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独白

昔孟轲有母，史传美谈；今我有母如此，我死何憾？辛八达的妈妈呀！我服了！
（后记）
在台湾香港的几家报纸杂志一再围攻“浮夸青年”、“文化太保”的时候，我发表这篇文章，似乎不能不说几句话。
我认为如果有“人心不古”的事，那就是后人不如古人有幽默感。司马迁的《滑稽列传》及身而绝就是一个显例。流风所被，好像一个人不板着脸孔写文章就是大逆不道！不写硬邦邦的文章就是没有价值！
我不明白：为什么写文章要道貌岸然？教别人读了要得胃病？为什么写他们眼里的“游戏文章”就是罪过？“游戏文章”就不能“载道”吗？
我要用这篇“小说”来示范给三十年代的文人看。在他们吹胡子瞪眼拿帽子乱丢的时候，不妨欣赏一下这篇“小说”深处的情节。个中的事实不必信其有，也无须信其无，总之能猜到我讽刺什么就好。看懂以后，再想想孔老夫子“谏”“有五义焉，……吾从其风（讽）”的话，总该惊讶：原来李某人的文章也是合乎圣人之道的！
以上全文及后记原登《文星》第五十六号，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台北出版。发表后，六月二十五日任卓宜发行的《政治评论》第八卷第八期上，有一篇所谓《为白话文问题代郑学稼辨诬》，其中指出：“李敖对叶（青）、郑（学稼）之文无能答辩，只得‘蝉曳残声到别枝’去写《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和他的《妈妈·弟弟·电影》了。”同月，在张铁君发行的《学宗》第三卷第二期上，有一篇《此次文化问题论战之总述评》，其中也诬指：“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也‘蝉曳残声到别枝’去考证《纪翠绽该生在什么时候？》谈他《妈妈·弟弟·电影》了。”到了十月三日，胡秋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控告我，其中也谈到：“后来听说这小诽谤者写《妈妈我服了》，又自称‘文化大保’谈梅毒去了。”上面这些文字，都是我这篇《妈妈·弟弟·电影》发表后的小c曲。在另一方面，我的“妈妈”在六月十四日来信说：“读了你的大作，我们有同样的感觉——‘体无完肤’，幸而那段‘后记’，使我们稍慰于心。”我另外在公共汽车站旁边，还听到三位女孩子在吱吱喳喳地谈论这篇“妙文章”。我拉杂追记这些小事在此，小事在此，聊志墨缘。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十一　长袍心理学
穿长袍，何凡先生是理论家，我才是实行家。
一袭在身，随风飘展，道貌岸然，风度翩翩然，屈指算来，数载于兹矣！不分冬夏、不论晴雨，不管女孩笑于前、恶狗吠于后，我行我素，吾袍，绝不向洋鬼子的胡服妥协，这种锲而不舍的拥护国粹，岂何凡先生所能望其项背哉！
长袍成为我个人的商标，历史已久，不但传之于众口，而且形之于笔墨。前年香港出版的一期《大学生活》里，某君曾列举台大的四怪三丑，而怪丑之尤就是“长袍怪”，好像长袍就是我的化身一般。事实上，若论台大声名显赫的人物，除钱校长外大概就是我了。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见过“文学院那穿长袍的”。除非他是瞎子，可是瞎子也得听说过李某人，除非他还愿意做聋子！
多少人奇怪我为什么一年到头老是穿长袍，可是我从来不告诉他们。他们恭敬视我，我低眉以报之；他们侧目视我，我横眉以向之；他们问我原因，我关子以卖之。教中国通史的夏教授也整年穿件破袍子，可是夏天最热的那一两个月，他也破例夏威夷一番。有一次他看我在盛暑之下仍穿着黑绸大褂大摇大摆，特地走到我面前，不声不响地盯了我一阵，最后摇摇头，不胜感慨他说：“你简直比我还顽固！”
其实我怎能算顽固？李鸿章穿缺襟马褂，比我还多顽固一层；入了咱们国籍的英国妙人马彬和，对中国“满大人”服装的倾倒比我还如醉如痴。只是台湾的天气热些，所以我显得比他们更艰苦卓绝罢了！有一次，一位颇有灵性的女孩子问我说：“李敖，我忍不住了，我一定要间问你：这么热的天气你还穿这玩意儿，难道你不热吗？”我望着她那充满救世精神的脸儿。慢吞吞地答道：“冬天那么凉，你还要穿裙子露小腿，难道你不冷吗？”这女孩子似有所悟，一句话没再说，黯然而去。我当时忍不住偷偷好笑，我笑她一定以为我在夏天的耐热和她在冬天的耐冷，出自同样的心理，其实才不对呢！女孩子冬天穿裙子，充其量不过三项理由：
一、为了美，为了满足她们的自炫心理；
二、为了阔，利用你的视觉告诉你她穿的是九十六元一双的玻璃丝袜；
三、为了优越感，告诉你她的脂肪含量比你们男士多，热情的人是不怕冷的。
可是我穿长袍在光天化日大太阳之下，理由却与她们迥然不同。盖穿长袍是一门失传的学问，降至洋服充斥的今日，凡是再穿长袍的人都有他一个深远的理论背景，我把这种理论背景归而纳之，分为五派，一统其名曰“长袍心理学”。
第一是“中学为体派”。此派可以钱穆为代表。钱先生承张文襄公之余绪，大倡东方精神文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在行动方面，也表现出“中衣为体，西鞋为用”的精神一当然去美国时穿西装是例外，入境问俗，中国之进入夷狄者则夷狄之，何况圣之时者的钱先生乎？我个人在长袍一点上，足为国粹派争光。身外之物虽系小事，然“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中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故我对它始终乐之不疲一往情深，时时玩索不已，心体力行不止，持久性足可追随钱夫子而臻于“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境界。何况长袍还是我们东方物质文明最辉煌的表现，也是我们反抗文化侵略的一件有力武器，它那变形虫的特性给了我们无限的安全感，黄袍加身日。我思古人时，洋鬼子的物质文明又何有于我哉？
第二是“男权至上派”。此派可以某些女人痛恨者为代表。想当年清人刚入关，金之俊建议十从十不从，第一条就是男从女不从，所以当时男人穿清朝旗袍，女人穿明朝服装；到了民国后，男人又流行穿西装了，女人才流行穿旗袍。换言之，女人总是晚咱们男人一着，总是跟在时代后面穷赶，思念起来，好不开心！想不到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女人们也穿起洋婆子的衣裳来了，但是她们并不喜新厌旧地放弃旗袍，反倒变本加厉，把旗袍开权到苏酋黄的世界，而此世界之有碍观瞻与体统，不必多言一望便知。可是你又不能厚非小娘子们。因为她们这么做是有古书为之支援的，《诗经》上不是说过吗？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有诗云可证，挟经典以重，老学究们还敢再多嘴吗？《礼记》中虽有“作……异服……
以疑众，杀！“的王制，但是女人大可爱了，安能遽以一权之高低挥泪杀之？何况普天之下率上之滨。双面夏娃多如牛毛兔子毛，又安能尽得而诛之？故劝千岁，杀字休出口，杀乎哉？不杀也！但是，既然不能杀之而后快，某些卫道之士自然不服气不甘心，但又恨无新服装可跟她们比赛。失望之余，只好折回头来，重新从箱底取出长衫儿，晒一晒，也穿起来了，心里还想：同是旗人之袍，娘儿们穿得，我穿不得？他妈的，穿！堂堂大丈夫奇男子，岂可让这些造了反的女人专美于前吗？于是”男权至上派“遂在”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公愤下成立了。
第三是“招蜂引蝶派”。此派可以某些大包头型的海派学生为代表。这些暴发户的“太”字号们，到处横行，上穷碧落下黄泉，志在吸引异性的注意。但是女人是好奇的动物，不出奇安能使之好那？于是大包头们纷纷出动，或穿黑衬衫、或扎细领带、或用妇人手帕、或喷仕女香水……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r麻之极，最后异想天开，居然动起他爷爷的长袍的脑筋来了。于是赶忙翻箱倒柜，但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只好找山东裁缝做了两件，又拿条花围巾，往黑脖子上一缠，俨然以北平大学生自况，真是沐猴而冠，望之不似人君，一看他那包心菜式的头发，咱们就够了！这些附庸风雅的无知之徒，其面目可憎、其黑心可诛、其长袍可送估衣店、其“招蜂引蝶派”可请少年犯罪组勒令解散之！
这四是“没有西装派”。此派正好与前一派相反，前一派因西装大多，尼龙、奥龙、达克龙……五颜六色，宽条窄条，穿得厌了，所以才穿长袍做同性而引异性；此派却因一条龙也没有；且西装之为物，日新月异，宽领窄领，三钮二扣，变化无穷，除非财力雄厚，否则休想跟上时代而当选服装最佳的男人。若穿长袍，就无这种麻烦了，大可隆中高卧，以不变应万变，任凭别人的料子龙来龙去，老憎反正是一龙也不龙，至多以聋报之。而且，清高的y丹士林是从不褪色的，正如我们固有文化的万古常新，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长袍小物可以喻大，“去蛇反转变成龙”，袍之既久，自怜之态砉然消失，路过短衣窄袖的西装店，反倒望望然而去之，只见他把咽下去的口水朝玻璃窗上一吐，仰天长啸曰：“予岂好袍哉？予不得已也！”
第五是“十里洋场派”。此派别名“职业长袍派”。即穿长袍和他的职业有神秘的关联。例如说相声的，不穿长袍就失掉了耍贫嘴的模样；拉胡琴的，不穿长袍就锯不出摇头摆尾的调子；监察院长，不穿长袍就不能表现出他那“年高德劭”的雍容。此外东洋教授、西藏喇嘛、红衣主教、青帮打手……都得在必要时穿起形形色色的长袍以明其身价。尤其是上海帮的大经理大腹贾们，他们的脑之满与肠之肥，几乎非穿容量较大的长袍不足为功。盖身穿西装，除了使他们更像喜马拉雅山的狗熊外，硬领、马甲、臂箍、窄袖、腰带等等对他们无一不是恐怖的报酬。本来西装就没有长袍舒服，西装穿得愈标准你就愈受罪，除了仅有“头部的自由”外，其他你全身的锁骨肋骨肱骨桡骨尺骨膑骨胫骨腓骨乃至p股，没有任何一骨是高兴的。而这些重量级的好商巨贾们，由于脖子上的白r大多，连仅有的头部的自由也被他们自己剥削掉了。不堪回首之下，他们乃相率在单行道上选择了长袍，除了可减轻桎梏开怀朵颐外，更可从林语堂博士之劝告，用“世界上最合人性的衣服”，来包住他们那快挥发光了的人性！李子述长袍心理学竟，乃临稿纸而叹曰：昔孔圣曾有“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袄矣”之叹，管仲有恩于道袍，千载史有定评。从曹孟德割须断袍之日起，长袍遂有式微之兆。曹c死后一千七百年，华夏衣冠竟不幸沦于夷狄，自右衽而变中衽，自长衣而易短装，流风所被，长袍竟被贬为国家常礼服，且在裁缝公会会长眼中，俨然吴鲁芹所谓之“小襟人物”矣！岂不哀哉痛苦哉！余深信长袍不该绝，深愿我血性之中国本位者，于胡服笔挺之际，从速响应何凡之呼吁，以李敖为楷模，以于右任（“余右衽”）为依归。诗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千载袍风，此其时矣！三原有老，可同袍矣！此时不同，还待何时？寄语读者，快看齐矣！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在台北“四席小屋”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改一年前旧作，十一月二十七日再改
十二　红玫瑰
那一年夏天到来的时候，玫园的花全开放了。
玫园的主人知道我对玫瑰有一种微妙的敏感，特地写信来，请我到他家里去看花。
三天以后的一个黄昏，我坐在玫园主人的客厅里，从窗口向外望着，望着那一棵棵盛开的蔷薇，默然不语。直到主人提醒我手中的清茶快要冷了的时候，我才转过头来，向主人做了一个很苦涩的笑容。
主人站起身来，拍掉衣上的烟灰，走到窗前，一面得意地点着头，一面自言自语：“三十七朵，十六棵。”
然后转向我，用一种调侃的声调说：“其中有一棵仍是你的，还能把它认出来么？”
躺在沙发里，我迟缓地点点头，深吸了一口烟，又把它馒慢吐出来，迷茫的烟雾牵我走进迷茫的领域，那领域不是旧梦，而是旧梦笼罩起来的愁城。
就是长在墙角旁边的那棵玫瑰，如今又结了一朵花——仍是孤零零的一朵，殷红的染色反映出它绚烂的容颜，它没有牡丹那种富贵的俗气；也没有幽兰那种王者的天香，它只是默默地开着，开着，隐逸地显露着它的美丽与孤单。
我还记得初次在花圃里看到它的情景。那是一个浓雾弥漫的清晨，子夜的寒露刚为它洗过柔细的枝条，嫩叶上的水珠对它似乎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娇小的蓓蕾紧紧蜷缩在一起，像是怯于开放，也怯于走向窈窕和成熟。
在奇卉争艳的花丛中，我选择了这棵还未长成的小生物，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回来，用一点水、一点肥料和一点摩门教徒的神秘祝福，种它在我窗前的草地里。五月的湿风吹上这南国的海岛，也吹开了这朵玫瑰的花瓣与生机，它畏缩地张开了它的身体，仿佛对陌生的人间做着不安的试探。
大概我认识她，也就在这个时候。
平心说来，她实在是个可爱的小女人，她的拉丁文的名字与玫瑰同一拼法，这并不是什么巧合，按照庄周梦蝶的玄理，谁敢说她不是玫瑰的化身？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种罕有的轻盈与新鲜，从她晶莹闪烁的眼光中和那狡猾恶意的笑容里，我看不到她的魂灵深处，也不想看到她的魂灵深处，她身体上的有形的部分已经使我心满意足，使我不再酝酿更进一步的梦幻。
但是梦幻压迫我，它我飘到六合以外的幻境，在那里，走来了她的幽灵，于是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同看日出、看月华、看眨眼的繁星、看苍茫的云海；我们同听鸟语、听虫鸣、听晚风的呼啸、听阿瑞尔（ariel）的歌声，我们在生死线外如醉如酲；在万花丛里长眠不醒，大千世界里再也没有别人，只有她和我；在她我眼中再也没有别人，只有玫瑰花。
当里程碑像荒冢一般的林立，死亡的驿站终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远远的尘土扬起，跑来了“启示录”中的灰色马，带我们驰向那广漠的无何有之乡，宇宙从此消失了我们的足迹，消失了她的美丽和她那如海一般的目光……
可是，梦幻毕竟是飞雾与轻烟，它把你从理想中带出来，又把你向现实里推进去。现实展示给我的是：需求与获得是一种数学上的反比，我并未要求她给我很多，但是她却给我更少。在短短的五月里，我和她之间本来没有什么接近，可是五月最后一天消逝的时候，我感到我们的相隔却更疏远了。恰似那水上的两片浮萍，聚会了，又飘开了，那可说是一个开始。也可说是一个结束。
红玫瑰盛开的时候，同时也播下了枯萎的信息，诗人从一朵花里看到一个天国，而我呢？却从一朵花里看到我梦境的昏暗与逗回。过早的凋零使我想起托姆普孙（francis　thompson）的感慨，从旧札记里，我翻出早年改译的四行诗句：
最美的东西有着最快的结局，它们即使凋谢，余香仍令人陶醉，但是玫瑰的芬芳却是痛苦的，对他来说，他却喜欢玫瑰。
不错，我最喜欢玫瑰，可是我却不愿再看到它，它引起我太多的联想，而这些联想对一个有着犬儒色彩的文人，却显然是多余的。
在玫园主人热心经营他的园地的开始，他收到我这棵早调了的小花，我虽一再说这是我送给他的礼品，他却笑着坚持要把它当作一l“寄生物”。费了半小时的光y，我们合力把它种在玫园的墙角下，主人拍掉手上的泥巴，一边用手擦着汗，一边宣布他的预言：“佛经上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我们或许能在这棵小花身上看到几分哲理。
明年，也许明年，它仍旧会开的。
烟雾已渐渐消失，我从往事的山路上转了回来，主人走到桌旁，替我接上一支烟，然后指着窗外说：“看看你的寄生物吧！去年我就说它要开的，果然今年又开了。还是一朵，还是和你一样的孤单！”
望着窗前低垂的暮色，我站起身来，迟疑了很久，最后说：“不错，开是开了，可是除了历史的意义，它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它已经不再是去年那一朵，去年那一朵红玫瑰谢得太早了！”
（后记）
一九五○年六月九日，我正在新化附近服役，突然接到rosa给我的信，定了题目——《红玫瑰》，叫我写一篇散文送她。六月十四日我写好寄出，后来才知道被她修改几个字，发表在《台大四十八年外文系同学通讯》里了。退伍后我又把它稍加修改，发表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六日的台北《联合报》副刊。现在我又改几字，收在这本小书里。追想起来，这篇文章前后被她改了一次，我改了至少六次。
如今rosa已去美国，已经形同隔世了。我怀想这个使我眷恋不已的小女人，愈发对这篇文章另眼看待。就文章论，它是我少有的一篇不说嘻皮笑脸话的作品，许多朋友读了，都觉得它有一种y暗苍茫的气氛，认为这“不太像李敖的风格”。
今晚深夜写这篇（后记），心情多少有点儿沉重，我抄出三年前意译的一首浩斯曼（a。e。housman）的小诗（曾经抄过一份送给rosa的），用它来表达我内心的隐痛（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晨三时半）。
死别you　smile　upom　your　friend　today
久病得君笑，you　smile　upon　your　friend　today，
沉疴似欲除；today　his　il1s　are　over；
万语逢重诉，you　hearkenthe　lovers　say，
余欢若云浮。and　happythe　lover，
意转何迟暮，iis　latehearken，latesmile，
慰情聊胜无：but　better　late　than　never：
生灵未忍去，i　shall　he　liveittle　while
柩马立踯蹰。befoie　for　ever。
一九六○年七月十九夜改稿。
“慰情聊胜无”是改写陶渊明的诗句
十三　旧天子与新皇帝
——元末明初的断片
十三年来，今年是头一天有黄气。
在那六朝金粉埋葬下的金陵城，街头巷尾，人人都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黄气来了！
黄气来了！“
十三年不见了，黄气终于来了！
黄气不但来了，人家还说，这回的黄气是一千五百年来最多的一次。
一千五百年前，秦始皇帝修长城，废封建，收民间兵器，铸了十二个大金人，外巡四方，行封禅礼，一方面派徐福带了童男女人海求神仙，一方面听望气术士的话，凿方山，断长堑，以泄王气，可是那次泄王气后，东方的气象好像受了损，从此一千五百年下来，气象再也不行了。
术士们暗地里说，北方的王气不行了，王气开始南转，那些在北方的几个王气充溢的大城，像邯郸、阳翟、北平、开封、洛阳、长安……一个个都气象衰败了，他们占星，看北方玄武星座，星座尾部渐向南指，于是他们断言：“王气到南方去了！”
王气南移，第一个目标是金陵，这是东晋帝王的国都，上承三国时代的孙权，下延到宋齐梁陈四朝，正所谓六朝金粉。虽然那几百年过后，王气又一度北移，有回光返照之势，可是毕竟留不住了，每个术士家、星占家都承认：北方不行了！
那年秋天快过去了，下了几场雨，可是却听不到什么雷声，老百姓们高兴了。因为他们知道历代相传的：秋后雷多，晚稻少收。今年雷竟这样少，收成一定是不坏的，没有苦旱，没有凶年，天灾一少，人祸自然就少了。
人人盼望着天下太平。
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希望，反正元朝是垮定了，人人再也不会受蒙古人的气了，靴子的势力已经完了，汉族眼看就要抬头了。
无朝的顺帝像一只被打破了头的乌龟，缩着头，守着北京一隅，再也没有关外蛮子那种“立马吴山第一峰”的气概了，他只想保住他北方那点老巢，只要汉人南人不向北打，他就满意了。他最爱听宫女们成群歌舞，看她们那隔着轻纱的腰肢款摆着，唱着：
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
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
顺帝满意了，他心中虽然有点悲哀，知道他不能到江南去，可是在大雪纷飞的天气，宫中四面生满了炭火，满室生春，娇嫩的六宫粉黛们脱得半l，有的给他倒茶、有的给他斟酒、有的给他做r屏风、有的在他面前载歌载舞，他也乐得不思江南，不想那些讨厌的红袄贼，不理睬什么大明王和小明王，以及那些南蛮子的游击队……他穷耳目之欲，在美人醇酒与清歌面前，他心凝形释，骨r都融了！他宝座旁边坐的是那西土的番僧，贼眼溜溜的，顾盼于美女与皇帝之间。番僧是皇帝的精神指导人，每个皇帝即位，都要先受佛戒九次，才登大宝，他们掌握着“君权神授”的力量，所以皇帝们都得让他们三分，不然抓破了脸，掀开了底牌，在老百姓面前丢了丑，反倒不好看。何况番僧们也颇会拍马p，他们精研丹砂，深通房中术，在歌舞声中，他们看到皇帝的兴致快到顶点了，善于察言观色的他们立刻就看出今天晚上皇帝属意于哪个女孩子了，于是，一个眼色与一个暗号，一切立刻就准备好了。等到皇帝对歌舞的满足快饱和了，微微露出意兴阑珊的时候，他们便把皇帝拥到内室里去，去行他们的“延彻尔”。
“延彻尔”是蒙古话，翻成汉语是“大快乐”。
“大快乐”是真真正正的快乐。
“大快乐”的获得并不简单。
获得“大快乐”需要硬功夫、真本领，这真本领就是房中运气术。房中运气术若行得好，可以夜御数女，极尽人间之乐事。
在四面伴奏的是“天魔舞”，由十六个如花似玉的宫女，全l着，头带佛冠，在小小的密室中，俯仰为舞，或行瑜伽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