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历史小说作品全集（共10册）

“难做人”只好不做人了！第二天一早，爱仁堂内哭声震惊四邻，钱老板自己吃了砒霜，报丧条子也送了杨家一张。杨太太大吃一惊！詹善政恰好在姐姐家里，连连顿脚，“糟糕了！糟糕了！”他说，“姓钱的要倾家荡产了！”
“怎么？”
“现在没有工夫跟你谈其中的道理。”詹善政说，“我马上要去找杨大姐商量。”
詹善政上京两次，见识大非昔比；杨大姐更是冷静而有魄力，明知上门吊孝，钱家一定会当他们冤家，怪他们逼死了钱坦，可是决不能少此一行，而且越快越好。
于是，找到杨恭治，备办了素烛、清香、银锭等物，专程赶到仓前。詹善政颇善做作，在灵床前跪倒磕头，放声大哭。哭的不是钱坦，而是想到这样一个重要人证，忽然失去，于杨乃武的官司不利，为至亲痛哭。
钱家本来对这两位吊客含着敌意，而这分敌意居然因詹善政的眼泪，消融了大半。哭罢起身，见有丧家男子招呼，问起来才知道是钱恺。
“钱二哥，”杨恭治说，“昨天到府上，初见令兄，哪知一夜工夫，会有这样的变化。”
“谁也没有想到！”钱恺痛心地说，“阴错阳差，前世一劫。”说着，掩面流涕。
“钱二哥，你先不要伤心，还有大事要办！”詹善政说，“人亡了，可不要再弄成个家破！”
“家破人亡？”钱恺惊得收住了眼泪，“怎么会？”
“怎么不会？钱二哥，你可有隐藏些的地方，我有要紧话跟你说。”
钱恺不答，只招招手，将他带到最后面的一间厢房，那里一半堆着药材，一半作了钱恺的卧室，连杨恭治在一起，三个人都坐在床沿上谈话。
“钱二哥，你报了官没有？”
“地保来过了，已经接过头，下午去报官。”
“千万报不得！”詹善政说，“你马上去通知地保。”
“为啥？”
“你想，钱老板如今是这件钦命案子里的重要证人，忽然说是服毒自尽了，上面自然要追查原因。那时，县衙门里派了人来，不由分说，先拿了你传了去审问，怎么得了？”
“啊！”钱恺懼然而惊，“这倒不可不防！”
“当然要防。快去追地保！”詹善政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千万迟不得。”
“好，好！我派人去找地保。”
“还有，”詹善政问，“这个地保为人怎么样？”
“你问的是哪一点？”
“是老实，还是奸刁？”
“不大老实。”
“不大老实，就要使点手段。你派人先去骗了他来，跟他谈了，再作道理。”
钱恺答应着去了。地保住得不远，听说钱家有事商量，立即赶到。詹善政见此人生得瘦刮刮，脸上骨多肉少，俗语所说：“脸上没有四两肉。”是很难惹的人。
“我姓詹。”詹善政自告奋勇地出头，“贵姓？”
“我姓吴。”吴地保说，“从前没有见过你老？”
“我是丧家的远亲，特为赶来帮忙。老吴，我们对面坐！”
对面就是一家酒店。吴地保跟着他到了那里，詹善政挑了一个隐蔽的座头落座，好酒好菜叫了许多。吴地保不发一言，只用略带怀疑的态度看着。
“不必客气。一朝生，两朝熟！”詹善政从身上摸出一张银票，故意先亮一亮，是十两银子，然后折得小小的，推到吴地保面前，“一点小意思，不要嫌少。”
吴地保见钱眼开，尊他一声：“詹老爷！这是为啥？请你说明白了，我才敢收。”
“没事！钱老板服毒，你只当不知道有这回事。”
“咦！不是说，要我去报案吗？”
“不要报，不要报。急病死，何必报官相验？”
“急病死的？不对吧！詹老爷，你话我不懂，而且——”他迟疑着没有再说下去。
“你是说，丧家自己为啥不跟你说，要我来出头，是不是？”
詹善政到这时候不能不说实话了，否则会引起误会，疑心他牵涉在人家的命案之中，有杨乃武前车之鉴，绝不可大意。于是他说：“老实告诉你，钱老板的服毒，是为了难以做人——”
他从钱坦当时被迫作伪证谈起，一直谈到昨日杨家全家登门叩求。然后分析，何以呈报服毒自尽以后，县衙门差役会借追究死因，搞得钱家破家荡产的缘故。詹善政自道见义勇为，不能不挺身出来为钱家出主意；地保是本乡本土的熟人，理应帮帮钱家的忙。何况这样做法，不须担何责任，何乐不为？
这番话加上那十两银子的红包，终于将对方说动了。钱家的老娘很明白事理，对詹善政肯这样急人之急，热心设谋，为她家挽回了可能会破家的一场大祸，十分心感。一口答应，如果省里来传唤钱坦作证，她愿代死去的长子，上堂作证。
驳审的部文早就到了，但无人主持，一直搁在那里。学政胡瑞澜正忙着岁试“按临”各府——省各州县已入学的“生员”，亦即秀才，照规矩说，应该在家用功苦读，为了考较文字优劣，有无进步，每年由学政作一次考试，称为岁试。岁试由学政排定次序，亲临各州县出题阅卷，称为“按临”。其时，胡瑞澜正在海宁州、嘉兴府一带，预定十二月初方能回省。
臬司衙门当然也知道此案已遭驳审，只是没有人过问其事。蒯贺荪在十一月初一，照例随巡抚到文庙拈香，当夜暴疾而亡。因此便有许多议论，说蒯贺荪职掌一省刑名，论这场冤狱的造成，他要负最大的责任，遽尔毙命，实在是报应。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流言，传布得最广的是，说杨大姐曾经到东岳庙去焚表哭诉，求得一支签，是一首七绝：“荷花开处事方明，春叶春花最有情。观我观人观自在，金凤先到桂边生。”有人解释诗意，说官司要到明年春天，始有转机；六月里荷花开处，真相可以大白，八月里必有结果。
又有人说，签诗中隐藏着两个人名，一个很明显，最后那一句，明明道出“桂金”；另一个比较隐晦，“春叶春花最有情”，道是春来芳菲满眼，到处可以留情，暗写“春芳”二字。此案的凶手，实在是何春芳与桂金姐。
然而任何流言，不及一个真实的消息来得惊人。这个消息就是爱仁堂的钱老板，因为左右为难，结果一死以求解脱。杭州的士绅，都为这个消息所震撼了！因为钱坦这一死，无异证实了传了已久的流言，他确是在刘锡彤的逼迫之下，作了伪证。
钱坦如此，他人又如何？凡是可能作不利于刘锡彤的供词的人证，都有被迫而步钱坦的后尘，走向黄泉路上的危险！
这一案决不能在浙江审了！杭州的士绅询谋佥同，决定在京里活动，请由刑部提审。
在京里，主持此案的已变成兵部侍郎夏同善。他兼着弘德殿行走的差使，与翁同龢同为帝师。当初翁同龢主张驳审，便是由于从他口中获知实情，确有枉曲之故。所以在浙江的京官们，推他主持其事，顺理成章；而正直热心的夏同善，亦自觉义不容辞，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
在刑部，除了翁同龢以外，另外一位左侍郎绍祺亦颇主张正义。此人籍隶满洲镶黄旗，与翁同龢、夏同善同为咸丰六年丙辰的同年，公义私谊，都没有不支持夏同善的道理。
当然，夏同善亦不会独断独行。跟同乡京官商量的结果，认为官位较高，以及本身职司刑名或风宪的人，都不宜出面呈控。因为官位较高，则不免予人以仗势欺人的印象；而刑部官员及御史为此案呈控，更有假公济私之嫌。最好莫如由清议所归的翰林出来说话。
在京里的浙江翰林，以两个杭州人为首，一个是咸丰十年庚申的状元钟骏声，现任翰林院侍读；一个是国子监司业汪鸣銮，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不过，这两个人列衔，又不是在最前面，领衔的是在籍的一个杭州绅士汪树屏，这样安排，表示呈控出于地方的公意，并非浙江的京官，意图干预浙江的公事。
列衔的一共十八个人，状子递到都察院，详叙种种疑义，认为此案发回浙江复审，绝无结果，唯有解交刑部重新审讯，才能有正确的结果。这样的诉讼，且不说列名的大部分是雅负清望，为公卿所尊敬的名士，也不必问在都察院内部有无安排，只看案情，便非出奏不可。
都察院的奏折，两宫太后看过，发交军机处核议。领班的恭王便找了宝鋆来，问他的意见如何。
“刑部提审，我一时倒还想不出有此前例。此例一开，以后怕要多事了。”
“前例总是有的。”恭王答说，“我亦主张驳，不过驳得掉、驳不掉要好好研究。驳下去，再顶上来，事情就难办了。”
这是军机处的威望所关，驳下去，顶上来，就必得再驳，再驳再顶，这场官司打到什么时候？宝鋆心想，如果刑部提审，老同年刘锡彤非吃大亏不可，这一案要帮忙只能帮在暗中。
想停当了，便即答道：“我总觉得此例不可开！不如钦派大员，随带司官，驰驿到浙江提审，比较妥当。”
“也好！先看看有谁可派？”
“是的。我看这个折子压一两天再说。”
这一压下来，马上便有消息到夏同善那里。夏同善找翁同龢，要求他跟恭王进言，仍旧由刑部提审。翁同龢答应了。
事情很巧，就在这天中午，恭王奉慈禧太后之命，到弘德殿来看两位师傅授读的情形，让翁同龢有了一个从容进言的机会。
“刑部有个折子没有发下来。”翁同龢闲时提起。
“是，”恭王想了一下问，“浙江那件谋杀亲夫的案子？”
“是。”
“刑部提审，似乎无前例可援。”
“回王爷的话，皇上亲鞫的案子也有过。”
“那是谋反大逆。”
“逆伦亦是十恶不赦的重案。”翁同龢又说，“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案，世祖就曾亲自御殿审问，传旨行刑。”
“有这样的事吗？”恭王怀疑。
“有！事在顺治十五年四月。”翁同龢说，“前些日子我查旧档发现的。王爷不信，我可以检档呈阅。”
“不用，不用！”恭王想了一下说，“这一案当然不能轻纵。你看，钦派大员到浙江，如何？”
“恐怕没有人肯去，去了亦不见得能秉公审理，无非再多死几个无辜之人而已。”
“是何言欤？”恭王有些不高兴了。
“王爷，”翁同龢从容说道，“我先讲一段内幕给王爷听。”
所讲的就是钱坦在左右为难之下，不能不自裁的经过。恭王听完，脸上的颜色缓和了。
“事情很明白地摆在那里，浙江的大吏非维持原判不可，钦派大员到了浙江，难免受人情的包围。如果公事公办，审问虽可委诸随带的司员，但提传案内一干人证，仍旧要由地方官办差，其中有关系的证人，势必遭受威胁，倘或不从，便会如何？可想而知。”
“啊，啊！”恭王深深点头，“地方官要借故杀之以灭口，是很容易的事。”
“正是！”翁同龢突然脸色一正，放低了声音说，“冲龄之主，太后垂帘，是所谓‘孤儿寡妇’的局面，弱干强枝，尾大不掉，往往由此而起，征诸往史，斑斑可考。王爷身当重任，岂可不替朝廷立威？”
恭王恍然大悟，改容相谢，“叔平！”他说，“你真是社稷之臣。”
第二天上朝，恭王的态度一变，他跟宝鋆说，杨昌濬用心可恶，蓄意跟朝廷对抗。此人并无赫赫功勋，而且也只是一省的长官，尚且如此；然则曾建大功，节制数省的李鸿章、左宗棠又当如何？这番义正词严的话，将宝鋆堵得逡巡不敢赞一词了。
于是，当天就奏明两宫太后，下了一道上谕，第一段说：“前据给事中边宝泉奏，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一案，胡瑞澜复讯未协，请解交刑部办理；当以提案解京，事涉纷扰，且恐案内人证，往返拖累，是以未准所请，仍责成胡瑞澜悉心严究。”
这是解释当初所以未准所请的缘故，只为了纷扰甚多，恐怕拖累无辜人证，是出于体恤之意，而非表示根本不应由刑部提审。
第二段是说明所以改变原意的缘故：“兹据都察院奏称：‘浙江绅士汪树屏等，遣抱联名呈控，恳请解交刑部审讯。’据呈内所叙各情，必须彻底根究，方足以成信谳，而释群疑。”
最后便是指示办法：“所有此案卷宗及要犯案证，即着提交刑部秉公审讯，务得实情，期于毋枉毋纵。”而且特别提示，也就是警告：“至案内各犯，着杨昌濬派委委员，沿途小心押解，毋得稍有疏忽，至干咎戾。”
这道上谕是十二月十四日经由内阁明发。穷京官年底下有各种开销债务要清偿，个个焦头烂额，愁眉不展，但看到这道上谕，为之心胸一畅，平添了几分撑持着过年关的勇气。
可是，在刑部却有人为此大伤脑筋——此人非别，正是刑部尚书桑春荣。因为第一，宝鋆早有嘱托，希望他对此案格外关顾；第二，浙江巡抚杨昌濬刚派了一份重礼。外省督抚，入息优厚，尤其是东南膏腴之地的封疆大吏，逢年过节，对京中要员必有点缀，送上的红包，在夏天名为“冰敬”，在冬季则为“炭敬”。红包大小，因人而施，像刑部尚书这样的地位，大致一二百两银子，而杨昌濬这次所送的“炭敬”，比往年加了几倍，足足一千两。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煌煌上谕，虽不敢公然违抗，但可设法拖延，给杨昌濬一段化解的时间。
因此，当原任主管文卷的“堂主事”，现已调升浙江司员外的满洲正蓝旗人吉顺，拿着根据这道上谕所拟的咨文，上堂请求画行时，桑春荣摆一摆手说：“先搁在那里，等开印了再说。”
大小衙门的规矩，每年十二月二十封印，一直要到来年正月二十才开印，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以不办公事。如果是不相干的例行公事，压一个月亦未尝不可；但这是钦命要件，何可延搁？所以同为堂官的绍祺表示反对。
桑春荣号白斋，绍祺称他：“白公！我看是马上办出去的好！”
“为什么呢？”
“刑部复核此案，几次驳下去，都让浙江顶了回来，威信大损。如今既有上谕，正该及早发出。开印要一个月以后，这搁得太久了！上头如果查问，不好交代。”
“不然！”桑春荣说，“照我看，胡学使的复奏也快到了，等看他如何说法，再作道理，比较妥当。也许已经审明白了，那就不必再多此一举。”
“复奏是复奏，上谕是上谕，果然复奏审问明白，浙江自然会申复，请求免提人证卷宗，那时再奏闻请旨，也不要紧。”
“不，不！不能这么办。”桑春荣执意不允，却又说不出理由。
绍祺不服，又无奈其何。想了一下，当场关照吉顺：“劳驾，请你看看翁大人在哪里，马上把他请来！”
听罢来意，翁同龢答说：“既然是去争，总要争到了才好，不然虚此一行，犹在其次，以后就不能再争了。”
“是。”
“那么，总得有个言之成理，而且不易驳倒的说法。”
“其实很好说。绍大人没有想到，我亦不便当场提醒。”
吉顺提出一个说法，翁同龢欣然同意，随即换了官服与吉顺同车到刑部。
刑部有处小有花木之胜的地方，名为“白云亭”，堂官聚谈会食，都在此处。平时雍容和睦，此时却有剑拔弩张的意味。绍祺一看帮手到了，抢先迎上来说道：“叔平，请你劝劝白公，杨乃武一案已奉上谕提审，钦命要案，当然应该赶在封印以前，咨会浙江。你说是不是！”
“请少安毋躁。”翁同龢从容不迫地跟桑春荣招呼过了，方始将吉顺所教的话，说了出来，“白公，夜长梦多，我们先要站稳脚步。既有明发，浙江当然也知道要提审，只为部文未到，下面就可以动手脚，倘或有关系的人，再死一两个，只怕杨石泉吃不了兜着走。倒不如早早发了咨文，杨石泉自己有所警惕，约束属下，不得胡来，反是保全之意。至于本衙门的责任，白公，不出事则已，一出事似乎也很难分辩。”
“是啊！”绍祺拍着手，很率直地说，“白公，爱之适足以害之。”
这句话倒很管用，桑春荣虽感不悦，却不能不听了，点点头说：“既然两公所见如此，那就发吧！”他大声吩咐，“请吉老爷来！”
吉顺抱牍上堂，桑春荣首先画行，绍祺与翁同龢亦都看过署名，随即抄缮用印，封缄妥当，封套上标明“加紧”，送交兵部驿递。
新年里各衙门封印，而军机处照常入值，两宫太后亦照常看奏折。年初六发下来一个折子，是胡瑞澜在年内拜发的。
奏折上说：“臣于十二月初三日，由嘉兴试毕回省，照刑部奏驳各节，行提本犯及应讯人证，逐加讯究。葛毕氏等供俱无异，本可拟结；而杨乃武因案经再讯，以为必能翻动，顿改前供。查因奸毒毙本夫，事极秘密，旁人无从确见，自应以本犯供词为凭，此案本非他人诬指，而杨乃武图脱重罪，逞其狡狞伎俩，播散浮言，闻者率信为真有冤抑。现在杨乃武刁健更甚，案情重大，人言纷纷，实非愚臣所敢专断。请特简大臣，另行复审。”
由于朝廷已作处置，这个奏折可以不理。不过朱智却抄了折底，分送夏同善及浙江京官，大家都看出来胡瑞澜与杨昌濬已自陷于骑虎难下，而又难乎为继的窘境中了。
在杭州，这个提审的消息，当然更为轰动，茶坊酒肆，到处有人在谈论杨乃武与小白菜。有那好事的，钻头觅缝在打听杨乃武与小白菜起解的日期，是走水路还是陆路，好赶到要冲之地一睹庐山真面目。
谁知消息沉沉，始终并无确期。据说巡抚杨昌濬接到刑部的公事，大为不满，有一次定期接见僚属之时，在官厅上大发牢骚，说“正犯既有确供，案子铁定不移。要提人证案卷到京，简直是有意找麻烦”。因为如此，便有种种流言，一说杨昌濬有西征元戎左宗棠撑腰，决定抗旨，已经动公事顶了上去，杨乃武与小白菜不会起解；又一说，杨乃武已经为狱卒受命谋害，根本无法起解。
实情是杨乃武的刑伤极重——本来已快好了，上年十二月初胡瑞澜由嘉兴回省城，重新再审，只有杨乃武依旧翻供，又吃了一次苦头。新创引发旧伤，寸步难行，必得医好了才能上路。
元宵节前接到的部文，过了花朝，还不能起解，杨昌濬也有些着急了。刑部行文来催，还不要紧，若有言官上奏，指他有意违误钦限，不知其心何居，那一来可能会奉旨申饬，这个脸可丢不起。因而决定，全案卷宗，正犯葛毕氏，以及其他人证，先行解送；留下杨乃武，等伤势好了，再由海道赶到京里。
三月二十九，第一批正犯、人证、卷宗到京。押解的委员，一共四个，为头的是候补知县谭正翰，人很能干，知道“小白菜”的名气甚大，如果一下客栈，闲人来看热闹，户限为穿，麻烦多多。所以一进崇文门，关照其他委员，安顿人证，自己带着正犯与全卷，径投到部浙江司。
浙江司的司员很多，来跟谭正翰接头的，是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桂。翁同龢已在二月初调任户部侍郎，翁曾桂则由绍祺下条子派审本案，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维持他与翁同龢的主张。所以翁曾桂接见投文的谭正翰一点不敢马虎，接收全卷，照清单逐一检点，特别留心杨乃武的亲供，看那花押，果然一如传说，仿佛“屈打成招”四字拼缀而成。
接收了案卷，再接收正犯，照例亦要问一遍，为的是“验明正身”。提到浙江司的小官厅，等小白菜磕过头，翁曾桂问道：“你夫家姓什么，娘家姓什么？”
“夫家姓葛，娘家姓毕。”小白菜低着头答说。
“葛毕氏，你抬起头来！”
问案常有叫犯人抬头的命令，目的是看一看相，是凶恶还是善良，是淫荡还是贞节？不过翁曾桂此时唤她抬头，为的是要看看她的容貌，小白菜既有艳名，自然是美貌妇人，凭此便可验明正身。
“是！”小白菜毫不羞涩地抬起头来。
她脸上的神色，不但没有羞涩，而且还有些傲慢及不屑的意味。因为这种情形她遇得多了，几乎每一个问官，都要让她抬头向上，仔细看上一看，甚至一次不足，两次、三次，恣意饱览，那双色眼，着实恼人。久而久之，便自然而然地使她的脸上，浮起了这样的表情。
不过，翁曾桂到底是有家教的世家子弟，看小白菜的目的，不是为了饱餐秀色，所以目光平正，一看即知，确是葛毕氏正身。她那一双圆大而黑的眼睛，丝毫不现凶光，也绝不像一个能下手谋杀亲夫的狠毒妇人。
他收拢目光，看一看案卷又问：“你是哪一天从杭州动身的？”
“三月初一。”
“是水路还是陆路？”
“是水路。”小白菜答说，“到北通州起旱，一点点路就进京城了。”
语言明晰，不似全无知识的妇女，翁曾桂暗暗高兴，此案十分复杂，如果遇到犯人头脑不清，答非所问，不得要领，就会非常吃力。这一层顾虑，如今看来是可以减轻了。
于是，他点点头唤值堂的差役，将葛毕氏送到提牢厅——刑部监狱称为“诏狱”，俗名“天牢”，狱政归“提牢厅主事”所管。收监既毕，方又与谭正翰叙话。
“请问，还有一个正犯，什么时候可到？”
“老兄是说杨乃武？”谭正翰答说，“咨文中已有说明，杨乃武在监患病，正派医诊治，一好，马上由海道押解到京。照我想，也快到了。”
“此案，上头派兄弟主审。”翁曾桂说，“贵省及胡学使前后几次的题奏，我都看过了。其中的关键是在爱仁堂药店的店东钱宝生卖砒之说，既然是杨乃武在杭州府所供，就该提钱宝生到案对质，这一点疏漏，必得辨个水落石出。足下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