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

民族如此，具体到一个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这些人的头脑里，对于接踵而来的现代文明，时代进展，新鲜事物，生活变化，由于来不及适应，便产生所谓的“拒绝投降”的怨尤情绪。有的作家发思古之幽情，留恋昨天那其实一点也不愉快的贫穷生活，好像春节到了，才供应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黄金时代，于是像古人怀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岁月，将满目疮痍的昨天，涂上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来对抗现实。这和远古时期的拓跋氏，把同姓能婚、翁媳同庐、奴役制度、掳掠人口，视作正常现象甚至还引以为荣一样，完全因为变革而打乱了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尊崇的殊荣，也缺乏与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线上冲刺的力量，才对新时代带来的文明变化，像面对洪水猛兽似的畏忌。
因此，野蛮落后而顽固保守的拓跋氏，凭藉武力，统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文化上的差异，也形成可怕的压迫。弱的劣势文化，便要凌驾于强的优势文化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时常出现空白的由来。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汉人，一网打尽。因此，强劣而汰优，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类历史，就是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史。
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在“文革”间受辱于无知的群氓之辈，也就不以为奇。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好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的，就是敌对仇视，欲除之而后快。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匐在他面前，输款纳诚，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为首先要防范的阶级异己分子。
得意与忘形（2）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化要想发展，主要因素，是统治集团不那么与知识分子为敌；次要因素，是社会相对稳定。两者俱备，就出现汉唐文化的辉煌气象。若战乱频仍，兵荒马乱，遍地哀鸿，民不聊生；如果统治者不跟知识分子太作对的话，如晚唐，如南宋，文化发展也不至于完全停滞。要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赶尽杀绝的话，哪怕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也会出现全国范围里的万马齐喑的局面。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关进“牛棚”的时候，一个个领教无产阶级专政，只知检讨悔过，低头认罪，苟延残喘，惟求活命，哪里还有工夫为文学兴灭继绝呢？——还真得感谢浩然先生，否则，那十年，在文学史上，就彻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兴废，艺术的枯荣，文明的发展与倒退，知识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系于当权者的一念之间，确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事实。
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总是可怜巴巴的命运。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
晋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谢豪门，到南方去了，留下来的汉族上层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与少数民族政权合作。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是为北魏的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士族代表人物。连魏国的国号，也是崔宏倡议的。可他们从心眼里绝对看不起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统治者，背后称呼这些人为“索虏”，虽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讨这些大士族的女儿当老婆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成分；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为懂得些洋情调，就觉得成了贵族。攀一门高亲，认一位名师，也跟着家学渊源，或学富五车起来一样，都是一厢情愿，作不得数的。中原知识分子与拓跋氏政权的精神上的对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实际仍是文明与野蛮的矛盾。
三至五世纪，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之下，老百姓始终引颈南望，仍是把地处江东的晋，和稍后的宋齐梁陈，视作正统所在。说到底，这种民心所向，是对文明的向往，和对野蛮的痛恨。所以，公元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入关，驻灞上，三辅郡县争先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所以，好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心理。公元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做事，而且担任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兵动武，其实质意义是护卫文明，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相反，在促成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上，倒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互相残杀罢了。
所以跟少数民族皇帝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高明些，因为“少贫贱，以贩畚为业”，与社会多接触，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欲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象y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家子弟，养尊处优惯了，未免高傲自许，自我优越，行事随意，清高慢世。史称他“纤妍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而且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枢，出谋划策，言听计从，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应有的谨慎。
得意与忘形（3）
这两位政治家的幸与不幸，也就在这里分晓了。
苻坚得王猛，自比刘备得诸葛亮。“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长吏席宝，数谮毁之。（苻）坚大怒，黜腾、宝，尔后上下咸服，莫有敢言”。然后，“迁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猛频表累让，坚竟不许。又转司徒，录尚书事，余如故，猛辞以无功不拜”。于是，“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书固辞不受”。在政绩上，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一直到他病重的最后时刻，“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宜渐除之。’”终其一生，以文明来遏制野蛮，给自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拓跋焘对于崔浩的宠遇，不亚于苻坚对于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样拒谢，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以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信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视此人细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藏，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志，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
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后的忘形。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政。尝荐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满意，他“固争而遣之”，别人替他担忧：“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果然，太子晃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众议，出浩以公归第。”
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容纳非本集团的人，予以重任，甚至压制本集团的反抗，使其为自己效力。但是，这个被使用的人，忘记了是吃几碗干饭的，得意加之忘形，严重触犯了这个利益集团，还不知道利害的话，那就该死到临头了。
《晋书？阮籍传》：“（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看来，“得意忘形”这一词语，或由此而来。它本是对文人狂狷放浪的形容，并无恶意。不知为什么，后来这四个字就多用作贬义词了。可能文人很像一个太浅的瓶子，装不进多少得意，经常要溢出来，这就是忘乎所以。于是，最初用此词的一些赞赏的意思，便被彻底扬弃。现在，要说一个作家很得意，仅这两个字，还可能带有一点中性色彩；要说谁得意忘形的话，十之###，是被大家所不屑、不齿的小人，或者浅薄之徒了。
仔细分析，这个词含有两层意思：得意，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忘形，则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得意，是自我心理上的满足，哪怕不得意的自以为得意，或别人管不着的暗中得意，与外界无碍。但忘形，或手舞足蹈，或情不自禁，或张扬卖弄，或无耻癫狂，影响到大家，就会遭到物议了。
如果崔浩清醒，那就赶紧收敛，还来得及。但他已经太忘形了，罔顾一切，就不可救药了。其实他提倡道教，攻讦佛教，已惹众怒。他阻止拓跋嗣南征刘宋，支持攻打蠕蠕和赫连昌部落，也使将领反感。他主张恢复门阀制度，与鲜卑贵族分庭抗礼，经营官僚姻亲集团把持权力，都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个陷入困境的崔浩，还自我感觉良好，在编撰北魏《国史》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北魏第一文臣，将拓跋氏这个野蛮民族的全部历史，包括秽行丑闻，恶风污俗，“务从实录，以彰直笔，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洋洋自得。且刻在大石碑上，立于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通衢大道上，“往来见者咸以为笑，北人无不忿恚，相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得意与忘形（4）
碧落黄泉，这个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头了。其实在作家中，也有类似的人物。还记得在“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即使坐在沙发上，也是四肢展开，呈“大”字形的张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谁也不在他的话下，连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难临头，灾祸迭生，风云莫测，吉凶未卜时，便魂飞魄散，六神无主，瑟缩发抖，惶惶然不可终日；请他坐在沙发上，也只敢欠着半边p股。
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要牢记的一点是：野蛮，固然是野蛮人的特性，但文明人有时野蛮起来，甚至比食人生番还起劲。
崔浩被抓了起来，装进一个木笼里，比后来戴高帽游街示众还惨，押送城南，置于地坑。“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溲者何物，屎也n也！文明落在野蛮的报复狂手里，那种挖空心思的折磨凌辱，便可想而知的恐怖残暴了。《魏书》的作者，出于一种文化人的同情，不禁叹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得意忘形者，能不由此总结一点什么吗？
唐朝的“苦迭打”（1）
公元626年的夏天，唐高祖武德九年###的清晨，秦王李世民，在京师长安的皇宫北门，也就是太极宫的玄武门，发动了一次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武装叛乱。这一场唐朝的“苦迭打”，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正式登上“贞观之治”的舞台。
“苦迭打”，意即“政变”。为日文的外来语，由法文的“coupd’etat”的音译过来。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一些好时髦、好洋货的知识分子，将它从东洋搬到中国来。和当下的中国文人一样，要不说上几个洋人的名字，或者，要不写出几句洋人的词语，就好像早晨起床以后没有刷牙，满嘴不自在的感觉一样，成了一种数典忘祖的病态。
“苦迭打”一词，到中国后，可能水土不服的缘故，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然而，y魂不散，公元1966年，也是个夏天，整个中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民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歇斯底里之中，“文革”小报遍地开花，如火如荼，蔚为大观。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出版之自由，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可以办报出书，风头不让“两报一刊”。有一天，我从一份叫做《井冈山》的战斗快报上，看到当时的副统帅，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这个久违了的词汇“苦迭打”，忽然跳入了眼睛，我吓了一跳。
那时，横扫一切的“革命派”，虽造反勇气无比高涨，但基本文化相当缺失。于是传了我这个牛鬼蛇神去。
问我，何谓“苦迭打”？
我说，即中文之“政变”。
又问，是他要“政变”别人，还是别人要“政变”他？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敢回答，也不想回答，惟有咬紧牙关，三缄其口。尴尬地冷场三十秒以后，我听到头儿口中喷出一声“滚”，便马上抱头鼠窜而出。后来，这个贩自东洋的外来语，自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折戟沉沙以后，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也就跟着死定了。
话题还是回到唐代那次李世民的“苦迭打”上去。
大唐武德九年，六月里的这一天，都城长安的天气不错，可高祖李渊的心情却不好。尽管花红柳绿，碧水涟漪，一派怡人的仲春景色，泛舟宫内湖上的他，却没有平素里雄激素蓬勃，性冲动踊跃的样子。
这位老爷子，有点精神不振，有点情绪失常，还有一种大事不好的预感。
唐时京师的规模，现在的西安包括郊区再乘以十，恐怕都赶不上。因此，李渊在隋代大兴宫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太极宫，数倍于北京的紫禁城，当是可以肯定的。太极宫里的东海、西海、南海三池，以唐朝人的大气派，大手笔，大概比今天北京城里的后海、北海、中南海，要弘敞宽阔得多。然而，陛下的意乱心烦，让那些簇拥着他的女宠们，不知该怎样来哄老人家开心？
陪他乘船同游的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几位近臣，心里当然明细得很，正是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三李元吉，为权位之争，已经闹到乌天黑地，不可开交的地步，令他焦头烂额。而其中，最吃不准的，就是秦王。此时此刻的李世民，绝对是一座开始冒出通红岩浆的活火山，只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爆发？什么样子的爆发？是天摇地动？是翻山倒海？事情发展到这种无计可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三无境界，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一触即发，非炸不可的场面，因此，整个太极宫内，笼罩着一股不祥气氛。
李世民是个好皇帝，那是后话，但他夺得权位的手段，不敢恭维。
清人王夫之责疑：“况太宗之以夺大位为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慝”，就是邪恶。这位学者认为他“慝”得很。由于他的贞观之治，曾经是历史上令人憧憬的黄金时代，千年以来的中国人，通常都避而不谈他的这个“慝”。
然而，这场“苦迭打”，从玄武门对李建成s出第一箭开始，到最后将老爷子当太上皇为止，作为电视连续剧的每一出，每一个分镜头，无不充满了“慝”。这出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大戏，足可以看到他蓄谋已久，处心积虑，全力以赴，使出浑身解数，为攫取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早就准备“蹀兄弟之血于国门”，无恶不作的。
唐朝的“苦迭打”（2）
所以，王夫之说，别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当他“亲执弓以s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这时候，做出如此禽兽不为的恶行，他的结论是，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不可复列于人类矣。”（《读通鉴论》）
王夫之的结论告诉我们，再伟大的人，有其“伟小”的一面，“伟小”这个词汇是不存在的，它的意思却人人都能体会。知其伟大，识其“伟小”，大概就是我们阅读历史时，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辩证法了。
然而，成则为王败则寇，在中国，谁赢了，谁就嘴大，谁就有理。谁输了，谁就是臭狗屎，谁就会被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一部二十四史，从来都是胜利者的大嘴史，失败者的完蛋史。我的古代同行，那些中国文人们，也许本意想写出真实，也许内心想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可他们长有这份胆子吗？他们敢不视胜利者的眼色行事吗？领导画一个圈子在那里，打死他也不敢出格的。因为他们得靠皇帝老子赏饭吃，不知什么时候皇帝老子一不高兴，摸摸你的脑袋，捏捏你的脖子，怕是吃什么都不会香的了。
这样一来，文人们便努力放淡得无味的p，尽量闭上说真话的嘴，于是，玄武门之变的负面部分，肮脏部分，黑暗部分，见不得天日的部分，也就王夫之所说的唐太宗的“慝”，在竭力讳言，拼命粉饰，乱加篡改，尽量湮没以后，后人从那些语焉不详的记载中，休想了解当时那场骨r屠杀的真实历史。
历史，总是让你看他要你看的那些，所以，信史不如疑史。
不过，平心而论，李世民公元622年的武装政变，夺得帝位，对他个人而言，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与他公元617年至627年的荡平群雄，建立唐朝；与他公元627年至649年的贞观之治，一统宇内，可视为他平生中并列的三大杰作。中国的历朝历代，宫廷政变，家常便饭，不可胜数，但达到李世民这次“苦迭打”完美水平者，找不出第二个。
李世民打江山，漂亮；治天下，漂亮；夺得帝位，也漂亮。
就政变，谈政变，你不能不佩服李世民之英明睿智，神武果断，坚定决绝，毫不“费尔泼赖”，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的王者风度。综观这次“苦迭打”全部运作过程，那完美娴熟，毫无漏d的韬略，那击中要害，攻势凌厉的战术，那策反御军，瓦解劲敌的y谋，那重点消灭，下手无情的残忍，若不带王夫之的正义感，从政变学的技术角度来看，那父子三人，败倒在他名下，也是活该的。他太强了，不是一般的强，而那三位，一个是笨蛋，一个是混蛋，一个是老糊涂蛋，只好出局。
我不知道秦王府的谋士们，在策划这次政变时，事先做过政治预案没有？敌我双方要付出多大代价？但战果，当得上“多、快、好、省”四字。最少的流血，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最佳的善后，几乎不到一个对时，基本结束战斗，太阳尚未完全落山，战场业已打扫干净。人不知鬼不觉之间，太极宫出现了新的主人。
整个长安城几乎没有被这场“苦迭打”惊动，因为这个城市太大了，加之那时没有手机，可发短信，没有网络，可传消息，也没有娱记和狗仔队，报导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诱因。李渊那两个宝贝儿子，竟联合起来给他们的老爹，戴上绿帽子。也许，这次“苦迭打”的起因，是个永远的谜，究竟这对难兄难弟，睡了他父亲若干太太中的哪几位，连史家都捂着嘴，摇着头，以一句“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来搪塞后人。
夜色朦胧中的上弦月，照例挂在城墙的角楼上，它发现谁也不觉得六月的这一天，在玄武门所发生的一切，对大唐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平康里那厢的性服务行业，姐姐们照常开门接客，酒家胡开的西域饭店，半l的胡姬笑靥迎人，曲江池的进士们经常聚会的歌厅，妖娆的歌伎余音绕梁。总之，夜未央的长安城，仍是一派升平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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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苦迭打”（3）
这种投入极少，产出极大的政变，可谓破天荒的纪录，不是我们中国人总爱炫耀那辉煌的过去，就拿这个“coupd’etat”来说，翻开《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这个词汇所引用的例证，简直令人笑掉大牙。书中认为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波那巴？拿破仑推翻督政府；1851年路易？拿破仑解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为典型的政变。哦！天哪！那小儿科的叔侄俩，所搞的“苦迭打”，与大唐王朝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李世民政变水平何以如此之高，因为他“夺大位之心”久矣！
大唐王朝建国以来，面临着内忧外患、立足未稳，李世民当然不会搞“苦迭打”。公元622年（武德四年），解决了窦建德、王世充两位军阀的内忧以后，而外患突厥颉利还在集结力量之时，他认为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苦迭打”的谋划了。虽然正史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非常简略，而且反复强调，是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迫陷害之下，李世民一再退让，退得无可再退的自卫反击。这当然是御用文人的说辞，掌握了国家机器和舆论导向的李世民，即使拍胸脯，让其秉笔直书，他们也不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的。
第一，李世民可不是一个脓包；第二，李渊、李建成、李元吉加在一起，绝不是他的对手。迫是有的，陷害也是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一再忍受，不作反弹，正是其狡猾处。两兄弟根本不晓得他们自以为得意的，施之于李世民的一切恶行，恰好给了李世民用来制造舆论，用来邀买民心，用来激励部属，用来张大形象的绝妙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