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
时间:2023-05-26 来源: 作者:猛子
张须陀运气好,并不代表崔德本运气也好,所以崔德本必须小心又小心,确保自身之安全。只是如此一来,他便需要梁德重的默契“配合”,而梁德重要考虑的并不仅仅是自己的脸面和卫府的声誉,还要考虑到此事可能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其中最让他担心的后果便是,彭城地方势力一旦借此机会壮大武装力量,与卫府正规军形成抗衡,那么地方官府的实力便会大增,即便不会因此形成地方割据之势,亦有与中央对着干的可能。而更严重的是,一旦事态向这个方向展,那么戡乱剿贼就成了一句空话,蒙山之贼不但不会剿平,反而会展壮大,原因很简单,地方官府和地方势力要养寇自重,唯有“养寇”,地方官府和地方势力才能维持地方武装力量,才能借机攫取更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
梁德重的笑容突然凝固,原因便在如此。地方宗团乡团虽然隶属于卫府,是卫府的下属组织,但卫府实际上控制不了他们,控制他们的是地方贵族势力,一旦地方贵族势力借此机会把分散在各地的宗团乡团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卫府就麻烦了,不但要面对蒙山的叛贼,还要耗费精力应对来自地方军的掣肘,搞得不好便是人仰马翻,被叛贼和地方势力联手算计,一败涂地。
崔德本似是看穿了梁德重的忐忑心理,淡然一笑,接着说道,“齐州贼一旦逃亡蒙山,与徐州贼会合,便会对齐鲁和徐州局势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而这必然会损害到将军的前程。将军戎马一生,功勋卓著,若晚节不保,岂不一世英名付诸流水?”
董纯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打了一辈子仗,号称中土名将,结果老了还栽了个大跟头,再想爬起来就难了。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梁德重当然不会傻到重蹈董纯之覆辙,虽然崔德本的话听起来很刺耳,甚至含有某种威胁的意思,但仔细想来却也是事实。
梁德重对未来局势已有所估猜,他可以肯定逃进蒙山的徐州贼会利用今年的冬天和明年东征的有利时机迅壮大,假若齐州贼也逃进蒙山,两股流寇会合一处,实力会更大,会加恶化齐鲁和徐州局势,而他对自己的未来更为悲观,所以抱定了“捞一票”就走的想法,为此他宁愿“低头”默契配合崔德本,但前提是崔德本必须给他足够的利益。至于卫府利益、王国利益的损失,与他何干?难道卫府剿贼成功了,王国稳定了,皇帝和中枢就会嘉奖他?当然不会,到了他这一层次,权力和财富的获取不是靠军功,而是靠政治,政治上他假若站错了队,就算他功勋盖世,人头照样落地,甚至还要被刀笔吏蓄意抹黑遗臭万年。
梁德重的脸色渐渐正常,笑容再度恢复,“如今顺政公还在彭城,诸事不便。崔郡丞之计虽好,若想付诸实施,却是千难万难。”
言下之意,某可以与你合作,也愿意助你一臂之力,只是,你要给某丰厚的回报,否则免谈。对梁德重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董纯走后,临时主掌卫府,虽说这事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但如今崔德本主动上门来谈“合作”,那这事就玄乎了,一旦双方“合作”不成,以崔氏在东都的庞大政治实力,不要说把梁德重赶出徐州了,就算将其一脚踹回家也是轻而易举。
崔德本微微颔,“徐州的事,东都很震惊,皇帝和中枢对顺政公极其不满,而众多文武大臣也认为以顺政公之实力竟对付不了一群乌合之众,简直贻笑大方,所以只能解释为顺政公故意纵贼为祸,而目的就昭然若揭了。顺政公待在彭城的日子已屈指可数,而代替顺政公镇戍徐州者,非将军莫属。”
这等傲气十足的话,也就从崔氏嘴里说出来,否则就是狂妄至极了,梁德重必定喷其一脸唾沫。既然崔氏担保不从中作梗,梁德重也就放心了,但这是小事,与梁德重所需之利还差得很远。崔德本心知肚明,继续说道,“将军镇戍徐州,不但要戡乱平叛,还要确保运河水道之安全,耗费甚巨,虽卫府不缺钱粮武器,但地方上总要给将军以力所能及的帮助。某在这里向将军做个承诺,在将军任期内,将军要什么,地方上就提供什么,决不拖累将军戍卫之责。”
“善!”梁德重要的就是这个承诺,心花怒放,当即也向崔德本做出承诺,只待董纯一走,他就上奏皇帝和中枢,以戡乱剿贼为名征调地方宗团乡团,给崔德本获取统兵权创造先斩后奏的机会。不过,君子顾其本,他不能任由崔德本“胡作非为”,一旦局势失控,殃及池鱼,他必然要倒霉,那就得不偿失了。
“卫府既要戡乱平叛,又要戍卫运河水道,在用兵上难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为此不得不向地方郡府求助,但这并不代表地方郡府就可以干涉卫府军务,甚至越俎代庖,直接指挥军队。”梁德重不得不郑重提出警告,“在军事上,卫府的权威不容侵犯。”
本朝军政分离,界限划分清楚,现在崔德本有意获取部分军权,梁德重也默许了,但在军事上,崔德本必须遵从卫府的命令,不能任意妄为,这关系到梁德重的切身利益,是梁德重的底线。崔德本毫不犹豫,一口答应了。
“张须陀阴险狡诈,他不但把齐州贼赶出了齐郡,还一直追杀到了鲁郡,看情形是要一直追杀到蒙山方止。”梁德重随即与崔德本讨论起了剿贼事务,“此乃祸水东引之计,而这些贼人一旦在蒙山站住了脚,对齐郡的确是没有影响了,但对彭城郡、鲁郡和琅琊郡来说,却是噩梦的开始。三郡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镇戍区,若各自为战,则如一盘散沙,徒劳无功,唯有携手合作,统一指挥,方能围剿贼人。但冬天即将来临,东征的准备工作即将进入最后阶段,不论是东都还是齐鲁和徐州地方,都不可能在剿贼战场上投入更多精力。开春后,东征开始,举国上下都要为保障东征而倾尽全力,可以预料,剿贼的难度就更大了。”
“我们剿贼有困难,贼人必然会乘机展壮大,而贼人展壮大的手段就是烧杀掳掠,这必然会混乱地方局势,危及到地方稳定,甚至危及到东征大计,所以,不论剿贼的难度有多大,这个贼,还是要剿的,功劳还是要拿的,否则等到东征胜利结束,东都局势大变,很多危机便会接踵而至,我们会陷入极度的被动。”
崔德本听懂了梁德重的话外之音,说得简单点,就是不论是齐鲁还是徐州,卫府下辖的诸鹰扬军队大都被调去了东征战场,留下来的鹰扬府军队实力有限,除了镇戍重镇要隘和保护水6交通要道外,就没有力量去剿贼了。所以梁德重有把握说服东都,授权卫府征调地方宗团乡团力量去剿贼,但蒙山处在三郡交界处,仅靠彭城一个郡的力量剿贼肯定不行,还必须与鲁郡和琅琊郡协同作战,这就涉及到了更为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唯有东都才能解决。也就是说,崔德本若想剿贼立功,还必须说服崔氏,动用其政治资源,为蒙山剿贼扫清诸多障碍,而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统一指挥权,就是由谁来负责三郡协同剿贼之重任。
梁德重显然想更进一步,即便无意于升官加爵,但有意获得更大权力,以便剿贼立功,在东征胜利结束后的新一轮政治博弈中赢得先机,为自己赢得一个比较好的前景。
崔德本沉吟不语。他感觉自己把事情想简单了,依照梁德重的意思拓展思考一下,不难看到事情的后续展远比想像的要复杂,名义上是剿贼,实际上各方势力都在争权夺利,如此剿贼,岂能成功?贼人若屡剿不平,结果必然是一场灾难。
“将军所虑甚是。从卫府鹰扬这边来说,齐鲁和徐州是两个镇戍区,的确难以协调,但从地方郡府来说,三郡毗邻,利益相连,倒是容易协调。”崔德本避重就轻,没有正面答复梁德重,毕竟兹事体大,他需要向崔氏家主禀报后由崔氏做出决策,他不敢胡乱承诺。
至于三郡协调剿贼一事,对卫府鹰扬来说很困难,因为这牵涉到镇戍区和指挥权问题,非要东都出面协调方可,但对于三郡郡府来说,协调就简单多了,尤其崔氏乃山东第一豪门,权势地位影响力摆在那里,只要崔德本登高一呼,必定应者云集。如此一来,便遂了崔德本之意愿,他可以仿效张须陀,集结地方武装力量进行剿贼,胜利了,功劳便有地方郡府的一份。只是,事情若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卫府鹰扬岂肯让地方郡府越俎代庖,抢卫士的饭碗,打军队的脸?
梁德重微微一笑,拱手为礼,语含双关,“如此便有劳崔郡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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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 第七十七章鲁郡太守
..鲁郡太守段文操在巨平城里接到了左骁卫将军董纯的告警书信。
鲁郡与齐郡毗邻,双方以泰山为界。齐郡有叛乱,必然会殃及到鲁郡,所以当齐郡郡丞张须陀倾力围剿叛贼之时,鲁郡局势也随之紧张起来。
齐郡、鲁郡是齐鲁地区的核心地带,不但人口多,经济富裕,而且因为历史悠久,又是儒家创始人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文明的源地,使得齐鲁人与生俱来便有一种优越感,尤其自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之后,齐鲁人更是以中土文化正朔而自居。
中土一统,胜利者不是山东人,而是被山东人鄙视为蛮夷的关陇人,这严重伤害了山东人的自尊。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败了也就败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王朝更替很正常,再说历史证明,不论谁坐江山,实际控制权柄的都是门阀士族,贵族始终是中土的统治阶层。然而,关陇人好不容易完成了中土的统一,岂肯与昔日的敌人、今日的手下败将共享中土的权力和财富?
关陇人是新兴贵族,大都是以军功起家,说白了就是一暴户,而山东人都是历史悠久的老贵族,以经学传家,累世簪缨,是真正的贵族,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试想这种背景下,关陇人岂肯让山东人掌控权柄?那不等于拱手让位,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送给了山东人?所以关陇贵族集团,不论是汉姓贵族还是虏姓贵族,也不论是关中、陇西、河东乃至河洛贵族,都不遗余力的遏制和打击山东人,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
但是,中土一统了,为了维护统一大业,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实施中央集权制,唯有中央集权才能确保中土长期的和平和统一。如此一来,在中土分裂时期兴盛起来的门阀士族政治就失去了其生存的基础,但门阀士族的存在,依靠的正是门阀士族政治这一基础,这一基础若被摧毁,门阀士族也就难以生存,必然要随之灭亡。
中土统一后进行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假若触及到了门阀士族的根本利益,甚至直接关系到了门阀士族的生死存亡,那改革还能继续下去吗?所以先帝采取了温和的改革手段,循序渐进,尽可能缓和矛盾,减少冲突,但即便如此,政治风暴还是接连不断。今上登基后,锐意改革,在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的支持下,他加快了改革步伐,加大了中央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并不遗余力地遏制和打击各贵族集团尤其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实力,结果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骤然激烈。
今上是中土统一的大功臣,他统率军队征服了江左,并镇戍江左达十年之久,稳定和展了江左,巩固了统一大业,所以江左贵族集团也就成了今上的坚强后盾。在先帝朝,江左人和山东人的命运是一样的,都是关陇人遏制和打击的对象。现在江左人借助今上的登基,成功进入朝堂,直达权力核心,那么山东人自然就成了江左人抗衡关陇人的盟友,而进入权力核心是山东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江左人和山东人一拍即合,双方联手支持皇帝的激进改革策略,试图以改革来反制关陇人,遏制和削弱关陇人对权柄的掌控,实现自己东山再起的梦想。
改革进入了快车道,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随之激化,关陇人和山东人、江左人的冲突也随之剧烈。
齐鲁人做为山东人的组成部分,距离关陇最远,与关陇人的隔阂也太深,可以想像双方之间的矛盾有多激烈。王薄、孟让是齐鲁人,长白山义军也是齐鲁人,他们之所以成为中土大地上第一批举旗反隋者,有其必然性,这其中不但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着对现实政治状况的愤怒和仇恨。第一批反隋者,名义上是反东征,反徭役,反关陇人的统治,实际上是关陇人和山东人数代积怨的一次总爆,某种意义上也是皇帝和中枢以中央集权制为目标的激进政治改革策略的失败。
对于齐郡生的这场由齐人主导的叛乱,齐鲁地区乃至整个山东的贵族都很关注。段文操做为邻郡太守,尤其关心。
段文操是齐鲁人,世居北海,段氏亦是齐鲁豪门。拓跋氏北魏分裂时,段文操的父亲段威扈从孝武帝西行入关,自此效命于关陇,历西魏和北周两朝。段文操声名不显,但他的哥哥段文振却是中土名将,功勋显赫。段文振文武干略,在统一大战和对外战争中屡建功勋,曾官至太仆卿。关陇人尚书右仆射苏威与其有仇怨,曾设计陷害段文振,使其除名为民。好在山东贵族齐心协力,为其申冤。先帝旋即再次起用,授其为大将军。今上登基,重用山东人,选便是段文振,授其以兵部尚书之高位,引为股肱。
当时段文操是卫府武贲郎将,兄弟两人同在军中为高官,这也算忌讳之事,遂遭到关陇人的“攻击”。皇帝于是把段文操调离了军队,让他去督秘书省学士。学士皆为儒雅之人,段文操一个粗鄙武夫,哪能胜任?结果矛盾激化,段文操愤怒之下鞭打学士,遭御史弹劾。皇帝无奈,只好将其外放地方,到鲁郡做了太守,其背后的意思是想利用他的齐鲁人身份和段氏在齐鲁的威望,缓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帮助中央在齐鲁地区推进改革,贯彻实施改革措施。
段文操到了鲁郡,理所当然得到了齐鲁贵族的欢迎,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本来这是好事,有助于中央改革措施的推进和落实,但事情的展却偏离了预想的轨道。
齐鲁人自段文操主政鲁郡后,感觉有了依靠,有了领袖,有了主心骨,士气突然就高涨了,胆子也大了。试想段文操的哥哥段文振是兵部尚书,当朝宰执,深得皇帝的信任,有这样一层**的关系,齐鲁人还怕啥?于是齐鲁贵族和关陇官僚之间的矛盾迅激化,并愈演愈烈。而段文操性格刚严,为人刻板,对本集团利益和地域利益非常看重,对关陇人是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处处维护齐鲁人的利益,纵容齐鲁人对抗关陇官僚,结果自他入主鲁郡后,不但未能帮助中央在齐鲁地区推进改革,反而阻碍了改革政策的贯彻实施,大家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内斗”上,结果可想而知。
大河洪水泛滥,齐郡受灾。齐郡处于大河下游地段,灾情实际上并不非常严重,然而,因为齐鲁贵族和关陇官僚斗得“热火朝天”,官府当然“赈济不力”。灾民得不到赈济,齐鲁贵族怒气冲天,当然要从中挑唆,蓄意激化矛盾,于是王薄和孟让便聚集了大批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灾民,在长白山举旗造反了。
张须陀是何时开仓放粮的?在王薄和孟让率众举旗造反之后。
所以,段文操有理由认为,齐郡局势的急剧恶化,都是张须陀的阴谋,张须陀想逼迫齐人造反,然后混乱齐鲁局势,并借着剿贼的名义,大开杀戒,铲除异己,打击齐鲁贵族,如此一来,即便东都要整治齐鲁官场,也只能各打五十大板,但张须陀的阴谋却能得逞,齐鲁人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段文操为此非常愤怒,他在给哥哥段文振的书信中,把张须陀和他背后的河洛贵族集团骂得狗血淋头,并扬言要报复张须陀,要为齐鲁人铲除这个杀人屠夫。段文振知道弟弟的性格,当心弟弟失去理智做出违法之事,那便当真是中了对手的奸计,最终不但拯救不了齐鲁人,还把自己赔了进去。段文振当即让次子段纶日夜兼程赶赴鲁郡,待在段文操的身边,防备段文操做出“过火”举动。
偏偏张须陀这时候把王薄、孟让和长白山义军赶出了齐郡,赶进了鲁郡,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段文操,你剿不剿贼?你若不剿,任由贼人逃脱,那就让这伙贼人在你的地盘上烧杀掳掠吧,而且我还有理由上奏弹劾你,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退一步说,就算你哥哥段文振极力袒护你,我的弹劾没有挥作用,但这伙贼人如果一直在你的地盘上逍遥法外,而你又一直屡剿不平,你如何向东都交待?
段文操勃然大怒,但急切间找不到应对之策,一筹莫展。
就在此刻,左骁卫将军董纯又来信了,说有伙徐州贼逃窜进了鲁郡境内,请他小心防范,全力围剿。
欺人太甚!段文操出离愤怒了,破口大骂,杀人的心都有了。好,你关陇人做得好,前后夹击,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好,你不仁,我不义,你们把贼逼到我的地盘上,要我剿贼,我偏偏就是不剿,你能奈我何?咬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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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 第七十八章段氏叔侄
..段文操当真是无力剿贼,他是鲁郡的行政长官,而戡乱剿贼是卫府鹰扬的职责所在,他手里既没有军队,也没有统兵权,他拿什么剿贼?
大河南北的卫府鹰扬,包括河北、河南和齐鲁地区的镇戍军队,因为距离辽东战场较近,大部分都被皇帝和中枢征调为东征之师,已经或者正在赶赴涿郡集结。之前皇帝和中枢并没有想到国内会出现叛乱,当然因为地方官府的蓄意隐瞒,现在皇帝和中枢还是不知道国内叛乱正在愈演愈烈,已经危及到了国内的稳定。齐郡是最先爆叛乱并形成地区危机的地方,而叛乱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被镇压下去,就是因为齐郡诸鹰扬的主力都不在了,无兵剿贼。齐郡郡丞张须陀在迫不得已之下,不得不“先斩后奏”,在没有东都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征调宗团乡团和郡内壮丁组成军队剿杀叛贼。
如今段文操也只有走张须陀这条“先斩后奏”之路。段文操的哥哥段文振是兵部尚书,深得皇帝的信任,在有张须陀这个“先例”的情况下,授予段文操统兵权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但如此一来,齐鲁叛乱迭起,已经严重危及到齐鲁乃至大河南北稳定的真相便会暴露。
齐鲁地区在东征开始之前,突然有大批的叛贼举旗造反,原因何在?这背后有没有政治目的?做为齐鲁贵族集团核心力量的段文振、段文操兄弟都是皇帝信任的臣子,都是朝堂上的改革派势力,皇帝理所当然会相信他们的上奏。那么从常理来推测,在国内有大规模的叛乱,局部地区尤其足以影响到东征的关键地区的局势动荡,东征大计必然要暂停或者推迟。这显然是皇帝和中枢以及改革势力所不愿看到的,但这却是朝堂上的保守势力所希望的。
段文操必须要把此事权衡清楚。如果他通过哥哥段文振向皇帝陈述实情,以讨取统兵权,其结果可能会影响到东征进程,这必然会损害到朝堂上改革派利益,白白便宜了保守势力。换句话说,这或者正是那些“政治黑手”们混乱齐鲁局势的最终目的。反之,他如果继续向皇帝隐瞒实情,在不影响东征进程的同时,仿效张须陀,“先斩后奏”,先征调宗团乡团等地方力量组建军队围剿叛贼,则能避免诸多重大不利因素。
只是,如此一来,便是齐鲁人杀齐鲁人,而关陇人则坐收渔翁之利。
段文操越想越是憋屈,咬牙切齿,恨不得生吞活剥了张须陀和董纯。
这时,段纶出现,一语点醒了段文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段文操身处局中,不知如何破局,而段纶却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张须陀有意把王薄、孟让赶进鲁郡,祸水东引,那对策其实很简单,坚决堵住王薄和孟让的南下之路,把他们再赶回齐郡,让张须陀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
至于徐州贼入鲁,段纶认为未必出自董纯的本意。徐州有贼,董纯却未能在自己的镇戍区内围剿贼人,反而让贼人逃进了齐鲁地区。徐州军队不能越境追杀,董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贼人逃之夭夭,这对他而言不仅是个耻辱,亦是重大失职,无法向东都交待。另外段纶刚从东都过来,或多或少知道一点董纯目前的不利处境,所以段纶推断,东都肯定有人会借此机会向董纯难,即便不能将其赶出军队,也要给陇西贵族集团找点麻烦。
也就是说,张须陀和董纯并没有联手“设计”段文操的可能。既然如此,那在与齐郡张须陀针锋相对的同时,便可与彭城董纯携手合作,双方齐心协力共剿贼寇。
段文操采纳了段纶的建议,当即急书彭城董纯,一边向其表达感谢之意,一边建议双方联手剿贼,同时也把鲁郡当前困境如实相告,希望彭城方面在剿贼一事上能给予有力支援,以缓解鲁郡之危急。言下之意,你军队不能越境,难道贼就不剿了?做事和做人一样,要灵活变通,不要太刻板,更不要死抱着律法军纪不放,为达目的,要无所不用其极嘛。
段文操不知道董纯对自己的“激将”作何回应,不过为防患于未然,他还是暗中下令,征调府瑕丘和南部邹县境内的地方宗团乡团力量,加强城池要隘的戍防,竭尽全力把徐州贼阻截在边境一带。
就在段文操忙于应付徐州贼入境的时候,张须陀的信使到了。
张须陀就在泰山脚下,汶水北岸,博城县境内。按道理卫府军队既然不能擅自越境,那么一郡郡守亦不能带着临时组建的地方军擅自越境,但张须陀骄横跋扈,胆大包天,为所欲为,就没有他不敢做的事。这世上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张须陀就是一个不要命的主儿,即便是段文操,碰到这样一个悍夫,他也不得不退避三舍,不到迫不得已亦不想与其产生冲突。
张须陀在信中告诉段文操,经过他的斥候多日打探,已查清王薄、孟让诸贼率军在博城、奉高一带活动,不时往返于汶水南北两岸,尚不清楚贼军下一步的动向。
张须陀做出分析,从短期来看,王薄、孟让诸贼有可能进入鲁郡东北部的嬴县山区,活跃于嬴、莱芜、牟等地。此处地形险峻,易于躲避,但因为冬天已经来临,贼军缺衣少粮,必然要下山掳掠。其掳掠对象要么是齐郡东南部县镇,要么就是鲁郡的中心地带。考虑到杀回齐郡需要翻山越岭,路途艰难,所以张须陀推断,贼军必然要沿着汶水南下攻击。为此,张须陀建议段文操,要实施积极的围剿策略,尽快把鲁郡诸鹰扬主力放到亭亭山、徂来山和梁父山以北,以便与齐郡军队形成配合,给贼军设下一个“口袋”,只待贼军南下掳掠,便可进行南北夹击,四面围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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