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

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亮的侄子，吴国的大将军陆逊，当着诸葛恪的面就批评过这位晚辈：“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凌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这样的评价，作为主子的孙权，不可能不知道。但到了晚年，人就特别爱偏听偏信，孙权早被亲信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他们谗言蛊惑下用了这个刚愎自用的诸葛恪。孙权把儿子托付给他，肯定是半信半疑而死的。结果，他刚刚一咽气，吴国就开始###了。
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皇权的交接，总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陈寿的《三国志》在《孙权传》末尾的评语，是这样撰写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东，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及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继嗣废毙，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孙权早年在他接其兄孙策的班后，处于魏、蜀两雄之间，独保江东一隅。特别在吴、魏赤壁之战，合肥之战，吴、蜀彝陵之战，以及南拓交趾，开土辟疆，都表现出这位“碧眼儿”的英主之姿。尤其在蜀亡之后，强魏压境，他不得不对曹丕这样一位后生俯首称臣的时候，能够“屈身忍辱”，也有不凡的表现。有一次，魏主向东吴索要珍珠、玳瑁、孔雀、象牙等贡品，逾于常规。他的部属都认为魏主太过分了，欺人太甚，应该予以严词拒绝。他说了一番很精彩的话：“这些珠宝财物，相对于我东吴的安危来讲，不过是砖头块罢了！既然魏主喜欢这些，追求这些，不正说明他昏暗无能嘛！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嘛！”所以吴政权能坚持到比蜀亡，魏亡以后又二十多年，才降于晋，确是孙权给吴国打下的坚实基础。
吴大帝的晚年（2）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高龄皇帝执政到晚期，除极少数英明者外，大半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种无妨称之为“孙权现象”的产生，在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有这样一段议论：“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至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帝侯景之祸（差不多把南京又完全彻底地毁灭一次），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因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
接着他提到了孙权：“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虽有崇高之位，享耄耋之寿，竟何益哉！”
衰老是生理现象，中国的皇帝，由于性特权的原因，纵欲伤身，更促使器官的老化过程加速，于是无法像风华正茂时那样日理万机，圣躬睿智，也无法像初登大位时那样掌握情况，了解实际。而所有老年皇帝最容易有的功名欲，树碑欲，宠幸欲，接受阿谀奉承，万岁万万岁欲，便特别的强烈。这样，便必然要相信一些不该相信的小人，而排斥一些不该排斥的君子。在j佞嬖幸，宠臣爱姬包围之下，失去了最起码的清醒。自然就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弄成坏人当道，百姓倒霉的局面，这些老年领袖总是亲手把自己一生英名埋葬，从而造成国家民族的灾难。
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一位统治者的死，必定面临着权力再分配的一番厮杀，统治的时间愈久，播种的苦果愈多，厮杀得也愈残酷，而且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方能定局。
“及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这个评语正是说明了孙权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明过的吴大帝，也摆脱不了自古以来的“老年领袖病”，逐渐走向他辉煌的反面。宠信非人，流放良臣，后宫纷争，嫡庶疑贰，所有他在清醒时决不干的事，现在干得比谁都厉害。用吕壹则排陷无辜，信陆逊却受谗而死，疑诸葛恪而又使其总揽一切，立后立子以致播乱宫廷，遗患不已。这些中国历朝历代的老年政治的必然现象，在吴国都出现了。
孙权自公元229年即皇帝位后，迁都建业；公元230年，不听谏阻，派甲士万人渡海，求夷州、澶州不毛之岛，追求功业，公元233年与辽东公孙渊通好，企图联盟反魏，结果事与愿违。然后，又不顾国力，频繁向魏发起进攻。从这时起，都在表明他由清醒走向昏聩，由振作走向没落，由建设这个政权走向毁灭这个政权，在中国皇权政治中，除极个别的高龄皇帝外，大多数都难逃脱愈老迈愈昏庸，愈糊涂愈祸国殃民的必然规律。
由于魏，蜀持续近十年的战争，江东暂处局外，又加之有长江天险，和陆逊等将帅主军，孙权得以偏安一隅。于是，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矛盾虽然暴露，但不至于酿成灭国之祸，等到他死后，内乱一起，自然是国无宁日了。宗室孙峻是在孙权死前力保诸葛恪上台的干将，等到诸葛恪权重倾主，也危害到他利益的时候，他又支持孙亮把这个诸葛恪，于召见时杀掉。一番血腥味尚未消除，孙峻死后，他弟弟孙开始专权，孙亮亲政以后，受不了这个孙，要除掉这位重臣，事泄，他也被废了。随后，孙休接位，不久，这位吴主又演出杀诸葛恪那一幕戏，把孙干掉了。?





李国文读史 第 5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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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并不想这样，但封建皇权的交接，是以父死子继的形式出现的，父皇不咽最后一口气，皇子永远是储君。只有极少数情况下，老皇帝乐意地或不乐意地交权当太上皇。因此，皇子的心理状态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老子早死，他好早日登基；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老子一死，他面对着老子留下来的这一摊时，这世界上唯一能够是他信得过的，可以提供帮助或保护他的人，也就失去了。所以，这时候的幼帝，如同j雏刚刚走出蛋壳，是最软弱不过的了。历史上有那么多早殇的小皇帝，就是这立足未稳时被人搞掉的。他的儿子孙亮之被迫离位，就是这样的。
吴大帝的晚年（3）
孙权自己也是非常明白的，他说过：“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但他统治的这个吴政权，到了他的晚年，还是走上了袁绍这个家族内乱，自取灭亡的道路。一个知道悲剧发生的原因，却不能避免这悲剧发生的人，恐怕倒是真正的悲剧了。
桓大将军发脾气（1）
东汉时期的蔡邕，迫于压力，依附军阀董卓。卓败，表示了一点同情，被王允收下廷尉。这位王司徒，巧施连环计，将十八路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的董卓，置于死地时，筹谋计划，是个很有头脑，很懂策略，同时很能忍让的政治家。不知为什么功成名立以后，变得特别的狭隘暴躁，毫无器度。估计他实际上是很爱貂蝉的，将情人作为钓饵奉献出去以后，精神损伤太大，心理变态，便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肯加以原谅。
后汉的蔡邕，是继马融、郑玄以后的大学者，知道站错了队，也知道深自悔痛，希望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大家认为他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他也确是做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王允当时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把脸一板：“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
他这句免受谤议的话，是千百年来握有权柄的人，封杀史家的嘴和笔的原因所在。虽然我们从读书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名言。很给舞文弄墨者提气长精神。其实看看历史，完全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谈。乱臣贼子会惧你一个耍笔杆的吗？笑话！他要是有一丝惧心的话，也就不会猖狂地为非作歹了。
但也奇怪，不光中国，全世界的恶贯满盈者，都不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他们的孝子贤孙，也讳莫如深地不愿触及这些人所做下的恶行，丑行；所犯下的罪行，兽行。无不拼命地往作恶多端的脸上涂脂抹粉，无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却他们丧心病狂的史实，这种坏事做尽，却不愿留下坏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东方民族尤为热衷。
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马桓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时事。”用今天的眼光看，秘书监是朝廷的写作班子，记史是一项工作任务，孙盛不过是如实地报导了一些y暗面罢了。但他触怒的是军方首脑桓温，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这位权力正处于顶峰的大军阀，已经到了可以皇帝禅让的地步，整个东晋王朝，他一人说了算，予取予夺，气焰嚣张。后来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当时名位不低，还应该算是他的朋友，路上见了他的车队行进，也来不及地扑地叩拜。桓温觉得不好意思，赶紧着人扶起，说老兄何必如此？谢安说，连皇帝见了你，都作揖打躬，我焉敢不诚惶诚恐。
凡统治者，失败后能认输者少，而变本加厉继续其错误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认错，非弄到海枯河干，实在混不下去为止。孙盛是位史家，他坚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直书桓温独断专行，造成倾全国之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更批评他为挽回面子，不顾国力民心，又搞这种劳民伤财的建筑工程，制造假繁荣的虚浮现象。
由于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样力量，使得历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孙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写真实的历史为己任。但手里握有刀枪g棒，拥有生杀大权的乱臣贼子，一点也不傻，知道他们尚能耀武扬威的时候，可以给所有不满者的嘴巴贴上封条，但他们一旦失势，一旦没落，或最终被上帝清算，进了太平间，那就无法制止后人评说。所以，正因为有桓温这样的人物，想要封住后代人的嘴，中国数千年来史书之被篡改，史家之被问罪，才会层出不穷的。
桓温见到了孙盛的《晋阳秋》，可以想像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把孙盛的儿子找来兵戟林立的大司马府，当面威胁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然后拂袖而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警告，不过，没有立刻付诸行动。我觉得这位曾经口吐狂言：“倘不能流芳百世，也无妨遗臭万年”的桓温，到底要比王允失恋的心胸，多少开宽些，只是阻吓一番：你们要是不怕遭到灭门之祸的话，你就让你那糟老头子去出版他的《晋阳秋》吧！而没有马上派去刀斧手，来一个满门抄斩，表现出一种不愧为世家子弟、贵族出身的度量。尽管如此，孙家大少爷当时已吓得三魂出窍，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门，一头栽在孙盛面前：老爷子，您就高抬贵手，救救我们全家百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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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大将军发脾气（2）
“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子孙虽斑白，待之愈峻。”但消息传来，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不胆破心惊的。那时的株连，可比现代人搞运动，打击面要宽泛得多，常常是成百上千的亲属，跟着掉脑袋。于是，孙男弟女，姻亲妇眷，面前黑鸦鸦地跪了一片，“号泣稽嗓”，要求他修改《晋阳秋》，如不能为桓大司马歌功颂德，至少也要将这一页掩饰过去，只当历史上没发生过这回事。
老爷子呀！他们开导这位历史学家：诸如此类的瞪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捧臭脚，将坏蛋美化为天使，把罪犯鼓吹成圣徒的文化流氓，难道还少吗；至于那些动不动就宣布某部作品成为经典，永传后世，来不来就把某位作家捧为大师，从此不朽的文学骗子，不也比比皆是吗！您老人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盛大怒，不许。”断然拒绝，这就透出史家的铮铮风骨了。
他的几个儿子，一看老爷子如此顽固倔强，毫无商量余地，又不能等着桓大司马的刀落在头上，便私下里将《晋阳秋》大大地涂抹更改，梳理润饰。中国文字的弹性，也着实是刀笔吏足以表现才华的所在。假如放在二十世纪，他儿子们准会这样改动：明明是桓温大军，仓皇败北，会说成是“战略撤退”而心安理得；明明是将舟船辎重，统统抛弃，会说成是“缴了学费”而自我安慰；失败以后，不思悔过，更加浪费民力国帑，去建造广陵城，会说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而更加英明；这和如今不论怎样的狗屎作品，都会有人天花乱坠地叫好一样，溢美之词，过誉之言，廉价的吹捧，不值钱的桂冠，已经和垃圾一样成灾了。
于是，总算将改定本送到大司马府，请桓温定夺，免去了一场天大的灾难。
但哪里知道孙老先生早有预见，一是料定桓温畏惧历史的谴责，必然要动用强力手段毁史；二是担心那些严重缺钙的人，骨头很软，迫于压力，必然要按统治者的口味改史。老先生未雨绸缪，据《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载：“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及孝武帝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是像孙盛这样，不以谁的脸色来写史。
鲁迅先生早在文章里写过，如果你对一位c皮r生涯的小姐说：“你是妓女！”很可能还你一顿臭骂；但你若说：“姑娘勒浪做生意！”她没准会报之以嫣然一笑，然而并不改变卖y的事实。依次类推，你对一位在731部队里的哪位皇军说：“你是杀人犯！”很可能赏你一颗枪子。但你若对他说：“先生在经营大东亚共荣圈的王道乐土！”他可能给你注s鼠疫细菌时剂量减少些，让你死得慢些。即使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绞尽脑汁，用“进入”代替“侵略”这种文字的改变，能抹煞731细菌部队，在杀害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吗？
早些时候，在电视新闻里报导一条海外消息，也许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人注意，如今时隔多年，更是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但历史会记住这一真理战胜邪说的镜头。画面上，是一位83岁的日本历史学家，由他的子女搀扶着，向日本最高法院走去的情景。那是个很高很长的台阶，老人走得有些吃力，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滔天罪行的家永三郎先生，为了日本政府的文部省官员，删去他编的历史教科书里有关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的章节，而打了三十二年官司，终于得到最后宣判，法院判这位历史学家获得胜诉，那是1997年8月29日下午2时30分的事情。
这次日本文部省败诉，说明了一个真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即使被想掩盖真实历史的手，扭曲了过去，最终也会回复到真实的面貌，还历史以本相。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像孙盛这样，像家永三郎这样，坚持真理，不畏强势，不看着谁的脸色来写作。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史家风骨，也是我们为人和为文的最需要坚持的宝贵精神。
“宁馨儿”的下场（1）
“宁馨儿”，汉语的这个字眼，出自《世说新语》、《晋书》，原是山涛在王衍儿时所说的一句话“何物老媪生宁馨儿”，遂流传至今。
这个词汇，从一开始就被人误用，“宁馨”，是晋代人的口语，作“如此”、“这个”讲。宋人洪迈在《容斋笔记》里，专门谈到它，认为“今遂以宁馨儿为佳儿，殊不然也。”可见这个硬伤，也伤得有点年头了。
据最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931页），对“宁馨儿”的释义，则认可了已经用错了的说法。“（书）原意是‘这样的孩子’，后来用做赞美孩子的话。”
现在回过头去，重温“宁馨儿”的来历，就得拿西晋那位摇麈尾的王衍（256—311）说事，算起来，已是一千多年前的词汇，要不是有人用错了它，早埋葬在古籍里，连尸首怕也化成灰了。
《晋书》说到了这个典故：“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尝造山涛，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山涛，竹林七贤之一，是大名士，更是“器重朝望”的政治家，以论人正确，敢于任事，著称于世。他所说的，用现代话翻译出来即是：“是哪个老太婆，生出这个小孩呀！可将来断送天下老百姓者，说不定就是他咧！”
还真是不幸而言中，王衍这个大玩家，不但清谈误国，连自己也没落一个好下场。“宁馨儿”一词，派生出漂亮标致的意思，倒是这个大玩家本人，太丰采出众，太不同凡俗，太具有魅力，太鹤立j群的缘故。一直到东晋的画家顾恺之（345—406），还认为：“夷甫天形环特，论者以为岩岩秀峙，壁立千仞”。
魏晋时期，很讲究阳刚之美，曹c就因为自己个子矮小，而自惭形秽。但男性美的形容，落实到字面上，确切的涵义，较难界定。如：“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如：“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如：“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文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世说新语》）
数年前，我在写作《嵇中散之死》时，曾请教过一位诲人不倦的明公，如何“萧萧”？如何“肃肃”？说了半天，我也不得要领。英语中用于女性的beautiful，译作“美丽”，而用于男性的handsome，怎么也想不出如“美丽”般只有两个音节的汉语。也许，古代文人，十之###皆多情种子，功夫全用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上去了，一到形容男人的时候，就显得口拙词穷，只有这些大而化之的空话，令人不着边际了。
这个“宁馨儿”王衍，是一位非常handsome的男人，毫无疑义，否则，不会让世人如此着迷的。
顾恺之在《夷甫画像赞》中所说的“论者”，即王衍的从兄王戎，一位步步高升的官场不倒翁，一位越混越得意的政治墙头草。原话为：“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还有一个王敦，王衍的从弟，就是那个口出狂言，大丈夫倘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大军阀，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当然，这些自家人的言谈，多少有恭维之嫌，是算不得数的。不过，下面这段裴楷的看法，便可知当时人们的公论，大约可信。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裴）语人曰：‘（王）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这位老先生，有“玉人”之称，显然也是曾经引导潮流的一时英俊，“见裴叔则如近玉山，映照人也”，但n中有糖，便有些过气之感。正如我们认识的那些老花花公子，总是不大肯退出舞台那样，跳个国标舞，搂个小媳妇，挎个照相机，打个高尔夫，还是很想抢个风头的。裴楷也不能例外，但站在眼前的年轻人，竟是如此标致风流，如此出类拔萃，看到自己一把老腰老腿老骨头，还有那一条不给劲的老命根子，难免“体中”（恐怕更是体下才对），要有一点“小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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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馨儿”的下场（2）
山涛的“宁馨儿”，从一开始就含有赞美之意，也是指其外在的体貌而言。“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则是对其未来的判断，王衍内在的人格、品行、心地、良知，还真是不怎么样。如果进一步使这个用错了的词，继续错下去，那么，“宁馨儿”，就应更分为一个人表象的“宁”和品格的“馨”才是，若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衍只能算是一半的“宁馨儿”，外貌极佳，人品极次。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部记录魏晋人物言行的书。王衍是大贵族，大官僚，大名士，同时还是一个大玩家，自然是在书中不断出现的主角。“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短短二十几个字，一下子抓住了这位名士祖师爷三个特点，整丽的外貌，玄谈的嘴巴，和他创造的清谈时的道具——麈尾。
这器物，后来失传了，那样子，究竟像拂尘，像羽扇，还是像j毛掸子，谁也说不上来。大概如现在影视界的男导演，都留很邋遢的胡子，做流行歌曲的男音乐人，都扎很肮脏的辫子一样，已成为一种图腾崇拜的象征物。麈尾也如此，由于王衍的提倡，渐渐成为风尚，自西晋至东晋至南朝三百年间，不管猫啊狗的，都拿一根j毛掸子，在手上摇着装名士。
现在，麈尾是没有了，但胡诌诗词，信笔涂鸦，乱写文章，附庸风雅的假名士，还是屡见不鲜的。细品这个王衍，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异现象。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像，什么玩意也拿不出来，然而，什么场合也少不了他，居然是个人物，还是个大人物，也真让人匪夷所思。安徒生死了快有一百二三十年了吧，怎么皇帝的新衣还没完没了呢？
而且，总有一支麦克风塞到这位人物的嘴下，而且，无论长篇短篇，散文随笔，宋元明清，亚非拉美，民风民俗，红白喜事，和尚尼姑，三教九流，他都能闭着眼睛，都敢张着大嘴，天南海北地瞎嘞嘞一通。而且，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成了文坛前辈，成了青年导师，成了著名的文化人，成了麻将牌里的百搭，少了他还真不开胡。有的甚至成了爷，没有爷的引见，发给小女子一张门票，文坛那道门槛，还真是迈不过来。
说白了，王衍是一个空手道，作为文人，无著述，作为名土，无名论，作为官吏，无建树，作为谈客，无高见，无足称道，狗p不是。毛泽东说的“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鲁迅说的“空头文学家”，北京人说的“瘪皮臭虫”上海人说的“空心汤团”，就是这班人的真实写照。但他善于炒作，善于拿捏，善于借风使舵，善于拉帮结派，再凭那一张嘴，手持麈尾，坐而论道，口吻生花，却能炒出极高的威望，极盛的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