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兴

    剩下的洞蛮如果不愿改土归流，编户齐民，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到1799年上半年，借助大理王室行刺案，帝国已经把周边所有外蕃整体清理一轮，唯一得到赦免的，只是高丽郡王和西域跟秦国一起征讨帕尔斯的8个国家而已。

    而帝国的外蕃势力，被严格限定在1200个以内。

    ……

    共和1798年年末，徐世杨抵达金陵参加今年的年终会议。

    此时，因为大理案而引起的风暴远未到平息的时候，不出所料的是，此案除了把大理王室牵扯进去之外，还波及了帝国国内的许多人。

    包括绿林，以及江南的很多豪门勋贵。

    前者徐世杨也得承认他们是罪有应得，毕竟当时参与袭击的人中至少有一半是中原来的汉人侠客。

    但后者，徐世杨认为这里面有一大半人是被牵连了。

    理由很牵强——参与行刺案的侠客里面，有一些给江南的豪族当过护院，而江南豪族大多有亲戚、朋友、同学、师生之类的关系。

    于是，瓜连蔓引，整个江南几乎所有豪族、士绅，都被牵扯到这次要命的大案里面。

    所有人都知道谋逆是什么意思，大家也能大概想到，新朝肇始，照例应该是杀些前朝的猪吃肉的。

    可这次杀猪，是不是能杀到自己头上，或者到底是直接杀死还是只切一块肉尝尝，这都是可以“议价”的。

    于是，所有豪族都在倾尽家产，四处托关系走动，想要得到脱罪或赦免的承诺，或者拿些钱财来消灾也行。

    但刑部的专案组不为所动，开始按那些被俘江湖人的口供，按远近关系搜查涉案江南豪族的家。

    这一查不要紧，一个更大的问题被揭露出来：

    在浙省湖州，当地一豪门庄氏，累世积富，于前周灭亡后，开始自行延揽名士，编写《周史》。

    给前朝编史，一直是汉人士绅最热衷的工作之一，因为若是真的成书，这就是名流千古的大功绩。

    只不过编史这种事也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你很难揣摩新朝对旧朝历史的态度，但若是屈从与新朝的权威，而修改某些历史，那么参与编写和出书的士绅不仅不能得到士林的赞颂，甚至有可能成为大家唾弃的对象。

    庄氏之所以敢编写《周史》，一个原因是帝国毕竟没有对大周的宗室怎么样，这让他们误以为帝国应该不会特别在乎这段历史。

    另外一个原因是，参与编写的士绅，都是儒林名流，门生弟子无数，称的上桃李满天下。

    庄家觉得，就算帝国再怎么骄横，也不至于疯狂到把这么多名士全问罪的地步吧？

    于是，他们壮着胆子开始编写《周史》。

    一开始，帝国确实没有对参与这项工作的士绅怎么样，只是有人暗戳戳警告他们，不要把一些事写进史书中。

    大家觉得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警告，那么事情应该没那么坏，因此工作得以继续。

    结果，到了《周史》基本编写完毕的时候，却突然爆出大理刺驾这种惊天大案，一切就突然急转直下。

    首先是，刑部查明，当初去大理参与刺驾案的武林豪杰中，有几个曾经是庄家的座上宾，所以很难说他们去大理是不是受了庄家的指使。

    庄家对此事不断喊冤，那几个大侠确实曾经在自家住过几天，庄家也确实给了些盘缠，但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而且只是略尽地主之谊罢了，不单单是他们，别人上门，不管是成名的侠客还是游学的士子，乐善好施的庄家也会帮衬一二。

    但这些话无法说服刑部，更何况，一个叫做查继佐的前周举人，突然上告刑部，说他有庄家谋反的证据。

    而证据就是那部《周史》，这本书上，明确标明，帝国皇帝曾经当过大周的节度使，理论上应该是大周的臣子。

    那么，华夏帝国自立又反吞并大周，实际上应该算是谋反。

    好了，这一下彻底说不清了。你在书上说帝国谋反，那么自然就是对帝国心怀不满，对帝国心怀不满的人参与谋反，这简直太正常了对吧？

    庄家只能高声喊冤，帝国皇帝当过大周的节度使，这本就是天下皆知的事，把这事写在史书里不是很正常嘛？

    至于评价，书的注解处写的很明白，那是前周首相文仲的看法，站在他的角度上，帝国可不就是谋反吗？

    庄家只不过是收录了大家对此事的看法而已，所谓华夏谋反，真不是庄家的观点啊！




第750章 徐世杨的意见
    自打太史公开始，汉人写史书这种事，本就讲究一个兼听则明。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个时代的人未必能搜集到足够详实的史料，很多事情必须通过别人转述或者议论来旁敲侧击，获得最接近真相的历史片段。

    另外，对某个历史事件，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若是只取一家之言，未免有失颇偏。

    所以最好的史书，应该是把所有能够搜集到的观点和对事情的论述，都尽量编入史书，以供后人评判。

    当初太史公就是这么做的，他在一些更接近上古传说的历史上，也只是抱着姑且信之的观点记载的。

    庄家写《周史》，也是同样的做法，他们不可能不收录作为历史亲历者的大周宰相文仲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不管他们自己是否赞同。

    然而，就是这个写史的传统，让庄家还没洗清刺驾案的嫌疑，就又陷进了另一个巨大的漩涡。

    虽然都有些牵强，但这两个案子坐实任意一个，都足够把庄氏抄家灭族了。

    徐世杨本人是1798年底，抵达金陵后才得知有这么一件案子的。

    他看了刑部对庄家各人的初期审讯记录，以及内阁诸位成员对此案的评价，然后又看了看庄氏编写的《周史》。

    根据审讯记录，庄氏曾经的门客确实参与了大理刺驾案，但那个大侠也确实已经五年没跟庄氏联系过了。

    所以，如果说庄氏是刺驾案参与者之一，那么的确还需要更多证据。

    但若是真的所有参与者都诛九族，那么庄氏作为嫌疑人之一的确应该受刑。

    至于《周史》案，这个事实认定非常清楚，庄氏确实在他们私自编写的史书中收录了文仲对华夏的评价，那评价也确实是把华夏对大周的吞并说成谋逆。

    但是否因此定罪，以及如何定罪，这个就不是下面的办案人员能够决定的了。

    内阁对此事的看法有些两级分化。

    礼部、吏部、户部三位尚书认为此事根本不值一提，文人写个史就算谋反的话，这谋反未免也太容易了一点。

    但刑部、工部和兵部三位尚书认为这就是谋反，不能因为对方孱弱来否定对方谋反的意图。

    何况，再小的威胁也是威胁，应该扼杀与萌芽之中。

    三位辅政大臣中，首辅认为庄氏算是谋反，两位次辅认为不算，看起来似乎是为庄氏开脱的人略占上风。

    但两位更关键的人物中，皇帝认为应当严惩庄氏，而太子徐世杨刚刚得知此事，尚未表态。

    因此，徐世杨的态度，就成了决定庄氏命运最关键的一票。

    这不仅仅是内阁支持哪一方的人多的问题，还因为徐世杨才是帝国真正的最高统治者。

    简单来说，徐世杨拥有一票否决权。

    实际上，徐世杨觉得，大家对此时的评价，完全取决于各自的立场，或者说：P股。

    比如刑部，非要定庄家的罪，主要是为了显示刑部工作的积极性和成效——破获这种谋逆大案对刑部来说是可以对外宣扬的功绩。

    而工部和兵部，主要是因为他们属于徐世杨的嫡系，代表帝国的军功贵族集团，是当初灭周（以及其他国家）的主力，因此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功绩被人抹黑成“谋逆”。

    皇帝想要严惩庄家的理由也是如此——他不希望自己被人说成得位不正。

    至于反对严惩庄家的内阁成员，理由就简单的多了——礼部认为史家写史书本来就是这样，这件事情很正常。

    就算是官方今后编写周史，最好也把文仲对帝国的评价收录进去，这样至少能显得帝国大度。

    吏部、户部，以及两位次辅大臣也是差不多的想法，而且他们觉得帝国吞周算不算谋逆，其实是件很无所谓的事，因为事实就是帝国赢了，大周输了，这就足够了。

    至于徐世杨……

    真有意思。

    这是帝国皇太子对此案的第一个评价。

    大家不明白此案到底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徐世杨的记忆中的历史上也有一个与之非常类似的案子。

    他记得，那件案子似乎也是湖州一个庄姓财主延揽天下文豪，给已经灭亡的前朝续史，结果被姓查的告发，引来了族灭之祸。

    不过，那个时代，庄氏遇到的是以残暴著称，以蛮夷代华夏的鞑子政权。

    而这个时代的庄氏，很幸运的遇到了以民族主义立国的华夏。

    “汉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自然也有把这个时代发生的事完整而正确的记录下来，流传后世的权利和义务。”

    徐世杨在案件样本的背后写到：

    “我的意见很简单，不管那些对帝国的评价是不是他们自己的看法，这都构不成犯罪，自然更不是什么谋逆。”

    “何况我可以确定文仲确实说过这些话，若是要定谋逆，那得先从楚国把文仲抓回来。”

    “实际上，这个案子反而让我觉得那些旧文人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所以我允许庄氏继续编写《周史》，而且我允许他们查看前周的馆阁档案，和帝国内部十年前的档案资料——我不是不允许他们查看更多资料，而是因为帝国会议档案有十年保密期，等秘期过了之后他们再逐年查看吧——反正编写史书这件事，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完成的。”

    “所以，周史案根本就不该存在。至于刺驾案，请刑部查找切实证据，如果庄氏并未参与，那就不要牵连过广——即使连坐，我认为牵连三辈人（父辈、子辈、平辈）就已经很严酷了——要记住，对待汉人，我们应当有更多耐心和同情心，以后只要不是十恶不赦，对汉人罪犯，应当本着‘少杀少判，宽大处理’的原则办事。”

    “还有，跟庄允诚（明史案主犯）说一声，我希望有机会亲自给《周史》做序。”

    “啊，还有，派人查一查那个诬告庄氏的查继佐。”

    最后这句话纯粹处于徐世杨对这个人的私人恶感，但估计得到暗示的刑部不会对他手下留情。

    这样的人，说他一声光明磊落是不可能的，总有些把柄可以抓住，然后就能让他尝尝上纲上线的滋味了。



第751章 民心1
    徐世杨对周史案的裁决，让很多人感到十分不解。

    按理来说，这样涉嫌诽谤皇家的行为，就算不入刑，应该也不至于还能得到皇太子亲自作序这样的支持才对。

    这绝对算得上对庄家的赞扬了。

    当然，这决定，让那些旧文人也觉得，徐世杨这个人虽然嗜杀好斗，野心勃勃，但这气量确实够大度。

    若是再仔细想想，就会有人发现，徐世杨这种大度其实只对汉人，对其他民族他可是从来不会手下留情。

    而徐世杨那个“对汉人少杀少判，宽大处理”的论罪基调传出来后，市面上对他的评价开始逐渐变得混沌不清起来。

    在以往的几年，特别是帝国吞并大周统一天下之后，对徐世杨评价最高的是老百姓，因为他们终于过上了平稳的生活，再也不用担心朝廷为了满足鞑子的岁币而根括百姓的财产，再也不用担心外敌入侵到自己家乡烧杀抢掠。

    甚至连占山为王的强盗匪徒也变得少了很多——民兵的火枪可不是吃素的。

    甚至连行会，都因为各路大侠的覆灭而不存在了。

    帝国银行的贷款利息很低，而且没有利滚利，还可以分期偿还，这方面同样没有问题。

    把这些欠债都还上，老百姓在一年辛苦耕作之余，就可以安心享受自己缴纳税款之后所有余粮了。

    可以留着自己吃，有更多余粮当然也可以拿去卖给新朝廷，官府每年会直接派人到田间地头按统一价格收购粮食，这可比地主老财的粮店收粮价格公道多了，而且还能节省运费。

    若是遭了灾或者因为别的原因欠收，从国营商店买粮价格也很低，有些缺粮的地方，甚至买粮价格比卖粮价格还低不少，很多人宁愿把手头上所有粮食卖给国家，然后再买粮来吃。

    据说这是因为帝国有海量廉价的安南米和辽东米的缘故。

    当然，具体原因远比这个复杂，只是老百姓不需要知道也不想知道“平抑物价”、“统购统销”之类的政策意义，他们只是单纯的认为这是朝廷惠农的政策，是历朝历代都从来没有过的仁政。

    若是天公作美，每亩地能多收个三五斗（自打全国大修水利之后，天公平似乎越来越愿意作美了），大家接下来一整年就都可以好好喘口气了。

    每年收了新粮，卖给田间地头到处走的国营粮店收购员，或者有人不愿意省那点力气，直接把粮食运到城里的国营粮店，换成或厚或薄的一叠纸钞，顺便在城里好好购物一番：

    肥皂快用完了得买上十块八块的带回去；火柴要多买几盒，这东西生火特别方便；盐更是必需品，必须多买一点；灯油在国营店里不零卖，但可以几家人合买一壶，这比从走街串巷的小贩那里沽会便宜许多。

    还有花花绿绿的布，这个越来越便宜了，家中婆娘整天眼红着想要，既然卖了粮那就扯些回去，给婆娘崽子都做件新衣裳好过年。

    收成更好的人家，预算中还包括给婆娘的一面小镜子；给孩子的小玩具——拨浪鼓、小泥人什么的；自然还有自己享受的烧酒，有些不会过日子的甚至还想着切两斤卤猪头肉。

    小农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了。

    其实，除了在土地上耕作，现在有些人已经开始想些别的方法补贴家用了——比如买个奴隶来做农活，把婆娘从地里解放出来，让她去工厂做工，这收益甚至比整天在地里耕种还高些。

    在工厂做工，还能经常得些劳保用品，比如工作服，以及专供女工的，被称为“卫生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