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

您不得不服，这世界就属于能吹牛皮的人。
那时，洛阳城里，他的知名度，总列排行榜首位。《晋书》称王衍，“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声名藉甚，倾动当世，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晋诸公赞》曰：“夷甫好尚谈称，为时人物所宗”，《晋阳秋》曰：“夷甫有盛名，时人许以人伦鉴识”，《世说新语》举了一个例子：“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看看，他还挺忙，挺拿搪，挺端个架子。
名人崇拜，是中国人在封建社会里，磕头磕久了以后，落下的一种仰脸看人的毛病。空手道们就吃准了普通人对名流的仰慕心理，所以，出名，邀名，炒名，争名，不择手段，不管好歹，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只要能有名，削尖脑袋也干；名是无形资产，与有钱者，与有权者，同起同坐，不相上下。本是无足轻重的王衍，因为有了这份虚名，成了洛阳城里拥有话语霸权的那摩温。
当时的士流后进，文苑学子，一是相当的贱骨头，二是被他唬得够呛，很在意他的褒贬，很买账他的评论。就像时下的年轻作家，非要请名人写序，请名评论家鼓吹一样，哪怕掏大把的审读费也在所不惜。王衍半点不谦虚地认为自己有品评识鉴的特权，“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因此，成语中的“信口雌黄”，也作“口出雌黄”，也是因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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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馨儿”的下场（3）
说到底，他的背景实力也相当可观，一，出生于琅琊临沂王氏这个贵族门第；二，被人艳羡为“琳琅串玉”的王戎，王澄，王敦，王导，或掌握要害，或占据要津的实力，是他的从兄从弟，皆为羽翼；三，他老婆郭氏是皇后贾南风的娘家人，炙手可热；四，他小女儿惠风又嫁给皇太子司马遹，未来皇上的老丈人。就凭这些，也使得他的腰杆更硬，口气更冲，放p更响，话语霸权更甚。如果，他曾在美国爱荷华，或别的什么大学厮混过两天，曾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休息厅品尝过咖啡，那大家就得将他供起来了。
他还用得着当官吗？拥有这一份话语霸权，也就足够足够了。
君不见今天之文坛，那些小八腊子，甚至还不如王衍那样拿得出手呢，或追p族写几篇鸟评论者，或叮p族抓大头敲竹杠者，或闻p族直奔绿罗裙下者，即使有一丁点话语权，谈不上霸，不过是虎牌万金油罢了，也是要用够用足的。一个个，谁不是油头粉面，脑满肠肥，像猪八戒到高老庄招亲似的，得意忘形，神气活现。但是，王衍与上述诸君不同的，他是个大牌人物，他是个不甘寂寞，不易满足的大玩家，玩名士，玩麈尾，玩清谈，玩黄老的同时，他一刻也不闲地玩乌纱，玩权术，玩政治，玩官场。
所以，此公可是大错而特错了。
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好做什么，最好不做什么，是要有最起码的自知之明。最好在磅秤上约约自己，毛重多少，净重多少，去皮以后，减去蚀耗，知道几斤几两的实数，在哪个量级，做多大事情，这才心里有数。
为文，就老老实实爬格子，为官，就兢兢业业等因奉此，为车夫，就规规矩矩遵守交通规则，为小萝卜头，就永远看着上司的眼色行事。王衍，奢谈黄老，天花乱坠，是他的强项，当官做吏，率兵打仗，是他的软肋。黄老这一套，练练嘴皮子是可以的，指着治国平天下，就非坏事不可。
后来，我也悟过来了，凡文人，一旦弄不出文，或弄不好文，就只有染指权力一途。因为当这个长，当那个长，是无师自通的行业，用不着什么正经学问。老实说，除了未庄的阿q先生，谁不会将圈画得很圆？但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权力对文人来说，永远是一杯鸩酒，是绝对饮不得的。
我们可以为他设想，若是摇麈尾，尚清谈，好黄老，崇虚无，作一位名士班头，贵族领袖，情场魁首，风流太岁，在洛阳城里，他应该是天字第一号快活之人。
“宁馨儿”就倒霉在不识数上面了。这个王衍，据《晋书》：“泰始八年（272），故尚书卢钦举（衍）为辽东太守，不就。”因为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那时还算是有点清醒。后来，就一直浮沉官场，虽然也有两次辞官之举，永康元年（300），“赵王伦篡位，衍阳狂斫婢以自兔。”次年，“齐王冏有匡复之功，而专权自恣，衍以病去官。”实际上，人去心留，并未完全跳出政治漩涡，知识分子待价而沽的心态，加之人捧自抬，相信自己果然是既宁且馨的超重量级人物，就更下不了狠心与权力场彻底决裂。
于是，八王之乱以后，死的死了，亡的亡了，他一步步从尚书仆s，领吏部，拜尚书令，到司空，司徒，成了“居宰辅之重”的政界一把手，又从都督征讨诸军事，持节，假黄钺，以太尉为太傅军司，成了“众共推为元帅”的军界一把手，这位空手道竟混到亦文亦武，亦政亦军的领袖地步，他自己也觉得有点犯晕，尤其司马越病死以后，他手里的白玉柄麈尾，也耍得不那么利落了。
现在，大玩家攀登到权力的顶峰，得到了一切，但是，他生命也到了终点。因为，他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在北疆边外崛起的游牧部落首领石勒，这位一直觊觎中原的匈奴后代，乘虚而入，紧追着抛开洛阳南逃的晋军主力不放，而王衍，恰巧是这支部队的总司令。当石勒还是十四岁的部落小卒时，大概在洛阳上东门，摆过地摊，贩过牛羊，那高亢的叫卖之声，曾经吸引了路过那儿的王衍，算是有过一面之交。现在，王衍统率的部队到达河南郫城，却落入石勒大股骑兵的包围之下，不经一战，全军溃败，从前的大老爷，现在的阶下囚，而过去的小盲流，却是能决定他生死的阎罗王。
“宁馨儿”的下场（4）
这一次见面，有点滑稽，如同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那位红军战士，进了冬宫，看见骑着高头大马的沙皇将军，来不及举手敬礼一样，石勒认出俘虏队里的王衍，想起当年上东门摆摊的经历，不觉自惭形秽，竟连忙趋前致意，“勒呼王公，与之相见。”“勒甚悦之，与语移日。”
王衍终究是徒有外表，而绝无人格力量的文人，为了苟且求生，一方面推卸自己的责任，说自己不过是个大玩家，不问政治；一方面无耻地向那个胡服左衽，说不定脑袋上留一撮毛的胡人首领献媚，要他称尊号，做皇帝，跟他做起政治交易。
石勒对这个handsome的男人，一是折服他的口齿，二是欣赏他的仪态，三是他内心深处对于中原文化的景慕，才有这次坐下来交谈的可能。想不到此公如此表里不一，整个一个j佞之徒，听到这里，不由得勃然大怒，“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以下均见《晋书》）
的确，有那么一刹那间，石勒犹豫过，对这位中朝衣冠的代表人物，怎么处置，动摇过，曾问过手下人：“当可活否？”然而，当他听到这位知识分子的话语，心灵之中，竟是如此漆黑一团，竟是如此卑鄙龌龊时，他觉得面前这个中原文人，尽管非常handsome，活在世界上也是十分多余的了。
于是，呼左右挟出，关在一间土屋里。不是将他杀死，而是半夜里派士兵将四堵墙推倒，将他压死在里面，给这位宁馨儿保留一具完整的尸体。
这条来自北方的狼，想不到倒是一个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
宁馨儿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名和实，表和里，外面看得见的东西，和内里看不见的东西，夸张虚浮哄抬起来的声名，和实实在在的学问才华，并不总是那么一致的。有这点清醒认识，无论看人，还是待己，能够一分为二，能够实事求是，也许不无裨益。
博士买驴（1）
“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这句话出自《颜氏家训》。如果这位南北朝时代的博士官，有兴趣写小说的话，一定会得到现代派和新锐的评价。买一头驴，立字契，洋洋洒洒，写了三大篇纸，硬是没有接触到这篇字契的主题——那头正在牲口市里尥蹶子嗷嗷叫的毛驴。这等功夫，恐怕不能不令时下的先锋作家望洋兴叹、自愧弗如的。
提起颜之推的这部《家训》和朱柏庐“黎明即起，打扫庭院”的《治家格言》，应该说是同一范畴的家庭教育读物。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认为这是一个应该维系紧密的集体。反之，则视为不正常。西方社会不这样看，儿女长大成人，劳燕分飞，各奔东西。你不养我，我也不养你，属于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美国的老头、老太太，孤独凄凉地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很长时间不会被人发现，直到尸臭从门缝传出来，邻居才会去报警。张爱玲最后就是这样结果的，如果她的晚年是在国内度过的，这种悲剧大概就不会发生了。
在儒家哲学体系里，家和国是等同物，不过大小之分罢了。无国则无家，这才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壮志；有家才有国，“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旧时的中国男人，从小读《四书》时，就要立下的抱负。若是父母死在阁楼上，楼下还在打麻将，这种人连个家都齐不了，焉谈治国？所以，古人视家庭为国家的细胞，国有国规，家有家训，因此，古籍中就有了“家训”这一类书。
这部《颜氏家训》与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稍有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文化品味超越了实用意义。本来作为维系家族传统精神，对家庭成员进行自我约束用的规劝文本，由于触及到南北朝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诸多状况，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琅玡颜氏是大族，从晋代起，就是很负声望的高门，也是少数没有沾染魏晋玄风，还保持着传统经学的贵族门第。颜之推本人，初仕于南梁，再俘于北周，后逃于北齐，一直活到隋代。因此，这个家族辗转迁移的历史，其家训是研究南北朝时代人文情况、生存状态、社会背景、时代风貌的一部很有用的书籍。
由于这样的家风，颜之推自然是那种比较正经也比较传统的士大夫，即使不那么正襟危坐，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尚通脱、好黄老、喜玄谈、求自在的文化人相比，也正经太多了些。所以，他在这部很正统的著作中，对于古往今来的文人，其看法往往更着重在为文以外的人品方面，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于是，他点了一大串名，用来告诫他的子孙们，要汲取经验教训，好好作文的同时，更要好好地做人。幸好，他只是用心良多的家长，而不是手握权柄的官长，倘若他是管理文化人的人，作家恐怕就要有挨收拾的准备了。
他说：“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c；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马季常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许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煽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
按他的这个逻辑，一部上古文学史，几乎是洪d县里无好人了。
应该看到，颜之推这种比较偏激的评价，是对自魏晋以来那些放达自命、不修边幅、率意任性、狂悖荒谬，以致越出常理的文人们的否定。琅玡颜氏当然是沿袭东汉的马融、郑玄的经学传统，推崇儒术，埋头学问；但从曹魏时期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起，就不愿意钻牛角尖，做老雕虫，而是走出传统，反对礼教，崇尚性灵，追求自我。越不为世所容的行径，越不为人所接受的奇谈怪论，越成为他们浪漫的目标。风气所及，一个个身体力行，甚至在家里连裤子都不穿，一醉三个月不醒，服用那种绝对是属于自虐的五石散，男性以涂脂抹粉为荣……诸如此类的表演，比之现在那些泡吧、玩妞、唱怪调、做鬼脸的文坛新秀，不知风流放荡多少倍？
博士买驴（2）
也难怪这位颜夫子看不惯，到了南北朝，尽管战乱频仍，好像也并不影响士人们的快活，甚至做皇帝的，也兴致勃勃地舞文弄墨，如梁文帝萧纲，就大力提倡写y艳的“宫体诗”，搞色情文学；如梁元帝萧绎，颜之推曾经侍候过的君主，最后失败时，归咎自己读书太多才丢了江山，一气之下，把历年收集的公私图籍付之一炬。这些人，只要战火不烧到屋檐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倜傥不群、傲视万物、佻达自由、洒脱不羁的风流种子。
宋刘时的谢灵运，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自称，天下的才华总量只有一石，曹子建得八斗，他得一斗，余下的，众人分之，狂得实在够可以的了。他在浙东地区游山玩水，差不多要一个营的兵力，为他开山辟水，搭桥铺路。那一份兴师动众，使得深山老林里的老百姓，直以为来了打家劫舍的匪盗。若是他不这么求快活，而且官瘾也不这么强烈，他的一斗之才，说不定会有更辉煌的成就。
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总势，前不如汉，后不如唐。看来，作家们太潇洒了，神采俊逸是有的，但指望深沉凝重，就未必如此了。酒足饭饱、一劲儿打嗝，是无法体会饥饿是什么滋味的；帷幄重裘、熏笼香浓，哪里能知道数九寒天薄衣单衫的可怜。对作家来讲，太快活了，说不定倒是文学的厄运。
从《颜氏家训》一书，我们知道，造成这一时期的士风，也就是今之所谓知识分子一群人的颓唐习气、浮华文风，有其客观上所给予的物质条件：
南北朝169年间，双方时有夺城掠地、生灵涂炭的战争，也有相安无事、互派来使的和平。那个写过《哀江南赋》的庾信，就担任过南朝梁国驻北朝西魏国的大使。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两边都照样地歌舞升平，吟诗唱和，游山逛水，欢宴不断，而江南，斯风犹盛。因为，“晋朝南渡，优惜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已上，典掌机要。”
但大多数“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加之这班人，由于“中兴渡江，卒为羁旅，至今###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悉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整个社会，从统治者，到豪门贵族，到士大夫，竞相侈靡、贪图安逸、y奢享乐、空谈误国。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所谓“老”，是指他逗留北方，不得回归的时期中，在怀念故国和感伤身世的情绪中，才形成他苍劲悲凉的独特风格的。像这样的文章高手，在未“老”之年，青衣短袖，面白唇红，出入梁国宫廷，在那样的脂粉香腻、玉体横陈的氛围中，也不过是一位在追星族的包围中，擅写绮丽诗文的“青春派歌手”而已。
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快活文人，颜之推是这样描写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时明经求第，则顾人答，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
于是，联想起时下明星出书，全赖枪手c刀；作家炒作，忙于抛头露面；江郎才尽，犹在制造泡沫；美人迟暮，奔走声名更急的文坛众生相，这一切，与颜之推在书中所言，简直不谋而合。“当今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恰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校订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更有甚者，一些半瓶子醋，尤为可笑。“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撆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夫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博士买驴（3）
想到当代文坛的式式种种，原来都不过是古已有之的现象翻版，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但是，我始终在琢磨，沉醉于优裕的生活之中，对作家而言，也许会衍生出一种文学上的催眠作用。曹雪芹为什么在喝莲叶羹时不写《红楼梦》，偏要饿到只有稀粥咸菜可吃时才写？饿，不一定就产生文学，但饿与饱比，可能靠文学更近一点。南北朝文学，比之他朝，相对来讲，较少大家力作的主要原因，不知是否与那时太甜美、太甘醇、太轻松、太舒服的日子使作家多了些惰性有关？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乘舆，入则扶持，城郭之内，无乘马者。”弄得满城的人，都不识马为何物？最好笑者，建康令王复，也就是当时梁国的首都市长，不但没有乘过马，更未骑过马，有一天，牵来了一匹马，咻咻嘶吼，四蹄跃跳，把他胆子都吓破了，于是埋怨他的下属：“你们怎么搞的，这分明是老虎，怎么骗我是马呢？”
所以，到了侯景之乱，建康从被围到城破，“数?





李国文读史 第 6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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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了侯景之乱，建康从被围到城破，“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贵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沟壑，不可胜纪”（《资治通鉴》）。这样，那些潇洒惯了的文人雅士，“肤脆骨柔，不堪行走，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
到了如此性命攸关的时候，这位买驴的博士官，还有兴致写上三大篇字契，炫耀肚子里那点学问吗？一般来讲，文人太快活了，写东西就玩形式，就耍技巧，就讲性灵，就要搞一些翻新的花样；精致的把戏，散淡的笔墨，隽永的余韵，这也是需要的，甚至不可少的一种文学，若全是清一色的黄钟大吕，也是会令读者头疼的。文学，既不能全是沉甸甸的，也不能全是轻飘飘的，一个时代，最后留下来的全都是像《花间集》那类休闲恬适的，怡心悦目的作品，怕会给后世的读者生出许多错觉。似乎王建、王衍的前蜀，是五代十国时一块伊甸园，这当然是天大的误会。
全轻不行，全空就更不行。前不久，在路上碰到一位并非文学界的朋友，以前，因我编过选刊，他总是关心地问我有什么好的小说，要我推介，以便找来一读。大概如此问过多次，我的答复使他感到不得要领。这回，索性向我提了一个问题：“老兄，你说说，现在，是的人多呢？还是写小说的人多？”
我望着他那张表面平静的脸，品着他这句内含机锋的话，反问这位朋友：“我要回答么？”
他点头，作天真无邪状。
我揭穿他：“其实，你已经有了答案。”
这一下，他露出诡谲的笑容。然后，他告诉我：“我已经不看小说，尤其是鼓吹得很厉害的。”
当然，他不看小说，不会影响小说的生死存亡，即使所有人都不看小说，也不会影响小说家在那里埋首疾书、下笔千言。
近年来，我确是不大了，不完全是因为好的小说少才不读的，而是由于视力日益地不肯合作，多看一会儿小说，两眼就怠工，铅字就模糊起来，只好掩卷作罢。但这位朋友的话，使我想起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想起那位博士到牲口市买驴写文书的故事。
老作家施蛰存说了，大意是，现在的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他老人家只消二十万字就解决问题。话说得有些伤众，但我相信他能办到。这位在三十年代就玩现代派的老先生，既然敢端起枪来，肯定是弹无虚发的。
但我倒不是嫌长，你是惟恐很快读完的。只是看了半天又半天，找不到那条驴，那才痛苦，所以，小说无论长短，你得给我们拉出一条活蹦乱跳的小毛驴，庶几不辜负我那可怜的视力了。
驴啊，驴啊，拜托你，快一点出来吧！
得意与忘形（1）
公元四世纪末，少数民族拓跋氏的北魏政权在北方崛起。
鲜卑族的拓跋氏这一支，好战尚武，以骑掠剽劫为生，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昧落后，拒绝开化。因此，其野蛮程度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他们对于汉文化，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俗不变，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才禁止同姓通婚。所以，越远离文明的人，也就越害怕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忍，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
历史上不时出现的文明倒退，就是这样产生的。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同样，中国的每一次劫难，也都发生在外来的低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和无文化的农民革命政权，进行野蛮和半野蛮的统治时期。回顾“文革”十年，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打砸抢者，一大半是无知的红卫兵；提倡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论，残酷折磨知识分子者，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撇开特定的政治条件，与这些人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心理是分不开的。
像羯族的石勒，氐族的苻坚，由于长期统领部落，居游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不断s扰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感化也就相对多些，并由此产生出对于高级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语，努力融入中华文化。拓跋氏则不同，胡服骑s，游掠虏获，许多陋习，迄无变化，抱残守缺，恐惧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