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

八岁的代王杨侑是西京名义上的最高军政长官,其首席辅臣是王府长史韦节,来自关中韦氏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权贵。
西京留守、刑部尚书卫文升是实际上掌控西京军政大权的中枢宰执。其下中枢大员有尚书省的刑部侍郎萧造、兵部侍郎明雅、尚书右司郎卢楚,门下省的给事郎赵长文,内史省的内史舍人郭文懿,秘书省的少监袁充和秘书丞崔民令,殿内省的少监韦圆成,御史台的持书侍御史杜淹,谒者台的有司谒者杨则等。中央大员有卫尉少卿宇文儒童,鸿胪少卿苏夔,司农少卿独孤机,京兆内史李长雅,司隶大夫裴操之,太常丞元善达等。
军方高级统帅有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屯卫将军柳武建,右候卫将军冯孝慈,武贲郎将豆卢贤,京辅都尉独孤武都和监门直阁将军庞玉。
韦津实话实说,东都方面除了樊子盖和关陇本土贵族权贵外,其他势力均不积极寻求西京的支援,而杨恭仁、崔赜等人更是明确反对西京出兵,其原因大家心里都清楚,但问题是,这场兵变已导致大运河中断了,二次东征难以为继,怎么办？二次东征是不是半途而废不打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西京就必须出兵,以最快速度出兵,以最快速度平息这场叛乱,重新打通大运河,确保二次东征的胜利,但这正是西京迟迟拿不出决策的原因所在。
这场兵变是否会导致二次东征功亏一篑？远在辽东的圣主和中枢接到东都爆发严重危机的消息后,是否会果断放弃东征？如果圣主和中枢一意孤行,继续东征,那形势就复杂了,当然了如果内外两个战场都打赢了皆大欢喜,反之就是自掘坟墓了。
这是影响西京出兵的外因,而内因则是西京是否具备出兵的条件？
现在西海的吐谷浑人正在猛烈反攻势如破竹,河西会宁的突厥人正在以归家的名义蠢蠢欲动,西域诸国正在西突厥人的威逼利诱下纷纷倒戈,河西军在西域境内腹背受敌,首尾难以兼顾,不得不撤回敦煌,由此导致中土失去了对且末和鄯善两个西域边郡的控制,而西北军统帅元弘嗣不但无力逆转西土危局,反而有发动军事政变攻打西京之嫌。西京在这种内忧外困的局面下,实际上并不具备出兵支援东都的条件,一旦西北危局因关中主力东进戡乱而迅速恶化甚至失控,由此危及到了西京乃至整个西疆的安危,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责任谁来背？
所以西京各大势力不论在出兵东都这件事上持有怎样的立场和利益,不论是反对出兵还是支持出兵,前提条件都是西北局势必须在可控范围内,西北军必须有能力保证西疆的安全,否则就只能把出兵时间拖延到冬天,待西北大雪纷飞,西北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西北军能够腾出手来的时候,再去支援东都。
但问题是,现在还是夏天,距离冬天大雪纷飞之日至少还有四五个月的时间,而东都这场风暴一旦任其肆虐到冬天,结果是什么不言而喻,所以西京事实上没有选择,必须出兵,还要尽快出兵。
西京陷入两难困境,好在东都到目前为止只向西京提出了“求援”要求,尚没有明确提出“出兵”要求,这给了西京更多的考虑时间,但不论如何考虑,东都局势迅速恶化是现实,杨玄感和韩相国两路夹击东都也是事实,大运河中断更是事实,这种情况下仅靠东都本身力量已经难以逆转危局了,退一步说,即便可以逆转危局但肯定不能在短短时间内结束这场风暴,风暴结束不了大运河就始终中断,大运河断了就直接危及到了远征军数十万将士的性命,因此西京肯定要出兵,而且越早越好,即便东都迟迟没有提出“出兵”要求,西京也不能以此为借口,置国祚安危和中土利益于不顾。
所以西京争论的焦点就是：是否出兵？何时出兵？出多少兵？
依照律法,西京出兵支援东都,必须要圣主的诏令,但现在特殊时期,依照军兴之法和圣主的授权,西京可以自己决策,然而问题是,东都是京师,地位超然,在两京共存的特殊制度下,东都是主,西京是从,换句话说,如果东都没有向西京提出“出兵”支援的要求,西京擅自出兵进入东都战场,肯定会带来一系列的政治后果,而这些政治后果必然会激化两京矛盾,这显然是圣主和东都不愿看到、不能接受之事,也是西京所不愿承担之罪责。好人做了,好事做了,最后啥功劳没有,反而惹来一身骚,一身麻烦,甚至身死族灭,谁于？
这一观点得到了西京各大势力的认同。东都必须明确提出“出兵”要求,西京必须出师有名,必须确保这次“出兵”不会带来一系列政治后果。
接着争执又来了。东都政局很复杂,东都有名义上的最高军政长官越王杨侗,有掌握实权的东都留守樊子盖,两个人在律法上的地位完全不同,同样的命令,越王杨侗下达的,和樊子盖下达的,所代表的律法效力和政治后果完全不同。如果提出“出兵”要求的是越王杨侗,在律法上完美无缺,西京“出兵”没有风险,反之,如果提出“出兵”要求的是樊子盖,那西京就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了,即便樊子盖的背后是圣主,但在改革和保守激烈碰撞,两京冲突剧烈之际,谁敢保证圣主和中枢不会背信弃义,恩将仇报？
门下省的给事郎赵长文认为,东都必须由越王杨侗下达“出兵”请求才具备律法效力,原因很简单,在东都留守这一块越王杨侗最大,无可争议,樊子盖根本代替不了越王杨侗,就像西京留守卫文升一样,卫文升也不能凌驾于代王杨侑之上,否则就是僭越,就违背了礼法律法。
给事郎在门下省仅次于黄门侍郎,出身于陇西赵氏的赵长文留守西京,全权代表门下省,权力很大。赵长文在前面“大旗”一举,后面一大帮关陇本土权贵都“跟”了上来。关中韦氏的殿内少监韦圆成,关中杜氏的持书侍御史杜淹,关中苏氏的鸿胪少卿苏夔都纷纷附和。苏夔是中枢宰执纳言苏威的儿子,在西京的影响力非常大。
秘书省的少监袁充则持反对意见。他也不好直接说越王杨侗是傀儡,也不能说杨恭仁和樊子盖针锋相对,只能质疑赵长文,如果东都被叛军四面围攻,岌岌可危了,西京依旧冷眼旁观,视若无睹,任由东都失陷了都不出兵救援,后果是什么？西京如何逃脱罪责？到那时西京还能以“越王始终没有要求出兵支援”做为自己脱罪的理由？
袁充是殿内省的副长官,江左旧臣,出自江左“王、谢、袁、萧”四大侨姓豪门之一,代表了圣主和改革势力,但江左人在西京本来就势单力薄,再加上圣主东征期间又带走了大部分绝对忠诚和支持他的江左籍军政大臣,导致江左人在西京基本上失去了话语权。好在山东人在西京的势力还不小,关键时刻双方结盟,互为声援,共抗对手。
刑部侍郎、梁国公萧造出自江左豪门萧氏,皇亲国戚,理所当然与袁充同心协力,坚决支持袁充的意见。
兵部侍郎明雅出自河北世家,尚书右司郎卢楚出自山东五大豪门之一的涿郡卢氏,内史舍人郭文懿出自太原世家,秘书丞崔民令出自山东五大豪门之一的博陵崔氏,京兆内史李长雅出自山东五大豪门之一的赵郡李氏辽东房,五位中枢大员也立场鲜明地认为,只要东都请求西京“出兵”支援,不论是越王杨侗的决策,还是东都留守樊子盖的决策,西京都应该义无反顾的出兵东都。
还有一些势力则保持中立。出自宗室的有司谒者杨则是杨恭仁的堂弟,他就始终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太常丞元善达,卫尉少卿宇文儒童,一个虏姓豪门,一个虏姓新贵,也是沉默是金。
司农少卿独孤机是皇亲国戚,也是武川一系的核心人物,在出兵支援东都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他完全没必要介入到关陇本土势力和江左、山东人的冲突中。
司隶大夫裴操之出自河东豪门裴氏,他完全支持袁充的意见,但在西京这种政治氛围中,公开支持改革派必然会与关陇本土势力发生冲突,很多时候谨慎的保持沉默也是一种必要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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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 第四百八十章 西北人的窘境
沉默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支持,而太多势力保持沉默,使得这场辩论的结果渐渐明朗化。
西京留守卫文升出自中原世家,他代表的是圣主和改革派的利益,又是西京的实权人物,关键时刻他毫不犹豫地支持袁充的意见,使得这场争辩呈现出了一边倒的趋势。
代王杨侑拥有最后决策权。代表他的王府长史韦节看到形势已经明朗,再加上随着韦津的到来过去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渐渐浮出水面,而东都那边的形势随着齐王杨喃兵临通济渠,其走势也逐渐清晰,原先所预想的把这场军事政变演进成皇统大战的难度已越来越大,于是韦节当机立断,代表代王杨侑做出最后决策,只要东都向西京提出“出兵”请求,则西京必定出兵东进,支援东都。
接下来就是“何时出兵”了,而这个问题分歧更大,争执更激烈。“是否出兵”当然由中央决策,可以把卫府排除在外,但“何时出兵”就必须要卫府参与决策了,且卫府的话语权非常重,如果卫府说出兵条件不具备,那这“兵”还真的出不了。
在西北军乃至西京卫戍军里,西北人是绝对的主力,西北世家在西北军方拥有无可匹敌的影响力。今日参加尚书省议事的军方高级统帅中,西京卫戍军统帅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西京禁卫军统帅监门直阁将军庞玉,西北军里负责镇戍天水、陇西和会宁三郡的右御卫将军李仁政,西北军里负责镇戍北地、安定两郡的武贲郎将令狐德润,全部都来自西北世家。剩下的西京卫戍军另一位统帅右屯卫将军柳武建出自河东豪门,京辅都尉独孤武都则出自虏姓豪门。
六位军方统帅,四位来自西北世家,由此不难看到西北世家在这次决策中的话语权之重。
西北世家包括像陇西李氏这样传承千年的豪门,其实质都是以军功崛起,以功勋延续,说白了他们都是武人,而那些以经文传承的累世簪缨的豪门世家根本就瞧不起武人,在文人眼里就是武人一个无脑匹夫,山东和江左的士族尤其瞧不起西北武人,认为西北武人就是一群粗鄙不堪的蛮夷,与大漠上茹毛饮血的北虏没啥区别。但天道无情,中土分裂四百余年后,偏偏就是这群西北匹夫一统天下,结束了中土的分裂和战乱,这让骄傲自大豪气冲天的山东和江左士族情何以堪？
一方面是文化上的正朔、高贵和骄傲,一方面是战场上的失败、践踏和耻辱,这种截然相反的残酷事实严重扭曲了士族的心灵,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执着在嘴上和笔下一次次的“报仇雪恨”,以寻找“胜利”的快感来满足自己虚幻的自大。这使得中土的统一大业虽然辉煌灿烂,虽然在土地、政治和文化层面上“阔步前进”,但在光鲜的背后,精神上的分裂却越来越大,心灵上的裂痕不但没有愈合,反而越来越深了。
这就是关陇人和山东、江左人的矛盾根源所在,追本溯源,还是士人和武人的矛盾,而士人和武人的矛盾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存在,在今日的关陇同样如此。在山东、江左士族的眼里,关陇人就是一群野蛮人,关中韦氏就是一个地方小贵族,是一个名不副实的“豪门”,而在关中士族眼里,西北人就是一群无脑匹夫,陇西李氏就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假豪门,虽然关中士族和西北武人互相依存,但关中的经文世家就是瞧不起西北的军功豪望,关中士族就是比西北武人高一头。这就是关中人和西北人的矛盾根源所在。
在这次决策中,西北世家就处于两难窘境。
从西北局势和西北人的利益来说,西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兵力和财力投到西北战场,要不惜代价把圣主经略西疆的胜果,也就是把通过西征所开拓的河源、西海、且末和鄯善四个边郡守住。那是一片辽阔的疆域,虽然荒凉,但它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可以直接把中土的“触角”拓展到西域腹地,并向葱岭以西延伸,这不但有利于中土的国防,更有利于中土的发展。
然而,自圣主决策东征以来,东都对西疆的投入就急骤减少,这直接导致西疆局势急转直下,尤其从去年第一次东征以来,吐谷浑人就在西突厥人和一些西域王国的支持下展开了反攻,到目前为止,西北军已经失去了对西域的且末和鄯善两郡的控制,西北军在西海战场上也是节节败退,如果东都和西京再不给予兵力和财力上的大力支持,西北军不在大雪来临之前夺回失去的疆土,那么等到来年开春之后,等到吐谷浑人复国成功之后,西北军再想反攻,所付出的代价就大了,难以估量了。
在西疆利益上,西北人和关中人有交错重叠之处。中土没有统一之前,双方利益一致的地方很多,合作很愉快,当然了,矛盾和冲突也多,“蛋糕”只有那么大,大家都想多吃当然不够了。统一后,“蛋糕”做大了,关中人对西疆利益的重视程度也随之大大降低,与西北人的利益一致性就小了,按道理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应该随着减少,但相反,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却更多了,原因就是迁都。
迁都使得关陇这一块的“蛋糕”整体变小了,而这块“蛋糕”变损失固然很大,对西北人来说损失就更大。损失越大意见当然也就越大,按道理双方应该联手反对,但圣主和改革派为了赢得西北人的支持,为了分裂关中人和西北人的政治联盟,拿出了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这个大战略改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改防守为进攻,实质上就是在国力昌盛之后,要开疆拓边了,而开疆拓边对西北人来说利益就大了,不但能在开疆过程中赢得外部利益,还能依靠军功赢得内部利益,双丰收啊,当然力挺圣主了。
于是西北人和关中人的政治联盟就破裂了,矛盾和冲突也就多了。
然而随着西征的结束,东征的开始,形势就变了。东都距离西北边疆更远,就算西疆出事了,北虏入侵了,它还有关中做屏障,所以土都洛阳,肯定会改变东都对西疆镇戍的重视程度。西征时期,东都倾尽国力投入西疆,对西疆前所未有的重视,西北人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但随着东征开始,尤其东征第一次大败后,迁都洛阳对西北镇戍的不利影响就彻底暴露了。这对西北人来说不仅是巨大的落差,是猛烈的冲击,还是梦想的破灭,利益的直接损失。
圣主二次东征之前,特意单独召见了皇甫无逸和令狐德润两位西北统帅,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寻求西北人的支持。
西北人也分派系,河西一派,陇西一派,灵朔一派。皇甫无逸是北地人,属于灵朔系。令狐德润是敦煌人,属于河西系。西北军里这两个派系的将领与圣主走得很近。
河西直接与西域诸国,还有东、西突厥和铁勒等北方诸虏正面对阵,所以河西人实力都很强悍,军功都多,卫府统帅也多,难免骄横跋扈,难以约束,也难以拉拢,好在河西是西疆的第一道屏障,距离西京和东都都很远,条件非常艰苦,对西京和东都的依赖性很大,有时候不得不“妥协”,比如现任的右候卫大将军赵才、涿郡留守段达都是河西籍统帅,都是圣主的支持者。
灵朔系在西北三大派系中实力最弱,实力弱生存就困难,当然要找“难兄难弟”帮忙,所以在西北军里,灵朔系一向与河西系“齐心协力”。
陇西人是西北当之无愧实至名归的“老大”,在军政两界都是强横无比,因为历史渊源,它与关中人既是天然的盟友,又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所谓关陇人的利益实际上就是关中世纪和陇西世家的利益。陇西人与圣主、改革派是对立的,圣主根本拉拢不了它,只能转而拉拢河西人和灵朔人,以此来控制一部分西北军。
但目前局势下,河西人和灵朔人是否还坚决支持圣主？是否还愿意为圣主的利益牺牲自己？
从政治上来说,风险太大了。这场风暴只有一个结果,不论谁最后胜出,都是两败俱伤之局,保守派和改革派都是伤痕累累,即便最后圣主和改革派控制了局面,付出的代价也难以想像,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必将以失败而告终,南北关系必将因此而恶化,改革必将因此而难以为继,国力必将因此而衰退,西北人对未来的憧憬亦将不复存在。
两难的地方就在如此,对西北人来说,不论从军事上、政治上还是地域利益和小团体利益上来分析和推演,出兵东都均是弊大于利,而尤其重要的是,在军方参加决策议事的六位统帅中,就算皇甫无逸、令狐德润、庞玉和独孤武都都坚持马上出兵东都,但还有李仁政和柳武建两位老将,他们都是卫府老军,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如果他们反对,这事就复杂了。
结果正是如此,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坚持马上出兵,但右御卫将军李仁政和右屯卫将军柳武建都持反对意见,如果西海失陷,吐谷浑人反攻成功怎么办？如果元弘嗣举兵谋反,南下攻打西京怎么办？三位将军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气氛十分紧张,使得武贲郎将令狐德润、监门直阁庞玉和京辅都尉独孤武都都闭紧了嘴巴,不敢轻易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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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 第四百八十一章 青涩的桃子也丢了
军方争论得非常激烈,但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卫府出兵东都可以,但圣主和中枢必须做出保证,西北边郡的失陷责任不能全部推给西北军,不能让西北将士既流血又流泪。
我没有罪责了,才能确保既得利益不受损失,长远利益顾不上,最起码我要保全眼前利益,这一点要求无可厚非
在西京,谁能代表圣主和中枢做出这样的保证？
当然是西京留守、刑部尚书卫文升,刑部侍郎萧造,秘书少监袁充等改革派的中坚人物,还有支持江左人的兵部侍郎明雅、尚书右司郎卢楚、内史舍人郭文懿、秘书丞崔民令和京兆内史李长雅等山东籍大臣。
但他们的份量远远不够,东都方面也必须做出承诺。我西京大军现在“顾此”就必然“失彼”,我“失彼”了,这就是罪责。历来功过不能相抵,对过失的惩罚要远远大于对功劳的赏赐,所以中央如果不给予明确的保证,那么就请奏圣主,请圣主下达诏令,这样一来出兵时间就耽误了,东都能否坚持下去就两说了。
这种争论实际上不但存在于“何时出兵”,还存在于“是否出兵”。西北危机不仅仅是西北军的事,同样也是西京的事,也是东都的事,但东都主要精力都放在东征上,无法兼顾到西北局势,所以西疆边郡一旦真的沦陷了,西京和西北军要承担主要责任,这也是关陇本土贵族甚至包括留守西京的改革派在出兵救援东都一事上陷入两难窘境的原因所在。
不救东都的责任承担不起,西疆边郡沦陷的责任同样承担不起,但两者相比,拯救西疆边郡的难度太大,现在西京根本就没有力量拯救远在数千里乃至上万里之外的西疆边郡,而东都就在八百里之外,近在咫尺,见死不救罪责更大。
元弘嗣是个替罪羊,不论他是不是杨玄感的同党,也不论他是否有叛乱的想法和行动,只要他坐在弘化留守的位置上,负责陇右十三郡之军事,是西北军统帅,他就必然要承担西疆边郡沦陷的第一责任,但这还不够,元弘嗣有嘴有证据,他可以揭露一些西北黑暗内幕,把西北乃至西京一些军政大臣拖下水,推卸掉自己的一部分罪责,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元弘嗣谋反的证据,坐实元弘嗣谋反的罪名,清除元弘嗣在西北军里的势力,彻底堵上他的嘴巴不让他说话,西京必然能把西疆边郡沦陷的醉人全部推到元弘嗣头上。
相信东都也乐见其成,毕竟东征这个熟透了的“西瓜”没捡到,而西征那个青涩的“桃子”又掉了,耗尽了国力却一无所获,两者皆失,肯定要人出来承担责任,而这个责任仅让于仲文、杨玄感、李子雄等政治势力去承担还不够,还要多杀一些,多多益善。
找到了“替罪羊”,西京和西北军的责任就小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出兵东都就成了必要的保全自身利益的手段,以出兵东都的功劳来抵消掉掉一部分西疆边郡沦陷的罪责,这是西京各大政治势力的共识。
然而,罪责小了不代表没有罪责,西北军在前线打了败仗,丢失了疆土,所要承担的是直接罪责,相比西京所要承担的间接责任大多了,西北军里很多中低层军官可能因此丢了性命,所以关中士族在东都局势改变后,马上调整了策略,转而急吼吼的要出兵了,但西北武人不于,西北军方乘机要挟,中央必须减轻我们的罪责,就算不予赦免,最起码也要少砍一批前线将士的人头,毕竟将士们浴血奋战了,将士们卫戍了国土,边郡失陷的责任不是因为他们打了败仗,而是因为国内没有给予他们击败敌人的力量,如果东都和西京给予他们足够的粮草武器,给予他们足够的兵力,给予他们全方位的支持,他们怎会打败仗？又怎会丢失疆土？
卫文升、萧造和袁充等大臣充耳不闻,对军方的要挟置之不理。
他们不会做出这样的保证,他们也没有能力做出这样的保证,这等于把西疆边郡沦陷的责任全部都推给了东都,推给了圣主和中枢,因为他们发动了东征,因为他们把国力都倾斜给了北疆战场,没有继续给予西疆大力支持,结果导致西疆边郡沦陷了,导致西征所有胜果在三四年内丧失殆尽。
这怎么可能？圣主和中枢怎么可能接受？圣主和中枢在东征大败后,唯一还能让他们保持“脸面”的就是西征所取得的一口气开辟了五个边郡疆土的骄人功勋,现在你们把西征战果丢失了,还要把丢失的责任推给圣主和中枢,让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脸,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有便宜就占,没便宜就跑,吃饱喝足把嘴一抹就不管了,边郡的生死存亡都成了圣主和中枢的事,与你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那还要你们这些西北戍军干什么？
军方却认为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东都有没有责任？如果东都没有责任,那西京有没有责任？如果连西京都没有责任,西京的军政大员与边郡沦陷都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那当初西征大捷的功劳谁拿了？开辟疆土的武功谁拿了？脏活苦活我们于了,流血流汗也是我们的,功劳赏赐都是你们的,这些我们都认了,但凡事都有个底线,你们不能没有底线啊。有便宜就占,没便宜就跑,吃饱喝足把嘴一抹就不管了,边郡的生死存亡都成了我们的事,与你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那还需要你们这些文武大臣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