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瓦索先生的漫长夏天

“乔治是我所知道的最勇敢的人。”
“我想念他。”
“我知道。”哈利斟酌了一下，“我希望我当时能赶回去。”
亚历克斯笑了笑，抬手抚摸哈利的脸颊，哈利侧过头吻他的手腕，问他那些疤痕是怎么回事。
“我做了一个梦。”亚历克斯移开目光，“冬天傍晚，我从花园里回到家，但里面一片漆黑，空荡荡的，我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地找过去，里面有看了一半的书，吃了一半的晚餐，茶还冒着热气，但一个人都没有。我跑上二楼，推开了书房的门，里面站着一只鸟头怪物，长得像只乌鸦，声音也像，爪子沾着煤灰。它抓住我的时候，那些灰也蹭到我手上。它说它可以告诉我其他人在哪里，但它想要我的血，我答应了。爸爸的书桌上有一把拆信刀，边缘很薄，磨得锋利，我把拆信刀拿了起来，给它血。血滴在羽毛上会冒出一股烟，就像水落在烧红的炭块上那样，但鸟头怪物认为根本不够，它把我的眼睛啄了出来，我发誓我能感觉到鸟喙刺进我的脑袋里。”
亚历克斯耸耸肩，仿佛这是一个和他完全无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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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醒来了，这不完全是个梦，血淌到了书和地毯上，我已经尽力编了许多理由来说服玛莎，但她还是把医生叫来了。显然，我还打碎了一个玻璃杯，割伤了手指，你看，碎玻璃并不完全是个谎话。我那天晚上也许是多喝了一点酒，嘘，哈利，闭嘴，别说教，实在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我后来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
哈利没有说话，亚历克斯从沙发上爬起来，随手把诗集丢到一边，声称自己想吃早餐剩下的冷火腿，走进了厨房。
天气从九月中旬开始变得令人不快，阴冷，小雨淅沥。“下划线”书店上周就重新开门了，但亚历克斯没有再去周四的聚会，说已经不感兴趣了，宁愿待在家里。哈利抽空替他取回了修好的打字机，亚历克斯把它搬进卧室里，哈利猜想他有在写些什么，但不能确定，亚历克斯什么都没告诉他。
“我今天见到了巴里。”又一个下着雨的周二傍晚，亚历克斯突然这么说，靠在碗橱上，看着哈利将马铃薯切成块，倒进炖锅里。
“他怎样了？”哈利摘下鼠尾草叶子，撕碎，也丢进锅子里。
“留了山羊胡子，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像个讽刺漫画角色。他说他是过来开会的他现在在外交部工作，你知道吗无论如何会在巴黎待上一周，邀请我们去吃饭，我答应了。”
“等等，‘我们’？”
“除非你周六中午没空。”
“我有，但你准备怎么解释。”哈利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模糊地指了指起居室，以及沙发上堆着的毛毯和稿子，“这些？”
“不解释。我们并不住在一起，记得吗？巴里也不会到这里来的。”
炖锅里的肉汁开始咕嘟冒泡，哈利拉开抽屉，拿出一把木勺子，着手搅拌，以烧焦：“我记得。”
“还有一件事。”
哈利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用勺子沾了一点肉汁，尝了尝。
“你今晚应该到卧室里睡，太冷了。”
哈利对着炖锅笑起来，没有转过身，得对方察觉：“谢谢。你能把盐递给我吗？”
就像以往一样，他们也没有过多讨论这件事。
星期六的午餐邀约理论上定在十二点，但出于一种入乡随俗的法国式礼仪，谁都没有准时到。巴里稍早一些，十二点半在靠窗的桌子旁落座。亚历克斯五分钟后进门，而哈利十二点四十五分才来，声称报社有事走不开，实则是为了避和亚历克斯同时到达。他们互相握手，各自背诵了一些社交专用辞令。侍应放下酒水单，端上他们点的饮料之后才送上菜单。
餐厅名叫“白鸽”，在奥赛码头附近，因为巴里暂住的旅馆就在不远处。哈利记忆中的巴里还停留在学生时代，那个满脸雀斑的历史系学生。此刻的巴里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还大十五岁，散发着那种小官僚特有的、很把自己当一回事的辐射。他们聊了一会美国人和东德，然后巴里和亚历克斯开始谈论两人共同认识的哈罗公学校友。哈利插不上话，仔细地琢磨餐盘里用黄油煎过的扇贝。
甜点上桌之后巴里点了一支烟，注意力转向了哈利，漫不经心地问他记者们最近在关注些什么，还有没有和大使馆的秘书们厮混在一起。哈利随口回答了几句，没有太在意。挂钟敲响两点的时候，巴里摁熄了烟，把草帽按到头上，说账单会由白厅代付，不用担心，很高兴见到老朋友们，诸如此类，离开了餐厅。
这顿午餐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哈利隔天就把它忘到脑后。然而巴里星期三下午恰好出现在奥斯曼大道，还恰好掐准了哈利的下班时间，在黎塞留-杜罗站的楼梯上友好地抓住了哈利的手肘。
“我还以为你回家不需要地铁。”巴里说，列车隆隆入站，哈利几乎听不清楚他的声音。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哪里？”
“姑且当我有很多双眼睛，和耳朵。”巴里回答，仍然挂着温和的微笑，像是在讨论晚餐，“我想你帮我一个小忙，哈利。”
“不。”
“非常简单，只要送一封信到美国大使馆去。”
“你应该找个邮筒。”
“不，不是那种信。”巴里拍拍哈利的肩膀，“我不能亲自去，因为我从来在那里出现过，会引起怀疑。但像你这种经常在那里进进出出的野蜂，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
哈利挡开他的手，“什么信？”
“无可奉告，就当是帮军情六处一个忙，为英格兰效忠什么的，你知道这些陈词滥调。”
“我拒绝。”
又一列火车哐当作响地进站，一个乞丐蹲坐在墙边，吹着口琴，软塌塌的帽子摆在脚边，里面丢了三四个硬币。巴里叹了口气，皱起眉，像是真心在为哈利担忧，他从内袋里摸出了两张照片，都不太清晰，但能够看清楚第一张是他和亚历克斯并肩走在河边，第二张是他们在接吻。
“我一点都不想走到这步，亲爱的哈利。”巴里的声音传来，他把照片从哈利手里取走，放回衣袋里，“这是复制品，当然了，底片在我们这里，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我指的是军情六处。我们观察你有一段时间了，说真的，哈利，想想看，我们只需要你把一个信封在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你既没损失，也不用冒什么风险。如果你还是不乐意的话，我只好把这些照片交给施密特主编了，我很好奇他以后会怎么看待你。所以我再问一次，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tbc.
第27章
“电影里可没有提到这件事。”记者说。
“当然没有了，不够刺激，没达到谍战片的标准。那部所谓的‘传记片’为了讨好观众，略去了不够的事实，往巴里身上套了很多捏造的奇闻异事，把他塑造成一个迎合大众猎奇心理的双面间谍。自他在地铁站拦住我的那天之后，巴里就没有再出现过，和我接头的是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他给我定了一套复杂的暗号，在电话里用的，这样就算有人监听我们的谈话，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圣多米尼克街的公寓没装电话，所以每次都是打到我办公室去的。要是他推销椰子油肥皂，意思是一小时后在两条街外的面包店门前碰面。如果他说‘你好，请问是佩里埃父子钟表维修铺吗？’，那意味着阿尔及利亚人就在楼下，我必须马上找借口去和他碰头。”
“那些‘信’大多数时候是没有标记的密封文件袋，我会把它们藏在提包里，塞在类似的牛皮纸信封和文件夹之间，趁着新闻发布会或者采访的机会带进大使馆。这算是简单的任务，有时候阿尔及利亚人会提出怪异的要求，比如必须在晚上九点二十七分带着一张明信片等在地铁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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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片就是普通的风景明信片，背面爬满了歪歪扭扭的笔迹，是西班牙语，我只认识‘亲爱的奶奶’，‘旅行’和‘很高兴’这几个词，看起来就像是小孩寄给祖母的纪念品。我不得不编出一套谎话应付亚历克斯，匆匆出门，去指定的地铁站。我等在月台脏兮兮的长椅上，不停地看表，直到一个拿着长柄雨伞的男人过来坐下，拿走明信片，在椅子上留下一个信封，我需要把这个信封送到约定地点，发出信号，示意阿尔及利亚人来取走‘货物’。”
“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波兰领事馆，警卫发现了我刚刚放下的文件袋，想拆开，我跑了回去，从他手里夺回文件袋，辩解说是我不小心丢失的，然后赶紧离开。那个文件袋在我的公文包里多待了整整两个星期，最后我到新的指令，让我把它送到一座近郊的小教堂里，丢在倒数第二排长椅下面。”
“你一定留意到了，里弗斯先生，一些研究巴里的传记作家和冷战史学研究者或明或暗地指责过我：为什么居然没有怀疑那些文件袋内容蹊跷？莫非普鲁登斯先生是莫顿先生的秘密同谋？这未有失公平，连当时的军情五处和六处也没能及时查出布兰登莫顿事实上被莫斯科牢牢握在手里，他们怎么能把矛头转向一个从未受过情报训练的局外人？况且我是被胁迫的，我当时一心只希望这场突如其来的荒诞剧不会波及亚历克斯。”
“十一月某天，我记不住具体日期了，如果你需要知道的话，应该是能调出记录的，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几年前就公开了全部文件。应该是十一月底，我想。我像往常一样去上班，甚至比平常还早十来分钟到了报社。施密特把我叫进会议室，那是编辑们开晨会的地方，我到办公室里拿了笔记本和钢笔，跟了进去。”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但都不是编辑。我愣在门口，施密特叫我关上门，进来坐下。唯一还空着的位置就只有椭圆桌子末端的那张椅子了，所有人都盯着我看，我坐到那里，觉得自己像个等待审讯的嫌犯。”
“总共有五个陌生人，左边两个，右边三个。离我最近的陌生人和我握了握手，说自己名叫米切尔普利斯科特，他看起来像个小学校长，或者在教区工作了一辈子的告解神父，如果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的话，那种自然而然就显得很亲切的人。他有美国口音，解释说自己是美国大使馆的雇员，负责一些‘保安方面的工作’，想问我一些问题，我可以拒绝，也可以自愿作答。当然，如果我拒绝的话，他们就不得不请法国警察过来说服我合作了。桌子周围的其他人没有自我介绍，都板着脸，盯着自己的小笔记本。右手边的一个戴毡帽的男人看上去十分眼熟，但我一时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可以。’我告诉普利斯科特，‘问吧。’”
“普利斯科特指了指我的提包，问那是不是我的，我说是。他接着问我是不是每次去使馆都会带这个提包，我回答是的，问他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他没理会，继续问我在过往六个月里有没有和苏联大使馆的任何人接触过，不一定是外交人员，司机，打字员和门卫也算。”
“‘不，没有。’我说。”
“‘普鲁登斯先生，你的生活一切正常吗？这听起来很奇怪，我明白，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欠下任何债务，有没有赌博习惯，又或者，有没有和哪位迷人的女士纠缠不清？有没有任何别人可以用来威胁你的事？’”
“我可以感觉到冷汗冒出来了，但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得那美国人看出什么端倪。我在想亚历克斯和巴里手上的照片，想波兰领事馆那个多事的警卫，他报告了那个可疑的文件袋吗？他认不认得我是哪家报纸的记者？为什么巴里的文件袋会牵扯到苏联大使馆？我忽然记起了桌子右侧那个戴毡帽的男人是谁，那是军情五处的康奈利探员，八年前深夜敲开杜松街55号的门，把亚历克斯带走的那个。他刮干净了胡子，虽然被毡帽挡着，还是能看出来头发少了很多，但毫无疑问是同一个人。”
“‘不，我想没有。’我回答。”
“‘上星期你去了波兰领事馆。’普利斯科特说。”
“‘还有五六个其他记者也去了。’我说。”
“‘有人看见你走进了非开放区域。’”
“‘那是我第一次去波兰领事馆，找洗手间，迷路了，一发现那是非开放区域就马上离开了。’”
“普利斯科特没再说什么，接下来轮到康奈利问话了，像乌鸦追着腐肉一样咬着几个点不放：还有和迪格比联系吗？没有？詹姆呢？也没有？亚历山大卢瓦索先生？有，为什么？布兰登‘巴里’莫顿呢？没有？你确定吗？”
“施密特主编这时候站出来了，说探员们已经占用我太多时间了，而且提不出任何证据，没理由继续咄咄逼人地盘问报社的雇员。普利斯科特向他和我道歉，解释说我不是‘怀疑对象’，这只是例行查问。希望没有造成太大的干扰。”
“然后他们走了，但没有离开很久。两天之后两个彬彬有礼的先生回来了，一高一矮，自称来自军情六处，给我看了证件，请我‘自愿’跟他们走。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办公室，被塞进一辆车里，后座和驾驶座之间有挡板，玻璃涂黑，就像被关进半个棺材里。车程大概半小时，押送者们把我带进一栋外观普通的两层房子。”
“普利斯科特在客厅里等着，请我在沙发上坐下，问我要不要喝气泡水。我拒绝了，他的亲切态度也到此为止。他告诉我一个使馆三等秘书确认见过我从前台取走一个信封，中情局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信封里的是泄露的机密文件，因此也有足够理由怀疑我是苏联间谍。我被这个指控吓坏了任何人都会被这种指控吓坏的。普利斯科特继续列出我和阿尔及利亚人的几次接触，那个阿尔及利亚人碰巧和一群旅居巴黎的开罗商人关系密切，而这群开罗商人是被莫斯科买通了的，中情局很清楚这件事，因为他们也花钱‘租下’了这些狡诈的生意人。”
“‘你准备怎么解释这一切呢，普鲁登斯先生？’他问我。”
“我终于供出了巴里的名字，复述了他在地铁站说过的话。‘这是勒索，’我告诉普利斯科特，‘巴里手上有一些照片’，但我没有细说是什么照片。普利斯科特问是不是关于卢瓦索先生的，我说是，他没有再问下去，一言不发地听着，仰头看着天花板，仿佛我在说一个他早就听厌了的故事。等我说完，他道谢，离开了客厅，锁上了门。”
“壁炉架旁边的墙上有个漂亮的挂钟，雕着两个吹号角的天使。我在客厅里绕圈，像只关在笼子里的老鼠，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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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指针看。半小时过去之后我敲了敲门，没有任何回应。一小时后之后我敲了第二次，一个面无表情的警卫打开门，说普利斯科特先生正在开会，很快就会回来。”
“他始终没有回来。”
“整整六小时，天黑之后，那两个把我押到这里来的军情六处雇员打开了门，告诉我可以走了。我又被推进同一辆车里，他们把我送回了奥斯曼大道。我的提包和大衣都还在办公室里，但报社已经锁门了。我身上的零钱勉强够买一张巴士票，我设法在十一点前回到了圣多米尼克街，因为没有钥匙，不得不用力敲门。亚历克斯打开门，看了我一眼，问我是不是被抢劫了。”
“如果有可能，我十分想喝一杯白兰地，但家里早就没有任何和酒沾边的东西了。我关上门，坐到沙发上，把脸埋在掌心里。亚历克斯问我要不要茶，我说‘不了，到这里来，坐在我旁边’。”
“然后我把这几个月来的闹剧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讲到一半的时候亚历克斯握住了我的手，等我全部说完，他站了起来，在客厅里踱步，说他一定要给巴里拍一封言辞激烈的电报，最好明天就坐渡轮回去，。我阻止了他，毕竟巴里手上还拿着照片。”
“‘他能用那几张照片干什么？寄给报社？我们可没有什么名声需要维护。’亚历克斯问。”
“我告诉他，报社可能不会理会这些鸡毛蒜皮，但万一巴里把照片寄给你父亲呢？”
“亚历克斯不说话了，回到沙发上，和我一起盯着对面的墙。过了好久，他问我现在是不是没事了，既然我已经讲清楚了巴里的卑鄙勾当，那些情报局来的混蛋们是不是应该明白我只是一头转运货物的无辜骡子。”
“我诚实地回答我不知道。”
tbc.
第28章
“你看，真是没完没了。”普鲁登斯抱怨道，说的是雨，又下起来了，浇灭了最后一点闪烁不定的日光。石滩、海水和云层糊在一起，呈现出层层叠叠的蓝色和黑色。雨滴没有早上那么大，慢悠悠地，几乎可以形容为害羞地，飘落，粘在玻璃上，像一层融化的糖霜。
护工敲门进来，提醒记者探视时间只剩半小时，所有访客必须在晚上七点前离开。如果他有火车要赶的话，那最好现在就走，今天最后一班开往巴黎的火车很快就要离站了。
“这附近可没有旅店。”护工加了一句。
“阿尔贝，让这位年轻的绅士留下来吃晚饭。”普鲁登斯插嘴，他的法语听起来谨慎又清楚，每一个元音都十分规矩，“就当是让我高兴，好吗？我没有多少访客。而且他还没有尝过你美妙的梨子甜酒呢。”
“可是我们有规定，普鲁登斯先生。”
“就说访客有非常重要的公务，必须今天完成，而且他不愿意离开，你也没有什么办法。”普鲁登斯冲记者眨眨眼，“开往雷恩的车今晚应该还会有两班，就算里弗斯先生九点才走，也还是能赶上的。”
“既然你这么说了，普鲁登斯先生。晚餐七点半开始。”
“谢谢你，阿尔贝。”
护工走了，轻轻关上门。“我喜欢阿尔贝。”普鲁登斯告诉记者，“会酿酒，富有同情心，不像星期四值班的皮埃尔，一板一眼的。我们刚刚讲到哪里？我能看一眼你的笔记吗？1961年圣诞节，我一度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和亚历克斯安稳地在布鲁日过了圣诞和新年假期。冬天的布鲁日既萧索又亲切，就像是你在壁炉边打瞌睡时会梦到的地方。旅馆里除了我们，就只有一对从意大利来的老夫妇，他们英语法语都不会，而我们不认识半个意大利语单词，偶尔在餐厅碰到，只能互相点头微笑。我们的客房窗户对着运河码头，一排游船拴在那里，等待夏季的游客潮。比起我们的夏天，我更愿意回忆我们在布鲁日的冬天，雨夹雪永远不停，但炉火也始终不灭。那间漆成淡栗色的客房就是我们的秘密巢穴，在那里，拉上窗帘，我们又重新成为二十二岁的我们，成为孩子，成为没有名字的旅客。”
“一月的第二个星期，我们启程返回巴黎。”
巴里的名字是在二月初出现在报纸头版上的：《阴谋还是栽赃？莫顿于伦敦候审》。文章说尽管外交部公开抗议，但布兰登莫顿先生为了驱散关于苏联间谍的流言，自愿接受了军情五处的讯问。目前莫顿先生被软禁在一个未名地点，等候最终结果。记者询问了军情六处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栽赃，很可能是莫斯科一手导演的闹剧，误会很快就会澄清。
巴里扬起的风暴在头版吹了几天。哈利把每一份报纸都拿回去给亚历克斯看了，两人琢磨着上面的每一个单词，揣测巴里在这场船难里的生还几率。就像所有新闻一样，这场闹剧逐渐退往内页，沉寂下去，然而还不到五天，沉渣重新浮起，吐出了关于内部听证会的只言片语，在接下来两个紧张的星期里，巴里看起来马上就要彻底出局了，他遭到停职，军情五处搜查了他的住处，种种迹象都对他极其不利。“我们将会见证一场世纪审判。”《快报》的时政记者信誓旦旦地评论，“这也是我们首次清清楚楚地看见莫斯科的渗透有多么彻底”。然而到了三月底，巴里的大幅照片再次出现在头条，就在《莫顿洗清嫌疑》这个大标题的右下方。照片的主角直视着镜头，举起帽子，看起来像个大获全胜的拳击手。外交部和军情六处张开双臂把他接了回去。
拳击手立即着手报复。1962年4月4日，一个信封出现在施密特主编的办公桌上，上面没有邮戳，也没有字迹，显然不是邮差送来的，没人知道是谁把信封放在那里的，楼下的门卫声称没有留意到陌生人进出。信封里装着的是那几张哈利无法提出合理解释的照片，他僵硬地坐在施密特对面的椅子上，握着拳头，像个等待发落的苦役犯。
“我一向不过问别人的私生活。”施密特不情愿地靠近这个话题，就像人们不得不把手伸进排水管里，把堵在里面的老鼠尸体拉出来时一样，令人不适，但总不能丢下不做，“也许你应该离开一阵，哈利，去个有阳光的地方住几天，找个医生谈谈，也许他们能帮你摆脱这个，这种，你知道的，疾病。”
“我不需要医生。”
主编看着他，带着一种令哈利感到恼火的同情：“我欣赏你的工作，哈利，你是个棒极了的记者，这些，”主编看了一眼信封，“我不能假装我没看见，但我也不会报告警察这里，在法国，这是犯罪，记住这一点。”
“我的私人生活和我的工作毫无关系。”
“你病了，哈利，你需要帮助。”
“你要解雇我吗？”




卢瓦索先生的漫长夏天 分卷阅读40
“停职，直到你能拿出神科医生证明，保证你痊愈了。”
“不必。”哈利站起来，“我辞职。”
办公室里没什么好拾的，台灯、打字机和电话都不是他的，钥匙和公函也必须留在原处。哈利只带走了几封信，钢笔和一盒回形针，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这个房间此刻看起来依然和他刚来时一样陌生，萎蔫的盆栽和雾蒙蒙的玻璃，散发出樟脑气味的文件架。哈利撕下贴在桌面上的便笺，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开门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