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启明

“是！”赵引弓说得十分干脆，“孙火东与周相的关系，举世皆知。此次登州大变，孙火东若不能将功折罪，周相又何以自处？”他紧接着又添了一句，“周相一去，徐相又是风烛残年之身，其余阁臣哪个是温相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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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启明 第三百四十二节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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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溥默不作声，不置可否的端着茶杯，只管默默地、小口地呷着茶，甚至没有看客人一眼。赵引弓心里又不安起来：莫非对方对自己的请托在表示拒绝？忽然他警醒起来，这一定是对方在试探他――中国的上位者们为了表现自己的“捉摸不定”，表达一种压力，往往喜欢玩弄这种心理战术。
唯一的对策就是彻底的无视，以沉默对沉默。
半响之后，张溥又说道：“听闻先生在杭州有一家书坊？”
“不错，完璧书坊正是学生的产业。”赵引弓心想这“左顾言它”也是传统话语术之一，当下沉声凝气，不骄不躁的回答道。
“学生听得完璧书坊的经营颇为了得，先生很有陶朱之术。”
“先人几代业商，才挣下一份家业，学生虽然进学，亦不敢忘先人挑担市卖之劳。”赵引弓站起来恭恭敬敬的说道。
这份做派让张溥点了点头，他早就听孙淳、方以智等复社中人谈过这位赵老爷和他的完璧书坊，知道赵老爷虽然看起来风度翩翩，其实肚子里没什么学问，经史子集中除了“史”还算多少知道些之外，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谈起宋代历史来头头是道，很多人物、事件的评点也很有深度，显得极有研究，但是说起《资治通鉴》、《宋史》里的原文却大多一无所知。但是论及“杂学”、“格物”，其他人在他面前简直堪称无知了。方以智来信提及到赵引弓的时候对他的杂学五体投地。
总而言之，这位赵老爷的学问是很奇特的，他的秀才功名的由来不问可知。
更耐人寻味的是，赵老爷的完璧书坊里卖得用得大多是“澳洲货”。正好现在在当太仓知州的刘士斗就是南海县人。他和张溥是同年，又是复社成员。所以张溥对广东的“澳洲人”的种种作为知道不少。
赵引弓显然是靠着澳洲人发家的广东当地人之一，张溥当初就有这样的判断，现在更是深信不疑。
问题是，一个有着深厚澳洲人背景的人为何要挽救孙火东的前程？孙火东虽然醉心于西学。却没听说过他和澳洲人有什么交集。
他问道：“先生欲解火东之厄，所图何为？”
赵引弓早有准备，当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张溥点头道：“原来先生和孙火东是同教中人！”
他又问道：“先生即有陶朱之术，想必精通经济之道了。”
赵引弓想这发散性思维真有点赶不上。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便说道：“倒是略知一二。”
“我太仓一地，原是割昆山、常熟、嘉定一隅，地势高亢，百姓多种花，少植禾。每年的秋赋白粮，都要从外地购粮才能完赋。且不说这漕运白粮入京沿途的苦楚。就是每年买粮完赋，往往还有奸商阻拦粮商运粮来销，囤积居奇，一石米卖到一两三四钱。百姓苦不堪言，往往为此破家，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解？”
赵引弓一愣：这算是考问自己的经济之道了？他想了想有点明白了，张溥多半已经准备答应自己的请求，但是他要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值得对方帮忙？
这层想破了，便一点也不奇怪了。特产贱，粮食贵的现象对赵引弓来说并不稀罕。凡是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地方，大多存在类似的问题，雷州也有。但是太仓的情况和雷州等地又不一样，江南是明代的重赋地区，粮赋负担很大，特别是白粮北运，对当地的百姓更是沉重的负担。
所谓白粮北运，是指由南直隶的苏州、常州、松江、嘉兴、湖州五府中的24县1州解运到京师供应库、光禄寺、酒醋面局、宗人府及百官俸禄的税粮，每年额派21万余石。品种包括白熟细米、白熟粳米、白熟糯米等优质米种，因是供应六宫及百官消费。故对米质的要求非常高，故当时官方折算，白粮与普通米相差极为悬殊。不仅如此，白粮解纳的消耗，冠诸种税米解纳之最。五府府志及其各县县志都异口同声宣称，充白粮解役者必破家。万历以后。愈演愈烈。因为路上耗费极大，需要粮长自己补贴费用，非富户不能充任。所以终明一代，此役一直是当地富户地主的梦魇。
他想了想自己看过的资料，历史上张溥对这件事很上心――毕竟是他自己家乡的事情。当时他提出的办法是将太仓的应送京师的漕米就地拨给太仓卫和镇海卫的军米。这样就免去里漕运耗米的巨大开销。对减轻百姓的负担来说是个很好的办法，而去有一定的操作性。赵引弓认为，从张溥提出的这个办法来看，他还是很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的
单从现象上看，易花买粮的过程中，有人操纵粮食渠道，造成花贱粮贵的局面，加剧百姓的负担，应该从粮食流通渠道入手解决。但是张溥却看得很明白，根子不在粮食价格上，而在于漕运环节中的巨大损耗――特别是白粮。
白粮北运，采用得是所谓的官督民运的方式，由解送的粮长雇佣船只，准备资材，将粮食从运河运到北京。从在乡领取运粮的贴费开始，到沿途过关讨闸，最后到京师入仓，每个环节都要支付无穷无尽的规费。
一名粮长解运的白粮不到五百石，但是每一石的运费：宣德时每为三石左右，至成化时已经升至三四石；正德、嘉靖时，已升至四五石；到万历时以五六石为常，甚至有的飙升到8石。至崇祯时，粮解一名费银竟然可达1500两。
这样正耗和“花销”加在一起，每石白粮的运费几倍乃至十几倍于正赋。百姓为了完粮就得超额准备大量的米粮，对外来粮食的需求大为增加，加剧里粮价的进一步上涨。
只有将这超额的“损耗”设法予以消除，才能真正的减轻百姓负担。赵引弓想，就张溥所处的时代来说，这也算是在现有体制下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了。
但是赵引弓知道，这个可操作性很强的做法最终还是遭到漕运方面的反对而失败了，不仅如此，连上奏此事的知州刘光士也遭到了降职调任的处分。
每到王朝末年，既得利益集团都会顽固的坚持自己的所得利益，任何些许的改良都无法推行。最终造成积重难返的局面。相比清代的漕运组织――清代的漕运同样堪称**、低效、浪费严重，但是终于改成里官兑官运，解放了在大明统治下苦于漕粮运京的江南百姓，在运输效率上大有提高，相较之大明的漕运就高明多了。
赵引弓在杭州的一年时间里，除了办完璧书坊，另一件事就是广泛的考察江南的民生经济。他尤其注意到江南相当发达的民船运输业：不仅内河的航运业已经有里了很大的规模，在外海的沿海航线上，江南的船运业也十分发达，特别是在上海县等地，已经出现里规模很大的海运主。这些海运主坐拥十几艘乃是上百艘的沙船，北上山东、天津甚至直到辽东，运输南北货物。当然这些海运主还比较初级：他们大多自己就是货主，并非后来单纯以航运为业，只不过是在兼顾自己需求的时候也代办货运。清代上海县有名的沙船帮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赵引弓看来，大明完全可以将漕运改为海运，不但可以节省了巨额漕运费用，直接减轻百姓负担，还能免去维持漕运的庞大行政费用。就综合收益率来看远比裁驿站来得划算。
他一直在筹划着组建海运公司，进行南北货运。山海五路里的大有在上海的分号就在租用当地的沙船海运进行南北货贸易，获利颇丰，如果自己再组建海运公司，以临高的建造的h800的优秀性能，这利润还不是滚滚而来。
如果能够承运大明的漕运，赵引弓做梦都要笑出声来。这利润！
当然，要在大明做大买卖，大生意，没有缙绅在背后支持是不成的。他原本就在打徐光启家的主意，现在听到张溥在问此事，顿时觉得机会来了。
如果张溥和复社都能意识到漕运改海运的好处，那么自己承揽漕运的计划就有很大的成功可能。
赵引弓缓缓道：“学生以为：花贱粮贵只是小恙，沉疴却在漕运之上！”
一瞬间，他看到张溥眼中流露出赞赏的神情。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看法独到，而且正对了对方的胃口。
赵引弓心想：惭愧！又开作弊器了！
他随即理了理思路，开始侃侃而谈，先从大明的漕运问题开始谈，接着谈白粮的种种陋规和需索，说到百姓的负担不在于正赋，而在于层出不穷的“耗米”，眼见张溥听得仔细，便渐渐得将矛头转向漕运体制上。
因为时刻都准备“罢漕运海”，所以他肚子里关于漕运弊端的干货很多――全是黑材料――现在逐一抛出来，竟然把大明的漕运黑到一无是处误国蔽民之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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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启明 第三百四十三节 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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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整个漕运体制上的**低效，正常状况下维持河运亦十分困难，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历代王朝除了“治河”之外，在水利上的最大的开销就是维持运河的通畅。运河从南到北，二千多里，沿途要设置无数的水闸、水塘，开掘人工河流来调节水位和水量。特别是进入到山东之后，还要受到变幻无常的黄河河道的影响。每到入冬，淮河以北河道还会上冻，漕船无法通行，只能“守冻”。
维持运河设施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保证运力亦要花费。大量的漕运军丁和漕船又是一笔巨额的开销。整个漕运之艰难，花费之大，从经济成本上来说是完全不合算的。纯粹是“政治需要”的产物。
朱元璋建立大明定都南京而非北京，未尝没有“就近取粮”，靠近政府财赋供给地，减少转运成本的考虑。
赵引弓从经济角度和体制角度同时黑大明的漕运，事实清楚，论据充分，外加20~21世纪以来中外历史学者的考据、总结和评论，由不得张溥不佩服。
张溥对漕运的弊端早有认识――否则也不会建议朝廷将太仓的漕粮改为就地拨给军食。但是他没有全面的研究过这一问题，现在听赵引弓娓娓道来，条理分明。心中暗暗吃惊。这位赵老爷虽然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稀松之极，心中倒是大有丘壑！论及“经世致用”之学。自己身边的人还真没有几个能够胜过这位赵老爷的。
他越听越惊讶，直到赵引弓说完，才缓缓道：“先生大才！”
“不敢！一点私见而已。”赵引弓只觉得痛快淋漓，心情舒畅：眼前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张三李四，而是大名鼎鼎的张溥！这样的人能赞自己一声“大才”，不免有些令人飘飘然。
“那先生以为，漕运败坏既是根本，漕米苦民之事当做何解？”
赵引弓蓄谋已久的一句话马上抛了出来。
“唯有废河改海！”赵引弓沉声说道，“漕运积弊已深，非另起炉灶不能为！”
这话说出来极有震撼力。自从隋代开凿运河，唐代开始东南成为王朝的财赋所出之地，漕运就成为维系王朝运转的大动脉。每年秋季源源不断北上的漕粮通畅与否可以说是关于到王朝的生死存亡的要政。
张溥是学富五车之人，知道废河改海并非赵引弓的首见。过去早有人这么说过，而且元代的漕运正是海运的。
但是一般人对大海都有畏惧之心――特别是中国这样的传统大陆国家，除了沿海居民之外，多数人都觉得坐船出海是九死一生的事情，何况将数十万石的粮食装在海上漂洋过海！想想就觉得不甚安心。
张溥也不例外。他对海运没什么直观的认识，说道：“海上风波无常，听闻朝廷从登州运往辽东的粮饷半途都要漂没许多，这漕米乃是国家之根本……”
赵引弓心想：这漂没与其说是给海龙王了，不如说是给了一班官员将佐们了――恐怕历任的登莱巡抚、东江将领、户部官员……都在这漂没中赚了够花几辈子的钱了，要不是这会大家都认为国外都是“蛮夷之地”。恐怕老婆孩子早移民了。
“海上行船，漂没是难免的，只是未必都是天灾。”赵引弓点了一点，随后又说道，“先生请想：大元享国虽短。亦有九十七年。若是漂没如此之多，大元恐怕连七年都保不住。”
和张溥的谈话持续了差不多好几个小时，赵引弓在经济问题上显露出来的深度和广度令这位明末的文坛盟主大为钦佩。应该说，复社并不是一个空谈义理性和儒学的团体，对“经济致用”之道还是相当重视的。
虽然最终张溥也没有给赵引弓一个确切的答复，但是赵引弓感觉到自己此行的目的大致已经达到了。
乾清宫里。在深夜依然亮着灯光。
宫里的鼓楼已经打了三鼓，然而御前的牌子们依然在悄悄的剪着烛媒。看样子，今天皇帝又要通宵批阅奏折了。
灯火通明的暖阁里，御案上，整齐的叠放着成堆的奏折和塘报。这些全是下午刚刚从通政司送来得。几乎将半个书案堆满。
皇帝坐在御案后，灯光下他的面色晦暗，这是长期熬夜心力交瘁的人特有的面色。每日看不完的奏报，处理不完的政务。论到勤政。崇祯不仅比他的父亲、兄长、祖父都要勤勉，就算是放在整个大明也是数一数二的了。
然而，就如同一个勤奋无比的学生却始终考试不及格一样，他的勤政并没有给大明的国势带来一点好转，反而愈发的每况愈下。
各地天灾：旱灾、大水、瘟疫、地震、匪患……请求减免粮赋和救济的奏折雪片一样的从各地飞来，就是一向富庶，国家财赋重镇的东南地区也不断的遭到灾害。本来已经严峻的财政简直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军事上的压力日趋增加，堪称内外交困：不仅陕西的流寇渐成气候，原本一直在关外肆虐的东虏的入寇关内更是给了他很大的震动。
似乎大明的局面还不够糟糕，就在奢安之乱总算渐渐平息下来之际，广东方面又来了一股海上巨寇髡贼，一度入侵琼州，竟然还打到了广州城下。两广总督王尊德出兵讨伐，结果广东总兵何如宾在琼州惨败，广东官军几乎全军覆没。接着又是这股巨寇在广东杀掠地方的塘报雪片般的飞来。
幸好，髡贼围攻广州城数月不下，又退回到海面上去了，广东方面虽然奏报地方损失惨重，但是总算没有失陷州府，他也下诏免去了被兵地区的若干府县的夏秋粮赋。这多少让他的心情宽舒了不少：广东现在是仅次于东南地区的第二饷源地。如果广东再糜烂，这朝局他真觉得要没法支撑了。
当接到广东巡抚李逢节的奏报髡贼已退出虎门，去向不明的时候，他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虽然从奏折和塘报中支支吾吾的语气和闪烁的言辞中他知道当地官兵多半是又打了若干败仗，损兵折将，地方糜烂，最后不过是对髡贼“尾随护送而去”。
这样的结局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了：髡贼总算没有成为一患，琼州府失陷的各县也已经收复。大明在东虏和流寇上流了太多的血，再也经不起一个新得髡贼了。广东方面虽然损兵折将，但是总算没留下后患，光这样他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然而这样让他感到宽慰的奏折并不多，每天流水般送到他御案上的总是无穷无尽的坏消息。最近几个月，登州兵变成了困扰他最多的朝务。
兵变这种事情，原本已经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从天启年间起，军队日渐跋扈，此起彼伏的闹饷、兵变，殴打文臣杀戮将领已然成了家常便饭。特别是东江，自从毛文龙被斩之后就一直没有太平过。没想到现在东江的辽人竟然在登州起事，公然占据州县，杀害官员起来。
事情越闹越大，有奏报说叛兵已经连下了七城――特别是登州的失陷令他十分震动。登州是辽东战线的海防重镇，不但连接着东江和山东，还起着和朝鲜联络的口岸作用。朝廷在当地多年经营――特别是孙元化当了登抚之后，朝廷每年在登州花费八十万两银子的军费用来练新军，造大炮。如今竟然全部灰飞烟灭，如何不让他感到痛心疾首。
盛怒之余，他几次想将孙元化革职拿问。但是每次都没有下决心。
孙元化从登州突围逃出之后，现在正在莱州布置防务和进剿事宜，如果这会将他拿下，一时半会也无合适的人选接任。其次，登莱一带的军队大多是孙元化统带过得，新派巡抚去，恐怕会军心不稳，万一再闹出事情来岂不是雪上加霜。
而且徐光启、周延儒两位大学士竭力为孙元化开脱，奏请皇帝让他待罪效力。
这二位大学士都是皇帝颇为敬重依仗的，他们的意见也不能无视。
眼下，最让皇帝感到头疼的是由此而来的激烈争论。
一开始，是激烈的剿抚之争，渐渐的，就成了对熊明遇、周延儒的集中攻击。雪片般的弹劾奏折堆满了他的案几。
熊明遇也就罢了，周延儒办事干练。是内阁中不可或缺的能为他理事分忧的人物。现在因为孙元化的关系，奏折都把矛头指向周延儒――孙元化能当上登莱巡抚是周延儒的运作，孙元化馈赠过貂皮人参等辽东特产给过周延儒，这些对掌握着东厂和锦衣卫的皇帝来说都不是秘密。
“诸臣工说是要治孙元化之罪，无非是意在周玉绳罢了。”他在心中这样暗想。心中有些疑惑，这其中莫非有党争的事情？皇帝最忌讳的便是这“党争”。
但是最近雪片一般针对周延儒的弹劾，使得他原本对这位首辅的信任感也渐渐的产生了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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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启明 第三百四十四节 党争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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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启明344_临高启明全文免费阅读_第三百四十四节 党争的好处来自
他先粗粗翻看一遍奏疏的帖黄，这批大多都是各地和中枢官员关于登州局势的奏疏，其中夹杂着大量的弹劾奏疏，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针对周延儒和孙元化的。
周延儒有贪墨受贿的嫌疑，崇祯早就有所怀疑，他也曾经关照东厂悄悄的打探，但是回报上来的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使得秉性多疑的皇帝愈发感到困扰。
最近几年国事日渐棘手，他总是希望大臣们能够实心办事，然而从堆积如山的奏章里他看到的，除了国事忧艰之外，就是臣子们之间无休止的互相攻讦。
相比之下，周延儒虽然不断遭到弹劾，在办事上还能令他称心。此外，他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次对周延儒的弹劾风潮背后有人在指使。
“你们一个个都说周延儒贪渎误国，换了你们就不误国了？”他内心冷笑，却又十分无奈。朝议也好，奏疏也罢，大多是空谈――他何尝不知道现在的许多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解决问题，甚至是在饮鸩止渴，但是不如此又如何办呢？
周延儒几次已经表示要注籍回避，他都下旨温慰，但是面对不断飞来的弹劾奏疏，他又一次的动摇了。
接着又是几封弹劾的奏疏，却不是针对周延儒、孙元化的，而是刘宗周弹劾户部尚书闵洪学的。
闵洪学是温体仁的人。这点皇帝自己也很清楚。刘宗周弹劾闵洪学明显是针对温体仁的。
皇帝感到：在最近几天里，各处来得奏疏内容有了微妙的变化。针对温体仁等人的弹劾明显增加了，其中大多数都是东林党人。他们在奏疏中不厌其烦的提醒皇帝：温体仁当初曾经“阿附逆党”，入阁之后还企图为“逆党”和“钦定逆案”翻案，有些奏疏中还罗列了温体仁和他的同党们的种种言行。
除了针对温体仁一党之外，凡是在登州事变中被牵扯到的各级官员，最近都遭到了猛烈攻击。吴桥县令毕自寅因为纵容“罢市”，激起兵变已经被革职，他的兄长毕自严也遭到了猛烈攻击。
除此之外，新城王氏的几位在朝的官员也被指责要为“激变”负责。
“就没有一个好人！”崇祯不胜忧烦的丢下奏疏。他隐隐约约的感到。登州兵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兵乱，俨然有了朝廷大臣上借此机会党争的契机。
他托着头默然不语不愿意再打开一封奏章。周围的太监宫女们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多言。
正在发闷，这时候值班的秉笔太监曹化淳又送来了一叠文书。他看到头一封就是从山东来得军情密奏，心中又是一震，简直不愿意拆封打开：最近从山东来得消息一条坏过一条：
就在半个月前，朝廷讨论调通州兵，让杨御藩统领。加总制衔，让他统辖山东各营官兵，又调天津兵马，让总兵王洪统领；又调保定兵马让总兵刘国柱统领。限定时间前去灭剿。
元月二十五日，杨御藩率领亲兵和铎营、沂营、青营的官兵前往来到朱桥镇，傍晚王洪率领的天津兵也赶到了。二十八日一块东进来到了新城。元月二十九日叛军自登州出来应战，结果天津兵首先溃退，王洪逃走。杨御藩被叛兵包围，半夜才闯出包围圈逃到了莱州，手下将兵西散逃走。杨御藩只带着三百名亲兵逃到莱州城下，差点被莱州城所拒，好不容易才进了城。
现在莫非是莱州也陷落了吗？一些可怕的猜想同时涌现心头，他虽然对打仗不在行，但是这些天来雪片般飞来的关于登州事变的奏疏中他已经了解到莱州的重要性，孙元化上奏疏说准备死守莱州。以免叛军流窜各地，造成“山东全境糜烂，祸及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