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

然而,真正决定豪门地位和贵族等级的不是历史和荣耀,而是实力,是对中土权力和财富的占有量,是对中土命运的掌控力。
门阀士族政治的基础是贵族等级制度,也就是“尚姓”原则,贵族在分享权力和财富的时候,依据的不是贡献大小,不是官职高低,而是门第等级。到了本朝,先帝和今上为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为废除门阀士族政治制度,要目标就是摧毁贵族等级制度,摧毁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权,但这个难度太大了,实质上它已经动摇了王朝的统治基础,所以只能一步步来,而第一步便是改革贵族等级制度,以“尚姓”原则,改革为“尚官”原则,以官职大小来确定贵族的等级,但要以“尚官”为原则,要之务是废除“世袭制”和延续了数百年的“九品中正”选官制度,而“世袭制”和“中正制”是贵族掌控中土权力和财富的第一手段,改革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这一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以山东五大豪门为主的老贵族,因为他们占据了中土最多的权力和财富,而那些新兴贵族尤其是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过去因为贵族等级低,甚至过去根本连贵族都不是的“暴户”,却因为他们占据的权力和财富非常少,理所当然积极支持这一改革,于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土豪”们随即成为推动这一改革的动力所在,结果“世袭制”和“中正制”先后废除,这也是以山东五大豪门为的中土老贵族们,主要是山东和江左两大贵族集团的实力遭到严重打击,权势被严重遏制和削弱的原因所在。
你动了我的奶酪,夺走了我的口粮,危及到了我的生命,我当然要反击,于是老贵族们忍无可忍,终于一怒拔剑。
李百药的老家安平距离赵郡李氏的本堂很近,两百余里的路程,所以自李德林的祖上开始,他们这支来自汉中房的李氏子孙,就与李氏本堂三房的子孙,不但利益一致,命运更休戚相关。关键时刻,李氏本堂长者找到了李百药,向他透露了两个惊人讯息,李百药非常震惊,当即收拾行装,辞别老母妻儿,日夜兼程赶赴鲁郡。
李百药在瑕丘有一座府邸,是鲁郡一个豪望做为儿子的拜师礼送的。能拜在李学士的门下,那可是莫大的荣耀,即便这位当年的太子舍人、东宫学士在仕途上倍受磨难,但他在儒林的地位不减反增,在大河南北的影响力依旧令人瞩目。当初圣主将其贬出京城,直接“配”到桂州,而桂州就是今日的广西桂林,距离东都非常遥远,其目的就是要把他对中土政治和儒林的影响力降到最低。后来因为行政区划制度改革,罢州置郡,官僚数量减少,东都某些人为了把李百药从边陲荒芜之地弄回来,就乘机免了他的官职。无官可做,绝于仕途,李百药当然只能回家种田教书了,于是李百药重回山东,于是李德林、李百药父子的弟子门生、亲朋故旧纷至沓来,而李氏家族的政治势力因其“领袖”的回归再度凝聚到一起。
很快,李百药在儒林的影响力就恢复如初,而他在儒林的影响力,与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基本一致,并且还有一定的放大效应。
中土儒林是中土贵族官僚的根基所在,儒林在学术上的理论和观点,与中土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彼此需要,互相影响,共同展,这也是以山东五大豪门为的、以学术文化为基础的豪门世家不但能够延续千年,还能始终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土命运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土新兴贵族和低等世家与这些级豪门的根本差距所在,同时,这也是中土统一后中央集权制度改革最为核心的矛盾所在,最大的阻力所在。
自有记载历史以来,中土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学术理论,尤其自汉以后,政治制度与儒学理论的相辅相成就已经成为一种难以违背的天道法则。
汉武帝实施集权,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董仲舒的新儒学则以“大一统”、“天人感应”和“以德治国”等新思想为汉武帝的中央集权“保驾护航”。然而,自魏晋以来,中土陷入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王朝更迭就如走马灯一般迅,门阀士族政治代替了中央集权制,董仲舒的新儒学也失去了“市场”,中土文化进入了儒道佛三教鼎立时期。在这种政治文化大背景下,中土由大分裂走向大一统,必然是疆土的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大一统,还是就是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学术理论的大一统。
现在,先帝、圣主还有他们的志同道合者,统一了中土的疆域,然后是实施政治制度改革,试图完成政治制度的大一统,以中央集权制代替门阀士族制度,但依照历史经验,若想完成中央集权制度改革,必须同时进行文化大一统,也就是重建与中央集权制相适应的以“君权神授”、“天命论”为基础的儒家学术理论。
然而,今天这个时代,不是独尊儒术的时代,也不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而是儒道佛三教鼎足而立的时代,更严重的是,在三教相争中,外来的佛家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同源同流的儒道两家联手都未能击败对手,反而被对手打得节节败退。
当然了,随着中土疆域的大一统,随着政治制度大一统的明朗化,随着“大一统”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文化“大一统”也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适者生存,凡顺应潮流者必将生存,这是真理,也是天道法则,所以儒道佛三教都在努力适应时代,适应“大一统”的改革大潮。
佛教做为外来者,有着天生的劣势,但它之所以能在中土蓬勃展起来,与中土近四百余年的乱世有着直接关系,而它对中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的近乎疯狂的渗透,不但危及到了王朝的兴衰,也严重危及到了本土儒家文化的生存和展,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于是便有了历史上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运动。佛家吸取了教训丨为了生存展,主动改革,不但在内部进行南北佛教的融合,主动配合政治上的需要,还在外部进行融合,在诠释佛家经义的时候,大量吸收儒家和道家教义,甚至不惜代价篡改经文。
道教在三教中的实力排在最后,尤其北教,就是活跃在关陇的楼观道,同样在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中惨遭灭顶之灾,而南教“上清派”一直得到江左朝廷的支持,展很快,但面对“大一统”的新时代,南北两教也开始了互相融合,还主动吸收佛教教义,取长补短,竭尽全力抗衡佛教。
儒家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其文化便成为中土的正统文化,其思想便成为中土的正统思想,由此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刻影响着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而自魏晋之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陷入绝路,古文经学迅崛起,并逐渐成为治国之本,所以外来佛教的展,最大阻力就是本土儒家,而且主要是来自山东的以古文经学世代传承的豪门世家。
儒学是处世治国之学,佛教是出世离俗之教,二者是对立的,但佛教劝世人慈悲爱施,普渡众生,这与儒家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爱精神又基本一致,所以两者有调和之处,这也是中土贵族官僚在研习儒学的同时,非常虔诚的信佛拜佛的重要原因,而正是因为大量的贵族官僚们在政治上支持佛教,利用佛教,才使得佛教即便遭受到了两次毁灭性的打击,但依旧蓬勃展的原因所在。
在中土文化“大一统”的改革中,最著名的手段就是儒道佛三家辩论。
开皇三年,先帝召集儒、佛、道三教代表辩论《老子化胡经》之真伪。儒方代表是苏威等名士,佛教是僧人彦琮,道教是道士张宾。
大业三年,在智藏寺又进行了一次三教公开辩论,这次是关于理论、教义的辩论。这场辩论由始平令杨宏主持,道教是道士余永通,佛教是僧人慧净。
由这两次辩论可以看出,以古文经学理论为主的儒家为维持自己治国之本的地位,联合道教,对严重威胁到中土整体利益和自身利益的佛教,起了一次次“冲锋”。儒佛融合是不可能的,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目的是生存,而儒家吸收佛教教义,则是一种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佛教的手段。
文化“大一统”遭遇到了巨大阻力,这个阻力远远大于政治“大一统”,而阻力来源一方面是因为佛教蓬勃展了,渗透到中土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与儒道两教形成了鼎足而立之势,另一方面则是最高统治者在政治上需要佛道两教的支持。
先帝建国,名义上是受禅,实际上就是篡国,而为了名正言顺的篡国,就必须在舆论上赢得平民百姓的支持,在学术理论上赢得大义,当时道教就给了先帝舆论上的支持,随后佛教也广为宣传。这对先帝和他的追随者来说非常关键,相比起来,儒家当时的支持就不够,山东人甚至支持尉迟炯、司马消难和王谦造反,差点把先帝推翻了。
圣主能够赢得皇统,最重要的是有江左贵族集团的绝对支持,而江左贵族集团与南方的佛教道教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非常密切,可以这样说,若想赢得江左贵族集团的支持,先就要赢得南方佛教和道教的支持,所以圣主在江左镇戍期间,积极“公关”佛道两教,在佛教受了“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在道教不但奉养南方道教第一仙人徐则,还与上清道法主王远智等诸多著名道士亲密交往。圣主登基后,继续不遗余力的支持佛道两教的展,以便在舆论上大规模的宣传改革政策,同时在政治上努力赢取更多更大的支持。
这就是文化大一统改革的核心矛盾所在。
儒学是治国之本,但今天的以古文经学理论为主的儒学已不适应时代的展,在以中央集权制为主的政治“大一统”改革中,不但起不到帮助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然而,中土的儒学实质上控制在以山东五大豪门为的北方豪门世家手中,以关陇人为主的新兴贵族集团在学术思想这一块是个“短板”,望尘莫及,为此不得不在治国所需要的儒学理论上依靠山东人,但山东人在“大一统”的改革中是利益损失者,是权力和财富的被剥夺者,当然没有改革的动力。
山东人既然没有改革的动力,当然不会帮助关陇人,为大一统改革提供相配套的儒学理论。而儒学“不思进取”,不改革,不创新,不能在舆论上推动改革的前进,那么反过来就迫使关陇人不得不依靠佛道两教来控制舆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和改革派,更是在文化“大一统”的改革中缺乏支持儒家的力度,如此一来就等于变相支持佛道两教,导致文化“大一统”改革的阻力有增无减。
文化不能“大一统”,儒学理论思想不能积极配合中央集权制度的改革,那么可以想像“大一统”改革的阻力有多大,可以想像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矛盾有多严重,而这些阻力和矛盾反过来又严重危及到了中土的统一大业。
李百药回到山东,重返中土儒林,能不能再入仕途无所谓,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不是做多大的官,有多大的权,而是他在经史学上的理论思想,这才是他真正的价值所在。





战隋 第两百七十二章 如此严重？
..李百药刚刚抵达府邸,郡府主薄孔仲卿就来了,代表段文操迎接李百药。
李百药心知肚明,宾主稍事寒暄后,遂主动提出去郡府拜见段文操。
路上李百药有意试探,向孔仲卿打听鲁西南局势。他对东都局势有所了解,但对鲁西南局势还真的知之甚少。孔仲卿无意隐瞒,一五一十详细述说,而且为避免误导李百药,他在述说过程中没有掺杂丝毫个人观点。
孔仲卿出自曲阜孔氏,鲁郡本土官僚,在鲁郡官场上算是资历深厚了,在李百药到泗水鹰扬府任职之前,两人之间从未有过交集,而李百药来到鲁郡后,鲁郡以孔氏为的地方世家豪望对他非常尊敬,但敬而远之,所以两人之间不过是点头之交而已。
不是孔仲卿不想与李百药交往,而是李百药在政治上的身份过于特殊了。李百药不仅是豪门世子,儒林名士,还是圣主的对头,随时都会有不测之祸,可想而知,如果与其交往密切,必有牵连之危,所以大家都把他像菩萨一样的“供着”,而李百药也非常理解,他现在就是一个灾星,自己倒霉也就算了,实在没必要连累别人,所以他虽然官拜泗水鹰扬府步兵校尉,但实际上自到鲁郡后,就去鹰扬府报了个导,然后常居瑕丘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研习学问和教授学生上,除了偶尔与鲁郡儒士们坐而论道外,平常都是深居简出。
段文操本来是个武将,作风彪悍,他到鲁郡出任行政长官后,旧习难改,对手下官僚动辄责骂,不过他对李百药非常尊敬,根本不顾李百药的特殊身份,常常登门拜访求教政务,甚至直接向鹰扬府借人,名正言顺的把李百药安排在了郡府,极大的改善了李百药的处境。
李百药欠了段文操的人情,这也是他应段文操的敦促返回鲁郡的原因之一,但说句实话,如果赵郡李氏长者没有向他透露两个重要机密,他不会因为欠了段文操的人情就返回鲁郡,因为现在鲁西南局势在加入了齐王杨喃这个特殊存在之后,那么鲁西南乃至相邻的河南、徐州等地众多的军政官员和地方势力,都不得不被动地卷进了皇统之争,而皇统之争是所有政治斗争中最为残酷血腥的斗争,李百药和李氏家族更是吃尽了皇统之争的苦,所以李百药怎么可能会重蹈覆辙？
然而,赵郡李氏长者向他透露的两个机密中的第一个,便是李百药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不管是躲在边陲还是小隐于野,都有可能被再一次卷进皇统之争,为此,他不得不以最快度赶赴鲁郡,求证这个机密的真实性。
孔仲卿的述说是从当前局势开始,然后一点点倒述,最后终止于去年白贼李风云由芒砀山千里跃进蒙山,打了段文操一个措手不及。而在李风云杀进蒙山之前,李百药正好告假回家,偏偏鲁人对其敬而远之,彼此都没有联系,所以李百药对白贼只是闻其名,却不知其事,直到此刻,他才对白贼其人有了粗略的了解。
李百药坐在马车里,沉默不语。孔仲卿悄悄打量着,观察李百药的神情变化,试探窥探到他的想法。
李百药年近五十,相貌俊朗,气质儒雅,眼神忧郁而睿智,从他的身上不但能清晰地感受到经学世家深厚的文化气息,还能感受到累世簪缨所沉淀下来的宦海沧桑。这是一种无法言传的感觉,只有坐在他的身边,才能真正体会到何谓世家子,何谓名士,何谓权贵。
孔仲卿不止一次坐在李百药的身边,不止一次有这种体会,不止一次郁愤不平,因为他也是出自儒学圣人之门,也是饱读经书才华横溢之辈,但可惜的是,曲阜孔氏无论在儒学上还是在权势上都早已沦落,如果没有儒学始祖的“金字招牌”和绵延数千年的荫泽,曲阜孔氏就连二流世家都算不上,与山东五大级豪门之间的悬殊太大了,所以孔仲卿无论怎么郁愤,都只能仰视李百药的存在。
李百药通过孔仲卿的述说,对白贼李风云有了个初步结论：其人非同寻常。
李风云从芒砀山千里跃进蒙山,其直接后果是把左骁卫将军董纯拉下了马,而董纯正是齐王杨喃的重要支持者之一,所以李风云能跃进蒙山,其背后肯定有内幕。
李风云在段文操、张须陀和崔德本的三面围剿下,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联合其他各路义军建立了联盟,实力不减反而壮大了,这太不可思议了,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三方围剿势力中,必有暗中支持或者是有意利用李风云者,无疑,崔德本是最大的怀疑对象。
李风云击败段文操,在鲁西南赢得大好局面下,突然西进中原,劫掠通济渠,这更匪夷所思了。从当前局势看,李风云似乎是齐王杨喃布下的一颗棋子,然而,如果这个布局连普通人都能看出来,那就是侮辱齐王杨喃的智慧,所以可以肯定的说,李风云不是齐王杨喃的棋子,而是某个人故意放出来的一团“迷雾”,这团“迷雾”成功吸引了东都的注意力,帮助齐王杨喃逃离了东都,但同时也把齐王杨喃推上了与圣主对抗的不归路。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李风云这团“迷雾”？其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
李风云劫掠通济渠壮大了自己,这是奇迹,但他安然无恙的撤出中原,更是奇迹。谁任由李风云劫掠通济渠？又是谁任由李风云安全撤出中原？
接下来则更为玄妙,齐王杨喃以两万大军追杀李风云,竟然受阻于菏、泗一线,被义军整整阻击了两个月,原因何在？是齐王杨喃指挥不力,还是他的两万大军士气低迷？抑或河南地方势力在其背后下黑手,牵制了其大部分力量
同样玄妙的还不止齐王杨喃受阻于戡乱战场,还有鲁郡段文操和彭城崔德本,包括左骁卫府的梁德重,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竟任由齐王杨喃独自剿贼,他们既不出兵协助,也不给予其他方面的支持,纯粹做看客,冷眼旁观,置若罔闻,难道他们不知道李风云已利用这两个月时间,占领并巩固了鲁郡、彭城郡和济阴郡三郡交界之处的大片土地？难道他们不知道协助齐王杨喃戡乱剿贼,不但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更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李百药越想越吃惊,没想到鲁西南局势竟如此复杂,如此多的势力集中在一个地方,彼此利益纠缠不清,所图之大不言而喻。怪不得段文操一再敦促自己返回鲁郡帮助他,原来是段文操已经看到了蕴藏其中的危机,而他做为势力最弱的一方,承受了巨大压力,恐怕早已萌生退意。以段氏目前的处境,陷入如此复杂的局势,在皇统之争的浪头上挣扎,可谓生死悬于一线。
李百药想到自己此行的目的,心里沉甸甸的,心情不免有些烦闷,但他强迫自己平静下来,细声慢语地问道,“可曾接触过白贼？”
孔仲卿摇头,“最近局势非常玄妙,某曾建议使君秘密接触一下白贼,但使君拒绝了。”
从鲁人的立场出,李风云既然势力已成,武力剿杀难度很大,正面对抗只会让鲁人的利益损失越来越大,为了切身利益,当然有必要“曲线救国”了,合作两利分则两伤,就算官匪不能合作,最起码可以取得默契嘛。
李百药心领神会,显然,段文操想走了,不像淌浑水了,既然有心置身事外,脱身而走,段文操当然要“洁身自好”,以免被鲁人拉下水,替鲁人背黑锅了。
李百药又仔细询问了几个细节,孔仲卿一一作答,字里行间委婉地透露出了担忧之色。李百药是灾星,但李百药只能算历史遗留问题,杀伤力有限,相比起来,齐王这个灾星的杀伤力就非常恐怖了,现在段文操、崔德本和梁德重之所以冷眼旁观、静观其变,正是畏惧于齐王杨喃所带来的恐怖杀伤力,避之唯恐不及。
李百药非常理解,但他现在同样身处其中,深受其害,自己都找不到解决办法,更不要说去帮助别人排忧解难了。
到了郡府,拜见了段文操,李百药就现段文操苍老了很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兵部尚书段文振的病逝给北海段氏带来了一系列难以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则肯定是因为齐王杨喃的“从天而降”给他带来了可以预见的危机。
宾主亲热寒暄,段文操对李百药母亲的身体尤其关心,仔细询问,以确定李百药这次是否可以长期留下来。
李百药故意揶揄了一句,“东征已告一段落,使君有机会重返卫府,在鲁郡的日子可能屈指可数了。使君一走,某又有什么理由继续留在这里自取其祸
段文操神情略滞,两眼若有所思的看着李百药,良久,抚须问道,“安平公此刻返回,恐怕也是听到了一些风声吧？”
李百药也是抚须一笑,“北平襄侯虽然已去,但兵部依旧有他的门生,使君得到的消息应该比某更早,而且内容也更多。”
段文操没有说话,悠悠低叹,“不出意外的话,圣主车驾正飞驰的河北大道上,再有十几天就能返回东都,到那时有关东征的消息也就传得沸沸扬扬了
李百药微微皱眉,问道,“在使君看来,东征是否就此结束？”
段文操看了他一眼,笑着摇摇头,“如果东征就此结束,你还会来鲁郡淌浑水？”
李百药笑了起来,“使君既然知道鲁郡这里是一滩浑水,且已萌生退意,为何还要某跑一趟？”
“有人在挖坑。”段文操直言不讳地说道,“而且还不是一个坑,到处都是坑,某即便有心脱身而走,奈何脚下都是坑,无路可走。”
“如此严重？”李百药笑容顿敛,神色凝重,“愿闻其详。”
段文操把目前的鲁西南局势介绍了一下,虽然没有明确说谁在挖坑,但李百药一听就知道,段文操怀疑齐王杨喃和彭城崔德本都与白贼李风云建立了“默契”,如此一来,就他没有与李风云取得“默契”,这种情况下,假如鲁郡的地方势力瞒着段文操,也与李风云建立了“默契”,那段文操的处境就危险了,全身而退的难度很大,一旦掉进“坑”里,不要说全身而退了,恐怕连性命都难保全。
李百药对段文操的说法持怀疑态度。
从之前孔仲卿的述说中可知,李风云击败段文操之后,掉头就西进中原了,但李风云留下不少人马镇戍蒙山,并控制了菏、泗交汇处的数座城池以保障自己的退路。很明显,如果李风云没有与段文操建立“默契”,段文操在其率主力西进中原之后,猛攻留守菏、泗交汇处的义军,切断李风云退回蒙山之路,那李风云绝无可能西进中原。另外,当时东莱水师还没有渡海远征,齐鲁地区稳定与否至关重要,段文操在剿贼失败后,鲁西南局势岌岌可危,这时他突闻义军要西进中原,要离开鲁郡,理所当然有主动与义军建立“默契”的动机和动力。
据此,李百药推断,当时段文操肯定与李风云建立了“默契”,只是段文操大概估算错误,没有想到李风云进入中原之后,不但没有被通济渠一线的卫府军剿杀,反而成功劫掠通济渠壮大展了,甚至还安全撤回。而等李风云撤回鲁西南之后,他的实力已经可以与段文操正面抗衡了,如此一来,李风云谋求的利益更大,而段文操拒不让步,双方“默契”的共同利益基础已不复存在,当然要兵戎相见了。
段文操为什么不让步？李百药稍一思索也就推断出了大概。
正如段文操所估猜,李风云与齐王杨喃肯定有“默契”,否则李风云不可能安然无恙的撤出中原,那么两者之间“默契”的利益基础是什么？十有**与齐王杨喃冲击皇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