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十年祭

后来，我在东肯塔基大学念化学，二百多美元的助教金。整月地吃方便面。戴维是个三十多岁的白人男子。熟了后，常对我讲美国社会不合理，几十里以外有个贫民屋，人们无家可归。一天晚上，他来我屋，说他不肯在东肯塔基大学念了，想去百余里外的另一个城市投奔他姐姐，路上车坏了，问我有没有钱可借，他见到姐姐后一定还。我狠心拿出20美元，说：你比我富，这是我的地址，你有钱后一定还给我。戴维一去不返，从此音讯渺然。那地方东西便宜，20美元的鱼、r、蛋、菜够吃个把月。
转到新泽西后逐渐站住了脚，其间中国同学帮过我，我又去帮新来的中国同学。帮着一位老兄买车，修车，搭着命上高速路去试车，后来却听见他对别人说我不爱帮助人。不是有意扒墙脚，听到后还真有点伤心。却又坦然，修车时已经对他说过：受累不怕，怕的是帮人未必有好报。不过，初次相识，冒险也要一试。够傻的。后来帮人的事还是做过一些，有时傻，有时不傻。
深夜醒来，泪透枕边，童年时对不起小波的两件亏心事又在眼前。小波早就忘了，我也从未再提起，埋在心底30年。这些年，不得已时，亏心事也做过，但傻不傻的，能帮人处且帮人。不是为了给把守天堂大门的上帝看，也没有施舍于人的快感。为了什么，小波、小波你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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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的小波哥哥/王晨光（2）
后记：小波病因未查明时夜夜失眠，睡不着觉时写了这篇东西，纪念小波哥哥。
1997年4月20日凌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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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舅舅/姚勇（1）
在《白银时代》中《未来世界》的上篇《我的舅舅》里，我的舅舅王小波这样写道：“我的舅舅是个作家，但是在他生前一部作品也没发表过……”
现在我的面前就放着一本《白银时代》。翻开崭新的青色封皮，可以闻到一股清新的油墨香味。那么如果我来写，我就应该这样写：“我的舅舅是个作家，在他生前发表过很多作品，大家也都非常喜欢看。可是这些作品零零散散就是出不了一本像样的书。即使出了，也被迫卖得很少。然而在他刚刚要出他正式的小说全集时，他却死了……”
追随我舅舅的方式是任何人也不可能做到的。他死了，那么他所有的一切就都走了，只有他的精神继续生活在我们中间。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舅舅就没有死。除去自己的感觉之外，一个人的死活难道不是由别人来判断的么？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他，一定会认为他在那个世界是活着的。这样一来，那我的舅舅就会在两个世界同时活着。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如果他真的活着，我这篇文章便失去了意义。活着的人是不需要纪念的。但是，我总感到我有话要说。要对我的舅妈李银河说，要对我的姥姥宋华说，还有想对所有爱我舅舅和为我舅舅所爱的人说，我热爱我的舅舅，我想念他。
推开门，一股熟悉的香烟味扑鼻而来。里屋墙角的书桌上，凌乱叠放的磁盘、cd…rom和vcd中间摆放着一台计算机。机壳已被烟雾熏得泛黄。机器边上两只音箱的位置同我上次来时一点也没有改变。桌前那把折叠椅斜斜地对着门。我的舅舅王小波就是这么站起身走出门去。不再回来。他身后的计算机里留下了他为之奋斗尚未完成的全部——一个完美的精神世界。远离了所有他所爱和爱他的亲人和朋友们，他走了。
推开那些凌乱的磁盘，我拉开椅子坐下。准备用他机器上的网络联系还在英国的李银河，我的舅妈。还没有听到windows95的启动，眼前屏幕里的图样已然模糊成一片。我才知道原来丧失一位所爱的亲人的感觉是这样。多少次我俩坐在这台计算机前，打开机器，一边看着windows95的启动，一边兴致勃勃地讨论他电子小说的构想和编程细节。我每隔几周来到姥姥家，就会去看他的计算机。有时他颇有心得，兴趣盎然地展示他在win95下编程的进展。敲完键盘，他会歪过头来冲边上的我嘿嘿一乐。有时碰到问题，便和我一道痛骂微软公司的险恶——在他们发明的windowsc作系统下编程犹如噩梦。
当时我的编程水平还不足以解决他的问题，无法想出好的手段完善他的电子小说系统。可是自己用borlandc＋＋硬做出一个小说多媒体系统，对我们这样的计算机爱好者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我们约定好，他电子小说的音乐部分由我全盘负责。随后他用递归算法画了其中几幅c图。那是他第一部电子版小说《万寿寺》中的c图。书中开头写道：“莫迪阿诺在《暗店街》里写道？：‘我的过去一片朦胧……’”随后屏幕上是一幅由递归算法画出的混沌图形，被深浅不一的绿色和棕色按数学规律渲染。我看了顿感大为倾服，而他却摇摇头说：不太像样，准备请人画几幅。我说这几张要得，感觉奇cool。他又侧头看了看屏幕，嘿嘿地笑着点了点头，于是决定要它。
我一度苦于没有计算机摆弄，曾在舅舅面前忿忿然地抱怨，说起父亲居然认为想学计算机并不一定要买计算机，拒绝了我升级计算机的要求。舅舅笑了，说这可以理解。当初他小时候做梦也没想到过个人电脑，我父亲这一辈的人自然不能理解当今计算机发展的迅猛。就连他现在手上的pc…286也被挡在windows之外，深感落伍。他还说，像我这样一个有为的青年，这个时髦不可不赶，不然落了伍，可就太糟糕了。于是他当即决定去买一台奔腾，把他那一套给我。这样我只用花几百块就可以升到pc…486的水平。按他的说法是使我进入windows时代。我乐得不行，简直可以说是欢天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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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舅舅/姚勇（2）
我还记得那天我俩从他住的楼上走下来，每人手里抱着一个大箱子，里面是他用了好几年的全部家当，那台pc机。他帮我打了一辆面的，然后一块儿把东西抬上车。在关上车门时，我冲他招手，心中充满感激之情。看到他微笑着站立在马路边上缓缓向后退去的身影，心中闪过一阵阵温暖之意。
看着桌上已撕开抽了一半的那条烟，只掰掉一小块的云南陀茶，我感到心的颤动。原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坚强。然而一想到将永远、永远见不到他，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便涌将上来，充塞了所有的感官。这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感觉。一种似乎是对于永远的模糊理解。
强行转换过思路，我想到他可能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看我给他传过去的那份文件。那是关于如何利用电子邮件实现更多网络服务的说明。那一次通过电话线传送计算机文件是我们俩最后一次联系。也是这世界与他的倒数第二次联系。在这之后他回复了一个朋友的呼叫，然后离开了。
当时我正受长期扁桃体化脓的困扰，已经打了一个月点滴。因与父亲闹僵，母亲又远在国外，躺在床上无人照料。学业受困，时日艰难。他劝了劝我，也想劝劝我爸，被我阻拦住了。他让我好好照顾自己，买点排骨，放上酱油料酒炖炖吃。言谈中他对我落课太多着实忧虑担心，劝我赶紧养好身体去上课。千万不要考试不及格，影响了毕业，“怎么样也得拿到毕业证呀”。
挂断电话前他说到近几日在姥姥家睡觉胸中憋闷。晚上睡觉几次憋醒，形如哮喘，想是空气干燥所致，准备换个环境，去远郊过几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那时我的生活正在低谷，艰难中突然听到他这些劝慰叮嘱，亲近之意油然而生。现在回想起他当时的话，更感觉到他对我的拳拳之意。如今我已拼命考过了这个期末，在另一世界的他应该对我满意了吧。我希望。
在四月那个清冽的早晨，听到我二舅的死讯，我突然从床上坐起，耳边嗡嗡的只是在响着一星期前最后联系时，他挂电话前的话。我还劝他在他的屋子里洒一些水。谁知道几天以后在他郊区的房子里，他又独自在凌晨憋醒，然后却又永远地独自睡去。他会感到孤独吗，还是遗憾？《黑铁时代》，我的舅妈，我的姥姥，还有那部电子小说……
当痛苦充满胸臆时，我感到已说不出什么。就像他在《黄金时代》中说的，“我要找出一些闪光的句子，像月光一样皎洁。”我在计算机打着这篇文字，像我二舅一样。但是无法找到任何闪光的句子。
我感兴趣的是一些比较激烈的音乐。犹如他的书，属于非主流之类。但是它们的根源，都来源于一种最真实的激情。当我找到了它们的创作源泉时，我体会到了我舅舅小说里最深邃的忧郁。在《黄金时代》中那些闪光的句子下面，隐藏的是无比的悲哀与压抑。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感受到他灵魂的自由。作品的灵感只能是来自于作者本身对于痛苦的体验。
当我察觉到这一点时，我的舅舅感到了身上的责任。他不希望自己的经历在下一辈中重演。虽然时代不同了，可是人痛苦的感觉是一样的。很多次吃完晚饭，我俩在全是y影的屋中。我倚着墙躺着，他半坐半卧在床边的椅子上，表情忧郁地缓缓说着自己对艺术的看法。悠悠的，沙哑低沉的嗓音回绕在灰暗的屋中。他告诉我，所谓艺术应该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是一群处于社会中比较高地位的人做出的使处于同样环境的人感到舒服的东西。在我眼前这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艺术家身体里，流淌的全是晶莹闪光的敏感和真实。我听着他慢悠悠地讲着，感到身体里的某些东西在开始变得有价值。
就像在一个浩瀚的湖边，偶尔遇到波浪送上来的零星珍贝，拾到后欣喜不已却又不及细探。而如今我舅舅的生命之湖已早早悄然耗尽，不及孕育更多生命之精华便已化为湛蓝天空中的朵朵白云。留给我们的只是以短短生命孕育的几部小说、若干杂文和一部电影剧本。站在枯干的湖底，我们茫然若失，却感觉不到我舅舅在天上俯瞰我们的眼神。他的下一代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更多关于艺术、文化、知识及人的思考和乐趣。从他那由痛苦中孕育的灵感中，得到使心灵永远快乐自由的方法。但是我们还没建立起自己真正的精神园地时，那个高大的骑士却早早地走了，再也不回头。 生活还是会继?





王小波十年祭 第 5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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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舅舅/姚勇（3）
1997年7月4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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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李银河（1）
——悼王小波
李银河
日本人爱把人生喻为樱花，盛开了，很短暂，然后就凋谢了。小波的生命就像樱花，盛开了，很短暂，然后就溘然凋谢了。
三岛由纪夫在《天人五衰》中写过一个轮回的生命，每到18岁就死去，投胎到另一个生命里。这样，人就永远活在他最美好的日子里。他不用等到牙齿掉了、头发白了、人变丑了，就悄然逝去。小波就是这样，在他精神之美的巅峰期与世长辞。
我只能这样想，才能压制我对他的哀思。
在我心目中，小波是一位浪漫骑士，一位行吟诗人，一位自由思想家。
小波这个人非常的浪漫。我认识他之初，他就爱自称为“愁容骑士”，这是堂·吉诃德的别号。小波生性相当抑郁，抑郁既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生存方式；而同时，他又非常非常的浪漫。我是在1977年初与他相识的。在见到他这个人之前，先从朋友那里看到了他手写的小说。小说写在一个很大的本子上。那时他的文笔还很稚嫩，但是一种掩不住的才气已经跳动在字里行间。我当时一读之下，就有一种心弦被拨动的感觉，心想：这个人和我早晚会有点什么关系。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缘分吧。我第一次和他单独见面是在《光明日报》社，那时我大学刚毕业，在那儿当个小编辑。我们聊了没多久，他突然问：你有朋友没有？我当时正好没朋友，就如实相告。他单刀直入地问了一句：“你看我怎么样？”我当时的震惊和意外可想而知。他就是这么浪漫，率情率性。后来我们就开始通信和交往。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抵挡如此的诗意，如此的纯情。被爱已经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而这种幸福与得到一种浪漫的骑士之爱相比又逊色许多。
我们俩都不是什么美男美女，可是心灵和智力上有种难以言传的吸引力。我起初怀疑，一对不美的人的恋爱能是美的吗？后来的事证明，两颗相爱的心在一起可以是美的。我们爱得那么深。他说过的一些话我总是忘不了。比如他说：“我和你就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这形象那种天真无邪和纯真诗意令我感动不已。再如他有一次说：“我发现有的女人是无价之宝。”他这个无价之宝让我感动极了。这不是一般的甜言蜜语。如果一个男人真的把你看做是无价之宝，你能不爱他吗？
我有时常常自问，我究竟有何德何能，上帝会给我小波这样一件美好的礼物呢？去年10月10日我去英国，在机场临分别时，我们虽然不敢太放肆，在公众场合接吻，但他用劲搂了我肩膀一下作为道别，那种真情流露是世间任何事都不可比拟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他转身向外走时，我看着他高大的背影，在那儿默默流了一会儿泪，没想到这就是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个背影。
小波虽然不写诗，只写小说随笔，但是他喜欢把自己称为诗人，行吟诗人。其实他喜欢韵律，有学过诗的人说，他的小说你仔细看，好多地方有韵。我记忆中小波的小说中唯一写过的一行诗是在《三十而立》里：“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倒挂下来。”我认为写得很不错。这诗原来还有很多行，被他画掉了，只保留了发表的这一句。小波虽然以写小说和随笔为主，但在我心中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身上充满诗意，他的生命就是一首诗。
恋爱时他告诉我，16岁时他在云南，常常在夜里爬起来，借着月光用蓝墨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呀写，写了涂，涂了写，直到整面镜子变成蓝色。从那时起，那个充满诗意的少年，云南山寨中皎洁的月光和那面涂成蓝色的镜子，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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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李银河（2）
从我的鉴赏力看，小波的小说文学价值很高。他的《黄金时代》和《未来世界》两次获联合报文学大奖，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并成为1997年坎城国际电影节入围作品，使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为中国拿到最佳剧本奖的第一人，这些可以算作对他的文学价值的客观评价。他的《黄金时代》在大陆出版后，很多人都极喜欢。有人甚至说：王小波是当今中国小说第一人，如果诺贝尔文学奖将来有中国人能得，小波就是一个有这种潜力的人。我不认为这是溢美之辞。虽然也许其中有我特别偏爱的成分。
小波的文学眼光极高，他很少夸别人的东西。我听他夸过的人有马克·吐温和萧伯纳。这两位都以幽默睿智著称。他喜欢的作家还有法国的新小说派，杜拉斯、图尼埃尔、尤瑟纳尔、卡尔维诺和伯尔。他特别不喜欢托尔斯泰，大概觉得他的古典现实主义太乏味，尤其受不了他的宗教说教。小波是个完全彻底的异教徒，他喜欢所有有趣的、飞扬的东西，他的文学就是想超越平淡乏味的现实生活。他特别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真即是美”的文学理论，并且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认为真实的不可能是美的，只有创造出来的东西和想象力的世界才可能是美的。所以他最不喜欢现实主义，不论是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古典的现实主义。他有很多文论都精辟之至，平常聊天时说出来，我一听老要接一句：不行，我得把你这个文论记下来。可是由于懒惰从来没真记下来过，这将是我终身的遗憾。
小波的文字极有特色。就像帕瓦罗蒂一张嘴，不用报名，你就知道这是帕瓦罗蒂，胡里奥一唱你就知道是胡里奥一样，小波的文字也是这样，你一看就知道出自他的手笔。台湾李敖说过，他是中国白话文第一把手，不知道他看了王小波的文字还会不会这么说。真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有人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只出理论家，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不出思想家，而在我看来，小波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读过他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他特别爱引证罗素，这就是所谓气味相投吧。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我对他的思路老有一种特别意外惊喜的感觉。这就是因为我们长这么大，满耳听的不是些陈词滥调，就是些蠢话傻话，而小波的思路却总是那么清新。这是一个他最让人感到神秘的地方。我分析这和他家庭受过冤枉的遭遇有关。这一遭遇使他从很小就学着用自己的判断力来找寻真理，他就找到了自由人文主义，并终身保持着对自由和理性的信念。不少人可能看过他写的《沉默的大多数》，里面写到“文革”武斗双方有一方的人咬下了另一方人的耳朵，但是他最终也没有把那耳朵咽下去，而是吐了出来。小波由此所得的结论极为深刻：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即使是在那么疯狂的年代也是难以违背的，比如说不能吃人。这就是人类希望之所在。小波就是从他的自由人文主义立场上得到这个结论的。
小波在一篇小说里说：人就像一本书，你要挑一本好看的书来看。我觉得我生命中最大的收获和幸运就是，我挑了小波这本书来看。我从1977年认识他到1997年与他永别，这20年间我看到了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失去了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小波，你太残酷了，你潇洒地走了，把无尽的痛苦留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虽然后面的篇章再也看不到了，但是我还会反反复复地看这20年。这20年永远活在我心里。我觉得，小波也会通过他留下的作品活在许多人的心里。樱花虽然凋谢了，但它毕竟灿烂地盛开过。
我想在小波的墓碑上写上司汤达的墓志铭（这也是小波喜欢的）：生活过，写作过，爱过。也许再加上一行：骑士，诗人，自由思想家。
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李银河（3）
我最最亲爱的小波，再见，我们来世再见。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再也不分开了！
我们曾经拥有/李银河（1）
1988年，我们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我们的家庭从1980年结婚时起就一直是个“两人世界”（我们是自愿不育者），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就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今后生活方式的选择，剔除了一切其他因素。
这个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作出理性的选择，免得后悔。当时考虑的几个主要方面是：
第一，我是搞社会学研究的，我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研究起来会有更大的乐趣。美国的社会并不能真正引起我的兴趣，硬要去研究它也不是不可以，但热情就低了许多。小波是写小说的，要用母语，而脱离开他所要描写的社会和文化，必定会有一种“拔根”的感觉，对写作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第二，我们两人对物质生活质量要求都不太高。如果比较中美的生活质量，美国当然要好得多，但是仅从吃穿住用的质量看，两边相差并不太大，最大的遗憾是文化娱乐方面差别较大。我们在美国有线电视中每晚可以看两个电影，还可以到商店去租大量的录像带，而回国就丧失了这种娱乐。我们只好自我安慰道：娱乐的诱惑少些，可以多做些事，虽然是一种强制性的剥夺，也未尝不是好事。
第三，我们担心在美国要为生计奔忙，回国这个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如果一个人要花精力在生计上，那就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做他真正想做的事，也就是说，他就不是一个自由人。在中国，我们的相对社会地位会高于在美国，而最可宝贵的是，我们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搞社会学研究，对于小波来说就是写小说。除了这两件事，任何其他的工作都难免会为我们带来异化的感觉。
回国已近十年，我们俩从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除了我们俩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之外，我已经出版了《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等七八本专著和译著；小波则经历了他短暂的生命中最丰盛的创作期，他不仅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成为唯一一位两次获联合报系中篇小说大奖的大陆作家，而且写出了大量的杂文随笔，以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生前创作的唯一一个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并成为1997年戛纳电影节入围作品，使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上为中国拿到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
回国后最好的感觉当然还是回家的感觉。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美国人当老大当惯了，对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难免兴趣缺缺，有的年轻人竟然能够问出中国大陆面积大还是台湾面积大这样无知的问题。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是无论是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切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尤其是小波近几年在报刊杂志上写的文章，有人看了击节赞赏，有人看了气急败坏，这种反应能给一位作者带来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