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岛

我们并不会太担忧至今还在岛上的三个海盗，只要在山顶安置一名岗哨，就可以确保我们不会遭到他们的突袭。更何况，他们应该也早已尝够了厮杀的滋味。
由于没有外来的干扰，我们的工作进展得很快。葛雷和本·冈恩划着小船不断往返于朗姆酒湾与“伊斯帕尼奥拉”号之间，其余的人负责把财宝往岸边堆。两锭金条用绳子捆了，一前一后搭在肩头，就够一个大人走一趟的，而且只能放缓速度慢慢地走。由于我力气最小，扛不了多少东西，就被留在洞穴里负责把钱币装进面包袋。
这些钱币五花八门，就跟比尔·彭斯箱子里的一样，各式各样的都有。不过，这里的钱币面值要大得多，种类也更多。我觉得分类整理这些钱币是一件莫大的乐事。其中有英国的金基尼和双基尼、法国的金路易、西班牙的杜布龙、葡萄牙的姆瓦多、威尼斯的塞肯；有最近一百年欧洲各国君主的头像；有样式各异的东方货币，上面的图案像是一缕缕的细绳，又像是一张张的蛛网，有圆的，也有方的，还有中间带孔的，好像可以穿起来挂在脖子上。看起来，好像世界上的每一种货币都被这帮强盗搜罗到了。至于数量，我觉得跟秋天的落叶一样多，数也数不清，因为我一天到晚弯着腰，手不断地整理着，每天都感到疲惫不堪。
就这样，我们一天又一天地继续此项工作，每天都有一大笔财宝被运上船，而每天晚上，洞穴里都有一大笔财宝等待第二天继续装载。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没有听到关于那三个幸存的海盗的任何消息。
最后那几天，大概是倒数第三天晚上，利夫西医生和我信步登上一座小山丘，在山顶可以向下看到岛上的低地。这时，从黑糊糊的山下吹来一阵风，随着风声传来了不知是尖叫还是歌声的聒噪声。我们只是听到了一小段，紧接着便恢复了原来的寂静。
“啊，愿上帝宽恕他们，”医生说，“是那三个海盗！”
“他们全都喝醉了，先生。”西尔弗在我们身后插了一句。
关于西尔弗，可以说他现在自由自在。尽管每天都受到大家的冷遇，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得到特殊待遇的朋友和随从。大家都不愿意搭理他，他却毫不在意，总是满脸堆笑、低三下四地讨好每一个人，并不因为受尽冷眼而灰心，这种本领可真是无人能及。然而，我估计大家对待他并不比对待一条狗更客气，只有本·冈恩除外，因为这位被放荒滩的水手对昔日的舵手至今仍害怕得要命。此外还有我，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应该感谢他，尽管我也有更多的理由比任何人更恨他，因为我曾目睹他在台地上策划新的计谋，打算把我出卖。由此可知，为什么医生在回答他的时候那样不客气。
“喝醉？恐怕是在说胡话吧。”医生说。
“没错儿，先生。”西尔弗连忙附和道，“不过不管他们是喝醉还是说胡话，反正跟我们都没有关系了。”
“西尔弗先生，你大概未必要我承认你是一个有心肝的人，”医生发出一声冷笑，说，“所以也许你会对我的想法感到惊奇或者不可思议。如果我能够肯定他们是在说胡话—我敢保证他们中至少有一个人在发着高烧—不管遇到多大的危险，我也一定要离开营地去给他们看病，去尽我做医生的职责。”
“先生，请恕我直言，如果你真的打算这样做，肯定会酿成大祸的，”西尔弗说，“你将会为此送命，这一点一定要相信我。现在，我是与你们并肩而战的关系，我不愿意看到我方的力量被削弱，更不愿意听到你遇到不测的消息。要知道，你对我称得上是恩比天高呀。可是你要知道，山下的那几个家伙可是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更何况他们根本不会相信你是讲信义的。”
“这倒是真的，”医生说，“你是个说话算数的人，这一点我们知道。”
关于那三个海盗，这便是这段时间我们得知的与他们有关的最后消息。只有一次，我们听到远处传来一声枪响，猜测这几个人是在打猎。经过商议，我们决定只得把他们留在这座岛上，带他们上船实在太过危险。这个决定得到了本·冈恩和葛雷的坚决拥护。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弹药、一大堆腌羊肉、一些药品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如工具、衣服、一张多余的帆和十英尺左右的绳子。利夫西医生还特别提出给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烟草。
我们在岛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财宝已经全部运上了船，淡水储备了足够的用量，以防万一，剩余的山羊肉也被搬了上去。一切都准备妥当，我们终于在某天早上起锚返程，把“伊斯帕尼奥拉”号驶出了北汊。那面曾被船长升上屋顶且在其下同敌人英勇作战的英国国旗，此时又在我们的上空迎风飘扬。
不久，我们就发现那三个家伙密切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而且关注程度出乎我们的意料。大船通过海峡时，我们一度距离南面的岬岛非常近，我们看到他们三个人一起跪在那里的沙尖嘴上，举起双手做哀求状，请求我们把他们带离这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不忍将他们撇下不管，但是又不敢冒再次发生叛乱的风险。再说，如果把他们带回去送上绞架，那也算不上多仁慈。利夫西医生向他们喊话，说我们在山洞里给他们留下了很多补给品，并告诉他们山洞的具体位置。可是他们仍然继续哀求，希望我们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大发慈悲，不要让他们死在这个鬼地方。
最后，他们发现船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而且越走越远，眼看就要听不到喊声了，其中一个—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便一跃而起，狂叫着举枪便放。嗖的一声，一发子弹从西尔弗的头顶飞过，把主帆打了个洞。
在这以后，我们就不得不躲在舷墙后面。等我再次探出头来时，他们已经不在沙尖嘴上了，就连沙尖嘴本身也变得模糊不清。那三个人的结局我知道的仅限于此。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走出了很远，藏宝岛最高的岩峰也沉到蔚蓝色的地平线之下了，这一切使我的心情无比愉悦和兴奋。
对于“伊斯帕尼奥拉”号这样的大船来说，我们的人手实在少得可怜，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得来回奔忙，唯一不动的只有尚未恢复的船长，他躺在船艉的一张垫子上负责指挥。他的伤势大有好转，但还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我们把船向着西属美洲最近的一个港口航行，因为如果我们不补充一些水手，返航时恐怕会有危险。风向不停地转换，再加上遭遇了两次大风浪，当我们到达那个港口时，每一个人都疲惫不堪。
我们在一个被陆地环抱、景色优美的海港里下锚停船时，太阳已经沉到地平线以下了。我们立即被许多小船围住，船上的黑人、印第安人和各种混血儿热情地向我们兜售水果和蔬菜，而且还愿意做潜水捡钱币的表演。那么多和善的面孔—尤其是黑人，以及热带水果的风味和华灯初上的小镇景象，这一切简直太令人高兴了。这种热闹的场景，同我们在岛上所面临的杀机四伏、血雨腥风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医生和乡绅带我上岸去散心，准备玩一个晚上。在城里，他们遇到了一艘英国军舰的舰长，并同他攀谈起来，还到他们的军舰上去参观。总之，我们在城里玩得十分尽兴。当我们返回船上时，天都快亮了。
可是甲板上只有本·冈恩一个人。我们一登上“伊斯帕尼奥拉”号，他就急忙做出各种手势向我们忏悔。西尔弗跑了。在几个钟头以前，这个放荒滩的水手放他坐驳船逃走了。本·冈恩极力要我们相信，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着想，如果“那个只有一条腿的人留在船上”，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被他害死。但事情还不限于此，那个厨子并不是空着手逃走的。他乘人不备，把舱壁凿穿了一个窟窿，偷走了一袋值三四百基尼的金币，这对于他今后的漂泊生涯算是一笔丰厚的补贴。
我认为，我们大家都为能以这么小的代价就将他摆脱而感到高兴。
长话短说，我们在这个港口补充了几名水手，一路非常顺利，平安回到了英国。当“伊斯帕尼奥拉”号抵达布里斯托尔时，勃兰德里先生正开始考虑组织一支后援队前来接应。只有五个人同“伊斯帕尼奥拉”号一起安全地归来。
“酒精和魔鬼让其余的人把命丧。”—这句话得到应验。当然，我们的遭遇没有那样悲惨，同歌中唱到的另外一艘船命运不同。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唱的：七十五个汉子驾船出海，
只有一个活着回来。
我们每个人都分得了一份丰厚的财宝。至于这笔钱怎么使用，用得是否明智，那就要因人而论了。斯莫利特船长打算退休，不再航海了。葛雷不但没有胡乱挥霍，还用功钻研航海技术，而且基于某种想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他现在成了一艘装备优良的大商船的合股船主兼大副，他还结了婚，并幸福地当了父亲。至于本·冈恩，在分得属于他的一千英镑后，在三个星期内，他就把这笔钱挥霍一空或丢掉了。说得更准确一些，还不到三个星期，只有十九天，因为到了第二十天，他回来时就已经彻彻底底成为一个乞丐了。因此，他曾经在岛上十分担心的局面出现了—特里劳尼先生给了他一份看门的差使。他至今还健在，身体很健康，乡下的顽童都非常喜欢他，但总拿他寻开心。每逢星期日和教会的节日，他会一次不落地到教堂里唱圣歌。
关于西尔弗，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总算是彻底摆脱了这个可怕的瘸腿海盗。不过，我相信他一定找到了他的黑老婆，还带着“弗林特船长”，也许他们在一起过着挺舒服的日子。我看就让他舒服几年吧，因为他一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就别想过好日子了。
据我所知，未被本·冈恩发现的那部分银锭和武器，至今仍埋在原来弗林特藏起来的地方。当然，我宁愿让那些东西永远埋在土里，就是用牛来拖、用绳来拉，也不能再把我带回到那座该死的岛上去。
直到现在，我在最可怕的噩梦中依然会听到巨浪翻滚、拍击海岸的轰鸣声。有时候，我会猛地从床上跳起来，耳边回荡着“弗林特船长”尖锐的叫声—“八个里亚尔，八个里亚尔……”





金银岛 附录 化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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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扇神秘的门
你猜他带着我们到了哪儿？就是这扇门前。他掏出一把钥匙，打开这扇门走了进去。等到出来的时候，递给我们大约十英镑金币和一张库茨银行的支票，凭票即可兑现。
厄特森律师是一个高高瘦瘦、相貌粗犷的人，他的脸总是绷得紧紧的，不带任何表情，既不喜欢跟人说话，也不爱同人打交道，说起来，这实在让人觉得他多少有些无聊—可是话又说回来，他这个人实际上还是挺受欢迎的。在好朋友聚会的时候，如果他喝酒喝得对了味，眼中就会流露出一种宽厚的柔情。从他的言谈之中，你无法对这个人的性格加以判断，不过，在吃完饭后，他面无表情的脸倒恰恰体现了他的性格。当然，从他的行动上更能了解他的品格。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独酌时只喝杜松子酒，这样做是因为不敢放纵自己对葡萄佳酿的喜爱；他十分热爱戏剧，但是二十年来从未踏进过剧院的大门。对于别人，他颇有些容人的雅量，待人非常宽厚仁慈。虽然他时常对有些人喜欢胡闹的生活态度表现出十足的兴趣，甚至好像多少还怀有几分嫉妒，但是不论怎样十恶不赦的人，他都愿意尽力挽救，而不是过多地谴责。他还总是用很幽默的口吻批评自己：“我中了该隐的谬论35的毒，我是在听任我的兄弟自行毁灭。”正是由于这种性格，他往往成为那些堕落者的最后一个正派朋友，并在最后的时刻还会发挥出一点儿正面的影响。对于来找他的这些人，他始终保持一视同仁的态度，绝不掺杂任何不妥当的势利。
无疑，厄特森先生这种乐善好施的品性并非后天花费很大的力气练成的，而是因为他天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感情一向不外露，甚至可以说是在一种乐于为善的信仰上构建他的友谊的。他为人谦虚恭谨，坦然接受命运给他安排好的社交圈子。在他的朋友中，亲戚和相识多年的熟人占了绝大部分。他的感情就像常春藤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枝繁叶茂。但是，他对朋友没有过多的要求，所以说，他和他那个有名的远亲—浪荡公子理查德·恩菲尔德先生之间的友谊也是如此形成的。有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这样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能有什么共同爱好呢？他们究竟欣赏对方哪些优点？一些见过他们俩每个星期日一起散步的人说，这两个人互相之间根本不说一句话，看起来非常憋闷，一旦在路上遇到认识的人便急忙向对方打招呼，这时两个人都会舒一口气，大有如释重负之感。尽管如此，这两个人却仍然十分在意每个星期日一起散步的时光，并视之为一个星期中最重要的活动。他们可以抛开其他的娱乐活动，甚至连一些个人的重要事务也都搁置一边，只为了共享一起散步的乐趣。
有一次，他们散步到伦敦闹市区的一条狭窄的背街上，这里除了星期日，平日里算得上生意兴隆。这条街上的商铺似乎都经营有道，而且还眼巴巴地盼着更加兴旺发达。于是老板们用盈余的钱来装饰门面，这使得整条街两旁的橱窗都琳琅满目，看起来就像两排笑脸迎人、殷勤招揽顾客的女店员。在星期日，那些多姿多彩的橱窗都被幕帘罩住，路上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位行人，即便如此，同附近那些又脏又乱的昏暗街道相比，这条街依然像森林里熊熊燃烧的篝火那样充满光明。窗板油漆一新，黄铜牌子被擦得锃亮，一切都井井有条，而且干干净净，总是能把行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令其感到心情舒畅。
走过一个拐角向左转，经过两家店铺之后，到一座院子的入口便是这条街的尽头了。就在那个地方，有一幢丑陋、散发着不祥气息的两层小楼房，它的一面墙临着街，墙面早已褪了色，墙上一扇窗户都没有，楼下只有一扇门，除此之外什么都看不见。这幢小楼的每一个角落都显示出此地已经有些日子没人打扫了，处处透出一派年久失修的颓败景象。门上既没有门铃，也没有门环，门面因漆皮鼓起而显得凹凸不平。时而还有无所事事的流浪汉拿着根火柴在门板上划火花，小孩子在门前的台阶上做开店的游戏，小学生在墙角凸出的地方试他们的刀锋。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从来没见过有人出来赶走这些不速之客，也没有人把这些损坏的地方重新修葺。
厄特森律师和恩菲尔德先生来到这扇门的正对面时，恩菲尔德先生举起手杖，指了指那扇门说：“你以前注意过这扇门吗？”当厄特森律师做了肯定的答复后，恩菲尔德又接着说道：“它让我想起一个奇怪的故事。”
“哦？”厄特森律师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奇怪，“是怎样的故事呢？”
“是这样的，”恩菲尔德开始讲他的故事，“在一个冬天的凌晨，三点左右，我从很远的地方回家去。我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人们都进入了梦乡，除了街灯，一路上看不到任何东西。街道上空荡荡的，像是在教堂一般。我一个人一直走，心中油然生起一种渴望—我希望在空空如也的街道上见到哪怕是一名巡逻的警察。这时，突然有两个人影出现在我眼前：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正迈着大步向东疾走，另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正从一条街上横着飞跑过去。于是，这两个人就在街道的拐角相撞了。这本没什么奇怪的，可是可怕的事随后发生了—那个男人竟然若无其事地踩着小女孩的身体走了过去，对她的惨叫声置若罔闻！这个情节或许听上去并不那么可怕，可是亲眼目睹的时候觉得无法忍受。那家伙简直不是人，就是一个横冲直撞的凶神恶煞。我大喊一声，立刻冲过去抓住那个人的衣领，把他拽回到正在哭叫的小女孩身边。这时，那个可怜的孩子已经被一群人围住了。可是这个冷血的人异常冷静，他无动于衷，也不挣扎反抗，只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目光狰狞狠毒，吓得我顿时出了一身冷汗。那些听到惨叫声赶来的人原来是小女孩的家人，她是被差去找医生的。过了一会儿，被请来的医生也赶到了现场。医生检查后说孩子没有遭受太大的伤害，只是受了过度的惊吓。看起来，事情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可是有一个情况令人十分费解。从见到那个撞人的家伙第一眼起，我就对他有种说不出来的厌恶。小女孩的家人对他更感厌烦，这自不用提。可是那位医生竟然同我有一样的感觉，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那位医生和其他普普通通的医生一样，年龄、外貌都没有什么特别，操着一口浓重的爱丁堡口音，让人感觉就像是一管苏格兰风笛。他同我一样，只要瞧上那个人一眼，就感到十分厌恶，恨不得干脆宰了那个家伙。我知道他心里的想法，他也知道我的。那么既然不能把他干掉，我们便退而求其次。我们对那个人说，对于他的恶行，我们一定要大肆宣扬，让他在整个伦敦臭名昭著。如果他本来有朋友和信誉，那么我们保证那些马上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一边对他进行威逼恐吓，一面尽量不让女人们靠近他，因为她们一个个都气得像发狂的女妖。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情景：围观者们愤怒得几近疯狂，而这个被包围起来的人却神色阴郁，甚至带着点儿轻蔑。能看出他略微有些惊慌，但是他依然神态自若，简直像是一个没有心肝的魔鬼。“如果你们非要小题大做来勒索我，我当然也没办法，每一个体面的人都不想被坏了名声。你们干脆开个价好了。”他说。于是，我们就逼迫他赔偿那个小姑娘一百英镑。面对这么高额的赔偿金，他当然不愿意，可是看到我们这群人个个怒气冲天，似乎存心跟他过不去，他就只好答应下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拿到这笔钱。你猜他带着我们到了哪儿？就是这扇门前。他掏出一把钥匙，打开这扇门走了进去。等到出来的时候，递给我们大约十英镑金币和一张库茨银行的支票，凭票即可兑现。上面的签名我不能说出来，尽管我知道这是这个故事的一个主要要素，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名字有一定的知名度，而且经常见诸报端。虽说这笔钱的确不算小数目，但如果这个签名是真的，那么它的价值就远不止这个数。我非常不客气地表示我对这张支票的怀疑：生活中怎么会有人在凌晨四点进入一个类似地窖的门里，然后拿出一张由别人签名的将近一百英镑的支票？可是他镇定自若，冷冷地笑了一下，说：‘请放心，我可以奉陪等到银行开门，然后亲自去兑现。’于是这个家伙、医生、小女孩的父亲和我本人，先到我的住所度过了余下的时间，我们一起坐到了天亮。第二天一早，我们吃罢早饭就向银行走去，我亲手把那张支票递了进去，并对办事员说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个签名是假的。可是结果出乎意料，那张支票居然是真的。”
“啧啧！”厄特森律师也感到很惊讶。
“看得出，你同我当时的感觉一样。”恩菲尔德说，“确实，这是一个听起来并不可信的故事。我抓住的那个家伙，任谁见了都觉得令人憎恶，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浑蛋。而签支票的那个人却大名鼎鼎，堪称礼仪周到的典范。依我看，这其中一定隐藏了讹诈的关系，很可能是一个正人君子在为他年少时闯下的祸而付出代价。所以，我把这座房子称为讹诈楼。不过虽然可以这样解释，但有的地方还是不能让人明白。”说完最后一句后，他又陷入了思索。
厄特森先生突然开口，把恩菲尔德先生从沉思中拉回了现实，他问：“那么，你认为签支票的人是不是就住在这幢楼里？”
“按理说应该是住在这里面，对吧？”恩菲尔德说，“可是我很偶然地注意过他家的地址，是在另一边的广场附近。”
“你有没有打听过是什么人住在这幢楼里？”厄特森问。
“并没有，先生。论起做事，我还是颇有些分寸的。虽然我也很想弄个一清二楚，可这就跟末日审判似的，倘若我这么一问，就好像是自山顶推了一块石头下来，然后平静地坐在那里眼睁睁看着石头滚下去，石头撞击着其他的石头一起滚下山去，一转眼，你最意想不到的一个好好先生也许就会在自家的后院里被石块砸中脑袋，于是一个家庭就完了。先生，我不会那样做，我有自己的准则：越是感到离奇，就越是不要问。”
“这是条不错的准则。”律师说。
“但是我对这幢小楼进行过仔细的观察。”恩菲尔德说，“这里根本不像是普通人家的住宅，它只有这么一扇门，而且，除了那晚遇到的那位先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人进出。楼下一扇窗户都没有，二楼有三扇俯临院子的窗户，却总是紧紧关着，但也擦得很干净。那边还有一个经常冒出烟的烟囱，由此可以断定房子里是住着人的。不过话说回来，这也不一定，因为那几座房屋在院子里挤得那么紧，谁也不知道哪幢跟哪幢是连着的。”
这对朋友又默默地走了一阵。厄特森先生突然说：“恩菲尔德，你的那条准则真不错。”
“确实，我也这么想。”恩菲尔德先生答道。
律师接着说：“有一件事我还想问一下，你知道那个踩着小女孩走过去的人姓什么吗？”
“好吧，”恩菲尔德先生说，“我想，我透露了这个也坏不了什么事。他姓海德。”
“噢。”厄特森先生说，“那么，他长得什么样？”
“这很难描述，你知道，他的相貌有些不同寻常，就是叫人见了很反感，甚至可以说令人憎恶。我从没有这么强烈地厌恶过一个人，可是我也说不清楚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他有什么地方长得很反常。他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好像他是严重畸形，可我无法指出具体是哪个地方不对劲。他的长相确确实实十分特别，但我无法形容。先生，我说不上来，我真的无法准确地描述出来。这不是记忆力不好，说真的，他的那张脸始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厄特森先生又默默地向前走了一段，显然他陷入了沉思。最后，他问道：“你能肯定他是拿钥匙打开的门吗？”
“你这个问题—”恩菲尔德惊愕得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