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明

府的剃令，让有着崇高自尊的汉民族改易装，招致了强烈的反抗，仅江阴一县，为反
剃起义，战死，自尽，被清军屠杀就多达17万人。全中国为反剃而被清军屠杀又有
多少人，实难统计，剃令不仅是对汉民族的极大污辱，更是对汉民族集体自尊和自信力
的毁灭性打击。直到太平天国时，号召起义的有力动员辞仍是”复我衣裳”！剃令使汉
民族数千年的式，衣裳传统陡然蒙难。”唐制衣冠荡然无存”还是其表，使汉民族从此
失去了骄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其影响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此固我皇汉人种
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百度搜索更新最快)”（《
革命军》）。
比剃令更阴毒的精神统治是祭孔，多尔衮刚一入关，就祭拜孔庙，一边杀人一边祭
拜孔庙，孔子的地位也达到”集千圣，等百王”的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但这一切都是
假的，孔子后人曾请求保留延续3ooo多年孔家衣冠，”一乃旧制未之或改”，但遭到清政府
的断然拒绝！清政府特别重视利用理学这一太监学说奴役宰制汉民族的精神。理学第一
次由在野成为官学，就是在异族入主中原的蒙元之时，做为非凡的政治家，忽必烈有着
敏锐的嗅觉，把理学做为官学，极有利于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忽必烈并以”儒教大
宗师”的名义号令天下。但忽必烈的后代少有他这样的智慧，蒙元一朝，文治相当差劲
，甚至连科举这一收买人心的举措也常常荒废。清则承继了蒙元的铁血政策，更比蒙元
大大的狡猾，使有清一朝267年”右文之盛，前古罕见”。
这右文之胜不仅表现在康熙的《举博学鸿儒诏》，特别的盛举是四库全书，有目的，有
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汉民族英雄史进行空前绝后的荼毒，鲁迅先生说：”对我最
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
，到的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其实这大家早忘了血史，四库全书还是功不可
没的。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阴毒，不是焚书，而是”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
，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即”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
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应该说，经过清267年的精神奴役，清政府基本上
达到了使汉民族忘记血史，永不会觉得汉民族中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的目的。在此就不转
录那些中国古书与被删剜套改的对比原文了，只要稍加对比，即足以令人惊骇，总之”清
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亡的岂只是古书，失去了的岂止是式，衣冠，这是汉
民族精神传承的大断裂和大毁灭。清政府虽口唱”满汉一体”又特别特别的推崇理学但都
不过是用理学去奴役汉民族的精神，清统治者自己则清醒的很，决不喝理学这副毒药。康
熙训谕诸子”宜以时娴习骑射”，即不许汉族尚武，但念念不忘训喻诸子尚武，对于个别
的经不住诱惑的迷途羔羊，沾染了汉族文人的不良习气的，则大加严惩。乾隆三十一年，
皇子永星在一幅题扇诗中落款”镜泉”，被乾隆现，大动肝火遂杖责并训谕皇子，不可
仿效汉人陋习而改变满洲世代淳朴，重骑射的传统，若任其展则衣冠尽改（注意衣冠
尽改！）国体败坏，并告诫皇子师傅不可助长皇子重文之气。清统治者对汉族有骨气，有
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是恨之入骨，象雍正那样不惜把吕留良挫骨扬灰。
到近代，满汉矛盾也成为阻止中国前进的一个重大阻碍和动荡之根源之一，第一次鸦
片战争时，八旗军队就曾和绿营火并，原因不用说就是长期种族压迫所制，太平军召令
起义的口号之一即是”兴复久沦之境”，”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拖一长
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
，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夷其九族，是欲绝中
国英雄之谋也”（杨秀清《奉天讨胡檄》），直到孙中山，从早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到三*民*主义，其第一主义乃是民族主义。”那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
…满洲人入关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到满人也是认得，总不
会把来当做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陈天华也说：”这种族感情，是从胎里带来的
”（《警世钟》），正是这种种族观念，使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
”。辛亥革命先是民族革命，从军事早看，辛亥革命十分混乱，草率，苍惶，但民族意识
，一旦觉醒则如星火燎原。我们大家都在中学课本上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
参加起义，虽有建立共和的志愿，但主导的精神力量还是”克复神州，重兴祖国”。这
民族压迫，不仅表现在精神思想文化领域。对现实的经济政治，军事更有实际的作用。百日
维新，维新诏书象雪片一样传出，但不曾有一纸诏书要改革八旗，其实这八旗已经是彻
头彻尾的一群废物，满清对此一清二楚，否则也不会有湘军，淮军了，但八旗和绿营每
年耗银达2ooo万两，约占清廷财政收入的1/4，实在高的吓人，而湘军每年经费只有15万
两。本人在《白银舰队》中已算过一笔帐，诸位再算算每年2ooo万两，几十年下来是十
几个亿？可以再建多少个白银舰队，清廷将国库收入的1/4用于百无一用的八旗和满人
控制的绿营，仅从经济上讲，就是阻碍中国近代军事现代化的最大阻力，而日本把每一
个铜板都用于舰队建设，这甲午之战焉能不败？败了之后，则”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
欢心”，刚毅说的更明确，更透骨”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汉人强，满人亡”！清2
67年对汉民族精神文化进行系统的全面绞杀，使我汉民族道统中殂，在近代又防汉甚于防
贼（如前述每年2ooo万两养八旗），在文化和实际利益上都给今天中国留下了难以弥合
的深创巨痛!!





乱明 钱谦益的史学贡献
明末清初，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东林党人物叫钱谦益，人称“两朝领袖”，精于史学，立志修“明史”。(请记住我们的 )明末，钱谦益曾撰修《历朝实录》，存放在北京太液池畔的“蕉园”，后李自成火烧明皇宫，“蕉园”也没能幸免。清初，钱谦益又收集了完备的明代史料，编写了达二百五十卷的明史稿，藏于自家藏“绛云楼”，后也毁于一场大火。钱谦益曾叹曰：“乌乎！甲申之乱，古今图籍书史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他认为:“汉晋以来，书有三大厄。梁元帝江陵之火，一也；闯贼入北京烧文渊阁，二也；绛云楼火，三也。”又在《蕉园》一诗中写道：“蕉园焚稿总凋零，况复中州野史亭。”他把存放在蕉园内的《历朝实录》叫正史，把存放在绛云楼中的明史稿叫野史或半野史，而绛云楼又叫“半野堂”。所以他所编修的明史，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已经在喧阗一炬中化为了灰烬。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世称虞山先生，是明末清初重要史学家。他在明代历任翰林院编修等史职，入清后官至礼部右侍郎，充明史馆副总裁。钱谦益本身隶东林，但先谄事阉党，后迎降仕清，其人品颇受人非议。然而客观来讲，他的史学建树，特别是在明史考证方面的成就不容抹煞。
一、钱谦益从事明史考证的缘起
明初以降，程朱理学日益沦为科举考试的工具而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知识分子为了现实的利益，纷纷放弃皓穷经、严谨求实的古学传统。正如顾炎武所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
自明中叶弘治以后，沉闷的思想界才慢慢掀起新的波澜。先，在理学内部，作为程朱理学的反动，王阳明“心性”之说异军突起，风靡一时。其次，不少人厌恶当时简陋、苍白的学风，纷纷回头，希望从古典的传统中汲取营养。经学上“汲古通经”思想与文学上复古主义思潮交相兴起。一方面，“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必然求诸古学考证。另一方面，经学与文学向传统复归也促进了学术考证的勃兴。正如朱希祖所说：“当李梦阳、何景明之辈倡言复古也，规模秦汉，使学者无读唐以后书；非是则诋为宋学。李蟠龙、王世贞辈继之，其风弥盛。然欲作秦汉之文，必先读古书，欲读古书，必先能识古字，于是《说文》之学兴焉。”
提到明代的考证学，杨慎是公认的第一人。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明代著名学者。他博学多识，精通古文字、地理、职官、掌故等，有《丹铅录》、《丹铅余录》、《丹铅摘录》等考据名著传世。杨慎考证的范围十分广泛，上至“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人技能、草木鱼虫，靡不穷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杨慎以后，“士人因其特殊之身世，繁博之学识及反宋学之先锋，故群而效之。考据学风自骎骎然盛矣。”陈耀文、胡应麟、王世贞等一批学者纷纷起而纠正杨慎的讹误，从事考证研究。考信求实的思潮由此兴起。
明代中期考信求实风气的兴起，是钱谦益走上史学考证道路的时代背景。当然，师友们的感召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王世贞是明朝文学复古派的领袖，以史事考证见长。《史乘考误》是其史学考证名著，对后世有很大影响。钱谦益先世与王世贞家有很深的交情，他称王世贞是“吾先世之契家也”。由于年龄的差距，钱谦益并不曾亲身领受王世贞的教诲，但王世贞对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自幼对王世贞极为崇拜，刻意模仿、学做复古派文章。中年以后钱谦益虽然受嘉定学派的熏陶，改弦更张，服膺“通经汲古”之学，但无论从人品还是从学术上，他对王世贞始终特别尊重。甚至他走上考辨《实录》的治学道路，都受到了王世贞的影响。同王世贞一样，钱谦益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修成一部高质量的《明史》。然而，明代的史学混乱不堪，欲修《明史》必须先考证史实。
二、《太祖实录辨证》征论史籍分析
钱谦益明史考证成就，主要体现在对元末明初历史的考辨上。明初史臣对太祖朱元璋出身草莽，并曾依附于龙凤政权的史实，讳莫如深，三次改《太祖实录》，“像梳篦一样地将不利于朱元璋形象之处过滤掉了。”另外他们对朱元璋杀戮功臣也极力掩饰，致使这段历史真相被长期埋没。要着手明史，必须先还原历史本来面貌。钱谦益搜集了大量公私史料，经过精审的考核，严密的论证，编成《太祖实录辩证》五卷。
我们对《太祖实录辩证》所征引的相关史籍作一归纳，便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其征引的史籍以野史和家乘为主。特别是大量征引了明初开国功臣的神道碑文和家传、行状，种类多达2o余种。钱谦益考辨的重点是《太祖实录》中有关开国功臣事迹的隐讳、不实之处。这些碑文、行状虽然零散、杂乱，甚至也有虚美、错谬的地方，但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在某些方面与成于众人之手而又屡经删改的正史相比，文献价值更高。{读看 看}钱谦益以此与实录对勘，纠正了不少实录的错误。比如：《明太祖实录》载：乙未（1355）七月太平之战，朱元璋派遣徐达、邓愈、汤和引兵与陈野先迎战，又令别的将领包抄其后，遂生擒陈野先。事实是否如此呢？钱谦益依据《宁河神道碑》与《东瓯神道碑》互相比证，得出结论：在太平之战中，是朱元璋亲自率领汤和迎战陈野先，而徐达与邓愈是作为奇兵，绕道敌人的后方合围、夹击获胜的。
其二，钱谦益于各家私乘中征引次数最多的是黄金的《开国功臣录》，为16次。其次为郑晓和王世贞的作品，分别达13次、12次之多。黄金的《开国功臣录》历十几年完成，较为详细地收录了明初5oo余位功臣的事迹。这部书广征各种史料，很有参考价值，所以成为钱谦益征论、考辨的重点。郑晓和王世贞均在当代史研究方面有高深的造诣。郑、王关注的焦点，更是钱谦益尤为注意的地方。钱谦益考核、覆，纠正了他们不少疏谬之处。
比如：《明太祖实录》载永嘉侯朱亮祖病卒于洪武十三年（138o）。郑晓考证出朱亮祖之死乃是受胡惟庸案的牵连所致，但对实录所载的具体死亡时间没有提出异议。钱谦益据《御制文集》纠正了这个疏误，指出朱亮祖死亡的时间应当在洪武二十三年（139o）。
对于宜春侯黄彬的结局，《明太祖实录》只说：（洪武）十二年（1379），宜春侯黄彬往临清练兵。并未直接说明他的死因。黄金在《开国功臣录》中记载：黄彬（洪武）十二年练兵临清，召还后数年卒。郑晓认为，黄彬于洪武十二年（1379）受到胡惟庸案的牵连，后来又得到朝廷的宽恕，数年之后卒。王世贞则指出黄彬死于洪武十七年（1384）。钱谦益根据实录隐微书法推断：“实录不书卒之例，知其非令终也”。黄彬确实受胡惟庸案的牵连，但并非如郑晓所言又得到朝廷宽恕。黄彬之所以没有立刻伏法，是因为他的党事在洪武二十三年才被揭。
其三，《太祖实录辩证》另一个突出的特色是参考了不少包括朱元璋诏书在内的秘府档案。其中，《昭示奸党录》与《庚午诏书》分别被征引了12次、9次之多。这些珍贵的档案是他利用参修《明神宗实录》的机会见到的。钱谦益据此纠正了《明太祖实录》以及其它私史很多讹误不实之处。
比如，关于东胜侯汪兴祖被授予封号的相关史实，史书记载不一。《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四年（1371），追封汪兴祖为东胜侯。而黄金《开国功臣录》则认为东胜侯是在洪武三年（137o）加封的。孰是孰非，难以确定。好在《昭示奸党录》第二录中载有汪兴祖因杀死俘虏之过而被贬海南一事。钱谦益据此推知，汪兴祖东胜侯的封号确是封于洪武三年（137o），只不过由于他私自杀害俘虏而获罪。朱元璋之授予他封号，而不授予其“封侯铁券”，直到洪武四年（1371），汪兴祖战死，才彻底恢复了他的封号。
三、钱谦益史学考证的方法与特色
辨别是非，还原真相，是修史最基础、最艰难的一项工作。《太祖实录辨证》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凝结着钱谦益几十年的心血。细归纳其考证原则与特色如下：
（一）国史、野史、家史互相对勘比证
对于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史实，《实录》多讳而不书。野史的记载也莫衷一是。要弄清功臣结局的真相，就必须对各种史料进行对勘、比证。
钱谦益对杨宪之死的考证就体现了这一原则。《明太祖实录》对杨宪之死记载是：“杨宪嗾使侍御史刘炳劾汪广洋，又教炳诬奏刑部侍郎左安善。上下炳于狱。太史令刘基尽宪奸状及诸阴事，令群臣按问伏诛。”《实录》认为杨宪被诛是由于刘基告所致。然而，这种说法与诸野史的记载均不一致。黄金《开国功臣录》与刘辰《国初事迹》都认为告杨宪的是李善长，而不是刘基。且《国初事迹》对这件事有详细的记载：“杨宪为御史中丞，太祖尝曰：‘杨宪可居相位’，数言善长无大才。胡惟庸谓善长曰：‘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宪因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奏排陷大臣，放肆为奸等事，太祖以极刑处之。”
钱谦益比较各种说法，结合明初党争的事实，认为刘辰的记载比较可靠。先，杨宪与李善长、胡惟庸互相结党、排击确是实情；其次，杨宪弹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趁机又攻击杨宪。钱谦益认为，李善长与杨宪素有矛盾，而杨宪又一直有取代李善长为相的想法。李善长抓住朱元璋对杨宪不满的机会来弹劾杨宪，并非出于同情汪广洋，而是想要趁机搬倒自己的心腹之患杨宪。再者，钱谦益又考察了刘基的行状与实录中刘基本传，均没有记载刘基告杨宪之事。并且其行状中又说：“公与宪素厚”。可见，刘基与杨宪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刘基没必要置杨宪于死地。经过仔细地分析、比勘，钱谦益最终认为实录的记载是错误的，杨宪被杀是由于受到李善长的告所致。钱谦益还进一步分析，实录之所以错载此事，大概是由于刘基曾经说过杨宪不足为相的原因。
（二）以诗证史
王世贞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观点，不仅提高了史学的地位，更扩大了史学家的历史视野。钱谦益继承了王世贞的史学思想，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他的《列朝诗集》便基于以诗存史的理念。他的明史考证也鲜明地体现了以诗证史的特色。
1.关于张士德被擒
张士德是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的弟弟。《明太祖实录》记载张士德被擒一事如下：士德以丙申二月据平江，秋七月授陵，中山武宁王设伏擒之。即认为张士德是于丙申（1356）年七月被中山王徐达擒获的。陈基为元末的儒士，曾经受恩于张士德。他于癸卯（1363）年渡江使淮，路过虞山时作了一咏叹张士德的诗：
一望虞山一怅然，楚公曾此将楼船。间关百战捐躯地，慷慨孤忠骂寇年。
添海欲衔精卫石，躯狼愿假祖龙鞭，至今父老犹垂泪，花落春城泣杜鹃。
钱谦益反复吟诵这诗，觉得诗中所记张士德在“虞山”、“捐躯”一事与实录有出入，由此引了他对张士德被擒时间、地点的怀疑。他列举了大量史料，纠正了《实录》的错误，考证出张士德应该于丁酉（1357）年在常熟的湖桥被擒。
2.陶安调任黄州的时间
《实录》记载，陶安被任命为黄州府知府在辛丑（1361）年九月，五年以后又调任饶州府知府。而徐纮之《集传》与谢理的《太平人物志》均认为陶安是于癸卯（1363）年被任命为黄州知府的。那种说法正确呢？钱谦益据陶安自己的诗文作了详细的辩证。壬寅年，陶安《忆别》诗中有：“七年同在省东厅”[4](三p2111)的诗句。由此可知，从乙未（1355）年至癸卯（1363）年，陶安一直在金陵，不可能于辛丑（1361）年出知黄州。陶安在甲辰（1364）年又有诗曰：“今年春二月，玺书命守土，两日抵其州，又值连月雨。”[5](三p2111)则他出任黄州知府的具体时间应该为甲辰（1364）年无疑。
（三）实事求是，存疑存异
史家不仅要广闻博识，更须有缜密的思维和严谨求是的学术素养。考证严谨，以疑传疑，不妄下结论是钱谦益历史考证的重要原则。比如：
对曹国公李文忠的死因，史家记载不一。俞本的《记事录》认为，李文忠生病以后，淮安侯华中侍疾进药，李文忠饮药后死去。王世贞《史乘考误》认为，李文忠招纳了很多门客，招致朱元璋的不满。后来朱元璋找借口尽杀其门客，李文忠很害怕，自缢身亡。钱谦益参阅各家相关记载，对华中进药一事表示怀疑。对于李文忠具体死亡原因，由于没有可靠的史料支持，他只能感叹“若曹国得罪之故，史家阙如，无可考证，吾不得而知之矣。”
据《实录》记载，东川侯胡海死后，朱元璋亲自辍朝为他致祭。国史也郑重为其立传。这样看来胡海是不是得到善终了呢？对此，黄金持肯定态度，认为“当时党论一兴，元功宿将惴惴焉朝不谋夕。海独能摆脱众中，一辞莫逮。卒荷宠灵，考终牖下”。钱谦益怀疑胡海是受胡惟庸案牵连而被杀的，但是又没有确切的史料来证明，不好妄下结论，只能表示：“东川之有罪与其得免，则史既不书，他亦无可考也。
钱谦益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令人敬佩。
综上，钱谦益明史考证的重心是元末明初之际的疑案。钱谦益广征史料，参考诸家记载，详细地归纳、考证，揭示出很多历史真相。其不少考证结果便直接体现在清朝官修《明史》中。
四、钱谦益的史学影响
钱谦益对明代史事的考证和著述，对于清代官修《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试细论之。
第一、有关传记影响
钱谦益交游广泛，文笔优美。明清之际不少遗民、故友以碑传、铭文相托。此外他的《列朝诗集小传》也挖掘、搜罗了明代很多诗人、儒士的生平事迹。这些为撰修《明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甚至《明史》中有关传记就是以钱谦益的作品为蓝本，加以删节而成。特别是史官尤侗所撰之《文苑传》初稿，只是略加删节，几乎全部录用钱谦益的原文。后来汪由敦在《史裁蠡说》中说：“文苑则取其制作可传者，或关系一时风气，如前后七子、袁道宏、钟惺之流，略为论列流派。否则不必滥收。未可以钱谦益、曹能始之品题据为定论也。”(《明史例案》卷4之《汪文端史裁蠡说》)但是细观《明史·文苑传》修改后的定稿，很多地方仍然与《列朝诗集小传》吻合，只是在表达上更精炼了一些。试抄录钱谦益、尤侗以及《明史》对何良俊的记载，对比如下：
《列朝诗集小传·何良俊传》
良俊，字元朗，华亭人。少而笃学，二十年不下楼，或挟荚行游，忘堕坑岸，其专勤如此。与弟良傅，字叔皮，同学。叔皮举进士，官南祠部郎，而元朗以岁贡入胄监。时宰知其名，用蔡九逵例，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元朗好谈兵，以经世自负，浮沉冗长，郁郁不得志，每喟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居三年，遂移疾免归。海上中倭留青溪者数年，复买宅居吴门，年七十始归云间。元朗风神朗澈，所至宾客填门。妙解音律，晚畜声伎，躬自度曲，分寸合度。秣陵金阊，都会佳丽，文酒过从，丝竹竟奋，人谓江左风流，复见于今日也。吴中以明经起家官词林者，文徵仲、蔡九逵之后二十余年，而元朗继之。元朗清词丽句，未逮二公，然文以修谨自励，蔡以刻见讥，而元朗风流豪爽，为时人所叹羡，二公始弗如也。元朗集累万言，皇甫子循为叙，又有《何氏语林》、《四友斋丛说》行于世。尤侗撰《明史·何良俊传》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