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启明

因为起威在广东的扩展过于猛烈，即使孙可成从江西老家招募了每一个可以用得同乡、亲戚，他们也无法在每个外柜上都派出足够的人员来担任伙计和镖师了。更不用说承担走镖业务了――培养一个合格的镖师要很多年，而且还得自幼习武的人才能吃这碗饭。原本干这行的人就不多。在实际控制着起威经营业务的张信的操作下，起威不得不敞开了招募镖师的大门。
广州和珠三角地区的大多数镖局原本在起威的挤压下大多苟延残喘，要不是孙可成多少讲些“江湖道义”，不肯逼得同业们喝西北风，留下少量的镖局业务给同行们，他们早就全部都倒闭了。现在，在张信的指挥下，这种仁慈改变了面貌：起威向同业们伸出了“联营”的橄榄枝。
所谓“联营”就是吞并，无非是给这次兼并披上好看点的外衣而已。从1630年的下半年开始，挟澄迈大捷之后的威风，起威踏上了吞并同行的道路。
在为期三四个月的整合之后，起威吞并了珠三角的全部镖局，尽管其他镖局的字号还都保留着，但是他们已经无一不是“联营字号”。对张信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遍及广东，远到广西、福建和江西的各路镖局分号，而是镖局最有价值的财产：镖师。
镖师有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最为浓厚保守的社会道德，是一批相当可靠忠实的人物。而他们参与商业又使得他们不象腐儒那么保守迂腐。
这样的人，只要稍加收买人心就会成为一支驱使自如的可靠力量。而这些人也是目前外派元老们身边最急需的人员。元老们需要这样一批武艺高强，精通世故，了解社会状况又能信托的人充当随员和情报局的外派工作人员。
张信首先将广东起威各分号的江西籍人员大量外派到江南、京师充当开路先锋，进一步造成人员紧张的局面，随后利用广东各分号空虚的机会，把这批“联营”过后的新进力量迅速的填补进来，彻底的肢解了起威的江西籍人员占据主导的状况。随后，他又从临高调入一批原先从事商业的归化民人员，填补到各分号的掌柜管事的经营性职务。
经过一番彻底的改造之后，起威已经完全落在了元老院的手中，尽管在股份上孙可成还占据着一半的股份，但是在总体经营、人事上已经不再有控制权了。政治保卫总局过去已经从起威抽调“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到临高进行“培训”，现在这种培训已经完全公开化。赵曼熊制定了一个对起威人员的轮训计划表。准备到1632年底，完成对起威镖局所有人员的登记、政审和“培训”工作，最终将起威彻底的控制在元老院的手中。
与此同时，起威作为山海二路中的重要棋子，一直进行着扩张的步伐。因为镖师已经不敷使用，新近开设布点的分号和外柜大多以客栈、货栈、车船行之类的面目出现。镖师只作为保卫力量对自身设施和交通工具进行保护――对外情报局给起威的定位是交通物流企业。保镖只是其中的一个业务项目。
为了做好下一步的工作，对外情报局的江山、李炎；广州站的张信和商业部、企划院的元老一起，对起威的布局、股权和结构做了进一步的调整。
调整之后的起威依然使用“镖局”的名头，将起威镖局改组为起威镖局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除了元老院、原起威人员的股份之外，又析出一部分，作为被吞并的“联营”镖局的股份。在一番紧张的运筹之后，形成了新得股份分配。
新得起威镖局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为；元老院占51%，原来起威镖局人员40%，“联营”人员9%。每年的纯利润中分成十四股进行分红：元老院六股半、发展基金一股、慈善公积金占一股、所有镖局人员五股半。
凡是列入名册的镖局人员全部执行临高的薪水制度。工作生活在绿区和蓝区之外，同时又非流通券流通地区的归化民工作人员一律以白银和铜钱为计酬单位。所有人员按照民政人民委员会颁布的的《暂行职业分类和薪酬指导标准1630版》和《暂行职业技术等级评定标准1631版》计酬。镖师作为一个工种原本不在这一文件上，民政人民委员会劳动力管理局特意为镖师也制定了专门的职业类别和技术等级。
执行新体制之后镖局的每个人每个月十日都会得到一张工资单，详细的开具了报酬的组成部分：月薪、夜班津贴、出差津贴、工龄津贴，最后一项是技能津贴。刘牧州找了几个人弄了一个《武术评级表》，级别越高可以领取的技能津贴就越高。
除了发钱也有扣款，扣款的部分主要是在福利领域。财政金融口在归化民中正式推行社会保险体制，目前每个月从报酬中扣除养老、工伤保险两项。由于元老院还不准备搞保险公司，所以保险业务由德隆银行代办。
机构上，威镖局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另外设置了起威镖局董事会和总管理局。下设三个总号。分别是：广州总号、上海总号和京师总号。每个总号设置大管事一名，大管事由临高派出的归化民人员担任。
每个总号均直接向总管理局和董事会负责，在总管理局的指挥下在当地开展业务。在具体管辖上，起威镖局总管理局受到殖民和贸易部管辖，广州总号受广州站指挥，上海总号受杭州站管辖，京师总号受北京站管辖。
在新得管理体制下起威镖局在广州总号被下降到三个总号之一，实际已经沦为分支机构。完全丧失了原有的影响力。
为了便于管理，总管理局的局长兼董事长由广州站的张信担任，孙可成挂了一个起威总镖头兼副董事长的头衔，实际亦无力管控具体事务。
张信曾经将起威镖局改造成一个大型交通物流企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根据本时空的广东的社会民情状况为起威的交通物流业务制定了一套相当完善的管理制度。这套体制在实践中被证明非常成功，起威镖局在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建立起来的交通物流网络运作中不断改进，使得起威在三四年功夫里就把触手伸遍到了广东全省并广西、福建、江西三省邻近广东，交通又便利的地区。
在珠三角地区，起威镖局几乎达成了垄断交通物流市场的局面――当然这是在对外情报局和商业部的强力支持之下。
现在，作为上海总号的负责人，赵引弓准备在江南复制这个模式。这不仅是为下一步的运输流民做准备，还有控制当地经济流通的目的。赵引弓知道元老院下一步会“消化”广东，彻底将其纳入临高的经济新秩序，同时开始经营江南。在此之前把基础打好也是他的重要任务。
江浙一带，在明末属于较为稳定的区域，开设大型物流交通企业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早在赵引弓到江南之前，第一批起威的人员就已经动身前往江南和京师开拓局面，为后续派遣来得元老情报员做好基础工作。
为了确保赵引弓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张信不仅抽调了起威中的若干业务骨干前往江南布局，而且要求元老院，从愿意出差的元老中选拔若干人前往上海，坐镇督促这一工作。
为了确保工作的顺利展开，他还要求派遣若干特侦分队前往上海听候调用。
在上海的起威镖局开展的第一个扩展性动作是以上海为中心开办长途客运公司。
在本时空长途旅行已经有了一定的要求，特别是在珠三角这样人烟稠密的地区，人员流动非常频繁。有钱人固然自备车马轿子，一般人要么靠自己的双脚，要么雇佣船只或者轿子。
轿子和船只在本时空的江南已经有了专门的轿行、船行。但是轿行和船行的规模都不大，而且业务水平很低，使用的轿子、船只老旧，卫生状况差。从事这一行业的老板大多对经营并不上心，唯以盘剥客人和车船夫为是。从业的轿夫船夫报酬微薄，只能依靠在旅行途中敲诈客旅谋取额外的收入。沿途的客栈、脚夫也多视旅客为唐僧肉。所以当时的普通小民无不视出远门为畏途。





临高启明 第九十七节 起威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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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节 起威栈
起威当初在广州能打开局面，很大程度上正是张信在起威引入了旧时空的交通运输理念：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提供便捷、舒适、安全的客货运输服务。
上海在本时空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在企划院的交通规划图中却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把起威的江南总号设置在上海而不是南京或者广州充分说明了邬德对此地的重视程度。
上海总号的归化民管事毛三生通过总管理局发来的密码滚单知道自己的上司已经到了杭州，不敢怠慢，安排好考察团前往杭州之后不久，自己也立刻带着随员来到杭州请示汇报工作、
赵引弓作为杭州站负责人，对整个上海总号的具体运营有着最高监督管理权。但是在对外身份上，他和起威镖局的上海总号没有任何的联系，所以毛三生到杭州不是下属参见上司，而是老板拜见大客户。赵引弓的实际身份除了他之外，总号里的其他人――包括归化民之外，一概不知。
赵引弓在清河坊私宅里接见了毛三生――他为了营建凤凰山庄园，筹备蚕桑业和开办飘天文学络。
从毛三生口中他知道江南的交通主要是依靠船只，走长途的人无论贫富走陆路的少。轿行这一买卖可以暂时缓办，集中精力在船运上。
江南地区的内河航船业务，基本上都是个体经营，一家人经营一条船，大得可装运几十人的航船行走在乡镇府县之间，小得便是类似无锡快这样的小船。除了个体户，也有一些船行，但是规模不大，主要是在运河和长江上从事航运活动。
但是想加入进去经营航运不容易，南直隶和浙江的南北航运，最有价值的就是大运河航路。这条运河是南北通途，靠河吃河的人不知道多少最惹不起的就是漕船――明代没有漕帮，负责漕运的人员在身份上是军人。隶属于沿河各府县的卫所，每个卫所编制有固定的漕丁名额，还有专门的官田。
漕丁承运任务繁重，因为制度上的种种弊端，漕丁运送漕粮经常要赔累，因而受累很大。但是漕丁有官府的身份，在运河上行船享有通行和讨关的特殊地位，无论漕粮北上还是空船南下，沿途揽货带客是他们的一项重要业务收入，起威所办的船行若是要行走运河，在业务上形成竞争，恐怕会遭到漕丁的抵制。
漕丁人多势众，彼此团结，又有承运漕粮这个官府身份，一旦形成冲突，无论是经官动府，还是私下殴斗，起威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赵引弓皱眉道：“这么说，这条运河我们竟然沾不得了？”
毛三生道：“杭州往南京、扬州，还好说。漕船北上重载，即使带客揽货，数量也有限。稍稍有几个钱的人，也不愿意去和粮包挤一堆的。就是从扬州南下，船只是空载。这份利益他们是肯定不愿意吐出来得。”
漕船无论北上南下，带客揽货都是顺路的事情，所以收费也比较低廉。对起威的大众路线能够形成竞争的关系。就算漕船不起哄，不***，单纯竞争起威也未必能稳操胜券。
毛三生到上海之后，已经在江浙地区周游了一圈，考察了当地的状况，对开设船行的事情不大有把握。
“若要开办，运河上的买卖我们恐怕很难插手。卡、闸上的陋规也太多。”毛三生说道，
赵引弓说道：“既然运河上我们不容易插手，就从长江上动手。”
毛三生为难道：“长江上恐怕也不容易。”
长江是天然的黄金航运水道，但是在本时空，在长江上航运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除了横行水面的水匪，当时的长江航道未经过疏浚，也没有水文资料，全凭水手的口耳相传的经验。不熟悉航行情况的人行船，即使在以江阔水深的扬子江段航行也有搁浅触礁的危险。
长江上行船的水手，同样是拉帮结派，同声共气，要招募能领航行船的水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古代社会的结构具有超稳定性，一般人很少会离开团体另投他处，更不用说起威这样完全的外来户了。
“不碍事。”赵引弓道，“会开船的又不是只有他们。他们不就是在江面上多走了几年船吗？无非是有一点经验。他们不肯来应募的，我们也有办法把航道测量出来。”
测量长江航道原本就是杭州站的一个重要使命。所以赵引弓对可能缺少领航人员并不以为意――他们有现代科技培养出来的航道测量人员，用不着使用纯经验主义的传统水手。
赵引弓和毛三生商量了一天，最终决定首先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湖州这五个城市设直营外柜。
直营外柜主要经营客货运输业务。对外悬挂“起威栈”的字号，下面标注小字“起威镖局联号”。
每个起威栈都设有货栈、客栈，轿脚行和船行。提供交通运输服务之外还供应客商住宿、寄存货物。以后还准备在栈行内代理德隆的汇兑业务和邮件服务，形成真正的一条龙服务。
根据赵引弓的指示；只要有可能每个外柜都要尽量靠近水路码头――最好是自建码头，以便就近使用船只。
因为建立自己的船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现阶段船行的业务主要采用“联营”模式。即船主自备船只参加联营，由起威栈负责招揽业务。客、货运输按照总号的规定统一运价。
船主按照各分号开出的客货运输滚单运送，按单沿着规定线路运送到站。船主不收取货主或者旅客的任何费用，全部费用由货主旅客支付给分号――从广东时代开始，张信就革除了“赏钱”的陋规。规定一律按价格表收费，不准收取讨要“赏钱”。
车船店脚行之所以惹人反感，很大程度上就有老板给予伙计的待遇极其菲薄，有的甚至不给工资，伙计的收入全靠“赏钱”，所以只要有可要挟的地方，伙计必然要讨要“赏钱”，以至于形成行业陋规。镖局虽然从来不讨要赏钱，但是走镖结束之后客户给“赏钱”也是惯例。是镖师的一项重要收入。张信革除陋规的时候明确把人员薪酬、津贴开支也加入到运输价格中去，把这个陋习彻底的革除了。
船主运达之后，凭抵达站的盖章的运单到派出站结算运费，按月结算。每个月结算的运费中要扣除2%。作为运输意外保险：一旦出现船只在外派中按照规定路线和行程航行而遭遇沉没、损毁、匪徒抢劫、船主或者水手意外死亡的，由起威负责赔偿。
这笔保险金实际由德隆上海分行收取进行承保，除了航运险之外，起威还代销货损和旅客人身保险。保险金计在运价之内，一旦出现意外即可给予赔偿。
原本张信在广州推广这一保险制度的时候，曾经想将保险金作为明确的收费项目单列，由旅客和货主自由选择购买与否，但是孙可成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本时空的船只运输船主没有保证人货安全的义务，出现货损、死亡事故的，船主赔偿与否全第一看货主的身份地位，如果是官绅或者地面上的有力人物，船主倾家荡产也得赔付；若是一般的人，全看船主的信誉和良心，陪多少是并无强制性。
倒是镖局一向有丢失镖物赔偿的规矩。当然镖局的收费要比船行、脚行高得多。所以孙可成建议不必明确提示保险费，只要打入运价然后明确说明货损包赔货物，人伤亡给抚恤就可以了。这样不仅免予是否购买保险的争论，而且还能给起威带来商誉。
船户参与联营运输的，必须统一接受调度中心和各分号的调度，按照外柜开出的客货运单装运人员和货物，不准私带私运。船只要按照规定路线和时间航行。出航和回程登记时间，每个班次均有明确的抵达和回航时间，如无正当理由耽误回航时间的，就扣除“延时费”。确保联营船户在半途中不绕路私带。
船只根据状况，每三个月接受一次“小保养”，每年接受一次“大保养”。保养除了对船身进行维护之外，还加以重新油漆修整，保持船体始终清洁整齐。保养期间起威船行发给生活费。保养所需要的开支也由船行支付。
船户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为了鼓励船户长期服务，不至于经常流失，赵引弓规定：在营业淡季，没有出船起威栈也支付基本生活费。
每一艘参加起威镖局“联营”的船只，都要悬挂起威的镖旗，统一在船头镶嵌起威徽记，书写所属分号、客货性质，再用千字文编号，做到一目了然。




临高启明 第九十八节 天水桥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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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八节　天水桥教堂
除了包船业务，各分号每天定时发船若干班次。旅客班船无论人满与否，到时必发。以期能够准时抵达。货船尽量结伴而行，每队6~12艘，每一船队配一名管事，负责沿途采买和关闸上的交涉，另有水路镖师一名带若干专职保卫人员，负责行船安全。客运班船如果要经过治安不好的地方，也要配备若干保卫人员。
因为旅客班船是按班发出，所以每个外柜还可以藉此收寄信件。这倒不是张信的首创――本时空的私人航船早就代办这类的业务。江南的商业活动频繁，人员流动多，除了私信之外，各种商业信件的流通也有很大的需求，赵引弓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商机。条件允许的话，他还想开辟北京到江南，江南到广东的客货运输和邮路。当然这种涉及到跨总号的业务得由广州的总管理局统一协调。
毛三生在各地紧锣密鼓的按照这一套路组织江南总号的客货运输公司，特别是争取联营船户。赵引弓深知此事并不容易――若是不能提供给船户足够的利益，船户何必来参加联营受起威的剥削？
他知道眼下谈什么“参加联营可以增加业务量”之类的纯属空话，要拉拢船户，第一就是要给船户找靠山，使得船户们觉得安全有保障。衍圣公府在明清两代都从百姓中大量收纳“府户”。微山湖一带就有很多渔民就自愿投充，宁愿为孔家服役送鱼虾，求得就是为得到衍圣公府这座靠山。
澳洲人的牌子在江南打不出，杨公公在江南也谈不上有势力。他得另外寻找地方势力来充当保护伞。
为此，他和金立阁一起去拜会了天主教的杭州教会。
杭州的天主教会设在天水桥附近，此地是1627年由杨廷筠所购，然后在此地修筑小教堂一座，附带教士住宅和修道院。由传教士郭居静主持居住――这个时候，郭居静全面负责江浙两地的传教活动，等于是江南地区天主教会的最高负责人。
天水桥天主教堂外表上看不出是一座教堂――因为当初就是用宅邸改建的，若非从院墙外能够看到里面礼拜堂顶部的十字架，行人是不会注意到这里原来是一座“十字寺”。
此地就是整个江南地区的天主教会的总部。金立阁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不顾人还在街道上就画了一个十字。
赵引弓关照贴身小厮集英上门投帖，不到片刻，大门已经洞开。里面出来两个人将他们迎了进去。
院中的建筑却和外面大相同，这里修建了一座略有哥特风格的建筑物。当中一扇带石阶的门，四面开着许多窗子，周围装饰着许多稀奇古怪的花纹图案。从敞开的门窗看进去，屋顶很高。天主堂旁边另有宅邸，供教士们居住，赵引弓一行人通报之后，郭居静很快就出现了。
这是一位身材高大魁梧意大利人，有着已经变得灰白但是依然很漂亮的长长胡须，高高隆起的的鼻子。不过，他那头鬈发却按中国式样直梳上去，象中国儒生那样，戴了一顶方巾，身上穿一件白色的布直裰。
郭居静在传教士中素来以“髯长而美，身材魁梧”著称。他出身意大利的托斯卡纳贵族家庭，风度仪表都很出色。以至于在1606年引起广东骚然的“郭居静事件”中，广东官民中谣传葡萄牙人要拥立他当中国皇帝。虽然他现在已经是七十多的高龄――在本时空是非常高寿了――看上去依然很健康。他曾经在澳门专门学习过汉语，又在韶州、南昌、南京、上海等地传教，从1594年他第一次抵达澳门，这位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待了将近四十年了。一口南京官话说得十分流利。他在传教士中的地位很高，当初利玛窦进北京的时候，南京的等地的教务就是由他代理的。
看到赵引弓和金立阁到来，他微笑着降阶而迎。
特里阁神父见到这位神父的时候，激动的不能自已――最初进入中国打开局面的第一批传教士中，利玛窦、熊三拔、金尼阁等人已经先后去世，当初的“先驱者”中，只有郭居静还活着，继续主持着教务。
“padre！”
“你好，我的兄弟。”郭居静笑着招呼他。
看到赵引弓，他赶紧迎了上来作揖行礼：“啊，赵先生，幸会，幸会，小弟已经恭候多时了！”这一套中国式样的理解他很是老练。
“padre，这位就是赵先生，这是我从澳门带来的信件。”特里阁神父说道。
“啊，好说，好说。我已经接到会长先生的信函。”他微笑着说道，又殷勤地问：“请赵先生先到舍下奉茶。”
金立阁要到杭州来的消息，几个多月前就由广州的耶稣会写信告知杭州了。耶稣会在信中再次指示郭居静，要他“尽量帮助偕特里格神父所来得中国人”，郭居静是个外国人，当然谈不上帮助，所谓帮助就是使用杭州教会的力量。
赵引弓笑道：“我想先先瞻仰一下教堂。”
“当然，那就先请这边移步！”
郭居静在前引路，一行人一起穿过院子，步上台阶，进入天主堂内。
赵引弓在旧时空没去过教堂，就在书上和影视剧里看到过。他发觉这幢按照西洋式样设计建造的教堂和他的基本印象差不多。整个大堂又狭又长，天花板很高，有着简单的宗教彩绘。两边排列着带雕饰的窗－－很中国的糊着窗户纸，因而教堂里有些昏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