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的天堂

踏进教育学院的大门时，我用劲甩了甩头发，心想，到家了，哥哥要回来了，我要象往常一样，做好5块钱的美味佳肴，等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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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块钱的“美味佳肴”2
我当然不能把这事告诉老哥，让自己的女人受穷，那是男人的死穴。男人自己受穷的时候，要么忍了，要么来一通国骂，或者展开一场愤世嫉俗的发泄，就过去了，但如果让他的女人和孩子辛酸，那会让他感觉痛到骨子里。我不能带给老哥这样的硬伤，我要养他的胃，更要养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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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包围在隔离墙上1
1995年的冬天，老哥在深圳找到了工作，回到我们就读的学校以后，他的主要话题成了深圳与武汉长沙之比较去深圳之前，他只呆过这两个城市，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深圳的公园，那是真正的公园，公家的园子，不收钱的，不要门票。”我听了很吃惊。他还说：“市中心就有个荔枝公园，很大，里面有山有湖，到处都是荔枝树，有四五个门，谁都可以进去的，一天到晚都有人在那吹拉弹唱，很好玩，风景又美。”
我当时听了无限神往，想起那一年的情人节，我们去武汉的中山公园，走路找了两个半小时，脚都走出泡了，结果进去半个小时不到，就出来了，一丁点大，又实在没什么可看的，还要门票。出来后想着还要走很远的路才有车搭，我气得说：“什么情人节，简直是死人节嘛。”后来我们每次回忆这句话都会狂笑不止。
和许多刚到深圳的人一样，1996年的暑假，我到深圳后没几天，就真的去了荔枝公园。尽管有了老哥的一再铺垫，还是显示了我想象力的没见过世面。我们坐在荔枝公园的湖边，望着蔡屋围一带的高楼，心里豪情满怀，觉得深圳真是和我梦想中的一模一样。
老哥满心欢喜地说：“以后你也来深圳工作了，过了试用期，我们两个人就大概有7000块钱一个月，7000块呢，做深圳人好吧”他说“深圳人”时，比其他的字多用了一倍的力量，这力量让我充满欢愉，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成了深圳人。
那个暑假的晚上，我和老哥经常去罗湖国贸大厦一带逛夜景。但当我们享受完那些高楼大厦外墙的繁华灯光，再回到教育学院我们那10来平米的简易宿舍时，初为深圳人的感觉常常变得复杂。
当时从罗湖回泥岗路的教育学院只有一路公车，是24路。我们坐24路到泥岗立交桥下，教育学院在马路对面，立交桥下本来有地下人行通道，但当时晚上没有灯，地下通道就充当了许多人解决小急的场所，就算白天也几乎没人走，我们过马路都是在地面钻车的空子，然后猛冲。
在当时看来，那马路宽得气人。从立交桥上下来，有比较陡的坡，车速都非常快，路中间有一米左右高的水泥墙隔开，我们过这马路得分好几步。先瞅准车的间隙，然后迅速反应，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隔离墙边，再爬上隔离墙，接着等待时机，以同样搏命的速度过马路的另一半，才算过了马路到达了对面。有时运气不好，要站在隔离墙上等很长时间。
有一次我一个人晚上回家，还坐在公车上就为要一个人过那马路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可能是由于太害怕，下公车后我几次尝试着要冲过去，都只跑了两步又败下阵来，总感觉自己对车速对距离估计不对，再加上那时我的眼睛没做近视矫正手术，不太看得清楚。
一直犹豫到第五次，我将心一横，终于冲到了隔离墙下，刚一站定，一辆货柜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轰”地一声巨响，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爬上隔离墙时，我一屁股坐在上面，只剩下悲凉。我强烈地感觉到，总有一天我会被撞死在这里，脑海里一幕幕浮现出各种车祸现场的惨状当我惊恐地回过神来时，满脸冰凉的泪水，我感觉自己仿佛死了一次。
坐在隔离墙上，我环顾四周。深圳的夜晚真是五彩斑斓，远远近近的灯光层层叠叠，集合成各种图案，把天空映成无边的橙红。长城大厦那时候从泥岗路完全看得很清楚真像长城一样长，密密麻麻绵延成一片。我知道那里的人都有了自己的房，每一两个灯光就意味着一个家，每一个家意味着一片令人羡慕的欢笑，他们在上演着各自的欢乐，而我，一个人坐在隔离墙上，只是一个黑影。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买房，什么时候会有自己的家，我还不能有这样的梦，它像星星一样遥远。
东去西来的车一排排在我的前后呼啸而过，他们飞去，他们飞来，他们的车灯将我的眼睛刺过去，将我的眼睛刺过来。我被车灯包围了，被深圳夜晚的灯火包围了，我在灯火的中央，但我在深圳的边缘，被包围在隔离墙上。
我被包围在隔离墙上2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进入这个城市的中央，什么时候可以成为深圳的主流人群但我们既然来了，就必须进去，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有希望，只要不放弃希望，就会有一切我坐在隔离墙上，用尽全身力气，扮演着优质的打气桶，拼了老命给自己打气。
那天老哥出差了，我在隔离墙上坐了很久，回到教育学院时，什么也没洗，就直接爬到床上睡了。
那个暑假过完后，我要重回学校。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向老哥挥完手走向火车站台时，心里无比轻松。老哥后来在信中说，我是头也没回地走的。
我当时不喜欢深圳，但我知道会自己来，因为我爱老哥，老哥已经在深圳了，我就得来。我这么想时，有些惆怅，有些无奈，也心存希望，感觉很复杂。
但我完全没想到，十年以后，有朋友跟我说起深圳的种种不好，问起我的感觉时，我毫不避讳地说：“现在如果搞一场我爱深圳的演讲比赛，我保证噔噔噔跑上讲坛，不打草稿，唰唰唰拿下个一等奖。”
十年来，我们到过不少城市，每次从外地回来，火车一进入深圳市区，一看到地王大厦看到和平路旁栋栋亲切的高楼时，每次都有强烈的回到家的感动，总是忍不住大声说：“哎呀，还是深圳好啊。”每次从宝安机场回来，车行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座座熟悉的广告牌，看到路两旁扑面而来的花草，我的心里，总有着放飞一般的自由和轻松，有一种被深圳拥抱的感觉，那感觉就像扑入了老哥的怀抱。
我常常感慨，也许没有哪一座城市，能这样宽松地包容我们这些赤贫而充满梦想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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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搬家都是坐直升飞机1
1998年，我也毕业分配到深圳以后，我们又搬回了燕南路，是建艺大厦前的那栋单身宿舍，那栋宿舍现在还在。这已经是我们的第四次搬家。
我们每一次搬家都有显著的进步，所以每次都兴高采烈。
第一次住的房只有约8平米，一个星期后，搬到了泥岗路的教育学院，也是“三无”房，但有10多平米了，才一个星期就让居住面积大了两倍，老哥形象地说：“简直是坐直升飞机嘛。”我对他这比喻大为赞赏，以后的每次搬家，我们都笑称“坐直升飞机”。
第三次搬的家还是教育学院，但多了一个独立的洗手间，想着可以不用再去公共洗手间洗澡，不用在洗澡的时候，听隔壁的男高音歌唱，不用被动地偷听男生们在隔壁的浪笑，我开心得手舞足蹈。
第四次搬家，虽然还是一间房，但已经有阳台，有洗手间，在阳台上可以设置简易厨房做饭了。这当然是飞跃，这样我和老哥就可以一起做饭了，可以搞厨艺大比拼了。
这次搬家时，我们已经得到“前辈”指引：“买家具不要去商场，很贵的，应该去旧货市场，便宜。”
我们得此真传，开心地去了南园路的旧货市场。几百块钱买了个全套：一张一米五的床绿色的皮沙发，当然是人造革的，还有电视柜为了迎接香港回归，我们在1997年6月29日买了一台十九寸的彩电总之，该有的全都有了。
我们一起把墙刷白，在墙上贴上老哥在教育学院住时买的塑料名画。这幅名画花了老哥50块。老哥买来这幅画时，无比得意，说：“这画多美呀，而且不褪色的，脏了用鸡毛掸子扫掉灰就可以了，还可以用水洗，搬家的时候取下来一卷，轻轻松松就带过去了。”
当全套家具送来，摆放好以后，我大叫起来：“天啦，真像个家”后来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去华强北的万佳百货买了全套一米五的床上用品。这家商场过几年后也没了，当时生意火得很。
配合床和沙发的绿色调，我们选的床上用品也是绿花和绿格子的，非常漂亮。这么一布置，家的氛围变得极其温馨。我环顾着这10来平米的家，无比开怀。
这种感觉就是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一样温暖。尽管现在的家在华侨城，房间是双拼户型，有200多平方米，是温情的英伦风格。
那个周末，我们兴奋得哪儿都没去。老哥不时地擦擦地板胶摸摸人造革沙发，那小心翼翼的样子，比今天护理我们的意大利真皮沙发认真多了。我在一米五的床上滚来滚去，把新的床上用品一次又一次地贴到脸上，闭上眼睛，无比陶醉地感受那松松软软的质感。
老哥满足地说：“这下，我们算是安定下来了。”
安定下来了的我们，开始居家过着二人世界，努力工作，从容积累。
当时我在一家财经周报社做记者，这份报纸当时在业界很影响力，也是迄今为止老哥唯一自费订阅的报纸，5块钱一份的报纸能让很多热爱它的读者，一连找几个报摊去买。有一次我们在山姆会员店门口做发行推广，一位读者很吃惊地对我们说：“这么好的报纸还需要推广”他当即订了几份，送给他的朋友们，我们感动得差点当场给他做一期“财源人物”。可惜当时我们都不懂得报纸需要像企业那样来经营，所以在亏损几年后，它被改成了别的报纸。
那时我对工作有着变态的热情，常研读纽约时报美国在线日本经济新闻和伦敦泰晤士报等，俨然要做个全世界一流的财经记者。而老哥除了做好他们银行的法律顾问工作外，时刻准备着出来做律师，开律师事务所，做合伙人。
我们晚饭后常去上步路的四川大厦一带散步，坐在草地上，看着不远处的园中花园，觉得那几栋楼优雅而含蓄，漂亮极了，特别是华灯初上的时候。我无比羡慕地对老哥说：“有一天，我们会不会也能买那样的房子呢。”老哥很肯定地说：“当然啦，我们是两只勤快的燕子，会不断地衔泥，不断地做窝。总有一天，我们会去那样的地方做窝。”
每次搬家都是坐直升飞机2
那时候，我在报社的工资大概3000块钱一个月，交了房租后余下的钱用来安排日常生活，老哥的4500块钱就可以全部存起来。我对老哥开心地说：“两个月就可以成为万元户呢，真是爽”“是啊，以前觉得万元户那么了不起，没想到现在一不小心就当上了”老哥赶紧拿出自己的存折，无比得意地凑过来给我看。
后来，当我们手上有10万块钱的时候，我们这两只燕子就开始到处看楼，准备去高楼里筑窝，“密谋”着又一次坐直升飞机。
爸妈差点让我们破产1
1999年秋天，当我们把爸妈从机场接到家时，老爸大叹一口气说：“哎，做梦都没想到有今天”
这确实需要想象力，他们的父辈以及祖先们从来都不曾离开过老家，他们住的房子是从茅屋进化而来的土屋，他们曾经拼了老命，也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吃饱。当年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把九个孩子拉扯大，让他们自己挣到饭吃，并且吃饱。而今天，他们居然坐着飞机，来到了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海边，看到了六十多层高的房子，他们的儿子在深圳工作了，还自己娶了媳妇。
那天中午在外面吃完饭，我们带爸妈在附近转了转，他们感叹了好几个小时后，总算适应了这个反差太大的事实。晚上回到家，老妈突然说：“只有一间房，怎么睡呢”
我们得意地带爸妈看了我们的阳台，在他们来的前几天，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阳台有1米2的宽度，我们去旧货市场买了一张1米1的床，正好放了进去，不过，上床只能从床头爬进去。我们把刚到深圳时买的单人床上用品，从简易的塑料衣柜里拿出来，再次派上用场。然后，去东门布艺批发市场，选了一种非常温馨的粉蓝色花布，批发了一大捆，再用铁丝夹子，在床四面的墙上窗户上打好钉子连好铁丝，围成床帘。顿时，我们的床就成了平民版的“公主”床。
我们让爸妈睡1米5的大床，我们就睡阳台上这张小床。老妈对此很过意不去。最近一次来我们家，她老人家还很感慨地回忆说：“那时候你们多可怜，两个人住那么破的阳台，睡那么小的床，让我们睡你们的大床，我每次想起，心里都过不得。”说着抬起布满干裂痕的手去抹泪。我们每次都笑着反问：“难道让你们睡阳台”事实上，无论那时还是今日，我们都不觉得那很可怜，而是很温馨。
那天晚上，当我们两个人猫着腰先后爬进平民版的公主床时，感觉重新回到了可爱的童年。我们并排躺在床上，看着四周粉蓝粉蓝的床帘，非常得意，觉得那个小小的世界里弥漫着浪漫和梦幻，而我们的小床，就是小人国里王子和公主的婚床。
正那么开心着时，老爸和老妈突然鼾声四起，我们静听了一会他们的鼾声后，两个人同时一把将毯子拉过头顶，在里面大笑不止。
那两个月，我们每个周末都精心研究最能代表深圳的去处。老哥负责用他不太地道了的家乡话解说，我负责后勤。两位老人家一边担心着我们的钱都用完了，一边满心欢喜地享受着他们“做梦都没想到的”一切。
我们白天出去游玩，晚上四个人坐在大床上或沙发上，同看一部小电视机。深圳的深秋有点冷了，我每晚一冲完凉，就窝到老哥身上看电视，坐在对面的老妈则顺势把我的光脚抱在胸前，扯开她宽大的衣服包住我的光脚。
对于我们所花的钱，必须在报价时非常自然地砍掉一个零或两个零，否则他们不但不开心，还会难受。在餐馆吃饭如果花掉两百多，就得根据他们的可接受程度，在报告餐费时像拣了大便宜似地说：“这家真划算，才三十多块钱。”老妈后来批评说：“深圳餐馆的服务什么都好，就是要自己去服务台买单，这一点不如我们县城的餐馆。”我和老哥听了相视一笑。
在买水果上，更是如此。有很多水果，比如车厘子山竹布林等，都是当时的湖北老家所没有的。我们在报价上一律都按老家的橘子香蕉等进行处理，单价都在一块两块不等。他们常常边吃边说：“深圳真是好，天气好，环境好，工资又高，物价又便宜。”
不过这种报价，后来差点让我们破产。
两个月以后，爸妈要回家了。在考虑带什么礼物给村子里的人们时，爸妈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那些又好吃又便宜的水果。他们决定给村里的七户人家每家一箱车厘子一箱布林，他们算了一下，每家要花二十块钱，但他们说难得我们这么有出息，应该表示一下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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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差点让我们破产2
一听他们的计划，我和老哥在心里吓了一大跳，以眼睛示意，悄悄拿了计算器，藏进我们平民版的公主床里去算。这些要带回去给乡亲的水果，就算去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去批发，最低也需要5000多块。是坦白说出实价，还是咬咬牙买了我和老哥小声地盘算着。
最后，我们完全按爸妈的意见办了。一是因为他们吃苦一辈子，不容易，难得这一次这么高兴；二是我们发现每个老人家，多少都有点虚荣心，干脆满足一下；三是我们想象着他们跟村里人说着深圳的物价有多便宜，东西有多好时，那个高兴又放心的样子，我们开心。
但后来的事情让我们完全没想到。
过春节时，爸妈打电话来说，乡亲们想要我们多买一些水果托运回去，“费用一块钱一斤也好，两块钱一斤也好，照付”。爸妈回去以后，村里人都知道了原来深圳的水果比老家还便宜，又好吃。
这下我们终于傻眼了，如果还照那样报价，如果每年过年过节都这样托运水果回去，我们绝对要破产了。
我们只好老实交代。
据说，爸妈后来对于我们的虚假报价感叹了一个多月，有难受，有痛惜，也有窝心。
爸妈回去以后，我在办公室整理我们一起拍的照片，准备寄回去。同事们没事拿来看，看到我们的合影，说：“你跟你爸妈还挺像的呢。”我说：“是吗，难道我和老哥真那么有夫妻相”他们非常吃惊地说：“你一天到晚跟我们说爸妈来了怎么怎么，我们还以为是你自己的爸妈呢。”我说：“我的感觉真的一样。”
我跟同事们说起老妈抱着我的光脚丫看电视的情景，他们很感叹地说：“婆媳关系被认为是人类最复杂的人际关系，你们怎么这么简单呢。”
这么多年来，我每次想着我的光脚丫，轻踏着老妈松弛而热乎的肚皮的感觉，想着那柔软的肚皮，曾经孕育着我的老哥以及另外八个兄弟姐妹，想着她那安详宁静的表情，我的心里常有一种母爱大过天的温暖。我想，不管是婆婆还是自己的亲妈妈，只要都有真正来自心底里的爱，那就真的一样。
事实上，爱我婆婆是件很容易的事，她虽然不识字，但很有文化，虽然没读过书，但世事洞明，在她身上，有着中国传统母亲的一切美德。她吃过很多苦，从来忍辱负重，她生了九个孩子，却从来没有坐过月子，在养育九个孩子的近二十年里，她从来没吃饱过，更没有好好上桌吃过一餐饭。
老哥说他小时候半夜醒来上厕所，经常看到老妈用冷水和着剩饭，坐在一堆没完成的农活前，佝偻着背往嘴里猛扒，看样子是饿极了，才想到要吃点晚饭填肚子。我每次想到这个场景，鼻子会发酸，眼睛会湿。同样作为女人，她们那一辈人吃了太多的苦。在那样一个赤贫的年代，要养育那么多儿女，是非常艰难的事。现在好不容易等到儿女们大了，可以接老人家来大城市享点清福的时候，他们又不习惯都市里的生活。我常常很感慨地对他们说：“你们养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子，自己没享到什么福，福都让我享了。”
这10多年来，每次我给婆婆钱的时候，她总是推脱着说：“哎，你们结婚我们都没给过一分钱，你还每次给我那么多钱，钱都被我用光了。”
我总是大笑着说：“我们还有很多钱呢，我们在深圳工作一个月，你要辛苦好几年才赚得出来，刨土豆要刨几座山，我们的钱给你们用是最划算的。”
有时，她攥着我给的那把钱，拉着我的手，含着泪说：“你们俩可怜呢，在那么远的地方，没有一个人能帮你们，人生地不熟的，吃了很多苦吧，所以总是这么瘦。”全世界只有两个人认为我瘦，一个是我婆婆，一个是我妈。
我每次听婆婆说着这话，环顾着他们那几间土砖砌成的房子，和房子里十多年没变过的摆设，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我们给她再多钱她都舍不得用，也说服不了两个老人家离开他们的田地和自己养的鸡，我们在这里享受都市里的繁华，他们在清贫的山区为我们担着心，积攒着土鸡土蛋，随时准备着给哪个孩子。
爸妈差点让我们破产3
这么多年，我和婆婆没有很多时间在一块相处，但母女之间的那份彼此怜惜，却经常能感觉得到。老哥对此无比欣慰。
事实上，当我对婆婆好的时候，老哥的感觉比我对他自己好，更开心更感激。如果说女人对公婆好需要原因的话，这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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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那里面藏着宝呢1
我和老哥师从同一个导师，郭锐教授，他视我们亲如己出。郭老师的大女儿叫郭少宁，我们叫她少宁姐姐。她常被我们尊称为与时俱进的杰出代表，很早就打破铁饭碗，来到深圳闯天下。
1997年，郭老师也来了深圳，到少宁姐姐家过暑假，我们第一时间去看他。在考虑买什么礼物去看郭老师时，我和老哥几乎同时脱口而出：“荔枝”
那时侯，我们在内地吃不到新鲜荔枝，只能偶尔吃到褐黄色的荔枝干。对新鲜荔枝的向往，却因为背唐宋诗词，早已有之。
我和老哥一到深圳就买来荔枝吃，当时根本不知道吃荔枝会上火，更不知道在吃完荔枝后要喝点盐水，只觉得好吃。我边吃边说：“怪不得人家贵为皇妃都爱吃。”那晶莹剔透的果肉，一口咬下去，满嘴甜汁，就算吐出来的核，都亮晶晶的，格外可爱。我们一口气吃了五斤，感觉真是过瘾。不过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荔枝的价格还是有点贵，要好几块钱一斤，我们吃了一次就没敢再买了。
既然是我们的导师来了，再贵都得买来去看他老人家。
我们拎着一大塑料袋荔枝去看郭老师，荔枝红彤彤的，外表虽然疙疙瘩瘩，但里面白白的果肉太有诱惑力了，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老哥看我馋成那样，笑着从袋子里揪了一颗下来，说：“吃吧，一颗看不出来。”我急忙吃了，接着也学着他的样，从袋子里揪一颗下来，递给他：“吃吧，一颗看不出来。”他也大笑着吃了，吃完后还咋咋嘴。
我们就这样你一颗我一颗，边偷笑边揪着，边吃边扮着鬼脸，时不时调整一下袋子里的荔枝，把被揪掉的蒂埋在下面，掩盖着“犯罪现场”。各揪了好几颗以后，快到了少宁姐姐家了。我一看到她家那栋楼，失望地说：“今天怎么这么快呢。”老哥看到路旁浓密的灌木，突然灵机一动，说：“妹，我们干脆藏一扎到这树里面吧，反正少一扎，看不出来。”我听了大笑，觉得老哥真是聪明绝顶。
后来我们选了一根电线杆做参照物，我望风，老哥藏荔枝，他偷偷猫着腰藏完后，大叫一声：“快跑呀，快去快回。”我说：“不用，谁知道那里面藏着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