈对我们要求严格，但印象之中，我从来没见过她动怒，她似乎总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她打了我一耳光，厉声对我说：你只要记住你姐姐是我女儿就够了，以后再也不要提这件事。”子东焦急得有些语无伦次了，“你知道她以前从来没打过我，可我一点也不记恨她，我觉得她说的是对的，你是我姐姐，我一生下来就知道这一点，血型能改变什么？”
事实上，一切都被改变了。
我拒绝子东留下来陪我，只说想独自静一下。他走以后，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根本无法平静下来。
不知道转了多少圈，我突然心底一动，冲进储藏室，将两只纸箱里所有的东西都倒出来，疯了一般翻找着，终于找到了他们的结婚证，上面贴的照片有着那个时代的特征：爸爸穿着军装外套，妈妈穿蓝色上衣，花衬衫衣领朴素而小心地翻出来，两人面孔同样年轻，表情同样拘谨，尽管肩挨着肩，仍像是一对路人被突然硬拉到一起。证件签发时间是1977年3月，而我出生时间是当年的8月。
我父亲是农家子弟，就算从部队退伍之后在大城市工作生活多年，身上仍保留着极其节俭务实的习惯。妈妈一向也并不浪漫，他们从来不是那种恩爱得会庆祝结婚纪念日的夫妻，每年家里不过是四个家庭成员过生日时聚在一起吃相对丰盛的一顿饭而已。我看着那个日期，努力想说服自己：不要乱想，奉子成婚在那个时候也许不够得体，会引发许多非议，但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无法让自己信服。
我颓然地坐在地板上，地上堆满陈年旧物。厚厚的相册，按年份排列着我和弟弟的满月照、百日照、周岁照，出游、读书、毕业，还有我们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合照，我们画的蜡笔画、混合着拼音的稚气作文、成绩册……我的成长全记录在照片里，而我的记忆也是完整的，我甚至清楚地记得我不到两岁时，搭了一个小凳子，立在桌边看外婆和面包饺子，细细的面粉在我眼前飞舞，让我莫名快乐；三岁时在胡同里奔跑摔倒磕破额角，一个疤留了很长时间；我记得弟弟出生后，爸爸抱给我看，我拿手指轻轻触他的脸；我经历过外公外婆在两年内相继离世的痛苦，到奶奶去世时，因为没有共同生活的经历，我并不怎么悲哀；我家有往来不断的亲戚，从来没一个人给过我丝毫暗示，我不属于这个家……
不对。
我猛然记起姑姑负气出门前丢下的那句话：到底不是这家的人。
她讲得再清楚不过，我竟然只当她是没逻辑的胡言乱语。因为我根本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怀疑。
我的生活看似环环相连，没有任何缺失，可是我称之为爸爸的那个人却不可能是我的父亲，或者更糟糕，他们两个都和我没有血缘关系，我根本是被领养的。
不，还是不对。
外公外婆都说过我的眼睛长得极像我妈妈，而且小姨曾经不止一次绘声绘色地跟我描述我出生时难产的情景：“我陪着你外公外婆从北京过来，真是不习惯汉江的夏天，到处都是热烘烘的。你妈妈阵痛发作七个多小时了，你还赖在她肚子里不肯出来，你妈疼得声嘶力竭地央求医生，‘快给我剖了，快给我剖了’。我当时还是十五岁少女啊，一派天真，以为生孩子必然是一件庄严神圣的事情，在外面听到吓得半死，心想，他妈的，什么样的男人也不能让我以后受这种罪。”
当然，她后来食言了，结婚两年后，生了一个儿子。但她没理由编这样一个故事骗我。
我拿起手机，打通小姨的电话，姨夫告诉我，她去新加坡出差开会，要再过一周才能回来。
我根本无法想象当面去问父亲这个问题，只能试着平静下来，自己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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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亚欧说起取消机票推迟旅行，他愕然：“为什么？”
我无法讲出原因，只能重复说：“我现在没有度假的心情。”
他沉下脸，再没说什么，径直出门。
我知道他从来没有太多耐心，肯亲自安排度假，已经算放下身段。他大概觉得我这次出尔反尔，仍旧是为那条短信耿耿于怀，却又碍于教养不肯公然吵闹，于是变相惩罚他，简直是矫情得不可救药。
我想，至少我得找出父亲是谁，才能有一个像样的解释。
我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两个纸箱里的东西。
我妈妈生前没怎么在我们面前流露她感性的一面，她的遗物同样没有多少感情色彩。她保留着读书时做的笔记，后来又写了厚厚十来本工作笔记，谈的全是日常行医与教学，却没有留下现成的生活日记来告诉我一切。
我花了两天时间，将一大堆零零散散的东西全倒出来，试图拼凑妈妈的一生。
1971年，她年仅十七岁，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了省内一个叫清岗的地方，在那里一待就将近六年，1977年初返回省城，与从另一个地方复员的父亲领取结婚证，父亲进了一家国企，而妈妈生下我之后，考进了医学院学习。
相册内有他们班级的合照，排成四排，第一排女生蹲着，所有人都衣着简朴，神情庄重。不像我读书的时候，同学年龄全都相仿，经由高考而来。她的同学中有三四个已经明显步入中年，另外几个看着也至少有二十六七岁，脸上写着阅历，想来结婚成家对他们来讲并不罕见。妈妈混在其中，并不像一个孩子的母亲，仍显得学生气十足。
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非常正式，看不出端倪；妈妈保留的信件竟然都是与她专业有关的公务往来；另有一些私人往来的明信片，不过是简单的相互寒暄、通报近况。
在一大堆与某学术杂志的往来信件里，我终于找到唯一一封私人信件，盖着清岗的邮戳，地址是手写的，收信人是我妈妈，寄信人的名字叫梅雪萍。
我记得这个名字。
妈妈住院时，我拿到又一次的ct结果，与医生交谈之后，知道癌细胞已经转移扩散，疼痛感会越来越强烈。我心情沉重，拖着步子返回病房，看到妈妈病床前坐着一个阿姨，而妈妈眼里含着泪水。她性格坚强，从不曾在访客和我们面前流露悲观情绪，我吃惊地在门口站定。
只听妈妈说：“雪萍，你见过他吗？”
那个阿姨说：“是的，那年我哥哥生了孩子，我回家看望，偶然遇上了他，后来我们一直有联系，不过也只是通个电话，相互问候而已。”
“他也住在省城？”
“不，他只是来探亲。”
“那，他……还好吧？”
“每个人评判好与不好的标准不同，我觉得他是平静的。”
妈妈的声音微带颤抖：“不，他肯定恨着我。我……”
我愕然，只见那位阿姨握住了妈妈的手，打断了她：“燕子，有些事我们必须放下。”
妈妈叫严小燕，在我童年时，爸爸似乎还叫她小燕，中年过后，他甚至直接叫她老严，我曾和子东窃窃私语议论，如此称呼老婆，真是老干部腔十足。这还是我初次听到有人用这个昵称来称呼她，只见她猛然摇头，面孔一瞬间扭曲了，我吓了一跳，连忙进去：“妈妈，是不是又痛得厉害了？”
那位阿姨说：“怪我不好，让你妈妈激动了，你是可可吧，来，帮你妈妈倒点水。”
我依言倒了一杯水过来，妈妈已经调整平稳呼吸，跟我介绍说：“可可，这位是梅雪萍阿姨，当年我们在一个地方插队。她特意坐三个多小时的长途车赶到省城来看我。”
“谢谢梅姨。”
妈妈是北京人，当年没有像她一同来插队的同学那样返回原籍，而是留在省城汉江市读书、工作、定居，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她知青时代的老友。梅姨看上去比病前的妈妈要苍老得多，衣着简朴，不事修饰，不过神态中自有一种安宁镇定的气度。她微微一笑，站了起来：“我要去取药，再赶末班车回去，燕子，你好好休息。”
妈妈神情复杂，欲言又止，点了点头：“你住得太远，我不留你。可可，帮我送一下梅姨。”
我陪梅姨出来，到电梯边，她站定，轻声说：“可可，不要难过。”
我怔住，随即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梅姨，我妈妈是不是已经知道她的病情了？”
“她自己就是医生，很清楚你们对她隐瞒的是什么。放心，在这方面，她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可那是我的母亲，她再怎么达观，我也没办法因此做到松一口气。梅姨当然清楚我的感受，她留下电话和地址，嘱咐我好好照顾妈妈，有事立刻通知她。我点头答应，并没有探究她们过去的生活。
一个月后，妈妈病逝。我给梅姨打了电话，她赶来出席了追悼会。她握着我的手，对我和弟弟说：“节哀。上次我过来，你妈妈对我说过，她之所以拒绝进一步放疗，就是希望走得从容，让儿女在回忆里保留她健康时的样子。”
追悼会结束后，她便悄然离开。
这封信写于1983年8月，算一算，当时我六岁。我抽出发黄的信纸，信是用纯蓝墨水写就的，竟然没怎么褪色，字迹纤细而工整。看到开头母亲的名字，我的鼻子便已经有些发酸。
燕子：
接到你的来信，我很意外，又很开心。我确实是方圆上百里留下的最后一个知青，但我留下的原因很复杂，并不像你看到的那篇报道里写的那样无私奉献，大概记者觉得必须把我拔高一下，宣传起来才更有意义吧。
我已经结婚，儿子今年五岁，理论上说，我可以带着丈夫和儿子返回省城，熬上几年，他们的户口也许可以解决。可是我回去探亲，感觉我出生的地方对我而言已经变得十分陌生，我丈夫更是无所适从，根本无法适应城市。我的哥哥姐姐对我很好，但他们是工薪阶层，从居住条件到经济收入都并不宽裕，无法接纳三口之家。我能找到的最好职业也不过是去街道小厂做一名工人。思前想后，我只好选择放弃城市。我唯一不放心的是父母年事已高，身体都不算好，好在哥哥姐姐可以照顾他们，帮我尽孝。
每个人都在找自己在生活中合适的位置，至少在这里，还有很多人是需要我的。
清岗这个地方也慢慢有了变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开始多了起来，我想生活总归是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前进。
我和过去的同学联系不多，毕竟插队这种经历太过艰苦，大家好不容易摆脱，需要更长一段时间才有回顾与怀旧的情绪。
很抱歉，我并不知道何原平的下落，据我所知，他与所有同学都断绝了联系。他家离我家不远，去年我回城探亲时，探访了他的父母，他们说跟他没有联系，完全不愿意提起他。也不能怪他们，他们和我父母一样，都是好人，一生谨慎老实地生活，视名誉脸面大过生命，无法接受发生在何原平身上的事情。
看了你的来信，我心情很复杂。不管怎么说，请不要那样激烈地批评自己，燕子，我不能替何原平说谅解，也不认为我有资格评价你的行为，那种身不由己的年代，我们每个人都有被扭曲的时刻。
事已至此，你不要再拿往事折磨自己。我现在相信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向前看，放下心头的负担，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雪萍
我的目光牢牢定在三个字上面：何原平。
这和妈妈在病房中对梅姨提到的那个“他”应该是同一个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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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抄下梅姨信封上的地址，决定直接过去。
我设定好导航仪的路线，开了将近三个小时车，到了一个叫清岗的县级市，稍事休息之后穿城而过，继续向前，道路两旁种着高大的意杨，两边风景一成不变，前方好像看不到尽头。我时时疑心走错了路，终于看到路边出现刘湾这个村名，才松了口气。
入村的道路看上去刚刚修好不久，狭窄，但是十分平整。村口有一个不大的池塘，一群鸭子悠然浮在水面。我停好车走下来，立刻被无处不在的甜香包围住，深深呼吸，举目四望，村子里种了不少桂花树，金黄色的桂花一簇簇开得正好，池塘另一侧坐着老头儿老太太在晒太阳打麻将，几个孩子好奇地围了上来，隔了一点距离看着我，然后咬着手指相互讲悄悄话，显然这里并不是每天都能看到陌生面孔的。我问到梅姨，他们马上活泼起来，争先恐后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梅姨是我们这里的医生。”“跟我走，我带你过去。”
梅姨住在村子东头，院门敞开，我走进去，只见她正在厢房里为一名脏兮兮的小男孩处理长满脓疮的头部，神情专注，同时教训着旁边一个同样脏兮兮的老头儿：“我说过了，要注意个人卫生，不然怎么上药都是白搭。”
那老头诺诺连声，但显然根本没听进去。
我有洁癖，所以没有像弟弟那样追随母亲选择学医，当然无法直视这个场面，来不及跟梅姨打个招呼，就匆匆退到院子里去。
从敞开的屋门看进去，梅姨终于给小男孩上完药，又打来热水，细心替小男孩做了清洗，然后拿了口服消炎药给老头儿，叮嘱他按时给孩子喂服。她送他们出门，看到我，十分诧异：“可可，你怎么来了？”
在来的路上，我准备了一套礼貌寒暄，打算先谢谢她去探视我妈妈，出席追悼会，再慢慢迂回到我想打听的事情上面，可是面对梅姨，突然觉得这个心眼儿来得未免太小家子气了：“梅姨，我想跟您谈谈。”
她默然片刻，我猜她多少知道我的来意，而且并不想谈。可是我不打电话，径自远道而来，登门直入，这温婉敦厚的女人没法一口拒绝我提出的要求，叹了口气：“天气不错，我们出去走走吧。”
刘湾很小，我们很快走出了村子，外面是大片的旷野，正值秋天，阳光没有盛夏时的炽烈，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们在一棵大桂花树下面坐下，风扑面而来，仿佛可以穿透身体所有看不见的空隙，带走多余的思绪。
“空气真好。”我喃喃地说。
“对，远离城市至少有这一点好处。”
细碎的桂花随风飘落到我身上，我拈起一朵，凑到鼻尖闻着那甜蜜的气息：“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高大的金桂。”
“以前我家有一株桂树，比这棵树还大，可惜……”梅姨摇摇头，没说下去，“空闲的时候，我喜欢到这里来坐坐。”
我们隔得很近，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她面孔上细碎纵横的皱纹和斑点。我一向被人夸赞比实际年龄年轻，但我自己知道，皮肤因天生肤质再加上后天护理，能够保持相当长的青春状态，但眼睛无法骗人，时间在不断为我们增加阅历的同时，也为我们写下岁月痕迹，最早改变的就是我们的眼睛。我早就不再有少女的眼神，而梅姨的一双眼睛却是清亮平静的。
“梅姨，我没想到你跟我妈妈一样是医生。”
她莞尔：“不一样啊，你妈妈是正规医学院毕业的大夫，我只是接受初步培训的村医，可以为附近乡邻处理一点简单的病情，碰上复杂的病例，一定要往乡卫生院或者更高一级的医疗机构送的。”
我妈妈是医生，我知道行医是高尚的职业，可是十分辛苦，而当乡村医生尤其清苦崇高。这里远离城市，偏僻荒凉，我实在不能理解一个大城市长大的女孩子怎么会选择永远留下，成为一名农妇。我迅速在心里算了一下，从她下放那年到现在，已经将近四十年，超过半生了。我把自己的烦恼强加于她，真的说得过去吗？可是，我又怎么能够做到从这样的疑惑中解脱出来。
“梅姨，何原平是谁？”
“你怎么会问起他？”
“我找到你以前写给我妈妈的一封信，提到了这个名字。”
她迟疑片刻：“他跟我一直是邻居、同学，当年也插队到了这里。”
“他和我妈妈……是什么关系？”
“可可，那是过去太久的事情，如果你妈妈生前选择不对你提起，我觉得你就没必要在她过世之后继续探究。”
“梅姨，我妈妈有她的少女时代，有完全跟我无关的一段生活，甚至还有跟我父亲无关的情感经历，这些我都能够理解，我无权翻检什么。可是，”我停顿一下，艰难地开口，“我现在最大的困惑不是关于她的过去，而是我自己。我今年三十四岁，梅姨，在这个年龄，突然知道自己与父亲根本没有血缘关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她怔住：“你确定？”
“我们血型不符，我悄悄去做了dna鉴定。”
当然，我没有惊动父亲，而是软硬兼施，强拉着百般不情愿的子东去做的，结果表明我们只有一半亲缘关系，同母异父。
“我实在没办法当什么也没发生过，所以我必须找到一个答案。除了您，妈妈没和过去一起插队的知青有联系，您一定知道内情。那个何原平，他是我父亲吗？”
梅姨长时间沉默，我的心跳越来越沉重，几乎喘不过气来，绝望地想，看来我也得去做一次体检，看看心脏是不是出了问题。终于，她开口了。
“恐怕我没办法给你一个答案，可可。”
我的眼泪一下奔涌了出来。当然我没卑鄙到处心积虑用泪水软化梅姨，得到想要的答案，可是我突然失控，无法令自己保持一个成年人应有的态度。我痛哭失声，梅姨搂住了我，她身上混合着消毒水的气息，是我曾经熟悉的、属于当医生的妈妈的味道。可是梅姨的怀抱带着温暖的触感与母性的气息，而妈妈从来没给过我这个感受。
她已经永远离开，留下一个巨大谜团给我，我越发顾不得羞耻，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等我缓过劲来，发现我的泪水已经打湿了梅姨的肩头。我哽咽着说：“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