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缺憾 弗洛伊德文集
时间:2023-05-26 来源: 作者:未知
我们称作文明社会的理想要求之一可以作为一个线索。
这个要求就是“爱邻犹爱己”(thoushaltlovethyneighborasthyself)。
这一要求是举世皆知的,并且无疑比基督教还要悠久。基督教把它作为最骄傲的主张加以推崇。然而它当然并不十分为人们所熟悉;即使是在各个历史时代它对人类仍然是陌生的。让我们以一种天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问题,就像我们是第一次听到它一样,于是我们将抑制不住地产生一种惊奇和困惑的情感。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但是首先,我们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呢?它怎么可能呢?我的爱对我来说是某种宝贵的东西,我不应当不加考虑地将它抛出。这种爱使我承担某些义务,为了履行这些义务,我必须准备做出牺牲。如果我爱某一个人,他在某些方面就必须值得我去爱(我在这里不考虑他可能对我有什么用,也不考虑他作为性对象对我有什么可能的重要性,因为这两种关系对于爱我的邻居这一告诫所涉及的情况都无足轻重)。
如果他在许多方面很像我,以至我在爱他时能够爱我自己,那么他是值得我爱的;如果他是一个比我完美得多的人,从而我在爱他的同时可以爱我自己的理想,那么他也是值得我爱的。再者,如果他是我朋友的儿子,我也必须去爱他,因为如果他遇到什么灾难的话,我的朋友所感到的痛苦也就是我的痛苦——我应当去分担这一痛苦。但是,如果他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人,并且如果他自身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或任何对我的感情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可以吸引我,那么要我去爱他是很难的。的确,我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我的爱被我自己的亲友珍视为一种我偏爱他们的表示,如果我把一个陌生人和他们同等对待,这对他们来说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我去爱他(用那种普遍的博爱去爱他)只是因为他像昆虫、蚯蚓或草蛇一样也是地球上的公民,那么通过我的理性的判断,恐怕他只能分享我的爱的一小部分——而绝不会得到我的爱的全部。如果一个告诫的实施不能够被认为是理智的话,那么庄严地宣布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再进一步观察,我发现了更多的困难。一般来说这样一个陌生人不仅不值得我爱,我还必须老实地承认,他更多地引起的是我的敌意甚至憎恨。
他似乎对我没有一丝爱的迹象,并且对我没有表示丝毫的关心体谅。如果对他有益,他会毫不犹豫地伤害我,他也绝不会问自己他所得的利益是否和他伤害我的程度相当,实际上他甚至不需要去获得什么利益,只要可以满足他的欲望,他就会毫无顾忌地嘲笑我、侮辱我、诽谤我并且向我显示他的优势;他越是感到安全,我就越是感到无依无靠,也就越是肯定他会这样对待我。如果他的行为完全不同,如果他向我表示一个陌生人的关心和克制,我也愿意在任何场合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而不顾任何箴言。的确,如果这条庄严的圣训这样说的话:“爱你的邻居就像他爱你自己一样,”
那么我就不应当对此表示反对了。
还有第二条圣训,它似乎使我越发不可理解,并且引起我内心更强烈的反感。这就是“爱你的敌人”。然而,如果我仔细考虑这一圣训,那么我觉得把它当作一个更严重的过分要求是错误的;说到底,它与第一条圣训是一回事1。
我想我现在可能听到一个高贵的声音在告诫我:“恰恰是由于你的邻居不值得你爱,并且相反,他是你的敌人,因此你应当爱他像爱你自己一样。”
于是我明白了这条圣训不过是
1一位伟大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可能让自己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那些被严格禁止的心理上的真实情况。例如,海涅承认,“我的性情是平和的。我的愿望是:‘一间茅顶的陋舍,但是有舒适的床,精美的食品,最新鲜的牛奶和奶油,窗前的花坛,门前的绿树,并且如果上帝想让我完全幸福的话,他就应允许我享受这样的快乐,看到大约六七个我的敌人吊在这些树上。在他们临死之前,由于内心的感动,我将饶恕他们生前对我做的一切坏事。‘的确,一个人应当饶恕他的敌人——但是在他没被吊起之前绝不饶恕。“
一个荒谬的信条而已1。
现在,当我的邻居被告诫说爱我要像爱他自己一样时,他完全可能与我所回答的一样,并且为了同样的原因拒绝爱我。
我希望他不会有和我同样的客观理由,但是他却有和我一样的思想。尽管如此,人类的行为还是显示了差异性,伦理学忽视了决定这些差异性的因素,并把这些差异性分为“好的”和“坏的”两类。只要这些不可否认的差异性没有消除,对偏激的伦理要求的服从就会对文明的目标造成损害,因为它明确地助长人们去做坏事。人们不禁会想起当准备废除死刑时在法国议会发生的一件事。一个议会成员热情地支持废除死刑,他的演讲得到阵阵激动的掌声,这时大厅里有一个人说道:“首先会采取行动的是谋杀者。”
隐藏在这一切之后的、也是人们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真实的因素,是人类不是温和的动物,这种动物需要得到爱,当受到进攻时至多只能够自卫;相反,人类这一动物被认为在其本能的天赋中具有很强大的进攻性。因此,他们的邻居不仅仅是他们的潜在助手或性对象,而且容易唤起他们在他身上满足其进攻性的欲望,即毫无补偿地剥削他的劳动力,未经他的允许便与他发生性关系,霸占他的财产,羞辱他,使他痛苦,折磨他并且杀死他。
“人对人是狼”。面对这些人生的和历史的经验,谁还有勇气对这个结论提出疑问呢?一般来说,这种残酷的进攻性等待着某种刺激或是为某种其他的
1〔参看《幻想的未来》第五章。弗洛伊德在后面第138—139页又回到了“爱邻犹爱己”这一圣训的问题上。〕
意图服务,这种意图的目标也许用比较温和的手段就可达到。
在有利于这种进攻性的情况下,当平时禁止它的精神上的反对力量失去效用时,它也会自动地出现,暴露出人类是一种野兽,对于这种野兽来说,对它的同类的关心是一种异己的东西。凡是想到在种族大迁徙或是匈奴人侵略时期,在人所周知的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统治下的蒙古人的侵略中,或是在虔诚的十字军占领耶鲁撒冷的时候,或是恰恰就在最近的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怖中所犯下的罪行的人,都将不得不承认这一观点的真理性。
我们在自己的内心中可以觉察到这一进攻倾向的存在,而且正确地设想它也存在于其他人身上。这一倾向的存在是扰乱我们和邻居关系的一个因素,并且迫使文明耗费了如此之高的能量的代价,由于人类的这一原始的互相敌视的缘故,文明社会永远存在着崩溃的危险。共同的工作利益不会把人们联合在一起;本能的情感要比理智的利益强得多。文明必须尽其最大的努力来对人类的进攻本能加以限制,并且运用心理的反作用形成(psychicalreaction-formations)来控制它们的显现。从此就产生了目的在于促使人们进入自居作用和目标被抑制的爱的关系的方法,就有了对性生活的限制,进而有了爱邻犹爱己的理想的圣训,这一圣训的合理性实际上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其他东西像它这样强烈地反对人类原始的进攻天性。尽管做了种种尝试,文明的这些努力目前还没有取得多少成效。文明希望通过使用暴力打击罪犯的权利,来防止最赤ll的野蛮暴行,但是法律是不能够控制人用比较谨慎而且狡猾的方法来表现进攻性的。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摆脱年轻时寄托在自己同伴身上的幻想性期望;我们应当懂得,由于他们的恶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少艰难和痛苦。同时,指责文明试图从人类活动中消除冲突和竞争是不公平的。这些东西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抗并不必然成为敌对,它完全被误用了,并且给敌对创造了一个机会。
共产主义者确信他们已经发现了一条从我们的罪恶中解脱出来的途径。
根据他们的观点,本来所有的人都是好的,并且是乐于助人的,但是私有制败坏了他的天性。私有财产的拥有权赋予个人以力量并诱使他运用这种力量去虐待他的邻人,而那些被剥夺了财产的人就必定会怀有敌意地反对他的压迫者。如果废除了私有制,所有的财产都为公共所有,每个人都允许分享这些财产,那么恶意和敌意就会在人类中消失,由于每个人的需要都将得到满足,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把另一个人当作他的敌人;所有的人都将会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必要的工作。我不介入对共产主义体系的任何经济批评,因为我不能探究私有财产的废除是权宜之计还是进步1。但是我能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共产主义体系基础的心理学前提是站不住脚的幻想。在废除私有财产中,我们剥夺了人类喜爱进攻的手段之一;这当然是一个很强的手段,尽管不一定是最
1任何一个人,如果他在年轻时曾尝过贫困的痛苦,并且感受过富人们的蔑视和傲慢,他对反抗人类财富的不均至其所导致的一切后果所作的努力,就决不会不理解或无好感。尽管如此,如果这种抗争以公正名义下的人类平等的抽象要求作为根据,它就显然会引起下述异议,即由于大自然赋予每个人的体质和精神能力相差很大,大自然已经造成了不可改变的不公正。
强的,但是我们绝没有改变在能力和影响方面为进攻性所滥用的差异性。我们也没有改变人类天性中的任何东西。进攻性并不是由财产创造的。
在原始时代,虽然财产非常缺乏,进攻性的统治却几乎是漫无边际的。
几乎在财产放弃原始的、g门阶级的形式之前,进攻性就已在保育室里显示出来了,它构成了人们中间各种感情和爱情关系的基础(也许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母亲和她的男性孩子的关系1)。即使我们废除了物质财富的私人所有权,仍然存在着性关系领域的特权,这一特权必定会成为在其他方面完全平等的人们中间的极度的不悦和最强烈的敌意的根源。
如果我们允许性生活完全自由,并且进而废除家庭这一文明的生殖细胞,以此来消除这种特权因素的话,我们确实不能够预知文明发展可能会走怎样的新路;但是我们可以预期一件事,这就是人类天性中的这一不可毁灭的方面将会仍然跟随着它发展。
显而易见,要人们放弃对进攻倾向的满足是不容易的。
没有这一满足,他们就会感到不适。一个比较小的文化群体为其成员所提供的以敌视侵入者的形式发泄这种本能的优越性是不会受到鄙视的。只要还存在着可以承受进攻性的人,通过爱就可能把相当数量的人结合在一起。我曾经讨论过这样一种现象,即恰恰是疆土毗连,并且在其他方面相互联系的集体总是不和,并且常常互相奚落——比如西班牙人和萄萄
1〔参看《群体心理学》(1912年c),标准版,第18卷,第101页的注释。就这点做的更长的讨论是在《精神分析引论新讲》的第三十三讲的结尾都分(193年a)。〕
牙人,北部德国人和南部德国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等等1。我给这种现象取名为对较小差异的自恋(narcisismofminordiference)。
这一名称当然并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合适的并且相对来说是无害的对进攻倾向的满足。通过这一满足,就更容易形成其集体成员间的内聚力。就这点看来,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一直为他们的东道国的文明做着最有用的服务;然而不幸的是中世纪所有的犹太人大屠杀未能使那个时代里他们的基督伙伴们生活得更和平、更安全。一旦使徒保罗(apostlepaul)把人们之间的普遍的爱奠定为他的基督集体的基础时,基督教世界对那些处于这一世界之外的集体的极度不容便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罗马人没有把作为一个国家的集体生活建立于爱之上,因此,宗教的不相容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尽管对他们来说,宗教是国家所关切的事,并且宗教弥漫着整个国家。
日耳曼人主宰世界的梦想要以反犹太主义来做补充也不是不可能理解的偶然现象。在俄国建立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的文明的企图竟然会以迫害资产阶级作为心理支柱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只是关心布尔什维克在彻底清除他们的资产阶级后将会做些什么。
如果文明把如此大的牺牲不仅强加于人类的性行为,而且还强加于人类的进攻行为的话,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这样一种文明里人们极难使自己感到幸福。其实原始人
1〔见《群体心理学》第6章(1921年c),标准版,第18卷,第101页,以及《童贞和禁忌》(thttabofvirginity)(1918年a),出处同上,第11卷,第199页。〕
由于不懂得限制他的本能,他们的境况反而更好一些。但作为平衡,原始人却很难有希望长期地享受这一幸福。文明人则用他可能获得的一部分幸福换取了一部分安全。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在原始的家庭中,只有它的首领才能享受这种本能的自由;其他人则生活在奴隶般的压迫之中,所以在那个文明的原始时期,享受文明的利益的一小部分人和被剥夺了这些利益的一大部分人之间的悬殊差别达到了极点。至于今天仍存在的原始民族,认真的调查已表明他们的本能生活绝不会因为其自由而受到嫉妒。它依附于一些不同类型的约束。但也许比附加于现代文明人身上的约束更为严格。
当我们理直气壮地挑剔文明的现状,指责它没有充分满足使我们幸福的生活计划所提出的要求,允许本来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严重痛苦存在时,当我们带着严厉的批评试图发掘它的不完美的根源时,我
文明与缺憾 弗洛伊德文集 第 4 部分
当我们理直气壮地挑剔文明的现状,指责它没有充分满足使我们幸福的生活计划所提出的要求,允许本来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严重痛苦存在时,当我们带着严厉的批评试图发掘它的不完美的根源时,我们无疑是在行使正当的权利,而不是在表明我们自己是文明的敌人。我们可能希望在我们的文明中逐渐实现这样的变化,即它将更好地满足我们的要求,并且将不再受到我们的指责。但是我们可能也熟悉这样一种思想,即文明的本性附有种种困难,它们是不会向任何改革的企图妥协的。
除了我们准备去完成的限制本能的任务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一种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心理匮乏”
1的危险事态,当一个社会的纽带主要是由其成员相互间的自居作用所组成,而领导者个人却没有在群体的形成中发挥应有的重要
1〔德语“psychologischeselend”(心理匿乏)似乎是雅内的术语“mis-erepsychologigue”的译文,雅内用这一术语来描述他认为是神经病患者所具有的无法进行精神综合的特征。〕
作用时1,这一危险就最具有威胁性。
目前美国的文化状况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研究人们所害怕的这种对于文明的损害。但是我将避免对美国文明进行评论;我不希望给人留下一个我自己想使用美国方法的印象。
1〔参看《群体心理学和对自我的分析》(1912年c)。〕
第 六 章
在我过去的写作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感到,我所描述的东西不过是些众所周知的事情,并且我在浪费着纸张、笔墨,在一定的时候还浪费着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劳动和材料,来论述一些实际上是不言而喻的东西。
因此,如果对一个特殊的、独立的进攻本能的认识似乎意味着关于本能的精神分析理论的一种变化,那么我会很高兴接受这种认识的。
然而我们将会看到,事情并非如此,这只是把很久以前就实现的一个思想转变以及对这一转变结果的探究置于更明显的中心地位。在分析理论的所有缓慢发展的部分中,关于本能的理论是摸索着一条最费力的路向前发展的1。但是这个理论对于精神分析的整个结构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必须使它获得应有的地位。在我最初感到困惑时,我把诗人哲学家席勒的一句话作为我的,这就是“食欲和爱情推动了世界前进”。
食欲可以看作代表旨在保存个人的本能;而爱情则
1〔一些对于弗洛伊德本能理论发展的评论可以在他的论文《本能及其变迁》(1912年c)的编者注中看到。标准版,第14卷,第113页。〕
寻求对象,无论从什么观点看,自然赐予它的主要功能都是保存人类。所以,首先自我本能和对象本能(egoinstinctandobjestinstinct)是相互对立的。我采用“利比多”这一术语是表示后者而且仅仅是后一种本能的能量1。因而这一对立就是自我本能和指向对象的爱(从最广的意义上讲2)的利比多本能之间的对立。确实,这些对象本能中的一种,即性虐待狂本能,是和其它对象本能不同的;因为它的目的远非去爱。
再者,就某些方面来讲,它是明显附属于自我本能的:它与没有利比多目的的控制他人的本能(instinctofmastery)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这点是无法隐瞒的。但是这些差异被我们理解了;显然,性虐待狂毕竟是性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性生活的行为过程中,爱是能够被残忍所代替的。神经病被认为是自我保存的利益和利比多需要之间斗争的结果,在这一斗争中,自我是胜利者,但是付出了严重的痛苦和自我克制的代价。
每一个分析家都会承认即使在今天,这个观点看来仍然是正确的,而不会被彻底摒弃。不过,它的变化也是必然的,比如我们的探究从被抑制力量发展到抑制力量,从对象本能发展到自我。
发展中决定性的一步是我们引用了自恋(narcisasism)概念——这就是说,发现了自我本身受到利比多的精神
1〔参见关于焦虑型神经病的第一篇论文的第二部分。〕2〔即柏拉图用过的那种含义。参看《群体心理学》第四章(1921年c),标准版,第18卷,第99页。〕
专注,甚至自我是利比多的本来归宿,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利比多的指挥部1。
这种自恋的利比多转向对象,于是就成为对象利比多;而对象利比多可能再次转换为自恋利比多。自恋这一概念使我们有可能对创伤性神经病(traumaticneuaroses)、许多近似精神病的爱情以及精神病本身取得精神分析的理解。
我们没有必要放弃移情精神病(transferenceneuaroses)是由自我所实行的防御自身性欲的尝试这种解释;但是利比多的概念却受到了危害。由于自恋这种自我本能也是属于利比多的,所以我们暂时似乎必须使利比多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本能的能量,正如c。g。荣格早期提倡的那样。不过我内心依旧深信本能并不都是同一类型的,对此我找不到理由。当强制性重复和本能生活的保存性开始引起我的注意时,我便在《超越快乐原则》中迈出了下一步。从对生命开端的思索和生物学比较的情况出发,我得到的结论是,除了保存生物并使它加入更大的单位的本能外2,一定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相反的本能,这一本能试图分解这些单位,并且把它们带回到它们的原始的、无机的状态。这就是说,不仅存在着爱神厄洛斯,还存在着死亡本能(deathinstinct)。生命的现象可以从这两种本能共存的甚至互相对立的行为中得到
1〔这一方面请参看《自我和本我》(标准版,第19卷,第63页)中的编者附录b。〕2由厄洛斯产生的向外扩展的无止境的趋势和本能的普遍保存性之间的对立是显著的,它可以成为对下一步问题研究的出发点。
解释。然而要具体说明这一假定的死亡本能的活动是不容易的。厄洛斯的现象则是足够明显和突出的。可以设想死亡本能在有机体趋向死亡的过程中默默地起着作用,但这当然是没有证据的。一个更富有成效的思想是,一部分死亡本能转向外部世界,以进攻本能和破坏本能的面貌出现。通过这一途径死亡本能本身可能被迫为厄洛斯服务,因为有机体在破坏其它某种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东西,而不是在破坏其自身。
相反,任何阻止进攻性向外发展的行为都必定会助长有机体的自我破坏,自我破坏是时时处处都在进行的。同时,人们根据下面的例子可能产生这样的猜测:这两种本能极少或可能从不在彼此分离的状况中出现,而是以变化着的并且迥然不同的比例相互融合,因而变得很难为我们所辨认。我们早就知道性虐待狂是合成的性本能(ponentinstinctofsexuaality)。在这一现象中,我们看到了爱情的趋向和破坏本能间的这种极其强烈的融合;而它的对应物,性受虐狂,则是指向内部的破坏和性欲的结合,这一结合把在其他场合感觉不到的趋向变成了惹人注目的、明确的趋向。
关于死亡本能或破坏本能存在的假想甚至在分析界也遭到了反对;我很清楚人们常常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宁肯把爱情中的一切危险和敌对的东西都归于爱情自身性质中的原始的双向性(bipolarity)。
我最初提出这里阐述过的这些观点是带有尝试性的1,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观点在我头脑中变得根深蒂固,以致我再也不能用其他任何方法思维了。
我认为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它们比任何其他可能的理论都更有用;它们既没有忽视上述事实,也没有歪曲这些事实,而是提供了科学工作力求达到的简明易懂的说明。我知道有性虐待狂和性受虐狂中,我们总是看到破坏本能(向外的和向内的)与性欲的牢固融合;但是我无法再理解我们怎么能够忽视非性欲的进攻性和破坏性的普遍存在,并且我们怎么能够在我们对生活的解释中不给予这一普遍存在以适当的位置(破坏的欲望转向内部时大都为我们感受不到;当然,除非它带着性欲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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