蚍蜉传

    与别寇不同，赫赫有名的张献忠的求抚引起了崇祯皇帝本人的高度关注。对流寇是剿是抚一直是朝议悬而未决的问题，崇祯登极初期，意气风发，很是锐意剿贼，可越到后来，他越觉专剿之举徒糜军资、徒疲军力，收效却不显著。加之近些年关外清兵阴魂不散，声势甚嚣尘上，崇祯颇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的难受，由此对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流寇的观点，渐渐又开始向招抚倾斜。

    正月初八，熊文灿向朝廷转达了张献忠乞求招安的意向。崇祯在朝议上发问:“卿说这贼杀得尽否”

    杨嗣昌与主剿派唇枪舌战，力陈招抚张献忠的必要性。先说“是则先抚一二股以杀贼势，而后剿其余，仍不为失算”，又说“流贼蜂起垂二十年，为中原大害，若论经常之理，一剿而外，更有何词乃其恣横遍七、八省，党类至百余万，剿之不可胜剿，不得不开抚之一路，以杀其势”。

    而后面对主剿派对招抚不断的质疑，杨嗣昌索性抬出迫在眉睫的清兵做挡箭牌，再说“国家之兵力实不能兼御夫内外，国家之饷实不能两给于中边，即一时文武诸臣之才力心力，欲左投左效、右投右效者，不啻戛戛乎难之”

    与杨嗣昌穿一条裤子的熊文灿也申辩“目前兵马俱以边警尽撤，仅有步兵数千，断非胜敌之着”、更说“若此时苦无兵马可发，勿轻言贼易剿，如剿有兵有势，不至十二年成此难结之局也”，以附和杨嗣昌的论调。

    主剿派中有人担忧张献忠坚持保持队伍独立性，而非类似刘国能散尽其众，恐怕有养虎遗患之危险，杨嗣昌等人同样以“惊眠虎而使之觉，嗾驯犬而使之嗥”为由，坚称事分轻重缓急，不可鼠目寸光自陷左支右绌的困境。

    有熊文灿与杨嗣昌一外一内遥相呼应，加之薛国观、陈洪范等人的推波助澜，一番讨论后，“面谕剿抚原该互用”以及“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等结论已成定局。张献忠接受招安之事由此水到渠成。

    当然，张献忠一早前提出要当湖广总兵官并且全权控制地方、关防、札付诸方面，由此保证“郧、襄、均、承数百里外无一贼”的要求明廷绝不会同意。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张献忠得了个副总兵的头衔，挂职也只能挂在他自己的营头下面，部队则划分驻地谷城。

    为了加重自己此次投降的分量，除了自家，张献忠还拉拢了不少中小势力一并归顺。杜应金、马世秀、金白元等势力以及赵当世，也在其列。这些人中，赵当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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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次于张献忠的大寇，因而朝廷同样另眼相待，副总兵没给却到底给了赵当世一个参将的职位，并将赵营的驻地安排在了枣阳县东北的鹿头店。

    和张献忠类似，赵当世这个参将，同样挂在他自家的营头名下，除了一个转正告身，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奖赏。赵当世打听到张献忠向熊文灿上报要求朝廷按十万人额度拨付军饷，只觉好笑更觉张献忠得意忘形。想如今明廷支持诸多正牌官军都不免面临钱粮捉襟见肘的窘境，哪里还会理睬张献忠这新降之人狮子大开口的敲诈。

    果不其然，十万人的数目一上报，张献忠没有捞到任何好处，反倒受到熊文灿的警告。熊文灿要求西营必须裁撤兵马，张献忠当然不答应，两边短暂的“蜜月期”立刻宣告结束，开始了新一轮的扯皮。

    赵营这边，熊文灿也派人来点计兵马，赵当世但说营中将士林林总总不过两万，且云钱粮米豆无论多少全从朝廷拨付，另无索求。来人见他有所让步，在这兵额上便也没有多加诘难盘查。所以赵营虽说当下只有一万两千人不到，但朝廷默许的额度却凭空多了八千。

    赵营参将与西营副总兵名义上都直隶于熊文灿，而熊文灿将二营分别置于东北与西北两侧，借口是“互为犄角、拱卫襄府”，实际上打的却是当中隔绝，以防“巨寇相合后患无穷”的主意。这点道理，赵当世自然心知肚明，只不过他秉着韬光养晦为主的考量，对此并无微词。

    何谓“韬光养晦”具体到如今的赵营，可用昌则玉的一句话概括。

    赵营部队转进枣阳县后，赵当世曾就赵营接下来的发展方向询问过昌则玉，昌则玉回答说:“昔朱升谏太祖皇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计，以定明祚之基。现属下亦附庸其雅，提九字于我赵营。分别为‘精武备’、‘广结援’、‘顺朝廷’，主公可引以为导。”

    赵当世点头道:“‘精武备’三字确为当务之急。先前徐总兵在会上就这此点指出营中‘兵疲’、‘粮少’、‘甲缺’三疾，想来按此方向加以整备，当无偏差。”进而问道，“那么‘广结援’与‘顺朝廷’又该当如何”

    “广结援”昌则玉早有洞见，缓缓而言，“左传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我营虽暂时投顺朝廷，若以为从此高枕无忧，则危亡不远。当今明廷，内忧外患，百年积弊绝非一朝一夕可除，自顾无暇，我营若全倚此行将就木之枯树，到头来免不得与之共倾。故而为今之计，投诚之余万不可断了与诸家义军的联系。其水我鱼，有他们在一日，我营便如鱼得水，可保永不受制于人。”

    赵当世深然其言，但一时间难以想得通透，再问:“若以先生高见，可为营之外援的，有哪些湖广、河南地面，八大王、




31招安（三）
    地处襄阳府东北面的枣阳县声名颇显，汉光武帝刘秀即出生此地，有着“龙飞白水，松子神陂”之美誉。赵营进驻此县鞍马未顿，赵当世就先去刘秀故里寻访了一阵，按侯大贵的话说就是“沾沾龙气”。

    龙兴之地自然是个好彩头，可赵当世对驻军枣阳最满意之处，却在于此县位置的关键。

    自古守东南必守荆襄，历朝历代从未有失荆襄而保有东南者。而荆襄之重，又在汉水。汉水源于汉中，走安康、兴安等地流入湖广，并在襄阳大合诸支流转而南下，最终汇于大江。南北对峙，大江为最重要的防线，而大江防线稳固与否又很大程度上依赖江北之山河屏障。汉水属于大江防线中部湖广地段，它在大别山、桐柏山等山脉阻隔中冲积出一片通道，连接湖广南北，而这片通道宏观看来即是自南阳、襄阳始，一直南抵荆州、武昌的偌大平原。

    此平原纵横方圆、覆盖广巨，若细致再分，在南是广袤无垠的“汉江平原”，在北则是同样沃野千里的“南阳盆地”。进而再看这南阳盆地，可谓关中、汉中、中原及湖北的交通门户。其向西沿汉水溯干流而上可至汉中；西北走武关可进关中；由襄阳沿汉水则可达两湖；若从淅川河谷可抵伊洛河谷；且东面山地罅漏甚多，也能渗透中原腹地。

    宋代李纲曾论述说:“南阳，光武之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

    遍观古史，譬如曹操取荆州、桓温击姚襄、刘裕伐后秦、高欢攻关中、岳飞收颍郑等等，焦点无不是集中于南阳盆地。此地区之紧要由此可见。

    继续细看，很显然，南阳、襄阳为南阳盆地上下两端，是这片区域的核心枢纽，皆素称雄关重镇。这二者本属同一地缘，却因元明奉行“分省而治”、“山河相制”之策略而割裂。虽是如此，但在用兵者眼中，它们密不可分，从不可单独视之。

    若着眼于湖广，那么较之与中原更为密切的南阳，襄阳的地位无疑为重。

    襄阳以汉水通大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南下两湖、北出中原，实非仅仅一隅之要地，更经常关乎全局之要义。西晋灭吴、隋灭陈、蒙古灭南宋皆因控制了襄阳从而一蹴而就。之所以如此，全因一旦得了襄阳，那么湖广中另外两个军事重心江陵、武昌便即无险可守、暴露无遗。得此三地则可控湖广，倚湖广之势进而席卷东南自然无往不利。

    具体分析襄阳连接江陵、武昌的地利，则在于“两陆一水”。“两陆”指“荆宜走廊”与“随枣走廊”，“一水”则指从襄阳直抵武昌的汉水段。若掌控此三者，那么就说湖广江北之地尽在掌握也不为过。且此三者中，最称关键便是随枣走廊。

    随枣走廊之名浅显易懂。所谓“枣”即是作为西北端的枣阳县，“随”则为东南端的随州。此走廊的成因又全在桐柏山与大洪山。桐柏山横亘在河南与湖广之间，是为二省之界山；大洪山从一马平川的汉江平原突兀拔地而起，北麓自襄阳始直至南麓孝感境内，分割了本贯通一片的平原。这二山一北一南，具为西北至东南走向，夹在当中的坦途就是随枣走廊了。

    说它关键，在于其不仅可由陆路联系襄阳、武昌这两座湖广重镇，而且还能向北进入河南，起到了连通内外的作用——桐柏山虽说险峻绵长，可当中仍有武阳关、平靖关、九里关三个主要的山口可供往来，即俗称之“义阳三关”。

    可以说，有枣阳，就相当于控扼住了湖广北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通衢。更妙的是，枣阳恰巧处于桐柏山西北的末端，往更细了说，坐落于枣阳东北角的鹿头店，堪称是随枣走廊的咽喉，向西、西北到襄阳、南阳畅通无阻，向东、东北亦可避开高山险阻直抵信阳、泌阳等中原腹地。

    能有如此四通八达的要隘作为驻地，赵当世又怎能不喜。

    “熊文灿之短视不知兵，是我之幸。”初次踏上枣阳土地，策马扬鞭在鹿头店的松林外的赵当世曾不禁喟叹。

    熊文灿以襄阳坚城为隔绝，将赵营与西营分开安置，并将二营同时置于河南、湖广相交的军事缓冲区本来确是一如意算盘。但他毕竟新来乍到，不仅对豫、楚的局势并无透彻见地，对其间的山川地貌也缺乏了解，赵营方得以借此“东风”，安安稳稳地进驻到了最具战略意义的地段。

    但并非所有人都与熊文灿一般浑噩。左良玉就是个明白人。

    三月二十四日，赵营得湖广布政使司颁朝廷谕旨，奉命由郧阳府的竹山、竹溪一带转移，过一日，先到襄阳府谷城县。那里，张献忠早已率西营上下安营扎寨。赵当世与张献忠把酒言欢了一宿，次日继续东进。至二十七日，前锋兵马始入枣阳县。到今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九日，赵营尚在陆续安顿，前后短短不过五六日，左良玉就已经派人找上门来了。

    当下在外求见的主要有三人:鹿头店巡检司巡检苏照、枣阳县典吏褚犀地和一位姓左的商人。

    明代巡检司始设于洪武年间，朱元璋言:“朕设巡检于关津，扼要道，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用以辅佐州县捉捕盗贼、看防关津、稽查路人等等，职权颇杂。鹿头店是交通要地，故而即便弘治朝后各地巡检司大量裁撤，鹿头店巡检司却未受影响。司中现辖有弓手近百，巡检苏照也因此是当地最具话语权的人物。

    典吏作为流官，府、州、县各级都有此职，主掌文移出纳，倘若在县中无县丞，那么典吏亦可代行县丞之政。赵当世来之前就了解到枣阳县无县丞，所以这个褚犀地所拥权力必然不小。

    赵营名头甚大，此番来枣阳，不可能不惊动当地的实权派。由此可见，有褚犀地代表枣阳县、苏照代表鹿头店，当地最大的两个实力派便都到齐了。

    赵当世更关注的，却是那个姓左的商人。褚犀地与苏照与他同时入内，然而走在最前的反而是无官无衔的他，可知此人背后定然不同凡响。

    再听自我介绍，那人名唤思礼，自称是河南许州一家倾银店的掌柜。此言一出，赵当世与昌则玉相顾点头。许州是什么地方人尽皆知乃援剿总兵左良玉的大本营，他阖家老小都安置在那里，此人既姓左、又从许州来、且备受苏、褚二人尊敬，想来必与左良玉脱不了干系。

    左思礼并没有立刻抬出左良玉的名头来，但赵当世哪能不晓事，令左右立刻给三人看座，并顺理成章让左思礼坐在了最上首的座位。

    几人略微寒暄，总之离不开热烈欢迎赵当世、为赵营接风洗尘的逢迎。这些空话套话没什么营养，但却是结交前必不可少的礼节。赵当世早已深谙此道，顺着三人的话说了几句，又不失时机开两个玩笑，谈话的气氛立刻变得轻松热络起来。

    “枣阳人杰地灵，我军能以此为基，幸甚至哉。”赵当世呵



32招安（四）
    “先生来得何其迟也！”赵当世笑着迎上去，左右眼神示意，负责引人入室的周文赫会意，当即转身掩门而出。

    其时夜色已浓，但室内灯火通明，亮如白昼。姗姗而来的左思礼显出几分讪色，搓着手道:“小人但怕白日间语态多有冒犯，令大人不喜，此前实是忐忑。”

    赵当世与他分别坐定，笑道:“先生有难处，赵某怎会浑然不知其意。此事还得先赞先生睿智，若非多次提点，以赵某之愚鲁，恐怕当真郁垒难解。如今闲杂人等皆退散，只你我二人，正好畅谈。”

    左思礼惭道:“早知大人如此秀慧绝伦，小人就该更从容才是。”说着轻摇其头，“看来左帅之言句句为实。”这时候，倒没了遮掩，率先把话给说开了。

    赵当世笑笑道:“果然先生是左帅的体己人。实不相瞒，赵某钦慕左帅神仪已久，只恨当初官贼殊途，难以相见。现先生在，可一解我渴。”旋即问，“但不知左帅说过些什么”

    左思礼道:“左帅曾说，放眼当今天下，能称英雄豪杰者屈指可数。大明独占七分，其余三分则散于四海。”

    赵当世皱眉笑着说道:“以我大明江山之广博、人才之繁盛，本该一囊宇内群雄，怎么居然也只能占有天下十之其七的英雄豪杰，敢请教另三分又作何解”

    左思礼答道:“左帅本人即是当是一等一的人物。他既有此格局，见人见事自不会像那些坐井观天之辈。”说到这里，声音一振道，“以左帅高见，此三分，两分在于流寇，一分在于关外。”紧接着继续补一句，“然而现下大人已然弃暗投明，贵为我天朝重将，那么论英雄豪杰，我大明可占八分，流寇、关外各占其一罢了。”

    赵当世略略一想，道:“能得左帅青眼，赵某受宠若惊。然而既然说到了这里，便让我猜上一猜其余二分的殊荣花落谁家。”

    在左思礼微笑注视下，赵当世往下说道:“那关外的一分，不消说，定然是如今建奴伪帝了。他虽坐享老奴之成，但上位以来征蒙古、伐朝鲜、一统诸部，不断开疆拓土甚至隐有与我大明分庭抗礼的气势，这般锐意进取的丰绩，足称英豪。”

    左思礼应和道:“赵大人眼界不凡，小人佩服。这一分，的确无误。”

    赵当世又猜:“那么另一分，难道是西营的八大王张副将”他故意没有说李自成，一来他知左良玉与张献忠瓜葛较多，二来当前李自成在陕西的处境并不妙，恐怕在左良玉眼中，还不够格。

    但是左思礼却道:“大人错了。最后这一分，不是张副将，而是李闯。”并解释，“大人难道忘了，张献忠与你一起归顺朝廷，已不复为流寇。况且其人虽素称勇猛，可在我左帅手下屡战屡败，全然无法入围。而罗汝才、马守应之流更不足道，是以流寇中唯有李自成，在左帅眼中可堪英豪。”

    赵当世寻思:“张献忠之所以为左良玉所轻，恐怕是因当初的杀兄之仇。但他既能纵览全局，看出黄台吉、李自成有成为天下人的资质，当真有些眼界。”左良玉目不识丁，也没有煊赫的背景，能一步步达到今日气象，自有其出类拔萃之处。只通过与左思礼的短短几句交谈，赵当世敢肯定，左良玉必是一个对形势看得很清楚，且颇能顺势而为的人。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会简单不少。

    左思礼看着老实巴交，却很健谈，赵当世与他闲聊了将近有半个时辰，都不觉疲乏。到后来，随着交流的深入，二人的内容渐渐转向正题。

    正题很简单，仅半刻钟不到，左思礼就将始末原原本本说了清楚。

    原来这枣阳县不单是个交通要衢，自然资源也很丰富，且不论县内拥有面积广大的膏腴土地，就县西南的青山、黄土堰二地皆产银矿，产量相当可观。

    然而正题的焦点，却不在这两处银矿，而在鹿头店。

    “此二矿坑近些年已有枯竭之色，想来开采时日无多。谁料就在半月前，大阜山又新探出了银脉，说是所蕴甚巨，如若开采，获利可想而知！”左思礼眼光炯炯，说罢喟叹一句，“怕真是龙兴照拂，荫庇此县。”鹿头店正东倚大阜山，与山中银脉自也近在咫尺。

    这么一来，赵当世算是明白了这左思礼的来意，十有是左良玉看上了大阜山的这处银矿，想插一手捞些好处。

    其实有明一代，对于采矿业基本是持消极态度。朱元璋甚至曾直截了当说:“银矿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所以明朝开国初期，涉及金、银、铜、水银等矿业基本照搬前代正常生产，并严禁民间私采，纵然是官府，也只“间或差官暂取，随即禁闭看守”。洪武之后禁令方开始松懈，例如永乐、成化年间都来湖广“大开矿采”。规模盛时，在武陵等十二县即开“二十一场，岁役民夫五十五万”。所以湖广采矿之业早有前例。当今律令废弛，利益当前，左良玉敢以一武官身份犯禁，亦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