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

外戚的败亡，通常都发生在所依附的那个后、妃出了问题，或是死了，或是失宠了，或是原先能够控制得住的小皇帝长大了，再也不听摆布。于是，靠山一倒，不得不跟着也倒。为后为妃者，罚坐冷板凳，还算是好的，被打入冷宫，一般也就没戏了，而鸩酒一盏赐死，或白绸一条劝缢，那么，做外戚的就得陪着倒霉。这时候，外戚的那个“戚”字，就从“亲戚”的“戚”，变为忧戚的“戚”，惶惶然如丧家犬，懵懵然似落汤j，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了。
裙带这东西，好就好在可以攀附，但坏也坏在容易缠绕，弄不好裹住了自己，脱不了身，便是沉船的老鼠，只好一块儿与船覆灭。这也是所有不从正门入，进客厅，堂皇坐下，而是从后门人，出入卧室和厨房，鬼鬼祟祟，缩头缩脑，走太太路线的人，常常认识不足的地方。后汉的梁冀，他家接连出了三个皇后，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强势的外戚。朝廷好像是他们自己家开的一样，这位大将军威权无以复加，到了可以随便换皇帝的地步，结果又如何，还是掉了脑袋，落一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当然，即使在封建社会中，外戚也不是一定会有的政治现象。凡是从非正常的渠道获得权力，总是一种非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只要昏君当道，朝政紊乱，政治腐败，纪纲不振，才会有梁冀这样的外戚出现。桓帝收拾了梁氏外戚，但接着在他的卵翼下，又有邓氏外戚，窦氏外戚作乱，一蟹不如一蟹，东汉政权就这样进入了末期。
梁冀被籍没时，“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以上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后汉书》）。三十余万万，究竟是五铢钱呢，还是其他计量，不得而知，但等同于全国租税之半，这笔贪污款可谓触目惊心。由此，也可了解到从非正常渠道获得权力的人，必然要疯狂攫取，必然要所行非法，必然要生活糜烂，必然要道德败坏。最后，也就必然要像梁冀一样，付出生命的代价，身首异处，伏法阙下。
关于梁冀的故事，显然是非常古老了，历史的作用，就在于警示。在目前这样大好的社会环境，健康的政治风气下，对那些不走大路走邪路，不走前门走后门的心术不正，觊觎权力之徒，保持一点清醒意识，也许不无裨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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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与造神（1）
三国成了热门话题，众说纷纭。在中国，只有这一断代史的起始年限，有些例外。习惯上不以魏蜀吴建国时为准，而是把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看成是三国的开始，从此，约定俗成，相沿至今。
汉王朝到了灵帝，已腐朽衰败，民不聊生，张角、张梁、张宝兄弟，率领头裹黄巾的四五十万农民起来造反，也是社会矛盾到了无法解决的极限，只有诉诸武力了。从此天下大乱，分封割据，杀伐征战，群雄并立。在这种风云变幻的舞台上，被推到历史脚灯前的人物，如后来形成纷争局面的三雄，刘备至少具有“仁义”的感召力和皇叔身份；曹c有当时最强的政治、军事实力，和他的足智多谋；孙权则具有豪族的霸势，和三代经营的江东根据地。而这个张角，不过是个不第秀才，文章大概也写不好，否则也不会名落孙山。当作家又耐不住清苦，就只有不安分了。但成势以后，无论他看自己，或是别人看他，当然不具备一呼百诺的吸引力。
不过，休要小看这个黄巾领袖，他不可能研究过心理学，但他挺能把握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心理状态，便塑造了一位“吾乃南华老仙也”这样一位神来撑腰，还编了一个动听的神话来宣传，还提了一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来蛊惑。于是黄河流域的八个州郡，那些走投无路的农民，都跟着他揭竿而起。不奇怪，此前此后，不知有多少次农民起义，其领袖者，不管有文化的，无文化的，都无师自通地懂得造神的重要性。
凡农民起义，十之###要凭借“妖法”，鼓吹迷信的，从黄巾到太平天国、义和团，从未终止过。刀枪不入，装神弄鬼，经咒符水，奇功异术，这些骗人骗己的把戏，直到今天也未断根。所以，梁山水泊的及时雨宋江，等到革命成功，要分胜利果实时，还得求老天爷帮忙。因为晁盖遗言，谁打下祝家庄，谁抓住杀他的凶手，谁就是梁山泊的领袖。而玉麒麟卢俊义的人望和社会地位，和他捉拿凶手的功绩，理所当然地要当第一把手。于是，宋江不甘心大权旁落，他只好又搞迷信这一套把戏，假装从地底下挖出一块石碣。喝，一百零八将，全在上面刻着大名呢！老天爷已给他们排好座次了。这样，增加了很大的天意成分，更有那些老革命吴用、李逵，大吵大闹一番，哥哥不当山寨之主，怎么能行？宋江坐上头把交椅，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索性改造了一位外国神，来装门面。天父天兄之后，就是他，让他的信徒顶礼膜拜。据说，当时洋教会都不敢认同这个中国化了的耶和华。他把中国的巫术和耶稣教结合成个不中不西的教，还假装天父附身，口传圣训。而反对他的人，也用装疯卖傻这一招对付他。这些金田起义的农民领袖，到了南京建都以后，居然大庭广众之中，跳大神似的开很认真的玩笑，实在是够有幽默感的。
由此可以看到，造神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是如何根深蒂固。到了后来，实在无神可造，干脆造自己：伟大呀！英明呀！神圣呀！救世主呀！那就更可怕。反正，不论谁上台，都得念这本经。这说明历代统治者为什么宁肯老百姓永远地愚昧，而对知识和知识分子严加防范的原因了。不愚昧，迷信无法施展，不迷信，哪还有天、神、人的崇拜呢？
那些起义领袖，造反头目，从陈胜、吴广起，无非草莽英雄、不第秀才、囚犯刑徒、兵匪流寇之辈，都是些官民反、不得不反的铤而走险者。反正死罪一条，就豁出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了。最后虽然成为燎原之势，但终究缺乏登高一呼而天下回应的向心力、感召力，也十分缺乏领袖群伦的人格魅力。而且在未成正统前，由于反抗朝廷，反抗正统，那种免不了的心理弱势所形成的心理障碍，免不了像一只刚脱壳的螃蟹，不那么胆气十足。唯一能给自己这种软弱壮一壮胆的，就是神了。张角不找“南华老仙”，凭他那不第秀才，谁会信他是个“大贤良师”呢？
邪教与造神（2）
于是，造神，以神的名义进行统治，然后自己也成了神。
翻一翻中国历史，便常常是这样一个个人迷信恶性循环的过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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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曹c（1）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c得算一个，而且在排行榜里，应该在前几名，甚至可以说是最棒的。这样的评价，不算过分。如果按作品数量论，冠军是清代的乾隆，他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留传下来。
曹孟德的诗，写得有气概、有声势，千古传唱，弦诵不绝。“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人们口边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是上了点年纪的人用来自勉的座右铭。毛主席在北戴河赋的那首词里，“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就充满了对这位大手笔的赞赏之意。毛主席在另一首《沁园春？雪》的词里，点了历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s。”独将曹c例外，可见在文学史上，这位后来被《三国演义》给歪曲了曹c，有着不可抹煞的地位。
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就因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动了。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更不可能有这等雅兴。蔡文姬回来中原，曹c让她做一件事，就是将她记得下来的她父亲蔡邕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行为。对照十年浩劫期间，珍贵书籍化成纸浆，再生产成擦p股的卫生纸；稀世文物被砸被毁，从此成为绝响。曹c的举动，要比那些反文化的红卫兵，无文化的造反派，不知高明多少倍。
曹c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一九六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加之他手中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
于是，便出现了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文学”的局面。没有曹氏父子，也就没有建安文学。如果当时要成立作家协会，我想我会投曹c一票，他是当仁不让的协会主席。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c。《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痛有倥昊氐牟嚏婵晌郊眉靡惶茫浩洳呕a踣木嗬胝飧鍪贝剂礁鍪兰停葱凑舛挝奶呈6拢Ω檬潜冉献既罚伤闶侨ㄍ缘拿栊础?br /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c统一中原后的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所以，曹c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了。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c）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c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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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曹c（2）
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关系至大。###，则文学终结，安定，则文学复苏。十年文革，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说，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证明。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的灾难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坏文明文化，摧毁社会财富的相当消极的方面。董卓，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和黄巾也差不多，都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憎恨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休想唱出动听的声音了。
因为经历了巨大的变乱，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样，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个性开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机会。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或求全责备，都是大可不必的。只要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无论怎样的稚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捉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谋生存的一群专业作家。他们的行为特点是：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并强调艺术个性。可以说是中国非正统文人的最早的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
那时，他们的浪漫行径，风流举止，自由作风，个性色彩，恐怕连后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有一次，曹c派手下人邯郸淳去看望曹植。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从这里，我们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的自由。这和司马迁《报任安书》里那种对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司马相如给皇帝献赋时的那种唯唯诺诺到谄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点作家的自我意识和不羁的精神。
从曹丕的诗《于谯作》“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和曹植的诗《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可以看到他们的宴游燕集，豪饮小酌，斗j胡舞，高谈畅啸的快乐情景。《文心雕龙》曰：“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类沙龙式文人聚会活动时的自由竞争，各驰所长，平等精神，批评空气，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状态。尤其汉末党锢之祸将大批知识分子，或放逐，或镇压，或永不叙用，弄得大家胆战心惊，精神萎靡不振，建安文人的崛起，实际是给中国文学注入一股活流。
话说曹c（3）
心灵不解放，文





李国文读史 第 4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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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曹c（3）
心灵不解放，文学之鸟是飞翔不起来的。
曹丕《与吴歌令吴质书》里，具体地描写了他们的一次出游，也是很令人神往的。“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尽，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这种文友间的平等来往，证明了建安文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作为五官将的曹丕，那时正如日中天，是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能够这样不摆架子，与一个地方官吏友情深厚若此，恐怕时下的某些文化要人，也未必做得到的。
曹c也不例外，《三国志》称他“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注引《曹瞒传》：“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看来，曹c和他的两个儿子一样，也是具有浪漫潜质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桥玄文》中，回忆他和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c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j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
这位后来在《三国演义》里被当作乔国老的老先生，能跟曹c开这样的玩笑：你要是经过我的坟墓前，不下车好好祭奠我的话，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让你肚子疼，你可别怪罪我。说明曹c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但不对他的统治产生危害和威胁，也还是能够欣赏这种文人的幽默感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c作为文学家，不愧为一把好手；但是，曹c作为政治家，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这根政治神经的人，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是一点也不客气的。
文学的每一步前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越过政治雷池，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c手下的。还有一个刘桢，被曹c送到采石场去劳改的。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c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c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c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c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第已成为反曹c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队伍中的这种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宕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c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c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馊主意，都被曹c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c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曹c，不论在文学上，在政治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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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曹c（4）
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c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的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鲁迅先生说：“曹c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c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我想，这是对曹c最有见地的一个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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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龙袍的丑角（1）
在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中，诸侯之间，有一条禁忌，虽然谁都觊觎皇帝这个称号，可谁也不敢公然犯规，尝试一下做皇帝的滋味。只有这个袁术，染指了一下，当了几天皇帝，谁知犯下致命的错误，结果失败得最惨。这也是所有那些一叶障目，利令智昏，而且自以为是的人物，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错误的决策，而以失败告终的不足为奇的例子。
当时，那些军阀心里都明白，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皇帝。势力强大如曹c者，而且已经挟天子从洛阳到了许都以令诸侯，汉献帝成了他手中的一个傀儡，也不敢生这个替而代之的念头。孙权有一次上表，建议他干脆称帝算了。他说，这小子是想让我坐在火炉上烤呢！所以他一生未曾染指帝座。直到他儿子曹丕，才把献帝废掉。
蠢货袁术，因为得了孙坚质押的玉玺，就如俗话讲的，开始头脑膨胀，发起高烧来了，蠢人之所以蠢，就在于他不觉得自己蠢。于是，糊涂加上野心的驱使，就在淮南建立袁记小朝廷了。称帝建号，立子封妃，龙车凤辇，祀南北郊，那些拙劣的表演，令人作呕，也招天下人恨。
他的部下劝他不要僭称帝号，但他一心想当皇帝，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已经失去最后一点自知之明。这也是名人很容易犯的自负悲剧，脑细胞退化，对新鲜事物失敏，可自我感觉仍然可怕地良好，加之不甘寂寞，便有种种失态的举止，发霉的语言，横生事端，倒行逆施，终于不可逆转地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你当什么不好，偏要当皇帝，俗话叫“作死”或者“找死”者，即是此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