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门1619

被大量的塞入个人私货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被塞入私货的儒教意识形态，和一切宗教一样，它存在的价值，只是被儒教体系的管理和组织者们进行利用。也就是说，它存在的价值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愚弄民众把持政权的工具而存在的。
从根本上说，儒家宗教的那些组织者和管理者，和一切邪门歪道一样，都是不相信这些宗教内容，根本不会遵守这些宗教的信条的。
以天主教为例，把教主基督钉死到十字架上的是那些人，把天主教奉为国教的也是那些人。用天主教的名义收税自肥的是那些人，用圣战的名义发动十字军东征进行大屠杀的也是那些人。
作为唯物主义者的王书辉不相信一切宗教的原因，除了根本上那些东西是非科学非理性的意识形态以外，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一切宗教都体现出一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特征来。这就使得宗教这种东西不仅在现实意义上毫无用处，更在道德意义上充满了伪善。
曾经的王书辉作为一个接受过教育的人刻意的把孔二先生开创的儒家思想和之后的儒家宗教体系分割开来看待的原因正在于此。
当然了，王书辉这个现代青年身上有着一定的沙文主义的思想，在后来发现儒教的这一说法起源于有着文化殖民和侵略者带路党双重身份的西方传教士之后，王书辉轻易不会再使用儒教这个概念了。
现在提到关于宗教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在沧州战役中，有着儒教信徒和天主教信徒两种身份的孙元化。
沧州战役发生的突然，结束的快速。
其实即使没有复兴军的进攻，失去了北京方面的后勤补给，在山东地区也已经完全被复兴党控制了的情况下，无论是卢象升的天雄军还是孙元化的山东新军，在没粮没饷的情况下不是自行溃散的下场就是沦为土匪山贼打家劫舍。
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出现在沧州城外之前，已经断了一段时间补给的天雄军和山东新军就已经开始不稳了。
封建军队，其实是一种雇佣军性质的军队。所有的封建军队都不会依靠意识形态而存在。没有思想凝聚力，没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的雇佣军，奉行的是当兵吃粮，吃谁的粮给谁卖命的基本原则。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因为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还可以使用雇佣军和兵役制度来维持。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缺乏教育，没有任何文化，不能对国家和民族的宏观利益进行基本认识的愚昧民众，是没有任何的抗压性的。
作为纯粹的雇佣军，一旦拿不到应有的军饷，吃不到正常的军粮，那么军队就会不稳，部队就会溃散。
这就是为什么明王朝的政府军在军队性质和物质条件以及技术等级上都优越于后金女真，但是却无法战胜后金女真部队的原因。因为处于奴隶制部状态下的后金女真军队，还有着最起码的维持本民族生存繁衍的共同意识形态。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的话，别看孙元化的山东新军和卢象升的天雄军在明末军队里的战斗力算的上是出类拔萃了，但是因为他们的军队仍旧是封建制度下的雇佣军，那么在失去了粮饷补给的情况下，山东新军和天雄军的表现，并不会比历史上“贼”将军左良玉的“贼军”的表现好到哪里去。
骚扰沧州城内的百姓都是小事情，杀人抢劫，强尖放火这类因为某种敏感的末日预感而产生的疯狂举动在沧州城内是随处可见的。
在没有了军饷和军粮的情况下，孙元化和卢象升的身份因为明王朝中央政府覆灭的消息已经全面的传播开来（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手笔），也不再具有威慑力和权威性了。在复兴军出现在沧州城外之前，孙元化和卢象升的主要工作就是努力的维持沧州城内的秩序，尽可能的控制军队。
倒是托了复兴军的福了。在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的三万大军出现在沧州城外之后，因为共同的敌人，因为共同的威胁，孙元化和卢象升反倒是快速的恢复了自己对军队的控制。
可是当复兴军表现出了匪夷所思，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犹如妖魔鬼怪的战斗力之后，沧州城内的秩序迅速的重新陷入失控状态。
后世有一个比较戏谑的说法，说的是在先进的组织和政党面前，所有的敌人都会表现出一副“天下何人不通共”的可笑状况来。
同样的情况复兴军面对的也是非常的多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的话，在复兴军进攻明王朝政府军和闯军把守和控制的城池的时候，无论是明王朝政府军还是闯军，都会在复兴军展现出强大的看起来根本无法对抗的战斗力后迅速陷入到因为绝望产生的混乱状态，然后在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的促使下，对自己把守的城池内的群众进行抢劫和掠夺。
他们的这种做法当然是以解放人民，为人民服务为思想原则的复兴党方面所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在客观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好是在人民的面前毫无顾忌的撕掉了自己的一切伪善面具和天然合法性的行为。
在复兴党打败敌人，接管当地之后，正是因为他们的种种恶行，才使得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主动积极的救助和帮助人民群众的复兴党，获得了天然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才使得全心全意的救助和帮助人民群众，把非法乱纪的歹徒乱兵进行公审并吊上绞刑架，为人民群众主持正义的复兴党，迅速的获得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烈拥护的直接原因。
沧州城内的山东新军和天雄军在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为期两天的围困下，迅速的堕落成了乱兵土匪，肆无忌惮的对沧州城内的人民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杀害和抢掠。
面对陷入疯狂的统治者，人民群众会指着太阳，说出“恨不与汝偕亡”这样决绝的话来。在沧州城内的天雄军和山东新军陷入疯狂之后，沧州城内的百姓也是恨不得城外的军队快点儿杀进城来，好和城内的乱兵一起死掉。
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复兴军还没有进城呢，民心这个东西就已经在复兴军方面了。
因为复兴军强大的战斗力和复兴军的指挥员们在战术上体现出来的机械性和教条性特征，特别是因为复兴军人民子弟兵的性质。为了尽可能的不误伤人民群众，为了在战斗中充分的发挥出复兴军的强大战斗力和复兴军指挥员的能力来，“尽量的避免攻城战”，“尽量的变攻城战为野战”，成了复兴军的一个军事特点。
按照复兴军在辽南根据地总结出来的战斗经验。“围三阙一”的战斗策略在攻城战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的司令李明德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把部队分成两个部分，由一万人左右的部队对沧州城的两个方向上发起进攻，而另外的两万人，则被李明德分层次的布置在其他的两个方向，形成了一个包围网。
当一万多复兴军从两个方向上攻入沧州城之后，就会不断的驱赶着城内的明军逃兵们向另外的两个方向投入已经布置好了的包围网中。
会出现张永涛一个排面对一千多明军逃兵的情况，就是因为总人数两万人左右的复兴军包围圈对于六七万明军逃兵还不够严密，才使得小股逃兵突出了包围圈和张永涛部相遇。
像复兴军的大部分战斗一样，沧州战役从宏观上说也没有什么很精彩的地方。要知道只有在作战双方的实力对比在同等战斗力下非常悬殊，或者作战双方的实力相对平衡的时候，那些层出不穷的计策和谋划才会让战斗过程显得精彩纷呈。
西方殖民者轻松的屠杀掉成千上万处于奴隶社会和原始社会的黑人和印第安人，这种战斗会有什么好精彩的地方吗？除了无耻和残暴，这样的战斗没有任何可说的地方。
武器装备近代化，思想组织革命化的复兴军面对存在文明等级差距的封建军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这个过程真的没有一丁点精彩和有趣的地方。
在一部叫做《上帝也疯狂》的电影里，一个玻璃瓶子就可以对一个原始社会阶段的非洲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彻底的颠覆了他的生活和观念。那么装备近现代武器的复兴军，三五炮就轻易摧毁了作为天雄军和山东新军心中最后依靠的厚重城墙之后，一场太溃败、大逃奔、大投降就成了天雄军和山东新军最后的结局。
面对这种令人绝望的溃败，作为山东新军和天雄军的领导者，孙元化和卢象升的表现截然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说，“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是很不一样的；有着科学的信仰的人和有着非科学信仰的人就更是不一样了；有着宗教迷信的人和有着革命理想的人则完全的不同。”这些话的原因。
作为有信仰的人，特别是作为信奉天主教这种封建迷信的人，孙元化和一切信奉宣传来世思想的宗教的人表现的相同，他们都会非常麻木的接受悲惨的现实。当然了，这种接受现实不是唯物主义的接受现状，而是一种用宗教迷梦来麻醉自己以回避现实的表现。
不过孙元化的表现也非常的不够“英雄”。从思想的角度上说，孙元化的儒教信仰让他需要在“一死报君恩”的信条下，吃掉他袖子里的那个他早就准备好了的小药丸儿。但孙元化的天主教信仰又告诉孙元化，自杀是要下地狱的。
当然了，到底是因为“千古艰难唯一死”而畏惧死亡所以不敢吃药，还是真的因为宗教信仰的冲突让孙元化犹豫，这样的事情，只有孙元化自己才知道了。反正复兴军冲进作为明军指挥部的衙门的时候，孙元化非常平静的接受了的复兴军的逮捕。
王书辉在接到详细的战场报告后的看法则完全没有考虑什么宗教因素。
在他看来，孙元化领导的山东新军是比较纯粹的封建雇佣军队。在明王朝中央政府覆灭后，失去了权威和地位的孙元化不再具有继续收买山东新军的能力了。看清了这个问题之后，毫无力量的孙元化自然而然的在绝望中会选择投降。
而卢象升则完全不同，因为卢象升的天雄军有点类似于辽东军阀集团的那种家族军队。在部队里担任军官的多为卢象升的族人。所以在军队大部分溃散后，卢象升还掌握了一定的力量。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力量，卢象升才会在族人的保护下逃出城去。
不过，卢象升命运也不会比孙元化好到哪里去。他的那支两三百人的人马，遇到了一个连复兴军的阻击。
在被机枪扫掉了三分之二的的人马之后，面对机枪的卢象升比较英雄的想要拔剑自尽。但是比较倒霉的是，复兴军的一名狙击手早就看上了他。
所以还没等他拔剑呢，他的大腿上就挨了一枪，然后摔下了战马。
最后，卢象升和孙元化一样，被复兴军俘虏了。





时空之门1619 第448章 不好消化的巨大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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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党高层有不少有唯生产力论倾向的家伙。
在这些人眼中，凡是追求技术进步，专精于理工科学问的人，都是很进步，很值得团结的对象。
这就是为什么王书辉喜欢秦良玉和卢象升这样的民族英雄，不喜欢孙元化这样的明末士大夫，但是复兴党高层的一部分人对于孙元化的欣赏要比秦卢二人高的多的原因。
王书辉不会脱开历史人物所处的环境去看待历史人物。对于他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个落后的环境里，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在进步性问题上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同样的水平上，在道德操守方面表现良好，这就已经是在客观环境下最大的闪光点了。
更主要的是，王书辉这个人身上有点现代年轻人的民族情绪。和孙元化这样没有在对抗民族侵略方面有建树的人相比的话，秦良玉和卢象升都是那种在客观上对抗民族侵略，保卫民族利益的英雄人物。
不过话说回来了，在复兴党目前的体制和规矩下，从复兴党目前的运作机制上讲，这个近代化的政党组织，是全面的按照规矩制度和组织原则进行运转的。
除了地位超然，有点类似于革命导师地位的王书辉具有跨越组织限制，打破制度和原则对复兴党进行干预的能力之外，即使复兴党高层的那些土著版工业党人在复兴党内的影响力非常巨大，他们也没办法插手复兴党在军事上的布置，没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强加给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复兴军部队体系。
军队接受的是复兴党的领导，而不是复兴党内的某些高级干部的领导。
所以复兴党的高层干部不能直接干预军队。同样的，复兴军中央军委的头几名首长作为复兴党最高权力机构复兴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甚至唐亚峰和顾国樟身具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这样的复兴党核心机构的崇高地位，但是他们也没法使用他们在部队的影响力干涉复兴党中央的任何决断。
制度这个东西的好处就在于，在制度下，所有人都要遵守相同的规矩。
正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既然作为唯一具有直接干预复兴党各个方面工作能力的王书辉没有对自己欣赏的明末英雄人物卢象升特殊对待，那么复兴党高层的土著版工业党们，也就没办法干涉部队对孙元化的处理。
这两个人被复兴党俘虏之后，和四万多山东新军以及天雄军俘虏一起，被复兴军关入新组建的劳改营，开始接受为期五年的劳动改造。
必须要承认的是，作为封建官僚士大夫，孙元化和卢象升的个人操守还真是很好的。
要知道，复兴党的战俘劳改营，从来都是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同时进行的。对封建军队的思想改造，第一步就是唤醒封建军队的普通士兵们的阶级意识，理清封建军队内的阶级矛盾。这第一步就是对俘虏进行阶级教育的过程。
和所有的封建军队一样，当复兴军驾轻就熟的在俘虏劳改营中开展起阶级教育之后，那些出身地主官僚家庭的封建军官们，立刻就被普通百姓出身的封建士兵们孤立了出来。
在复兴军的政工干部的引导下，平民生活中被地主官僚阶级的欺压，进入部队后被封建军官的压迫，这桩桩件件的剥削和压迫所产生的悲愤情绪，立刻就从广大普通百姓出身的俘虏士兵心里喷涌了出来。
在《白毛女》、《半夜鸡叫》等革命戏曲的刺激和教育下，在率先“觉醒”的封建士兵的带头控诉下，一场又一场的诉苦会、批斗会、审判会被迅速的组织和开展了起来。不管是那些死硬的封建军官还是那些妄图掩藏身份躲过一劫的封建军官，都被擦亮了眼睛的俘虏士兵们积极的揪了出来。
他们最后的下场，不是被送上了批斗会的高台，就是被送上了审判会的绞刑架。
不过不知道是因为孙元化和卢象升真的是那么的道德高尚，还是因为俘虏士兵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或者是俘虏士兵们因为心底里还有着对他们这种朝廷高官的畏惧情绪。反正在一个月左右时间的揭露和批斗的过程中，孙元化和卢象升还真就没有被揭发出什么劣迹来。
要是孙元化和卢象升是在家族所在地，在复兴军的土地改革过程中被抓的话，这两个人怕是不死也得脱层皮。但是因为是在军队里，所以对于这两个人，复兴军方面还真就没拿住他们什么把柄。
刚刚被捕的时候，卢象升还没有接受自己的俘虏身份，动不动的就闹死闹活。甚至于卢象升还胡乱折腾，搞什么“绝食明志”的戏码。
可是复兴党可不是什么三顾茅庐的封建君主，复兴军也不是那种只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呆瓜。
在复兴党的制度下，优待俘虏这个规矩没有，但是不许虐待俘虏的规矩还是作为基本纪律存在的。可是复兴党也有自己专门的规定，那就是，凡是被俘人员拒绝接受改造和教育，在劳改和关押的过程中拒绝配合的，那么他们就不再是俘虏身份，而是现行敌人的身份。
对于现行的敌人，复兴党允许使用任何手段对他们进行斗争和处理。怎么做都是合情合理的。
卢象升当然不知道复兴党的规矩制度。除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真改造，洗心革面”这些在战俘营内刷的到处都是的标语外，并没有任何人对卢象升宣布复兴军的俘虏政策。
卢象升还摆着个封建文人的架子，总认为自己这样的士大夫是复兴党笼络的对象，所以闹起来肆无忌惮。可是在接受了几次地窖小黑屋的禁闭处罚，绝食后被复兴军战士用竹管撬开了嘴硬往里面灌玉米粥，弄的满嘴是血，门牙也掉了两颗之后，终于安安静静的老实了下来。
孙元化倒是表现出一副随遇而安的样子来。让他干活他就干活，让他休息他就休息，让他吃饭他就吃饭，让他睡觉他就睡觉。半个月下来，原本因为巨大的压力瘦的骨瘦如柴的孙元化，现在反倒胖了不少。甚至于他还有精神头对住在自己对面牢房的卢象升传播天主教那套邪门歪道。
但是孙元化的平静和镇定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在被俘虏了半个月，接受了半个月的劳改之后，在政工人员的安排下，连续观摩了两场劳改营内部的诉苦、批斗大会和劳改营外的针对沧州当地的土豪劣绅的土改斗争会之后，无论是孙元化还是卢象升，他们回到了自己的牢房都变得彻底的面无人色了。
刚开始被俘虏的时候，孙元化和卢象升还以为复兴党是那种趁势而起的地方豪强或者居心叵测的大明地方势力。
对于政工干部嘴里“复兴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为天底下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谋生存、谋翻身、谋幸福的革命组织”这类的话，他们还相当的不以为然，认为这一套不过是那些反贼们蒙骗百姓的说辞而已。卢象升还对一群反贼自命“革命”的事情了冷嘲热讽了一番。
但是亲眼看到被复兴党组织和教育起来的明军俘虏们在复兴军的政工干部的领导下，对封建军官的控诉和批斗，亲耳听到这些原本就是泥腿子的小兵们集体的喊出“打倒封建地主！”“打倒封建官僚！”之类的巨大吼声的时候；当看到沧州郊区的普通百姓们被复兴党人“煽动”后，群情激奋的揭批当地士绅的种种丑事和恶性，最后把那些作为封建王朝的根基的地主士绅们吊上绞刑架的时候。当时就在现场的两个人，立即浑身如筛糠般哆嗦了起来，脸都绿了。
卢象升是浙江宜兴人。孙元化是南直隶上海人。他们两个都是出身身家巨万良田无数的江南世家。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样细论起来，他们的家族积攒出来的巨大产业，其实和所有的大地主大官僚都一样，哪一个不是有着很多鲜血和人命的啊。
就说孙元化吧，年轻的时候他就曾经帮助家里管理过一段时间的家族产业。孙元化自己就知道，在上海地区拥有巨大田产的孙世家族，每年光是责打体罚交不起租子的佃户弄出来的人命就有好几条。至于其他的因为家族中的不肖子弟强抢民女，搜刮美童之类的混账事情，弄出来的人命也积攒出来不老少。
孙元化和卢象升这样的人，自己当然是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的道德有着明确的底线的。他们自己倒是专精学问，一心进取，立身清正，但是像在沧州地区的土改批斗中揭露出来的那些后宅妇人那样，动不动就弄死自家佃户家奴送进内宅的侍女丫头之类的事情，可是在他们身边就发生过很多的。
不说别人，卢象升就曾经亲身经历了自己的老娘以自己身边的丫头引逗自己不能专心学业为借口，把堂兄送给自己的侍女责打一顿板子，最后关在柴房里发病而死的事情。
细论起来，别看孙元化卢象升这样的人似乎品德高尚，但是他们未尝就真的把那些老百姓的性命真的当成一回事儿了。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一员的他们，认为自己这样的人，天生的就高人一等，草民百姓们天生就应该接受自己这样的人的管理和教化。
可是，老百姓到底是怎么看待他们的？他们在老百姓的眼中到底是什么样？老百姓心理到底对于他们这些老爷大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
他们觉得，百姓就是羊群，自己就是牧羊人。羊群就该接受牧羊人的牧守。他们认为自己是父母，百姓就是子女。作为子女，只能顺从的接受父母的安排。
但是，到了现在，当他们成了复兴党的俘虏之后，在他们观摩了明军士兵和沧州百姓的诉苦会和批斗会后，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面对那些群情激奋的质问和喝骂，自己难道就真的能在百姓面前说出什么成道理的话来吗？
孙元化和卢象升的文化基础都很不错，所以两个人在进入劳改营之后，在文化学习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
战俘营的教导员都是从复兴军里临时抽调出来的。因为他们在部队里承担的是对战士们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所以他们在部队里都养成了习惯，对于那些悟性高学习好的战士，他们都会比较欣赏。这样一来，在战俘营里面，孙元化和卢象升这种学习速度快的学员，就受到了他们的教导员的关注。
卢象升和孙元化这种身上有功名的高级士大夫，原本对于负责他们的那个复兴军“小吏”并不会放在眼上。可是一段时间的接触下来，他们就被这名他们眼中的“小吏”，实际上已经通过了初中学力考试，正在准备考取复兴党的高级士官学校的排级教导员，在学问上真正的折服了。
可能在文学文字诗书礼仪方面，这个教导员比不上两人。但是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方面，这个完成了初中教育的教导员是在知识上对两人进行全面的碾压的。即使像卢象升这样在自然科学上没有什么高深认识的人，也对这个教导员的数学知识敬佩不已。
特别是在对于“简体字”和“白话文”方面的讨论上，卢象升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小吏口中说出的“文字是为了传播知识，教育是为了有效普及而存在的。所以简体字和白话文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接教育。简体字和白话文容易掌握，这就给那些没有足够教育资源的人提供了自学成才的便利。”之类的话，真的有几分通达通透的文化大家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