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门1619

在和教导员接触的过程中，听说流民出身的他就是在加入复兴军之后开始学习，用了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如今的学习的事情之后，又听说了复兴党大搞全民教育、专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等强制性的教育制度之后，两人一方面不相信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却在内心深处觉得复兴党有点圣人气象。
不过，他们的这种认识，在观摩了批斗会诉苦会之后彻底的改变了。在他们看来，那个教导员对他们说的要为“天下的穷兄弟谋解放谋幸福”之类的话，还真的不算是假话。只不过复兴党人是要把所有的封建士大夫阶级送上绞刑架，用一种鲜血淋淋的恶魔般的手段，把整个的封建地主阶级作为祭品来实现这个目标。
而从他们看到的事情上看，从那些明军俘虏和沧州百姓的热烈和激动的情绪上看的话，复兴党的这种手段，很有可能就真的可以实现他们的目标。
到了这个时候，卢象升和孙元化才搞明白了，他们的教导员，那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口中说的“不是我们复兴党要革命，而是革命已经蕴藏在无数的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当中了。我们复兴党只是领导着想要革命的人民一起革命而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只不过是一晚上的时间，负责守卫这层牢房的复兴军战士就发现，原本情绪稳定的孙元化和卢象升好像一下子变了一个人似的。
卢象升一夜白头，孙元化一下子又变成了他刚被逮捕时的那副形销骨立的样子。
他们似乎想通了什么，似乎又想不通什么。反正两个人一下子变得消沉麻木了起来。





时空之门1619 第449章 错误的理解错误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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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场大乱，迎来了一场王朝更替，北京城仍旧是那个北京城，北京城的状况仍旧是北京城的状况。
世界上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实践，只会坐在那里空谈空讲。在他们嘴里，似乎天底下什么事情也难不住他们。似乎天底下的任何事情，只要是他们做，他们就能做的比别人好一千倍。
“说就改天动地，做就无能为力。”这种人，其实是缺乏唯物主义的基本认知，不具备实事求是能力的糊涂蛋。
王书辉在复兴党内反复的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要笨蛋，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要糊涂蛋。”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复兴党几乎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的整风运动中，很多有了点文化就开始犯糊涂，成了那种“说就改天动地，做就无能为力”的家伙，都被复兴党的肃委会揪了出来。他们不是被下放到农场和矿山进行劳动改造，就是被复兴党直接开除出党。
所以十多年下来，复兴党内思想教条行事机械的“笨蛋”很多，但是那些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糊涂蛋”却很少。
虽然复兴党在王书辉的领导下能够用严厉的手段保证自己的组织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但是，复兴党也没办法把天底下所有的“糊涂蛋”都解决掉。
除了复兴党之外，北中国的主要势力中，已经被基本上清除的明王朝方面的“糊涂蛋”最多，大顺王朝，也就是过去高迎祥领导的闯军次之。倒是因为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奉养那些没用的“糊涂蛋”，使得后金女真这个奴隶制部落政权里的“糊涂蛋”最少。
新建立的有点沐猴而冠味道的大顺王朝里面并不是没有明白人。比如已经被大顺皇帝高迎祥冷落，受到大顺王朝的“文官”“武将”们排挤的李岩。比如已经匆匆的赶回北京城负责京师周边地区防御工作的李自成和张献忠。
但是，就像所有的缺乏重建过程的封建王朝一样，高迎祥在接管北京城后，因为缺乏城市和国家管理经验，所以接收了很多原来的明王朝的官员大臣。
要知道，凡是在封建王朝更替中能够稳稳的站住脚跟，几乎不少到任何的利益损失的统治阶级，一般情况下都是那种统治阶级中最腐朽、最落后、最反动的利益既得集团。只有那些完全没有国家和民族概念，做任何事情都以本集团本家族利益为目的的既得利益集团才会膝盖特别的软，脸皮特别的厚。
高迎祥麾下，包括李自成和张献忠这样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他们都缺乏治理国家运作政府的能力。让他们打仗，在长期的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大量实实在在的摸爬滚打，这些人说起来可能算是顺手。但是没有任何的实践和经验，也没有任何的理性认识，让这些人管理国家运作政府那根本就是个笑话了。
高迎祥麾下的人不是没有想要在作为政府机构的新建六部衙门里面抓权占位的。但是别看当官儿这件事情似乎很简单，但是真要到了那个位置上去的话，没有相应的能力是做不成事情的。
高迎祥麾下没有具备这方面经验和能力的人，但是北京城内并不缺乏具备这种能力的人。
大明王朝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市民暴乱而倒台，但是除了崇祯皇帝和孙承宗、袁崇焕等几个有点忠心的大臣以外，大明王朝上层的大部分官员都仍旧留在北京城内。
当初高迎祥大军攻进北京城的时候，那些早就已经和高迎祥暗通消息的朝廷大员立即就组织人手拜见了高迎祥。其中不乏阁老尚书等明王朝高层的核心官员。
高迎祥这个人是有“良心”的。这帮以前就和他联络过的朝廷官员很快就获得了他的封赏和任用。他们也对高迎祥的接纳“投桃报李”。高迎祥的登基仪式之所以能够搞的花团锦簇，主要就是这批人出了很大的力。
1631年末的北京大暴乱的规模确实不小，但是高迎祥的快速介入，让这场大暴乱造成的人员伤亡相对的不是很大。
除了近四千普通市民和两万多辽东军在这场暴乱中丧生，城内各地发生了几处火灾之外，因为作为暴乱骨干的京营士兵大部分被闯军融合吸收，所以，这场动乱造成的人员损失控制在了三万人以内。
造成北京城市民暴动的根本因素是粮食危机。
依托着大运河作为补给线的北京城，当时除了要为北京以及北京周边的上百万人口提供粮食以外，还要为十多万外地部队提供军粮。在以周国丈为代表的明王朝上层利益集团的囤积居奇下，才最终导致了这场大暴乱。
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
在物质世界里，只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不存在因为具体人而产生的差别。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小学生做算术，他计算1+1=2。数学大师华罗庚计算这道题的时候，1加1还是等于2。
1+1=2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它不会因为计算它的人不同就产生不同的结果。
高迎祥撵走了朱由检，自己掌握了北京城的政权，忙不迭的建立起一个新王朝来。但是北京城的粮食危机，并没有因为新王朝的建立和高迎祥的登基就发生什么变化。
没有粮食的北京城，朱由检当皇帝的时候没有粮食，现在高迎祥来了，而他又不具备凭空变出粮食的神通法术，所以1632年年初的北京城里面还是缺乏粮食。
朱由检变成了高迎祥，旧大臣变成了新大臣。除了增加了一堆进一步造成财政压力的公侯伯子男之外，囤积粮食抬高粮价的利益既得集团，还是那个利益既得集团。
但是北京城外的五万增加北京城粮食供给负担的辽东军，现在已经变成了二十万的新老顺军。而占领了山东全境，已经开始从南到北的接收大运河沿岸的复兴党，又火上浇油的彻底的切断了整个中国的南北交通。
也就是说，名义上建立了新王朝接过了大明王朝的接力棒的高迎祥，现在面对的是比冲大明皇帝朱由检还要恶劣的局面。
在南北交通畅通，南方地区还能够向北方地区提供供给的情况下，朱由检信用了同样的一批疯狂偏执的文官官僚，为不到十万人的部队提供供给，就把整个大明王朝给整黄摊子了。
而到了现在，要面对南北交通完全断绝，大运河供给线路被掐断，同样的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新政权，要为二十多万大军提供供给的情况，已经把自己打扮的金光闪闪的大顺皇帝高迎祥，他难道就能走出一条和大明皇帝朱由检不同的道路来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作为高迎祥麾下为数不多而且出类拔萃的明白人，李岩在为高迎祥制定计划之初就明确的提出了，占领了北京城后，先要肃清周边对出闯军有威胁的武装势力，然后就需要稳住目前还算老实的辽东军。在这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明王朝遗留下来的宝贝金银拿出来和复兴党人交换物资和补给。
在获得了复兴党方面的物资和补给后，闯军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方面自己组织军屯，另一方面组织当地民众恢复生产。
李岩难道不知道和复兴党做交易是与虎谋皮，复兴党才是闯军最大的威胁吗？李岩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不仅清楚而且明确。
正是因为李岩有这样清楚和明确的认识，他才知道和复兴党交易来物资和补给，恢复生产，重新建立起闯军自己的供给体系的重要意义。
这也是李岩不希望高迎祥贸然登基称帝的主要原因。他害怕高迎祥的做法会冒犯实力强大而又“居心叵测”的复兴党人。
正因如此，当李岩看到李自成和张献忠仓皇的退到北京城，听说了复兴党大军兵锋北上的消息之后，他才彻底的心灰意冷，不再努力的为正在兴高采烈的玩着“当皇帝过家家”游戏的高迎祥出谋划策了。
复兴军主力部队开到真定地区后，先是和山东军区接上了头，就地进行了物资补给和整备。然后，七个师复兴军一分为二组成了两个军团。其中一个军团继续向北方进发，另一个军团则向北京西部地区出发，准备封住闯军向西部地区的退路。
说起来也是有意思。可能是为了在“新朝”好好的表现一下吧，那些在闯军肆虐中原地区的时候反应迟钝的原明朝地方官，现在翻身一变成了大顺的官员，他们在复兴军北上的过程中把相关的消息迅速的传递给了北京方面。
复兴军出现在中原地区，把李自成和张献忠吓得望风而逃。这样的消息都没让高迎祥从富丽堂皇的紫禁城中的“后宫三千佳丽”的美妙中清醒过来。可是当他接到了复兴军接管了万全都司，陈兵保安州和顺天府交界地区的消息之后，高迎祥才一下子清醒了起来。
高迎祥本质山不是个彻底糊涂的人。马贩子出身的高迎祥能够在明末成堆的农民造反势力中脱颖而出，心机和手段都是足够的。
一个人，突然间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登上了自己过去甚至不敢幻想的顶峰，然后就是纸醉金迷的各种迷乱美好，面对这种情况任何人都会表现出一种沉溺和放纵来。个人素质高如汉高祖刘邦者，不也在攻破咸阳后沉醉于阿房宫的六国佳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高迎祥的表现确实有点不好，但是没差到什么地步上去。
高迎祥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汉高祖刘邦面临的环境不同。第一，他的对手不是项羽那种沐猴而冠的家伙，而是生产力和组织水平超越他们几百年的工业化革命组织复兴党。第二，高迎祥的左膀右臂不是萧何、韩信、张良、陈平这种从一开始就跟着他的成熟助手班子，而是魏德藻和张缙彦等一大群只知道死抱着自身利益的腐朽反动的利益既得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高迎祥能够从虚幻的皇帝迷梦和美妙的三千佳丽中清醒起来，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了。
闯军之所以被称之为流寇，就是因为没有后勤补给能力的闯军只能进行流动作战。虽然十多年来的劫掠和破坏已经使得中原地区不再能够为闯军的流动作战提供基础了。但是流动作战边打边跑的思路，还是深刻的刻在高迎祥这个流寇头子的脑袋里的。
即使后期闯军的后勤供给靠得是和复兴党的交易所得，但是高迎祥骨子里面还是老一套的思想。
李岩当初给高迎祥制定的计划，高迎祥表面上说要全部遵行，但是他在心里只赞同李岩计划的前半部分，也就是制造混乱里应外合的突袭北京城那部分。
如果不是脑袋一热奋不顾身的登上皇帝的宝座了的话，高迎祥的想法其实是从北京城里掠出大量的资金来，然后带着金银财宝跑回陕西建立一个小朝廷。因为高迎祥自己也知道，闯军就是再怎么增加部队的人数，也不是复兴党的对手。
坏就坏在，高迎祥进了北京城后彻底的发了昏，犯了迷糊。皇帝的宝座和至尊的身份对于他像毒品一样无法自拔。但是即使这样，高迎祥也给自己留下了最后的后路，那就是从山西杀回陕西，然后凭借自己的手中的财富和军队，成为一个臣服于复兴党的独立地方势力。
这也是高迎祥把五万多部队派往山西方向的原因。
然而高迎祥经营的退路并不稳固。复兴军的一个军团轻松地击破了他布置在山西地区的部队。然后一支三万人左右的复兴党鲁东军区的二线部队，就驻扎在了直隶到山西的各个主要关隘处。这样一来，一个针对北京城的西南方向的包围圈就完全的成型了。
到了这一步，高迎祥要还是没有彻底的认清自己退路已断的现实的话。那他也太愚蠢的了一些。
明朝末年这个时代的人，如果没有接受复兴党的教育和改造，没有实实在在的生活在复兴党的治下的话，任何人都是很难理解复兴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的。
孙元化和卢象升之类的大明官僚当初错误的判断了复兴党，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封建争霸势力当初也没有认识清楚复兴党，高迎祥这个草鸡皇帝当然也没有搞明白复兴党怎么回事儿。
高迎祥用自己的经验来看待复兴党，所以他就觉得只要自己把皇帝的桂冠送给了复兴党，再给复兴党交上一笔肥厚的买路钱，那他逃回陕西当个割据势力的小打算似乎就有很大的成功可能。
毕竟多年来和复兴党的交往让高迎祥觉得，复兴党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嘴脸。
所以，当西北方向和西南方向两个复兴军的主力军团不断的缩小包围圈，逐渐的把致命的吊索套上北京城里的高迎祥的时候，高迎祥反倒是在北京城里发起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行动。
他突然对已经投靠效忠了他的那些原明王朝的文官勋贵下手，对他们进行了非常残酷的拷打和逼问。大肆的对北京城内的官僚富豪们进行抄家。
高迎祥的做法，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明白是为了什么。
对于李自成和张献忠来说，高迎祥玩儿的这一手可谓是两人率先开创的。对有钱人进行“拷饷”，这是为了和复兴党做交易进行的准备。
高迎祥不想把紫禁城了里的宝贝拿出来用做交易，这一点本身也因为这样的过程而身家丰厚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都能理解。
1632年4月，复兴军中原第二军团的司令部里，军团总指挥、政委罗克敌和军团班子的主要成员正在接待一个陌生人。
只见这个人一进司令部的营房就干净利索的跪在地上，然后大声说道：
“大顺户部侍郎李岩，愿投效王师！”




时空之门1619 第450章 乱世中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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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世中华老字号的显赫地位不同，1632年北京城里的柳泉居并不是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大酒楼，而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主要针对中下层北京市民的，以卖黄酒和小菜为主的山东风味儿的小饭馆儿。
柳泉居始创于隆庆年间。到1632年，这家小饭馆儿也才创立了五十多年的时间。要是放在现代社会的话，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能够运营这么长时间的买卖一定是有根底，有背景，有渊源，有实力的大买卖了。
可是，在封建农业时代里，这种能够存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中小型企业，其实是遍布北京城的。
柳泉居的老板黄守宗原本是山东即墨人。嘉靖年间的时候，即墨遭遇******。黄守宗的父亲带着老婆孩子一路从山东到京师投亲。
在即墨县学了一手酿造山东黄酒本事的黄守宗的父亲，从此带着全家人扎根北京城，凭借着一手酿造黄酒的本事为生。
说起来也是黄守宗家的运气。原本因为皇帝一系出自江南地区，而且朝廷高官多为江南出身，所以北京城里的黄酒买卖还是以江南黄酒为宗。黄守宗的老爹本来酿酒的手段就一般，在这种大环境下，用小米酿造的山东黄酒本来是没什么市场的。但是时间到了隆庆初年，出身北方的高拱当上了内阁首辅。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出身北方的高拱成了内阁首辅，整个大明朝上层的风格喜好为之一变。浓油重酱的北方菜开始风行北京，顺带着山东黄酒这种原本是用小米酿造的上不了台面的黄酒在北京的销路也好了起来。
和父亲不同，年轻的黄守宗一方面对于自己的黄酒酿造技术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仅四处拜师求教提高自己的酿造水平，更是在北京城内到处寻找优质的水源。另一方面，黄守宗有着更加强烈的事业心和成功*。
在他的努力下，黄家黄酒开始在北京城内有了一定的名气。
农业时代的北京城因为没有污染，降水也比较丰沛，所以还是能够找到相对优质的水源的。
在黄守宗接掌家业一年之后，他就在一处有着优质水源的地方建成了一家酒坊。酒坊后院是专门酿造黄酒的作坊，酒坊前面则是一家规模不算太大的酒馆。
有正经的手艺，卖的东西质量优秀，家里还有在吏部当差的亲戚（黄家投靠的亲戚是吏部的吏员），黄守宗的买卖并没有受到政权上层的人事变动的影响。这家名字叫做柳泉居的小饭馆儿就这样一直开了下来。
黄守宗二十岁的时候开创了柳泉居，一直以来，黄守宗一直保持着经常到饭馆儿里转一转的习惯。已经八十多岁，早就把饭馆儿的经营交给了儿孙辈的黄守宗一直也放心不下自家的买卖。要不是这两年世道实在不太平，他恐怕还要像以前一样，每天到饭馆儿里面坐上一会儿。
餐饮行业可以说是社会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从天启中后期开始，以北京城内的中下层民众为主要对象，以衙门小吏和一般的买卖人为主要市场目标的柳泉居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崇祯皇帝登基，柳泉居的买卖就说不上是赚钱，基本上就是勉强维持了。
和古今中外的那些以“发国难财，出国难名”为目标的高级精英人物们不同，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黄家这样的小买卖人家，最怕的就是社会动荡。因为他们的生计是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环境的基础上的。
遇到了动荡和动乱，像柳泉居这样的小买卖，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力。1631年年末的京城暴乱中，要不是因为黄守宗一辈子都诚实守信乐善好施，对于街坊邻居们常常接济帮助的话，这样的小买卖是最容易被狂暴的市民攻击和摧毁的。
即使没有受到市民的攻击和摧毁，但是柳泉居也遭到了进城平乱的辽东兵的洗劫。三十多坛上等精制黄酒被抢，两大缸普通黄酒被打碎流光。柜上的所有现金都被乱兵抢走。黄守宗的孙子，这一代的柳泉居掌柜也在反抗的过程中被打断了一条腿。
不过这些损失对于经营了几十年的柳泉居来说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反倒是在大顺朝立起来之后，因为交通断绝，本来就已经非常难以弄倒的专门用来制酒的小米，现在已经彻底的没了来路了。
作为开酒坊的人家，黄家当然不可能没有一些存货。但是因为常年来居高不下的粮价，在生意惨淡的情况下，黄家人也在大半年前开始以酿酒用的小米为食。全家上下三十多口人，除了老太爷黄守宗的口粮还是精白米以外，其他人每天就是以一碗清汤寡水数得清米粒的小米粥为生。
即使这样，黄守宗的儿子和孙子们也不敢把现如今自家买卖的惨淡状况告诉老太爷黄守宗。
在封建农业社会里，一个人能活到八十多岁，还能保证头脑清醒身体健康的，这是很少见的。要知道，以帝王至尊的身份和条件，明代帝王的平均寿命还不到四十岁，而以“能活”而著称于世的满清皇帝的平均寿命也才五十来岁。像黄守宗这样八十多岁的高龄还耳清目明的状态，也只有现代社会的老人们可以媲美了。
活了八十几岁，一辈子干的又是做生意这样的事情，黄守宗的人情世故可不是一般的毛头小子能够赶得上的。所以即使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可是黄守宗还是不懂声色的好吃好睡。他想的很明白，家里如今的日子可是已经到了死不起人的状况了。一旦自己在这个时候咽了气，光是操办个白事就得把家里折腾垮了。
正是因为害怕自己的死给儿孙带来麻烦，所以黄守宗每天除了吃好睡好之外，还会在自家后院溜溜弯锻炼锻炼腿脚。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黄守宗这样明白事理的。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增加智慧。他的一个今年已经五六十岁的侄女就是这样的人。
1632年四月里的一天，早就已经嫁出去多年的黄守宗的大侄女孙黄氏就跑到黄家借粮食来了。
孙黄氏年轻的时候通过黄家的那个在吏部当差的亲戚的关系，嫁给了一个户部的年轻吏员。在黄家的姑娘里面，就属她嫁的最好，日子过得最舒服。
六部吏员别看大多都是秀才出身的底层读书人，可是这些人常年累月的把持着基层的位置，使得这些人在自家人世代把持的位置上通过各种吃拿卡要，一个个都是一幅脑满肠肥的样子。
孙黄氏的丈夫，一个叫孙文举的户部吏员就曾经在和黄家人喝酒的时候吹嘘过什么各省高官的打赏啊，什么地方衙门的孝敬啊之类的话，黄家人可以说是听得满耳朵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