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有几个被郭璞留任的地方官员被人诬陷，郭璞以布政使仔细推敲了一下，发现证据明显不足，给新任刑部尚书开济写了封信，把案子消化在地方。倒是有几个钻朝廷鼓励民告官司政策谋出身的家伙，被郭璞狠狠的修理了一顿，发配到和林永远不准回乡。
郭璞同样不喜欢杀人，但与武安国不同，郭璞对朱元璋严惩贪官也不持反对意见。虽然剥皮实草，株连亲族有疟刑之嫌，但严刑惩贪不能算恶政。他不出头只是不欲开党争之先河，内心深处，权衡对新政推行的利弊，他对目前的反贪策略还非常支持。在他看来，多好的政策到了贪官手里，由于私心做崇也会变成苛政，朱元璋杀掉这些国家蠹虫，刚好给新政的下一步推行创造有利局面。况且这些官员做得也实在过分，据报纸上已经公布的郭恒案进展，仅仅去年一年，户部盗卖的粮食就达到七百万石，自己这个同姓在收缴浙西秋粮时，居然将农民上缴国库的四百五十万石粮食截留了三百九十万石，卖掉后以秋天米贱为由，仅提取其中八十万贯钞来虚应帐目，剩余白银一百万两被郭恒与地方官黄文通、边源等人私分。此外，还有浙西各府行商上缴的税银五十万两经郭恒手后不知去向。
这回牵扯进郭恒案的官员连发配辽东的结局都求不到，太子朱标出面为一些官员说情，请皇上参照当年胡维庸案处理方式，将一些涉案不深的官员发配到新开拓的北和林一带为官，遭到燕王朱棣的言辞拒绝，从来对哥哥尊敬有加的朱棣死活不肯收留这些官员，说是怕他们到了草原上，不思改过，反而污染了那里的官场。
恐怕此事不能善罢甘休了，吴阁老弄得好手段，以为郭恒死后一了百了，怎禁得住朱总使明着说情，暗着拆台。朱棣这番说辞背后肯定有余瀚宇、朱江岩等松江系高人指点，包含了迎合朱元璋反贪决心的成分，也有趁机报复当年官员攻击新政的嫌疑。搅上一群立言求名的御使，杀人求荣的锦衣卫，说不定始作俑者自己都要栽进去。唯一能说动老朱放下屠刀的武安国冷了心，不知这回谁来收拾最后的残局。鱼漂微微动了动，有贪嘴的快上钩了，郭璞笑着提了提钓竿，把赶来赴宴的鱼吓跑。钓鱼是整理思路的最好方式之一，顺着这根细细的鱼线，他可以把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整理清楚。
如果没有武安国，郭璞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如此轻闲的置身事外，布政使大人知道自己目前的廉洁和寡欲是建立在北平各项产业所占股份及这些年治理地方的功绩上的，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以他的家底，已经不必靠贪污受贿来发财，每年数十万的红利足够他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和应付官场往来；同样，凭借在北平等地推行新政的功绩和声望，不必靠贿赂上司他照样可以升迁，如果他愿意，谋个阁老之位并不困难。可如果还是八年前那样子，在怀柔县令任上一干数年，守着块穷乡僻壤，天天被心中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所煎熬，自己能坚持得长久么。恐怕今年反贪刚刚开始，自己的人头已经挂到城门上了吧。
官场的规则本身就是淘汰良吏，不贪，则无钱支付同僚往来和打点上司之资，爬不到一定位置则无法施展平生的抱负。可依靠贪赃枉法行贿受贿爬到高位上的人，有几个还能记得当年的志向，腰弯久了自然成驼背。
又有鱼儿开始试探饵料，这官吏的心思就像池塘里的鱼一样，看得到眼前的吃食，看不到前面的上钩者。郭璞摇摇头，嘲笑着收起鱼杆。当贪官的利益大，风险小，纵使朱元璋如此严刑反贪，落网的不过是十分之一。发财这是，有三倍的利润就有人肯舍命，何况这一本万利，风险只有十分之一的贪污生涯。所以人争相为之，古往今来哪朝都反贪，哪朝的官员都越来越贪，当贪污腐败成了官员的习惯，当百姓对官员的贪污行为已经麻木，离改朝换代就不远了。中原如此，塞外如此，不远前灭亡的蒙古国更是如此，那西方诸国如何呢？这事看来得问问伯辰和武安国，看看世界的另一端有什么办法。
“知君者谓君心忧，不知者谓君何求，远在北平的伯文渊对武安国的逃避最为理解，在给武安国的信中，他尽量用武安国能懂的白话如是写道：“律法保护每个人的权利，这是百姓根本利益所在，无论其受到来自何方，何种伤害，朝廷的主要职责就是提供这样的保护；贪官的家属也是人，也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权利亦不可随意践踏。锦衣卫非本朝刑部，动辄拿人本身已违背律法……”。
武安国笑了笑，将伯辰的信小心翼翼折起来，放到灯上。房间里被青烟所笼罩，景物渐渐模糊。
武安国知道自己没有伯辰说得那样高尚，自己的思绪甚至没有伯辰这个旁观者清晰。这个时空与自己所知道的历史可能曾经是条平行线，自从自己误闯进来后，两条线路已经不平行，大明朝的轨迹与自己所知道的历史越离越远，甚至脱离了另一个时空所有已知的发展方向，如今，自己也不知他会向哪方前行。越来越力不从心的感觉每每让自己萌生去意，可时时刻刻，自己又能感觉到历史老人就站在自己身后，非常耐心的观看者自己的一举一动，默默地等候着，等候着浮华和喧嚣散去，真实渐渐裸露，在阳光下闪光。
来到刘凌的故乡两个多月了，京城和地方上的反贪风暴愈演愈烈，自己写信给朱元璋，建议他谨慎，小心有人趁机罗织罪名而邀功，朱元璋充耳不闻。提出打通由湖南入四川的大路的建议也被搁置，老朱现在是成心和自己较劲，要么回朝帮他杀人，要么什么都别干。
户部钱钞帐目不对的案子已经查得差不多了，《两江新闻》时刻关心着案件的进展，目前已经落网的大员有户部侍郎胡益、王道亨，礼部尚书赵瑁，兵部侍郎王忠，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志德，原大明六部中，廉洁的只剩下的一个吏部，还是因为吏部参与审理此事，很大程度上回护了自己手下的官员。据报载，大明户部和工部居然合伙私印假钞六百多万贯，怪不得大明宝钞如此不值钱。如果把郭恒在任数年贪污的钱粮收集清楚，居然折合到两千四百万石精米，大明朝去年全国的征收的秋粮总额不过两千万石。
出身寒微的朱元璋在反贪上不遗余力，原来他以为是地方上的胥吏拉官员下水，新提拔的官员相对廉洁，到任越久越容易贪污，所以设立了官员异地为官，三年轮换制度。为了防止官员们在钱粮上作弊，还特意把一、二、三、四、五……百、千改成了壹、贰、叁、肆、伍……佰、阡，可官员们贪污的手段依然防不胜防。前几天大学士邵质来信中请求武安国想办法说服朱元璋适可而止，不要扩大杀戮。可官员做得如此出格，武安国还有何话可说。
但他知道一个最终的结果，这场风暴终归会刮完，街市到时候依旧太平，官员们不久就会重操旧业，继续贪污受贿生涯。
伯文渊的一些观点非常正确，只要官员的升迁于任免掌握在上司手里，就无法避免其贪脏枉法。本来就是靠行贿得来的官位，又怎能不依靠受贿来回收成本呢？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死，和圣人之世一样，不过是个梦呓而已。要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还政于民，让百姓掌握任免官员的权力，让官员受命于民，而不是受命于天子。对于自认为受命于天的皇帝说这句话，不是与虎谋皮吗？
我比这个时代人多的，也许只剩下历史责任感吧。自己不愿意熟知的悲剧重复，至少不想他在自己眼前重复。提起笔，武安国开始给郭璞和伯辰回信。“其实我们都是历史的一分子，一言一行不是记录在纸上，而是刻在光天化日之下，无论我们抱着什么目的，什么理由，历史会记录我们所为”。





《明》 莫须有 （三）
莫须有（二）
“历史会记录我们所为，嗤，他不知道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吗”？皇城内，洪武皇帝朱元璋把一份密折不屑地扔在御案上。“他还写了什么，你那几个部下这个月就返回这点报告吗”？
墙角阴影里，一个身躯吓得微微抖了抖，讨好的回答：“回万岁，就是这些了，平辽侯终日弄子为乐，很少和外界交往。我那几个属下是从他家的字纸篓中拼出这句话的”。
监视武安国的活不好干，混在他侍卫队伍中的几个锦衣卫一直闹着要调职。事实上，每个重要大臣家中都要朱元璋的眼线，即使被发现了，主客之间也保持一种相安无事的态度，反正今天赶走了这个，明天皇帝还会安排个新的进来。像武安国执拗之臣，家中安排的锦衣卫更多，可谁都不愿意长时间隐藏于武府。首先在心细如发的刘凌眼皮底下当线人不容易，被发现后即会受到礼遇，全家的男女老幼猛然间对你客气起来，享受了高人一等的待遇，同时也被孤立，什么信息再也得不到。真的能潜伏下来的，又无法面对武安国的拳拳爱国之心，到后来反而不由自主的替他遮掩。况且这里有价值的情报太少，武安国夫妇为人都很谨慎，过虑之后遗留的线索味同嚼蜡。
朱元璋鼻子里“哼”了一声，对锦衣卫指挥使的回答不甚满意，内心深处，他一直渴望着武安国向自己认错，乖乖回到自己身边来协助铲除奸佞。一般大臣最受不了的就是从国家中枢脱离，远离朝堂，不但意味着他所受的信任不再，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所有抱负都无法施展。可几个月过去了，平辽侯这头犟驴非但没半点认错的表示，反而在处州越呆越安静，越呆越舒服，据锦衣卫传回的密报，平辽侯夫妇二人除了游山玩水，就是做些修桥、办学、开工厂的善事，仿佛又回到了怀柔县，回到了当典使的日子。
“西北那边已经开始动作，燕王殿下接到万岁密旨，已经按万岁旨意将安东军放到了定西军身后，大战一结束，就会遣蓝大将军回京。为了防止意外，殿下还派了心腹张小爵爷陪在汤老将军身边，定西军炮兵师长就是张正心的二哥，兄弟二人随时可以联络”。见朱元璋对自己的工作不甚满意，锦衣卫指挥使赶紧转移话题。
“知道了，你下去吧，让你的属下注意保持距离，不要操之过急，等收拾了西路蒙古后再动手。蓝玉是百战宿将，别把他惹毛了。近几天你们再核实一下兵部尚书王忠的口供，以免冤枉了好人”。朱元璋挥挥手，让锦衣卫指挥使离开，总参谋部那帮老家伙已经对前线军队的调动提出异议，自己推说是安东军需要修正，所以才作为定西军的后备监视西宁一路才平息了众人的议论。眼前这个案子太大，除了锦衣卫，基本找不到一个可以商量的人。文官集团卷入贪污案太多，武将集团和蓝玉本来就是旧识。符合廉洁奉公且与定西军没牵扯条件的重臣，武安国是最佳人选，但他偏偏又不肯向自己低头。
“臣告退”，锦衣卫指挥使施了一礼，低头倒着走出御书房。书房里的烛火照不到他的脸，也照不到他眼中的阴暗。驸马李琪奉旨入宫，从他身边走过，仿佛看到的只是空气一样，彼此之间没打任何招呼。
大驸马李琪对锦衣卫特别反感，看到那身见不得光的衣服就浑身不自在。虽然最近浙东吴氏灭门一案的破获过程中，锦衣卫居功甚伟。若不是隐藏在当地的锦衣卫报告了那天大批官府的帮闲都不在县城，李琪还真没胆量把屠村事件向当地官府身上连系。顺着这个线索摸下去，最终一件惊天大案露出全貌。
浙东人心灵手巧，精巧之物到这里，如果有“钱途”，小到张五牌剪子，大到北平“辽东”牌四轮马车，不出一个月就能被百姓做出仿制品，价格当然只有真品的五分之一。户部尚书郭恒在浙江任上时就发现了这一点，伙同几个官员暗中指使当地百姓发展造假业，从中抽取提成中饱私囊。
到了户部任上后，郭恒因为挪用大笔公款导致户部帐目出现亏空，怕受到朝廷追究，所以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勾结工部侍郎麦志德等人，将宝钞的印版偷偷运到吴庄，找当地人印制了大量宝钞弥补所欠公款。去年底发现朝廷有意反贪，唯恐事情败露，就动了杀心，地方官员边源纠集了官府的编外差役和地方流氓冒充白莲教对参与此事的村落进行了屠村，几个村子没留一个活口。
“户部那几个侍郎招供了吗，郭恒印的钱钞都去了哪里”，朱元璋赐了李琪一个座位，等他喘息够了，微笑着问。
“他们也不清楚，他们每个人分得的赃款不到十万，郭恒家抄没的田产和其他财物折合银两也只有两百多万，不到这几年亏空挪用的十分之一，帐目被郭恒毁了，连去年被他们盗卖的应天府库粮的银子都不知去向，何况距离更久远的事情，浙江地方官黄文通、边源也把罪责全部推到郭恒身上，说是奉命行事”。驸马李琪叹了口气，老老实实的回答。朱元璋对审理这种案子没有太多耐心，归属给自己审理的这几个官员结局已经算好的，仅仅是全家被羁押。归属给锦衣卫审理的官员基本已经不成人形，包括他们的家人也受到严刑拷打，三木之下，还有什么东西问不出来，有些供词根本就是胡乱攀扯，有些供词里边明显是受人指使，借机打击政敌，再这样下去，整个洪武朝廷里找不出一个好官。
朱元璋又笑了一下，也跟着叹了口气。不知马皇后怎么选的女婿，几个女婿一个比一个心善，这个大女婿还是最好的，至少表面上还能疾恶如仇，那个武倔驴干脆躲到乡下不肯出来，新招的侄女婿曹振借口海面不太平，直接带着新媳妇下了南洋。那太子也是个菩萨心肠，终日念经一样在自己耳边给贪官的家人求情，却全忘了自己的祖父被贪官污吏害得连葬身之处都没有，也罢，你们这些年青人要做善人，坏事不如让老夫全做了，也好给后世的官员一个下马威，不至于欺负你们这些年青人心软。
笑容越变越冷，越变越冷，到最后眼睛中都透出一股阴寒来。坐在朱元璋斜对面的驸马李琪被这笑容弄得心神不宁，明明是四月的天气，窗外的夜风却有些透骨，让人背上寒津津的，毛发都一根根竖起。
“那边源和黄文通不肯说实话，就不必说了，明天早朝你把已经审结的部分给众臣说一下，就这些罪，也够他满门抄斩的。协从的那些浙江贪官一概剥皮，家产抄没，旁系子孙发往辽东，永世不得返回”。来自朱元璋的判决结果不出乎驸马李琪预料，一句话，轻描淡写，数千条人命就消失于尘埃中，无怪乎武安国要远远的躲起来，就是自己，也后悔把案子审得这么细，早知如此，能放过一个就放过一个了。
见驸马李琪神情有些古怪，朱元璋略带不满的问道：“怎么，你也觉得朕对这些贪脏枉法的蛀虫太狠了么，不杀狠些，怎给下一任官员做榜样，要么对百姓狠，要么对他们狠，朕总得选一样”！
李琪闻言慌忙站起，一边打恭认错，一边解释：“臣不敢，臣不敢，臣只是想起武侯曾经说的一些话，有些愣神”。
又是武安国，所有事情都坏在他身上。朱元璋听李琪这番解释，心情更坏，怒道：“那小子又嫌屁股痒痒了吗，上次的事情朕还没追究他，这回又暗地里给朕添乱，难道他以为于国有功，朕就不敢杀他吗”？
“万岁息怒，是臣路过处州，特地去寻了平辽侯一次，并非他给万岁添麻烦”！看到朱元璋的脸色越来越青，越来越没血色，驸马李琪内心更是惶恐，连忙替武安国解释。“平辽侯和臣在酒席间说起此事，对万岁铁腕除奸之举并无任何非议，还私下对臣说万岁是胸怀万民的千古明君，只是他没有做能臣之力，才不得不回避”。
这话才不会在武安国口中说出来，那个倔驴一条道跑到黑，你当朕不知道么？朱元璋白了驸马李琪一眼，知道是李琪在替武安国说情，说归说，真要把武安国杀了，老朱还真于心不忍，况且从锦衣卫口中，从来没听说过此人对朝廷有什么不忠之举，几次有意安排的试探，也都表明此人只是过于迂腐，并非成心不服从王命。只是这些心思不能让李琪知道，否则以他们父子和武安国的交情，绝对守不住秘密，一旦把话传到武安国耳朵里，恐怕此人将来更不好约束。
看看把李琪吓得差不多了，朱元璋又哼了一声，假做怒气未消的问道：“那姓武的佞臣到底说了些什么，你从实讲来。身为朝廷重臣瞒着朕私下往来，本来就是大罪一件，若今天说不清楚，休怪朕不念旧情，连你一并治罪”。
驸马李琪虽然在朝廷上为官数年，知道朱元璋的脾气，但平时处在这个不讲人情的老丈人的积威之下，此刻也分不清怒火的真伪，惊惶至极，阿谀之词滚滚而出，也分不清哪句是武安国的原话，哪句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万岁且息雷霆之怒，臣与武大人俱为驸马，路过处州，不见他一面与情理不和。武大人虽然避居乡野，心中还念念不忘万岁知遇之恩。他说万岁是胸怀万民之君，自然要行非常之事。特别是对陛下最近下令地方百姓可以随便上京告官，官府不得加害之旨，更赞为超越唐宗宋祖的英明之举……”。
“哦，在这小子口中还有称赞朕的时候，难得”！朱元璋冷哼一声，示意李琪继续向下讲。两个驸马在处州偷偷聚会的事，锦衣卫早有密报上来。朱元璋也知道驸马李琪不会背叛自己，但借此机会敲打一下李琪也是应该。做皇帝的只有恩威并施，方能保证臣子不生二心。若满朝文武都像武安国那样，和自己一言不和就跑回老家休养，这皇帝还有什么干头。
抹抹头上的冷汗，偷眼看了看朱元璋，李琪看到了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一向熟悉官场规则，处理事情八面玲珑的他知道基本上搪塞过去，接下来就是怎么把话说圆的功夫了。心放回肚子，口齿也慢慢伶俐起来：“武侯说万岁此举的确是为了百姓着想，让地方官员胡作非为时有所顾及，只是实行起来有点麻烦”。
“什么麻烦，难道还有官员敢不尊朕的旨意吗”？朱元璋的声音又带出了一些不满。
驸马李琪不再看朱元璋的脸色，低着头说道：“民可告官，这个办法本来不错，只是有些地方距京城千里之遥，百姓受了委屈，未必有上京告官的路费；凑齐了路费，他们也未必能及时赶到京城；进了京城，刑部或吏部未必肯接状子；接了状子，大多数情况下也会发回原地重审，又落到原来的官员手中，反倒被地方官员得知的消息，消灭了罪证，弄不好反而要吃他的亏。那些官府的帮闲，整人的办法多得很，武侯爷叫这些手段为合法伤害权，包管让受害者有苦说不出…….”。这些其实都是李琪根据多年巡视地方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借着武安国的口说出来，可以免去不少麻烦。所以他一一道出，还根据巡视浙东和苏州两地的实际情况，举例说明。并在最后总结道“真正受了官府委屈的，未必有告状的能力，真正能到京城告状并直达天听的，大部分都是经过了层层筛选，掺杂了其他目的。官员们不检点自己的行为，反而趁机以此对万岁证明这条政策的失误，请废此策。转了一圈，又回到官府无节制的欺压百姓这个起点上”。
朱元璋这次真的叹气了，力不从心的叹气。自己原以为可以维护百姓利益的好招数，被驸马李琪这么一分析，原来一文不值。自己当年起兵，就为了建立这样一个朝代吗？唐太宗反贪，宋太祖反贪，开国的皇帝知道民间疾苦，反贪不遗余力，其子孙皆肉食者，就反得越来越懈怠。志向高于云端，现实却如此无奈。这一刻，他真得觉得自己有些老，老得无力在现实中呼吸。挥挥手示意李琪坐下，颓废的说道：“朕知道了，已经有大臣告诉朕千里来告官的都是些刁民，难道真的没办法约束这些贪官吗”？
“臣倒有一个主意，请万岁定夺”，雨过天晴，现在终于回到了他和武安国预先想做的事情上。
“讲，如果是替贪官求情的话，却也休提”！
“臣不敢，臣此番出巡浙江，看到这些贪官污吏前仆后继，浑不畏死，当时心中非常颓废。后来和武侯反复商议，觉得未必没有杜绝官员作弊的办法，况且皇帝一心为民除害，臣等也该为君分忧”，说完，将一份厚厚的奏折拿出来，放到朱元璋面前的书案上。
一看上面的拙劣字迹，朱元璋就知道奏折中一大部分是出自武安国的手笔。他终于向朕屈服了，老朱心中比夏天喝了绿豆刨冰还舒服。不管这奏折上策略有没有价值，至少朕赢回了这一局。
武安国和李琪各自完成奏折的一部分，合起来有五个金币那么厚。朱元璋慢慢的在灯下翻看，时而摇头，时而点头。
其实这已经算不上奏折，而是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剖析了目前暴露的贪官和白吏重灾区，浙江和苏州两地白员泛滥和官员贪污的实际情况、起因、以及对朝廷政令执行的影响。并且试探的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分散官员的权力。
“其权也极，其贪亦极，上下交通，而民之哀声不闻”，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依赖上级官员的监督，相当于没有监督。这肯定是武小子的原话，朱元璋叹息着想。奏折经过驸马李琪的修饰，看起来已经没有那么多让人不愉快的锋芒。在报告的最后，李琪请求，充分利用起这些年朝廷册封的那些无禄爵爷们的力量，让他们为皇家服务。
“这可行吗”？朱元璋摇头，继续向下面看武安国陈述的理由。老朱不是没做过依赖民间力量的试验，贫苦出身的他天生不相信官员的清廉。洪武四年第一次反贪，除了株杀贪官外，他曾经让户部彻查天下粮田，任命拥有土地多的大户充当粮长，代替官员行使收税的权力。他曾经认为本乡大户对小民有仁爱之心，不会欺负本地人。可没过两年，他就发现了大部分粮长心肠比官吏还黑，他们非但不缴自己应上缴那份粮税，还把自己的土地分到各自的亲戚名下，欺骗官府。更有甚者，居然吊打百姓威逼别人替他们缴纳赋税。在编册的时候，则从中捣鬼，多加征派，中饱私囊，甚至发生谎报灾情，将所有赋税据为己有的事情。朱元璋盛怒之下，杀了一百六十多个粮长，分权之事由此做罢。
“百官治世不可无权，专权者滥，极权者苛，古今不易……”，这是谁的原话，怎么不像武小子讲出来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武安国的奏折中提出的办法就是制衡，无论权力掌握在官员手里，还是百姓手中，运用权力时必须防止滥用和腐败。朱元璋先前“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之；畏监督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的举措就比较圣明，但官吏彼此制约监督的力量有限。现在因为战功和捐献获得荣誉爵位的百姓越来越多，他们拥有帝国赋予的荣誉，也有个人的财产，所以建议朱元璋充分利用他们作为帝国的支撑，将监察官员的权力下放下去，不是唐代以来采用的那种简单告密式下放，因为那样容易给不法之徒钻空子，历史证明其结果很有限。同时也不是采用宋代元丰年间那种“在尚书都省设置御史房，主行弹纠御史案察失职”式的权力交替。而是把地方官员的任命权力和罢免权力分开。由朝廷通过科举和推举制度选拔官员，而官员在地方公干期间，其权力要接受地方“有爵之士”的监督，升迁考核依赖地方士绅而不是上司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