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妮就是在那里听到乘长途飞机去美国的经验。飞机下降的时候，因为气压的关系，耳朵会痛。这时要是嚼口香糖，可以帮助耳朵适应。到底为什么，范妮并不清楚，她猜想这是有关物理的知识，而她在中学里最讨厌的就是数学和物理，拿到的都是中等的分数。
范妮上中学时，同学里面用功的人整天做题，心事重重地弓着背，象老头子老太婆一样。而范妮对学校的功课总是打不起精神来，她的一颗心早早地就散了。她早就开始学英文，那时，从短波里可以听到《澳大利亚之声》，那里有一档教英文的节目，比《美国之音》里的英文节目浅一点。她的本意是练练自己的听力的，可是听着听着，就听到《澳大利亚之声》里的音乐节目去了，她听到了不少邓丽君和刘文正的歌。常常她就着这些软绵绵的歌曲做中学里的功课。这些歌是维尼叔叔看不起的，他以为那都是小市民口味，但范妮却偷偷喜欢着。大家都知道范妮是要出去的人，出国和上上海的大学相比，当时在舆论上，出国还要更胜一筹。铁心要出国的上海人，也有根本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的。他们怕孩子的户口迁到学校以后，到时候连护照都申请不了。所以，范妮闲在家里学英文，面子上一点没有过不去。
何况维尼叔叔这样过了差不多一辈子。
范妮出国的这件事，总是一阵风一阵雨。在这个总是准备着要出国的过程里，范妮渡过了六年。
飞机颠簸着冲向跑道，象球那么跳了跳，着陆了。
范妮站起来，从行李箱上取下自己装满了简装酱油和真空包装的榨菜以及照相机和胶卷的背包，它们是那么重，“乒”地一下砸在范妮的肩上。那些东西都是听说在美国要卖双倍价钱的，所以范妮要从上海背过来。
连凡事大而化之的叔公，都不忍心看到范妮象穷家孩子出门那样带东西。他们当时带笋干去美国，是为了想吃美国没有的东西，可不是为了省钱。叔公默默站在范妮房间门口，看范妮爸爸妈妈拿出新疆社会青年的泼辣，为范妮绑行李，然后，黯然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原来那是爷爷的房间，他来上海以后，爷爷让给他住，自己去住吃饭间，有时，维尼叔叔也称它为客厅。原来范妮家还有个房间可以吃饭用，但到郎尼叔叔和叔公都回来住以后，一家人就只能在爷爷睡觉的房间里吃饭了。叔公到底没有象爷爷那样，不得不生活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日子里，所以他还不懂将一些感情不动声色地埋在心里。范妮想，在心里承担着因为叔公的黯然而油然而生的不快，这也许就是全家都反感她爸爸妈妈不停地为她收拾箱子，将本来就质量低劣的箱子捆得象难民似的原因。范妮就是这样，才认定爸爸妈妈已经不能算是地道家里人。
机舱里也有一些象范妮一样到纽约的上海人，也象范妮一样背着沉重的新背包，还提一件塞满东西的手提行李。东方人的脸，又累又紧张，再加上在机舱里二十多个小时以后，皮肤缺水，都是黄渣渣的。在大多数乘客沉默着等待机舱开门时，只有中国人大声说话，彼此留地址和电话，以便将来可以在美国多个朋友。范妮埋着头，她一直不肯与她邻座的中国人打招呼，她讨厌他们不在乎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艰苦，他们大大咧咧，对人从不说对不起和谢谢，撞了人也从不说抱歉，他们大声说话，不怕别人嫌弃，她在心里暗暗地骂：“改不掉的乡下人腔调。”。坐在同一排的日本女孩隔着甬道问她：“what nationality you are？ ”范妮讨厌她的日本口音英语，也讨厌她的势利相，于是她说：“itnot your business。”范妮直截了当的反感，把那个下巴尖尖的日本女孩吓了一跳，哗地转过脸去，再也不理范妮。其实，范妮最讨厌的是，她被这日本女孩提醒了自己的身份。在中国的时候，她并没有机会强调自己是不是中国人，现在，她知道，自己最不喜欢在公共场所让人特别指出是个中国人。她想起来，共产党一直把买办宣传为洋奴的事。
舱门开了，乘客们蠕动着向外面走去。在登机桥的小窗口上，范妮突然就见到纽约的蓝天。它蓝得象一块在宝大祥布店的柜台上摊开的绸子一样，象上海跳水池里的深水区一样。这就是爷爷说到的纽约的蓝天了。然后，她看到了建筑物上的美国国旗，许多星星，许多蓝色的窄条子。jfk里到处都是国旗，小孩子帽子的正中也是，范妮以为这个时刻自己一定会象《人证》里唱草帽歌的那个黑人一样欣喜若狂，但是她却没有感到那样的高兴，她感到的是一种另她奇怪的害怕，就象上游泳课时，被老师着练习跳水，站在冰凉的池边，紧闭着眼睛向前扑去的那种害怕。
一走到机场的移民局检查大厅里，范妮就闻到一股咖啡香。一点也不沉闷潮湿，象太阳光那样又热，又新鲜，又浓烈的咖啡香，这是范妮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地方闻到这样浓的咖啡香，她一口一口地吸着带着咖啡香的空气，然后，她又分辨出咖啡香里面的香水味道，那是与中国国产的香水所不同的清冽的香味，外国人身上的香水的味道。
范妮站在填写入境表的长桌子旁边，握着笔，填错了自己的护照号码，后来，又填错了维尔芬街的地址，她有点集中不了精力。在前进夜校上课的时候，有一天，托福课的老师带来了一本从香港带进来的黑封面的小书，叫《启思录》，里面有许多让人为难的问题。他在上课上腻了的时候，读几个问题问同学，让大家轻松一下。问题都很有趣，大家坐在座位上，你一言，我一语的回答。有一个问题是：“要是给你25万美金，条件是，你永远不得回到自己的家乡，你愿意吗？”老师脸上带着讥讽似的笑容，他刚刚读完，教室里便轰堂大笑。“美国罐头”坐在范妮旁边大声说：“老师，给我们五万美金就可以了。”好象他会和范妮一起到美国去一样。那时他和范妮之间的感情开始有点暧昧，但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说。这时，另一个同学说：“老师，我只要五千美金。”在大家的哄笑声中，从五千美金降不要一分钱，最后的叫价是倒贴一千美金。那一期托福班还没有结束，“美国罐头”就离开中国去美国了，然后就是音讯全无。好在他和范妮从来就没有说破过，所以范妮心里有点惆怅，并没有伤到心。“美国罐头”也是到纽约来了，范妮握着笔，突然想到，也许他当时也站在这里填过一张入境卡，然后进入美国。今天，轮到了自己。他们俩没有象当时想象的那样会天各一方，而是到了同一个国家，而且还到了同一个城市。果然他们都为了到美国倒贴了一千美金，那是买飞机票的钱。
过移民局检查站时，范妮找了一条没有那些同机的中国人站的队伍去站着。可她刚站到队尾，就被一个在大厅里巡视的警察拦下，她说了什么，范妮没有听清，范妮赶紧说：“pardon？”而那个女警察却不再说话，要过范妮的护照看了看，然后点着另外一条队伍，示意范妮去那条队伍。那就是和范妮同机的中国人站的队伍。范妮疑惑地看了女警察一眼，她伸手点了点护照检查通道上面的标示，范妮这才知道自己站到了美国公民入境通道上，而她不是，她得站到外国人通道上去。
检查范妮护照的，是一个坐在玻璃后面，脸上没有一点表情的黑人移民官，范妮对他勉强笑了笑，算是打招呼，但那个移民官直直地盯了她一眼，仍旧什么表情也没有。他翻开范妮的咖啡面子的护照，在电脑里啪嗒啪嗒地找着什么，然后又看了范妮一眼，这一次，范妮感到了他脸上的鄙夷。她想，她的中国护照，就是他可以象没听见一样对待自己的hello的原因吧。范妮却不敢对他板着脸，她怕他不让自己通过移民局检查。也是在前进夜校的托福班上，她听说过美国机场的移民官有权拒绝有合法签证的人进入美国。她尽量拿出自己无辜的样子，望着他。他的皮肤是黑色的，但他的样子却更象一个欧洲人，他那种防贼似的样子，象一记耳光一样打向范妮。
他突然将范妮填的入境卡递了出来，对范妮说了句什么，但范妮还是什么也没听懂，她小心陪着笑，说：“pardon？”
他又说了一遍，可范妮还是什么也听不懂，她晓得他说的是英语，可是，不是她学的那种英语。她转下头去看他手里的笔点着的地方，发现自己还是把维尔芬街的地址写错了，写到别的格子里去了。那黑人移民官从自己桌子上拿出一张空白的表格给她，并示意她先让到一边去写。
范妮回到刚刚想入非非的长桌子前，她小小心心地填好表，站回到外国人通道的队伍里。她发现自己原来一点也听不懂美国式的英语，就象她家洗衣服的安徽小保姆听不懂上海话那样。这次她学了乖，不再对移民官说hello，可将重新填好的表格连同自己的护照交进窗口的时候，她感到自己的脸上不由自主又陪上了笑。那个移民官照样一点也不理会她，仍旧是防贼那样的神情，还有勉强藏入那神情里的不欢迎。就象在上海开往闹市区的公共汽车上，上海小市民对乡下人的那种表情。
等范妮拿回敲了一个红色图章的护照，经过移民局的关口，到了行李大厅。行李转台上，已经有行李转出来了，花花绿绿的行李带来了到家的感觉。有人已经取了自己的行李，向海关的闸口走过去。当行李大厅的自动门在海关通道后面打开的时候，她听到外面有人惊喜地尖声大笑，那是亲人相逢的声音。通过海关后面的门，她看到到达大厅里面花花绿绿的人，墙上庆祝新年的大红蝴蝶结，还有大玻璃窗外的碧空。范妮才发现自己在发抖，从胃那里发出的颤抖一直波及到全身，范妮不得不咬紧牙，并握紧自己冰凉的手来控制自己。她不愿意失态，所以将紧握的拳头c到衣袋里，笔直地站在行李传送带旁。和她边上一起等行李的旅客们相比，她简直就象沙漠地带的树那么笔直和僵硬。
海关通道后面的自动门因为不断有旅客出去，而不停地被打开，一股股热咖啡的香味扑进来，那是象阳光一样活生生的香味，安抚着默默发抖的范妮。
范妮在传送带上见到了各种各样漂亮的箱子，那是有钱人的箱子，结实，轻，贴着假日酒店的标志，有的箱子上贴着花花绿绿的粘纸，是经过了不同航空公司旅行的纪念标示。还有风尘仆仆的背囊，防雨面子的，顶上的带子紧紧缚着卷成一个筒的地毡，那是做自助旅行的年轻人的行李，他们要的是另一种更自由的生活方式，在行李上就能觉察到，将他们的行李与漂亮箱子放在一起，就能显出那漂亮箱子的乏味。可要是看到也是风尘仆仆，但象乡下人那样劳碌而拘谨的箱子，沉重，粗陋，难看地在拉练上吊着小铜锁，拦腰绑着加固用的细麻绳，总能在这样的箱子的什么地方看到中文字。
就象范妮的箱子一样。
远远的，范妮看到自己的箱子跟在一只通红的小箱子后面，那小箱子上面，银色的拉练象项链那样闪闪发光，而自己的黑箱子，它象米店里的大米包一样向自己转来了，带着一副闯荡江湖的泼辣。范妮的脸突然红了，她恨不得能不要伸手去取自己的箱子。她看到一个金发的年轻女孩，弯下腰的时候，曲卷的长发象窗纱一样拂向前，她伸手取下了那只红色箱子，喀哒一声就拉出了两条亮晶晶的拉杆。而当自己被绑得象炸药包一样的箱子转到面前的时候，范妮不得不伸手拿下它们。它们简直比石头还要重，箱子的把手一拎，就断开了，象猪耳朵一样耷拉着，她不得不拉住绑在上面的细麻绳，它们是结实的，可是勒肿了她的手指。她想到了上海街上那些提着大包小包简陋行李的外地民工，他们和范妮其实是一样的，行李不是为一次旅行用的，而是自己的全部家当。范妮惊奇地意识到，对纽约来说，自己和到上海的外地民工一样，是外来的穷人。并不是回家，而是来此地碰自己的运气。
一定是因为自己的箱子被绑得太奇怪了，海关的人远远的就看到了她，等她到了通道口，海关的人要她开箱检查。将自己的箱子用尽全力搬到海关的长条桌子上的时候，范妮的脸红得几乎要流出血来。范妮想到了在前进夜校学到的new concept english 第三册里的课文，海关开箱子检查，遇到了瓶子，就怀疑是偷带的香水，范妮想起了一个男人读课文的声音：“he you anythingdeclare？”当时上课的英文老师还特别告诫说：“准备出国的同学注意了，这是飞机场海关的标准用语，意思是：有什么需要申报的吗？如果没有及时申报，被查出来，麻烦就大了。”这个老师总在上课中间提请“准备出国的同学”特别注意，他自己没有出过国，可是他精通许多出国要遇到的事，他也是出国迷之一。
胖大的海关官员示意范妮打开箱子，他根本什么都没有问。
范妮知道自己解不开那些麻绳。
“itvery difficultyopen； sir。”范妮窘迫地说，她恨不能说这箱子根本就不是她的。这时，胖官员沉着脸，用把锋利的小刀c到箱子和麻绳的缝里轻轻一挑，麻绳“蹦”地一跳，就断了，范妮从钱包里摸出小锁的钥匙来，打开锁住两条拉练的“永固”小锁，胖官员拉开拉练，箱子里的东西“扑”地一声顶了起来。范妮看到里面一堆白色内k象蘑菇一样地涨了起来，出国的人总是买许多条内k带到美国，在前进教室里的美国传奇中，美国的棉织品比中国的贵多了，而内k是断断不能少的。
“这是什么？”他从箱子里翻出一包用塑料袋层层包好的东西。那是爷爷给爱丽丝婶婆带的浙江笋干，还是专门到淮海路上的长春土特产店里去买的。范妮看到他用手指捉住一角，好象拎着什么脏东西似的样子，突然就慌了神。她否认说：
not know；is jusifring for other people；〃 刚说完，她马上意识到自己把动词的时态用错了，于是，她更正说，〃i broughtfor other people。〃
于是，爷爷为婶婆准备的礼物也被尖刀划开，海关的长桌子上立即散发出一股笋干的清香，用它烧红烧r，或者烧蹄膀汤，猪r里会吃进这种香味，而笋会把猪r里的油全吸掉，这是家里传统的荤菜，冬天时红烧一大锅，大家都喜欢早上用它夹吐司面包吃，叔公说他一辈子都爱吃它。在四十年代，爷爷乃乃，叔公婶婆都在纽约住的时候，他们就从中国带来过。这是爷爷特地为婶婆准备的礼物，他知道婶婆什么都不会缺，除了从浙江来的笋干。
它虽然是干的，可也是植物，不可进入美国领土，那个胖官员将它扔进了长桌子下面的垃圾箱。“咚”的一声，把范妮的眼泪震出来了。她慌张地想，真的不能在这里哭出来。所以她将自己的眼睛尽量睁大，使那些突如其来的眼泪有地方可以存住，不要流下来。
胖官员合上箱子软耷耷的盖子，警告范妮说：“不要带你不知道内容的包裹，这对你不好。”
〃是的。〃范妮说。
出了海关灰色的玻璃门，范妮突然看到阳光灿烂的大厅，蓝天象刀一样从天上劈来。人们在各自的行李车边上拥
慢船去中国 第 4 部分 〃是的。〃范妮说。
出了海关灰色的玻璃门，范妮突然看到阳光灿烂的大厅，蓝天象刀一样从天上劈来。人们在各自的行李车边上拥抱亲吻，发出种种快乐的声音。
她见到一个混血的男青年举着她的名字，她的名字被写成了英文：fanny wang，在那个混血青年的脸上，她看到了一张和爷爷长得十分相似的大嘴。他的头发卷卷的，上了定型的赭哩水，梳得纹丝不动。这是范妮见到的最干净的青年，甚至他的鞋边都没有一点浮尘。
范妮向他走去，朝他笑，这一笑，眼泪才掉下来，象摇了一下留着雨水的树枝，本来存得好好的雨滴就都落下来了一样。
他奇怪地看看她，问：“are you fanny wang from shanghai？〃
〃yes。〃 范妮回答，这下她明白过来，原来他不会说中国话。
〃tony wang。〃他指着自己说。他笑起来，从面颊到嘴角，一路柔和地弯下来，很象费翔。
他是王家的小辈，算起来，也是范妮的嫡亲堂弟。他家住在新泽西，是婶婆请他将范妮接到格林威治村的房子里去。他的车是一辆白色的雪佛莱，当他帮范妮把箱子搬到自己的车上，被那合不上盖子的沉重箱子吓了一跳。范妮暗自庆幸在海关检查时，已经把麻绳都扔掉了，可以不用在美国堂弟面前出丑。他只以为是航空公司把箱子压坏了，问范妮要不要去航空公司的柜台登记，让他们理赔。
“这是你的权利。”他站在车前说。
范妮只是摇头。
他对范妮耸肩：“好吧，这也是你的权利。”
他们离开肯尼迪机场向曼哈顿下城去，范妮第一次看到了曼哈顿岛上的高楼。新年就要来了，到处都有红色的橱窗。卡地亚的纽约总部大楼把整幢楼都扎上了红色的蝴蝶结，象个巨大的礼物盒。这是范妮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房子，她根本不知道卡地亚是什么意思。洛克非勒中心广场上的大圣诞树上，闪着数不清的彩灯。通向圣诞树的路边，排着两排银色的天使。许多人站在那里照相。时代广场上的大苹果也吊起来了，那是纽约新年的传统节目，在新年的第一分钟，它会碎下来，拿到大苹果里面掉下来东西的人，表示着会在新的一年里有好运气。范妮象看电影那样，看着曼哈顿的街景从车窗外掠过。
“nice； an？”他问。
“yes。 ”范妮说，“a bit likovie。”
穿着纽约式黑呢长大衣的人群聚集在第五大道高楼的沟壑里过马路，大多是穿着讲究的纽约人，许多人手里拿着大包小包的百货公司的提袋，范妮以为他们是在为新年采购礼物，可托尼说大多数人是去店里退掉自己不喜欢的圣诞礼物，换回钱来。“你知道圣诞节吗？”他问。
范妮说：“我们在上海也过圣诞节。”
大概听出来范妮语气里的介意，托尼马上掉过头来说抱歉，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中国的事情。”
“那你知道上海的事情吗？”范妮问。
“yes； i he heard about it； the old people always say shanghaia small new york。”他接着说了很多，但范妮又开始听不懂了，开始是一个词，后来不知道的词堆积起来，就一点也听不懂了。她有点慌神，可是她还是在脸上堆上笑来掩饰。因为她实在不想再说一个pardon，连想都不愿意想到这个词。托尼看看她，他猜出来她的状况，就不再说话了。范妮感到他是怕自己听不懂受窘，才不说话了的。和自己的堂弟也搭不上话，让范妮感到十分羞愧。
在拥挤的纽约市区里，他们的车不停遇到红灯和抢道的出租车，托尼只好不停地刹车，一下一下，身体往前冲，范妮开始晕车了。头昏，舌头下面开始一阵阵地出酸水，肚子也有点疼了，她实在怕自己会吐出来，她悄悄地掐右手上的合谷x，听说那个x位对镇定安神有效。车窗外，一片片树林掠过，托尼告诉她，那是曼哈顿岛上的中央公园，他最喜欢这个地方。范妮这次倒是每个词都听懂了，她赶紧表示出来。中央公园很长，边上的老公寓门口站着黑制服笔挺的拉门人，比起上海的希尔顿酒店前面的拉门人来说，要专业得多。托尼说，这些公寓里住着的，是真正的纽约富人。当年列农也住在这里，并在这里的街口被刺杀。
“是他的歌迷杀的，对吧。”范妮忍着一阵阵的恶心说。
“也有人说其实是被fbi杀的。”托尼说。
终于到了维尔芬街，终于可以从车里出来了，范妮几乎是高兴自己可以离开这个对自己小心翼翼的堂弟。她的房间是两间一套的公寓里的一间，另外一间是另一个纽约大学的男生住。他们一起合用厨房和浴室，以及电话。托尼带来了钥匙，一开门，门里面的热气夹着浓烈的咖啡气味扑面而来，范妮被这咖啡暖烘烘的气味一熏，一个恶心打上来，带上来一些酸水，里面有可乐的味道，那还是飞机上喝的。她竭尽全力做出正常的样子，向托尼道谢，并送托尼到门口，在他下楼梯的时候，候着，道着再见，听着自己的声音在陌生的高高天花板下面的楼梯上回响，象一个外国电影里的场景。
等托尼一离开，范妮就三步两步绕过行李，冲到厕所间去，大吐特吐，飞机上吃的意大利面条，喝的可乐，还有酸咸的话梅粒子，在飞机上二十多个小时吃下去的东西，好象全都翻江倒海地吐了出来，好象她的胃一离开上海就停止消化了，将后来在美国西北航空上吃的东西，暂时存在里面而已。那些东西喷得马桶边上都是。
等范妮搜肠刮肚地吐干净了，软软地站在洗脸池子前漱口洗脸，她看到面前的镜子里有一张蜡黄的脸，颧骨上的雀斑都泛出来了，这是自己的脸啊，范妮简直不能承认这一点，它象同飞机的那些中国人一样蜡黄和疲惫，又宽大，实在象东亚病夫。范妮掉头去看架子上的牙刷，它的柄象小g子那么粗，而牙刷却象儿童用的那么小，然后她看到旁边还放着一些小钩子，小镜子，象是和牙刷一套的，那是同屋的美国人用的，托尼说他叫鲁，鲁。卡撒特，是爱尔兰人的后代。卡撒特先生，范妮心里想了想，在中学的英文课上，有个同学总是把先生和女士读错，但愿自己不要读错。卡撒特先生倒是个考究的人呢，象牙医一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牙齿。
洗脸池的龙头是老式的样子，象范妮家用的龙头差不多，龙头中间也嵌着一块圆圆的白瓷马赛克，上面烧着一个蓝色的“h”和“c”，表示冷热水龙头。维尼叔叔总是说自己家的房子是连水龙头都从美国进口的考究房子，范妮总是怀疑维尼叔叔夸大从前的事，但现在看来，他倒是对的。只是爷爷从来不提过去的事，维尼叔叔四岁的时候，上海就解放了，他是怎么知道家里的龙头是从美国进口的呢？在上海的家里，热水龙头从来没有热水流出来，倒是象张爱玲散文里写的那样，要是不当心动了那个龙头，龙头后面的管子就会发出“赫赫”的声音，象冬天发哮喘人那过敏的气管。现在，范妮试着打开那个“h”，里面马上就流出了热水。将热水泼在脸上，范妮感到舒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