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

大冶铁厂的基础建设接近尾声，作为德国方投资的高炉已经运抵，预计两个月后便要投料试车，前景看好。
对这两个钢铁厂，陈文强觉得还有潜力可挖。不仅是炼钢炼铁，还应该大力培养技术人才，并向机器制造业发展。他已经与德国企业达成了合作协议，向更深层的工业化进军。
湖北枪炮厂的毛瑟步枪的生产制造已经平稳，日产百枝，子弹万余粒。如果实行昼夜两班倒，产量还可提升三分之二。陈文强指示枪枝生产照旧，子弹加班制造并囤积不售，剩余生产能力则投入到制造火炮及炮弹上。
三省的铁路巡警分局设立完成，巡警也基本招募完毕，这或许是唯一不能产生效益的产业。嗯，说产业还不准确。但陈文强将其归入各铁路公司，作为各铁路公司可恃的武力，他能够只拿一半资金来供养。
对此，各公司的董事、股东倒也没有太大的怨言，毕竟有铁路巡警在，他们就不太担心官府的刁难和压榨，不太害怕地方愚民对修筑铁路的阻挠和破坏。
从整体上看，各项产业的运行还是让陈文强很满意的。这与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照顾支持分不开，陈文强的知人善任也很重要，而与清廷的新政倒也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当时清廷的财政紧张，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便成为了当务之急。于是，很多有识之士特别是实业论者如张骞等人大声疾呼，要求朝廷制定奖励实业、扶植工商的政策，所幸这种呼声得到了及时的回应。商部的成立，也可谓是清廷经济政策转轨的重要标志。
商部当时在中央行政体制中的地位，仅次于外交部而位居第二，这也显示了清廷对振兴工商、发展实业的重视和期待。商部的宗旨，以保护和开通工商实业为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政府首次公开扮演倡导和奖掖实业的角色，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先河。
《公司律》、《破产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矿务誓行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商会简明章程》等等的先后颁布实施，从法律上确认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并为解决工商业上的纷争提供法律依据，为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尽管当时还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如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还有政府官员的腐败等等。但清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从而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腐败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清廷在经济改革上的转轨，受到实业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私人经济的大发展和实业救国论的大力宣传下，国人对工商实业有了全新的认识，“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工商实业界人士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而各地商会的成立（每年一百个左右的速度增长），使商人越来越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因为他们不仅有钱，还有武装商团可以凭恃。这在清国地方守卫空虚的情况下，便显得更加举足轻重。
…………..





重生一九零二 第一百九十七章 猛烈展开，北上会袁
陈文强在打理着自己的产业，改进的改进，扩张的扩张，新建的新建，既是为自己增加着财富，也为革命积累着资金。同时，也使这个国家薄弱的工业基础能够坚实一些。
对于革命军的奋战，陈文强只能是从财政上予以尽量的支持，具体的行动他不过多插手。毕竟，他更擅长的还是在工商领域，还是在交结各方人物，为将来的革命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而革命军的批亢捣虚显然是出乎清军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革命军会置压在当头的大军不顾，转而向东西两个方向流窜。是的，在清军看来，这就是流窜。只不过，这流窜来得突然，来得猛烈。
普洱、临沧相继被合流的革命军攻破，总兵力达到三千多、且装备精良的滇西革命军已经具备了纵横攻掠的实力，被大量抽调的地方清军根本抵挡不住这迅猛的攻势。
而元江以南，向来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政府的控制力并不强。而土司的实力在历史上的改土归流过程中，又大受打击。这使得革命军掌控地方政权变得相对容易，只要军纪严明，不扰民、害民，甚至没有了苛捐杂税的盘剥，便少有地方武装会与革命军为敌。
甩开了清军主力后的两路革命军，在东西两面展开了迅猛攻掠。在滇西，革命军势如破竹，地方清军非降即逃，占永德，克龙陵，兵锋直指滇西南重镇永昌（现保山）；在桂西，陆荣廷率人马在左右江地区亦是摧枯拉朽，光复数县，歼敌上千。
而就在这又一次国内震动的时候，陈文强已经由广州出发，前往上海。武汉、上海、琼州这三大地区，正是陈文强的产业之基。而上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则是陈文强布局江浙的重要棋子。
西南、东南，再加上武汉的腹心地位，这就是陈文强设想的革命方略。而要直捣腹心，粤汉铁路便是关键，这也是他几乎倾尽全力的原因所在。
只要铁路修成，从琼州出动人马便可攻袭广州，然后乘车北上。再加上西南、东南的呼应行动，在长江以南掀起革命高潮，并吹响埋葬清王朝的号角，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而在回上海之前，陈文强还要先到天津。诚挚的邀请已经由人送达了。而对袁世凯，袁老四，袁大头，对这位历史上的“窃国大盗”，陈文强的感情是复杂的。
德国著名的《历史学报》提到当时大清王朝的四个人，除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外，一是袁世凯，另一个则是端方。
不可否认，老外的眼光很独到，而袁世凯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也确实与他的能力有关，绝不是投机取巧。一个没有功名的家伙，靠着事功扶摇直上，你能说他全靠钻营和运气？
而现在，袁世凯虽未失意，但却不如意。
清廷于一九零六年十一月正式发布新官制上谕。新的官制没有采用袁世凯、奕劻等人所希望的责任内阁制（因为在责任内阁制度下，皇权要受制于内阁，万一慈禧太后去世而光绪有了出头之日，届时也不能把出卖化皇帝和维新派的袁世凯怎么样，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留后路），而是继续保留了旧的内阁和军机处，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采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
这一次，慈禧再一次支持了守旧派，奕劻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特别是袁世凯，他最希望的陆军部居然落空，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而从各部长官的人选上来看，虽然清廷标榜不分满汉，在十三个部院的长官中，满汉在人数上看似平分秋色，但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
由此也可以看出，预备立宪后，满族亲贵专制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而后来慈禧太后死后，摄政王载沣后来组织的“皇族内阁”更是把这种情况推到极致。
官制改革的硝烟虽然散去，但奕劻、袁世凯与瞿鸿禨、岑春煊等人的矛盾已经完全明朗化，双方已是势不两立，都想去对方而后快。
两派的分歧其实并不是立宪与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
缓行立宪的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充沛，国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
这种观点姑且称为“条件论”，他们由此认为，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不但事与愿违，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更有甚者，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认为大清的国情和欧美国家有很大差别，仅仅是一些人为了追求立宪的虚名，结果恐怕不能于国有利，反导致“执政者无权”，那些别有用心的“神奸巨蠹”倒“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不小”。
而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种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因此，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种危机。而且，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论”。
尽管两派都各有道理，但在清末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危机论”显然更有市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从陈文强的角度来看，他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可能回头。所以，即便“危机论”更倾向于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层面，即便“条件论”更具有理性，对他来说，也全都不重要了。
但这并不妨碍陈文强从中取利，他的揣摩，他的探悉，他的左右逢源，将是他值得信赖的武器。而且，不管是什么派，日后都有成为革命的同盟军的可能，推翻满清，也少不了他们的力量。
革命军与北洋军难免有一战，并不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分出胜负，但北洋军要显示出力量，革命军也要展现强军的风采，重要的是敢战的精神。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在谈判桌上，军事永远要为政治服务。
是的，没错，陈文强并没有抱着革命成功等同于武力统一的念头。除非北洋军倒戈，而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从当时的中国军力来看，北洋军与革命军打得两败俱伤，打得持续不断，伤害得不仅是国家的元气，更会招致列强的干涉，比如日本，那是肯定会趁火打劫的。
最后将是一个谈判达成的妥协，才能尽量地保全国家的武力，包括北洋军在内。特别是中国的北方，没有了北洋系的军队，最直接受害的便会是东北。而革命军的实力被消耗太多，也无法稳固占领和控制某些省份，也就无法实现革命者心中的国家建设的理想。
一场大战，一场谈判，一场妥协，然后是一段相对平和的发展时期。至于统一嘛，除了武力，恐怕还有别的办法吧？
所以，陈文强才要去见一见袁老四这个中外皆知的大人物，希望能从他的思维中寻找到可资利用的东西。不一定非要现在发挥作用，可作为一个长远的准备，也是很好的。
“袁大人对陈先生是慕名已久，今番能在天津相见，终于是圆了心愿，必然心中大慰啊！”张一鏖作为袁世凯的亲信幕僚，此次携信邀请陈文强成功赴津，差事可谓办得圆满，心情也很畅快，对陈文强更是唯恐有触犯之处。
“袁大人抬举，张兄客气了。”陈文强淡淡地一笑，说道：“兄弟官卑职微，实是当不得如此谬赞。”停顿了一下，他盯着张一鏖缓缓说道：“恐怕袁大人邀兄弟会面详谈，并不只是有关北洋机器制造局，以及修筑津镇铁路之事吧？”
津镇铁路，也就是后来改名的津浦（天津至南京浦口）铁路。一九零二年，清政府改派袁世凯督办津镇铁路，袁世凯又委派唐绍仪、张翼等人与英国中英公司及德国德华银行代表进行谈判。
但清政府与英、德关于津镇铁路借款的谈判遭到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京官、地方绅商及留日学生的反对，认为“津镇一路，北接畿甸，南贯江淮，扼江海之咽喉，握三省之命脉”，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十分重要，要求将津镇铁路收回自办，事情由此搁置。
一九零七年年初，清廷又加派张之洞会同办理津镇铁路。张、袁几经协商，认为废约自办困难很大，借款自办虽切实可行，但合同必须不甚苛刻，方可为国人所接受。
而陈文强在粤汉铁路修筑中的筹资募款显然是可以借鉴学习的，工程进度也令人惊讶赞叹。但陈文强却知道，袁世凯邀其见面，并不是修铁路这件事情，至少不是主要的。北洋机器制造局呢，专为北洋军制造枪炮子弹，与湖北枪炮厂似乎也不是什么竞争关系。
张一鏖想了想，委婉地说道：“当然还有别的要事，只是制造局和铁路，哪敢劳动陈先生大驾呢！”
“言不由衷。”陈文强伸出手指轻轻点了点，叹息道：“政争我是不管的，京官我也不会干，至于英国人，我对他们印象不好，能不用就不用。”
张一鏖略有些惊讶，但城府也深，瞬间便恢复正常，岔开了话题，象是闲聊般地询问道：“最近乱党在滇桂两省闹得很凶，湖北新军虽然赴援，却上奏朝廷言说装备不强、力有未逮，请调北洋新军南下剿乱……”
陈文强噗卟笑出声来，打断了张一鏖的讲述，看着张一鏖投过来的疑惑目光，他赶忙表示抱歉，然后解释道：“北兵南战，实是可笑。气候水土、环境地形皆不适应，连我这军事外行也知道这不是好办法。”
“袁大人也是此意。”张一鏖赞同道：“南方潮湿多雨，又有瘴疠难防，北兵赴南，水土不服，未战而先病弱，史上是有记载的。”
“我却不知这史上记载。”陈文强装傻充愣地摇了摇头，转而说道：“只是迁民至琼州垦殖，亲眼所见水土不服及瘴疠之疫病。这还是淮北、上海等地的灾民穷人，若再往北的地方，估计更难适应了。”
“原来是陈先生亲眼目睹。”张一鏖信以为真，想了想，说道：“那可有防治之法？”
“倒是有一些，但要适应却颇耗时间，不可能立竿见影。”陈文强沉吟着说道：“比如在山林中行走，如何防范蚊蝇毒虫，如何辨识瘴树毒气……”
其实，陈文强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在东南地区，除了最主要的疫病——疟疾外，还有很多致命的因素，具备山地丛林的生存常识是很必要的。比如在南方湿热的丛林地区，树林内常有甲烷等可燃性气体聚集；地面落叶腐烂，湿度大并且孽生大量的病毒、细菌以及山蚂蝗和蚊虫。不知如何预防，如何规避，确实很危险。
“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张一鏖倒吸着冷气连连发出慨叹，“古人诚不欺我。”
显然，对于张一鏖来说，陈文强约略的描述便足以使他悚然心惊，视东南滇桂两省为畏途了。
对于陈文强呢，不管能不能达到目的，他都要尽力阻止北洋军南下，为革命军的发展壮大争取时间，尽管他所说的这番话未必会成为清廷或袁世凯作出决策的依据。
当然，陈文强的办法不只是靠他的一张嘴，复兴会所掌握的媒体也会加以反面的宣传和诱导。
………………




重生一九零二 第一百九十八章 天津会袁
妥协即有商量、有退让，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文明中，都是个有趣而重要的话题。
而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改善现状，在协议中牺牲一些东西，而这些牺牲至少部分地符合了其他人的意愿，由此达成共识应该是一个崇高的目标。
陈文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便是懂得有原则的谨慎和互相尊重，这与当时大多数人所显露出的固执和不信任是大不相同的。也正是这种妥协的精神，使他能够与众多商人、实业家，乃至德国的工商企业进行一系列的双赢性质的合作。
而当把这种妥协精神转用于政治领域上时，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陈文强很少把某些人视为绝对的敌人，不管现在是哪个阵营，在他看来，都是有可能成为助力或盟友的对象。哪怕是满人的官吏，他也并不是非除之而后快，反倒有争取并利用的想法。
由此及彼，袁世凯这个现在的清廷官僚，陈文强就更不会将其视为死敌。而从历史上来看，袁老四虽可称之为枭雄，但他对民国建立是有大功绩的。
封建体制的和平演变，即在尽量避免流血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和国，这是北洋、革命党与清政府三方博弈的最优结果。否则，大规模内战可能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后果实难想象。
况且，陈文强对袁老四是有些鄙视的。别看袁世凯现在权势喧赫，却只是封建王朝的一条狗，朝廷要杀他，不过是一纸圣旨的事情。而陈文强呢，似在体制内，却又在体制之外，想用“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迫他就范，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琼州、海外，甚至是西南战区，陈文强被逼急了，哪里都去得，不过是损失些产业罢了。而袁老四呢，拖家带口的，他倒是可能跑掉，可家人眷属却是难逃。
况且，北洋军虽然是袁老四掌握得很严密，但到底还不是他的私军，他要举兵造反也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就是枭雄的特点，应势而起，势消而亡。显然，现在的势还不是袁老四呼风唤雨的时候。
天津，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与上海相仿，其中也有很多外国租界。而北方的满人也特别多，神情作派也与南方不尽相同。
“满人——”阿萱轻轻皱了皱眉，隔着窗户望着外面。
陈文强也看到了这个满族的老贵妇，没有缠过的脚上穿着平底鞋，脸上擦满了脂粉，还抹了胭脂，唇上抹了口红，脖子下面挂了个小镜子。她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梳到后面，挽成一个象是硬缎子做成的扇子。
吸引人注意的是这个老夫人走路时的那股傲气。她的手分得开开的，好象被一个绕着臀部的看不见的东西隔开了似的。
陈文强看着，似乎在看另一个世界，各种有关皇族生活的传说也在脑海中翻腾起来。一百道菜的宴席，画有禽兽的朝服，饰有孔雀翎的帽子，被用鞭子抽打的仆佣，可笑、可鄙的尖声说话的太监……
不管立宪是真是假，这个朝廷是必须被推翻的。满人亲贵已经丧失了锐意进取的精神，更是一群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明白现代文明政治精要的蠢货。
“我们去逛一逛吧！”阿萱觉得陈文强的情绪有些低沉，便笑着说道：“见识一下北方的风土人情。”
“好啊！”陈文强有些勉强地点了点头，笑了一下。
女人喜欢逛市场，这恐怕不是时代所赋予的本能和特质。即便是不买什么东西，但阿萱还是精力旺盛，兴高采烈。慢慢的，陈文强似乎也被她所感染，开始留意起这不一样的景色，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买卖……
他们在人流中穿行，看见竿子上吊着的红色的喜烛，还有玩具和手杖；剃头的咔嚓咔嚓地耍着剪子；磨刀的哇啦哇啦地吹着喇叭；旧衣商用小木棍敲着木鱼；代写书信的老头儿缩成一团，蹲在一顶大布伞下；拔牙的把一些牙齿串起来挂着；还有挂着各式各样皮衣和豹皮、狐皮的皮货店。
尽管陈文强愿意为阿萱花钱，可阿萱更愿意充当一个游客的角色，而不是去买些并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但陈文强给她买的东西，她都珍爱着，不管贵贱，她把它们看成是一个丈夫送给妻子的信物。
当来到一家鸟店时，陈文强和阿萱都畅快地笑了起来。屋里一片鸟叫声，到处都是鸟笼子，日本夜莺、金丝鸟、画眉。店老板殷勤地笑着，向他们介绍着他那些宝贝鸟。
“丽莉会喜欢吗？”阿萱看中了一只八哥，并不是因为它美丽，而是它会学话。
“恐怕——气候和温度并不合适吧？”陈文强不太确定地摇了摇头，说道：“带着它也会很麻烦。”
“不麻烦，这鸟儿养起来很省事儿。”店老板在旁打消着陈文强的顾虑，而阿萱的神情告诉陈文强，她真的很喜欢这只鸟儿，也认为丽莉一定更喜欢。
走出鸟店，阿萱看见一群孩子在巷子里玩耍，他们在满是灰尘的场地上滚着木环。她不由得停下了脚步，想起了曾经看过一幅古画，好象叫小儿嬉戏图，画上的孩子们也把头发理得象倒扣在脑袋上的碗。
陈文强并不用时刻探悉别人的心思，更何况是自己的爱人，所以有些误解了阿萱的微笑，轻声说道：“喜欢孩子？还是想起了自己小的时候？”
“什么呀，我想到了一幅古画。”阿萱笑着摇头，说道：“画得虽好，却没有眼见得生动。”
陈文强被阿萱孩子气的动作和语言逗乐了，阿萱也显得很快活，大胆地挽着陈文强的胳膊一路走回，那对买来的小鸟儿叫得挺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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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知道陈文强很忙，或许也是不想失礼而让陈文强生出不好的印象，到达天津的第二天，陈文强便在利德顺大饭店见到了袁世凯。
五短身材，颈粗腿短，走正八字步，颇似传说中的鳌龙。但就是这个几乎矮陈文强一头的袁老四，与他站在一起，竟然也不显得低下。而胡须是模仿德皇威廉二世的八字牛角须，看上去倒也挺威风。
一个高，一个矮；一个有辫子，一个是洋头；一个老，一个年轻；一个是封疆大吏，一个是闲散官员。相同的是两个人都很有自信，都身着便服，都透着那么热情和气。
宴席很丰盛，尽管没有一百道菜。双方的随员不多，大家不停着“请，请”，气氛很热烈，但每个人都老于此道，都在观察着欢饮的假象下面每个人扮演的角色。
斟词酌句的碰杯劝酒，言不由衷地应酬笑谈。陈文强虽然有些厌烦，但更感兴趣，因为他并不能完全探悉到袁老四的心理活动，只是丝丝缕缕，有时候还是猜测。
“或论洋务之娴熟，学识之渊博，陈大人可谓是国内第一人，比于洋人亦不遑多让。”袁世凯的饭量很大，在陈文强面前似乎也没有作假，似乎要给人一种坦诚相待的印象。
“袁大人谬赞了。”陈文强不再将精神集中在袁世凯身上，既是枭雄，自然是城府极深，若被一眼看穿，袁老四也爬不到今天这个地位，“修筑铁路、兴办学堂、建卷烟工厂、创办实业，袁大人行新政、办洋务的成就才是国内瞩目，中外皆知。”
“比不得，比不得。”袁世凯轻轻摇头，不掩赞赏地说道：“袁某拿着朝廷钱财，又有地方管辖之权，方才有些许成就。陈大人算是白手起家吧，短短数年之内已经名扬中外，实力雄厚，才是真正干才，袁某自愧不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