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历史小说作品全集（共10册）

上了车不即回家，转道去访余撰。一见面不必他开口，余撰反先告诉朱智，说是杨乃武京控的案子，他已经知道了，而且看到了诉状的抄本，认为京控应该受理。
“受理以后，怎么样呢？”
“那是都察院的事，要看吴蓉圃的意思。不过大致是咨解回浙。”
“这方面我要请教了。”朱智问说，“咨解回浙，是不是仍由余杭县审呢？”
“绝不可！连派余杭县会审都不行！谁派了，谁就要倒大霉。”
余撰将《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取来，指出一条：“督、抚、藩、县、道、府将应行亲提讯究之案，发交原问官收审，或仍令会审者，照例议以革职留任。”这是嘉庆十四年的上谕。到了道光十八年，另有一道上谕：“嗣后京控发交事件，着各该督抚等于审结时，将是否应亲之处，随案声叙。如有应亲提而委审，应亲提委审而仍发原问衙门者，俱着专案报部，照例分别议处。”朱智一看，完全明白，京控发回的案件，督抚应该亲提，或委审，决不能发交原问衙门，否则便失却了京控的意义。
刘锡彤是原问官，固然不准再参预审问，但照实情来说，杭州府知府亦是原问官。杨乃武诬供购砒，拉出钱宝生来，这一切锻炼成狱，都出在陈鲁手中。然则杭州府是否亦不准参预呢？
余撰认为朱智所提，确是个疑问，但部里行文，只责成督抚，不便多所干预。将来案子发回浙江，要看杨昌濬如何处置，如果委由陈鲁审问，而居然秉公办理，当然没话可说，否则得视情况而定，此时无法预告。
“倘或审问不实，如何处分，律例总有规定吧？”
“当然，”余撰翻着《六部处分则例》问道，“你是指原问官？”
“是的。”
“审问不实，亦要情形而定。照这一案来看，如果杨乃武京控属实，那，问官的罪名就重了。”
“重到怎么个地步？”
“你看！雍正元年的上谕，”余撰念道，“凡大小衙门问刑官员，于命盗案件，不能虚心研鞫，刑逼妄供，草率定案，证据无凭，以致枉坐凌迟、斩绞者，革职。”
“啊，啊！”朱智悚然动容，“罪名不轻啊！”
“人命出入，当然轻不了。”
“那么，复审的呢？”朱智问说，“是一路错下来的，总不能只处分原问官一个人吧？”
“一路错下来，就一路都有处分。”余撰又念，“该管各上司不能平反，率据原招审转，州县官应革职者，府州降四级调用，司道降三级调用，督抚降二级调用。”
“能不能抵消？”
凡官员有过失，得到降级的处分，有准予抵消、不准抵消两种。准予抵消，即是功过相抵，以前曾有加级一次的纪录，遇到降一级的处分，正好扯个直。大致罪有公罪、私罪之分，过失仅止于职务上的疏忽，并无受贿、徇情、任性等个人因素牵扯在内，就是公罪，否则便是私罪。公罪轻，私罪重，所以公罪往往可以抵消，而私罪决不能够。
“这是私罪！”
听得这个答复，朱智大为皱眉，“要平反，很难了！”他说，“一翻过来，从陈鲁到杨石泉都要交印把子，哪还有个不维持原判的。”
“是啊！”余撰点头同意，“我看官司着实有得打。”
“能不能想个法子，一下子给它平反过来？”
“很难。”余撰答说，“律例持平，双方的利害都要顾到，只能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不过，杨家如果有精通律例的人指点，平反得可以快些。”
“噢，噢！请你指点一下看。”
余撰想了一下答说：“这一案发回浙江，大概是发交杭州府审。如果维持原判，杨家应该立刻京控，这是给臬司与巡抚一个机会，因为依律：‘上司有能驳审改正，立予平反者，即照例给予豁免。’错之在先，改正于后，议叙虽不可得，处分却一定可以豁免了！”
这番研究，将这件案子未来演变的情况，大致都弄清楚了。于是，朱智转告陈丹，陈丹转告詹善政，陪着王廷南到都察院递了状子。回到客栈，随即检点行李，准备启程回乡。
到了第三天，都察院派人来传唤王廷南，由吴凤藻问话。案情都在状子之中，而抱告并非直接关系人，所以问得很简略。最主要的一点是，询问叶杨氏是王廷南的什么人。
“是我家主母。”
“你家主母是不是夫家姓叶，娘家姓杨？”
“是！”
“是不是杨乃武的姐姐？”
“是的。”王廷南答说，“是同胞姐弟，感情很好的。”
“你来做抱告，是不是确确实实你家主母亲自关照？还是别人用你家主母的名义，指使你来的？”
“是我家主母亲口关照我的。”
“好！”吴凤藻特为警告，“这一案本来与你毫不相干，但如你是受人指使，冒用你家主母名义，那可是犯罪的！”
“小的不敢。”
“你认不认识字？”
“认识。”
“认识更好！你具结的时候，仔细看一看里头的文字。”
于是当堂具了结，可以饬回了。但王廷南有句话问：“吴老爷，小的上千里路到京里来一趟，总要有句确实的话，回去对主母好有交代。”
吴凤藻已经接到家信，得知杨家曾经重托，但有爱莫能助之感，想了一下答道：“照我的职掌，有人到这里来告，我是可以详细审问，请上头奏报朝廷的。不过，你等于是案外之人，杨乃武受了什么冤屈，问你你不知道，你所说的话，亦不能作数。我只有照你家主母状子里所说，据实转报。不过，这个状子，十之八九是准了，等我跟刑部商量，怎么个处置，有批回给你。”
“是！多谢吴老爷。”
“还有，”吴凤藻问，“你家主母另外口头上有什么话，关照你来申诉？”
这是吴凤藻特意帮忙，多此一问；若有未尽之意，此时正好补充。只是王廷南为人老实，没有想到自己有什么看法，亦可以假借他主母的名义申诉。所以据实答说：“没有。”
没有话就退堂了。吴凤藻当天就跟刑部浙江司与秋审处接头，果然如余撰的看法，认为唯有将抱告“咨解回浙”复审。
于是，由吴凤藻主稿，拟了一道都察院与刑部会衔的奏折，经两衙门的堂官判了行，第二天一早递上。军机大臣承旨，面奉两宫皇太后核可，奏折发回原衙门。到了下午，王廷南就接到批回了。
批回上写明的处置，果然是“咨解回浙”。所谓“解”是解送抱告王廷南，照例要由刑部咨请兵部派员解送，等于原告成了犯人。照刑部的说法，此举虽不合理，却有必要，因为千里迢迢，夜长梦多，抱告可能为被告所害，亦可能为人所诱不回原地，更可能中途遭受意外，总之王廷南如果无法回到浙江，或回浙江而不到巡抚衙门报到，都察院与刑部对这奉旨的“咨解回浙”四字，即无交代。
这一来詹善政一路供应委员、解差，就得多花好些钱，多受许多不便。于是仍由陈丹托朱智设法，具了一个保结，保证王廷南必在一定限期内“回浙报到”，派委员、解差之事才得作罢。
临行之前，陈丹与詹善政有过一番长谈，谈到杨乃武的案子，也谈到他自己。落第的陈丹，一方面不死心，一方面羞见故乡亲朋，决定捐一个主事在京候补，以便下一科再参与会试。詹善政当然赞成，因为杨乃武在浙江复审，如果不能获得平反，少不得还要到京里打官司，仍旧要仰仗陈丹照应，才有申冤之望。
自詹善政回到杭州以后，就不断有信到京。第一封信即让陈丹诧异不止。浙江巡抚杨昌濬居然不顾煌煌则例的明文规定，仍派原问官刘锡彤复审。
这样，第二封信报告些什么，就可想而知了。据说，情形比初审还要坏，杭州府复审时，传沈体仁夫妇到案，在陈鲁严词逼问之下，沈媒婆竟供称葛品莲身死发觉异样之后，曾经盘问小白菜，盘出下毒的情事，方始报官相验。这一番指证，对杨乃武、小白菜更为不利。
第三封信是八月初到的。詹善政说，杭州府仍照余杭县所报定案，官司很糟糕。亲属会商，决定由他的姐姐到巡抚臬司两衙门上控，结果落得“归案讯办”四个字。看样子浙江臬司蒯贺荪、巡抚杨昌濬都不会再亲提讯问，将来照杭州府所报，咨转刑部。因而决定，要作第二次的京控，重托陈丹，预为布置。
到了九月里，由“杨詹氏”具名所遣的抱告，杨家的账房姚士法，由詹善政陪着到京，安置了行李，立即到仁钱会馆跟陈丹见着了面。
“真是暗无天日！”詹善政垂着泪说，“臬台衙门有话传出来，这场官司无论如何打不赢，就算错了，也要错到底。陈先生，你说，天底下到底还有没有王法？”
“你不要急！京里的说法不一样，这场官司无论如何要平反。就是你的话，天底下到底有没有王法？有王法就不容他们猖狂！浙江由县到省，固然上下相维，官官相护，可是，京城里能说话的人到底太多！你放心好了！他们打算错到底，我们就跟他们周旋到底！”
心力交瘁的詹善政，得此鼓励，信心复生。而陈丹这一次不仅热心，且亦真正动了义愤，好在他捐班主事，制签正分发在刑部候补，办事找人，格外方便。第二天便在前门外正阳楼请了一桌客，朱智、余撰、吴凤藻等一班在京里很有办法的同乡都到了。詹善政当筵下跪，泣求申冤。举座动容，无不觉得平反此案，应该协力，是件义不容辞的事。
“真没有想到，杨石泉敢如此目无王法！”朱智提出他的看法，“这一案，演变至今，已非杨某人个人死生祸福所系，而是我们浙江以后还有没有王法了？杨石泉所恃的奥援是左侯，左侯如今领兵西征，朝廷倚畀方隆。如果杨石泉以为朝廷会看左侯的面子，对他格外优容，那么以后生杀予夺，如取如携，我们浙江人哪里还有好日子过？所以这一案到现在非争不可，非争回来不可！倘或争不回，不但杨石泉可以为所欲为，朝廷的威信亦有绝大的关系。我在想，我们可以多方面进行，一面打官司，一面动折子参他。各位以为如何？”
“动折子参他，为时尚早，”比较持重的吴凤藻说，“动折子一参，反倒把本案的分量减轻了！我们浙江人固然把这件案子看得很重，别人不以为然，只知道我们是在借题发挥，想攻倒杨石泉。以我说，反正这一案只要争回来，杨石泉以下，由臬司到余杭县都逃不脱责任，所以眼前不妨只对事，不对人。让大家知道，浙江有此冤狱，倘或不能平反，则人人自危，不知道哪一天‘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样，清议关注，当政者就不能不重视，事情比较容易有转机。”
这番见解，十分通达，连朱智亦放弃了自己的看法。话题便集中在如何就法言法，向哪个衙门去上控。
照邹观生的设计，打算仍旧向都察院投诉，余撰认为不甚合适。他的见解是，已向都察院上控，会同刑部奏准，发交原省复审，而结果仍然维持原判，就得再上层楼，向比都察院更高的衙门申诉，方合逐步上控的道理。
比都察院更高的衙门，说起来只有内阁与军机处，但并无直接统属关系，而且内阁与军机处，亦无承受军民呈诉的职掌。这样说来，唯有的一条路，就是叩阍。
“谈到叩阍，太难、太难！”余撰又说，“本朝除非皇上巡幸，有旨准百姓呈诉冤抑，否则就无从叩阍。而且犯跸惊驾，罪名很重！我看有个衙门，倒可以去闯一闯，闯这个衙门，亦就等于叩阍差不多！”
“是，”朱智问道，“步军统领衙门？”
“对！就是这个衙门。”余撰答说，“步军统领衙门，掌九门锁钥，周卫徼循，肃清京邑，是京师最高的治安机关。属下郎中的职掌‘勾检簿书，平决诤讼’，就能收受军民诉状。”
又有人指出，向步军统领衙门投诉，还有一样好处，即是直接奏上皇帝，那就等于叩阍了。当然，这也要有人帮忙。步军统领衙门上上下下都是旗人，不过要找路子也不难，尤其是身为小军机的朱智，从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的英桂、户部左侍郎兼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的荣禄，到郎中、员外、主事以及供奔走的小官“笔帖式”，无不直接间接地可以讲得上话，请他们帮这样一个忙，必可办到。
于是，第二天一早，由朱智派了一个军机处的杂役，满洲话叫作“苏拉”的，陪着抱告姚士法，到步军统领衙门投状。有预先托好的一名笔帖式在照料，带到郎中熙庆那里，略微问一问情由，准了状子。旗人办公事并不讳言关系，熙庆告诉姚士法说：“这件案子，有人打过招呼，好办！明儿一早递了折子，我这儿就算没事了。你也不必再到这里来打听。托什么人，跟什么人接头就是了。”
姚士法四十多岁，以前足迹不出里门，熙庆那一口地地道道的京片子说得极快，简直一句听不懂，只觉得京里的“老爷”很和气，比县里的差役好应付得多。
熙庆确是很帮忙，照朱智的要求，当天就办好奏稿，派人送到英桂的公馆，画了行立即抄缮，当天就递到了“内奏事处”。
年轻的皇帝亲政还不久，虽然性好逸乐，而且最近因为微服私行的缘故，染上了说不出口的恶疾，精神极坏，但皇家的成法，不敢破坏，依旧五更时分便已起身，在灯下看内奏事处用黄匣子递进来的奏折。
这是件很枯燥无味的事，尤其是看到各省奏报有关漕粮税收的折子，一大片数目字，看得头昏眼花，不知所云。因此，步军统领衙门这件奏折，比较起来，易感兴趣。皇帝就像看“闲书”那样，轻轻松松地看完，而且情节缘由，记得相当清楚。
于是，在召见军机时，皇帝首先就问这一案，“浙江杨乃武的案子，是第二次京控了！”他说，“第一次发问浙江，杨昌濬仍旧委原问官审问，这我就不明白了，同样的人，审同样的案子，还能审出两个不同的结果吗？”
这一问正击中了要害！恭王心里明白，杨昌濬必是看宝鋆的面子，回护刘锡彤，而手段甚拙，事到如今，不能不照规矩办了。
这样想着，便即答道：“逆伦重案，自宜慎重，这一案还是交刑部切实议奏。”
“还要发回吗？”
“是！”恭王答说，“除了发回，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发回不又是原样儿？这场官司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完结？”
“人命关天，审问不厌其详，不是坏事。”恭王是皇帝的胞叔，所以措辞之中，微有驳回之意，亦不以为嫌。他紧接着又说，“原问官或者不免有成见。这次发回，指定杨昌濬同臬司亲提严讯，真相必可大白。”
“好吧！就这样说了！”
上谕到达浙江，杨昌濬深为不悦。洪杨以来，督抚权重，尽管朝廷责成“巡抚督同臬司亲提严讯”，杨昌濬却嗤之以鼻，“哼！”他说，“西征军事，正在吃紧的当儿，浙江的协饷最重，每月十二万两，按时照解，迟一天都会耽误军用。我哪里来的闲工夫管这种人命案子？”
结果仍旧是委员复审，这一次委的是湖州府知府锡光。他是旗人，到任才两个月。杨昌濬委他复审，倒是希望往公平这条路子上去走，因为第一，锡光既是旗人，与汉人多少有些隔阂，不易受人情包围；第二，到浙江不久，对本案的始末，还不甚了了，不会有何成见。
锡光是纨绔出身，“旗下大爷”做官讲究气派，讲究舒服，奏到委札，先派人到杭州布置公馆，这个公馆要作为复审钦命重犯之用，就得有个够气派的大厅，这就比较难找了。好的是湖州府富庶，大把的公款撒出去，终于觅得一座很堂皇的公馆。锡光到了省城里，谒巡抚、拜臬司、访道府、会同僚，应酬了半个把月，方始出票传案内有关人犯及证人，定期审问。
开审不久，忽然传来一个天崩地坼的噩耗：皇帝出天花，在十二月初五驾崩了！皇帝无子，慈禧太后亲定大计，迎醇亲王之子载湉承继为文宗之子，入承大统，定年号为光绪。
国有大丧，除了军务漕粮等要政之外，其他一切政务，都不免搁置。锡光赶回湖州府，按时设奠哭临；同时也到了封印之期，一干人犯证人，还押的还押，饬回的饬回，直到光绪元年二月里，方又重新开审。
这一次审问，杨乃武、小白菜都翻了供，异口同声地供称，是受了刑讯，迁就问官的意旨，自诬成供。而锡光为人平和，轻易不肯用刑，所以，无论案内正犯，有关人证，都比较敢说话。许多过去所不知道的内幕，点点滴滴地被牵扯出现，眼看这一件逆伦重案的原判是摇摇欲坠了！
于是刘锡彤、陈鲁都大起恐慌，蒯贺荪亦是忧心忡忡。彼此密商的结果，认为非维持原判不可。于是一方面向锡光疏通，一方面在巡抚面前极力剖陈利害关系，终于说服了杨昌濬，认为唯有不让此案发生变化，对他才是最有利的事。
这些情形，杭州、湖州两府的士绅，都很清楚，少不得有人写信给京里的亲友，表示愤慨。有个刑科掌印给事中王书瑞，是湖州府属长兴县人氏，得知其事，自觉于公于私，都不能不说话了！
两宫太后还是第一次听说，浙江有这样一件情节离奇的逆伦重案，在召见军机时，询问始末，恭王便指定宝鋆答奏。他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宝鋆对本案的经过情形，比较熟悉；第二，刘锡彤是他的同年，他如果有意加以回护，此时便是一个机会。
可是宝鋆很见机，看这件案子演变到目前，杨昌濬以下有关的地方官，已有犯浙江人众怒之势；而且案牍具在，要想为刘锡彤开脱，亦是不可能之事。唯有在措辞中，尽量少提刘锡彤，便是关顾老同年之意了。
等他约略讲完，慈禧太后已知王书瑞所说的问官“意存瞻徇”确非虚语，便即问道：“这件案子是什么时候发回去的？”
“是去年秋天。”恭王答说，“到浙江已在冬天了。因为国丧的缘故，不免耽误。”
“耽误亦不致耽误这么久！”慈禧太后又问，“发回去的时候是怎么说？教杨昌濬亲自提问，还是准他派人复审？”
“旨意上说明，派杨昌濬‘督同臬司亲提严讯’。不过杨昌濬曾经声复，为了筹措西征协饷，公务太忙，特委湖州府知府复审。”
“这就不对了！如果交办事件，都可以这样子自作主张，连个阳奉阴违都谈不上，事后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你想，朝廷的威信何存？”
听这语气严重，恭王不敢接口，想了一会儿答说：“杨昌濬倒还不是跋扈的人，办理这一案如有失当之处，将来结案以后，再请旨议处。”
“好吧！”慈禧太后问道，“这个折子，你们看怎么办？”
“自然是严催结果，给浙江一个限期。”
“原奏请派大员，我看不如派人下去！”
“像这样的案子，派人下去，似乎不合成例。”
“那，是不是非要杨昌濬审问不可呢？”慈禧太后不以为然地责问，“既然意存瞻徇，审来审去还不是老样子？”
恭王语塞，只有伸手向后，示意跪在他身后的武英殿大学士文祥回奏。
于是，文祥膝行两步，出班上奏：“学政亦是朝廷的大员。请懿旨，是不是可以派浙江学政胡瑞澜提审？”
文祥是国之贤良，一向受两宫太后尊重，所以慈禧太后立即答说：“可以！责成他秉公严办，不准官官相护。你们写旨来看！”
于是由在养心殿走廊上携带纸笔在待命的“达拉密”，根据慈禧太后的意思，很快地写好一道上谕，叙明情节以后，接着写道：“此案情节极重，既葛毕氏供出实情，自应彻底根究，以雪冤枉，而成信谳；着派胡瑞澜提集全案人证卷宗，秉公严讯确情，以期水落石出。毋得回护同官，含糊结案，致干咎戾。”
这道上谕，语气严峻，而且很明显地看得出来，朝廷已知此案为冤狱，要求胡瑞澜为犯人洗雪冤枉。旨意如此，浙江的京官无不额手相庆，称颂圣明。
接到上谕，胡瑞澜大伤脑筋，气急败坏地说：“这不是找皮绊吗？”
“找皮绊”是湖北的乡谈，找麻烦之意。这道上谕，确为他带来很大的麻烦——一省的学政，专管秀才，无拳无勇，一切要仰仗地方官，而如今要他与作为浙江全省最高地方官的巡抚作对，这件事如何办得通？
“各位看看，这教我怎么办？”他向他的门客问计。
学政的门客，都是书生，只会替他代看文章，遇到这样棘手的事，亦是计无所出。其中有一个较通世务，认为此案牵涉到巡抚与臬司，与藩司无干，而且藩司卢定勋，是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的进士出身，彼此同年，不妨向他请教。
“此计大妙！”胡瑞澜愁怀一宽，“我马上去看他。”
到得卢定勋那里，道明来意，也让他看了上谕。卢定勋沉吟了好一会儿，先问一句：“年兄，你打算怎么办？”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才跟你讨主意，你怎么反倒问我？”
“不是这话。我们是同年，如果是别的事，我就替你做主了。这件事不同，关乎年兄的声名得失，出入甚大。所以我先要问一问你的宗旨，是公事公办，还是能敷衍得过去就算了？不过，我要提醒你，这是特旨交办事件！”
胡瑞澜的原意，只要敷衍得过去就算了，但听得最后一句，不免懔然，想一想问道：“怎么是公事公办？怎么能敷衍得过去？”
“若说公事公办，年兄，你先要了解你的身份，办这件案子，你就是钦差。不妨堂而皇之地行文地方官，第一，调两个候补知县来替你办案；第二，传首府替你办差，预备问案的地方、刑具等；第三，传唤人犯，亲自审问，或者委员代审。审明了专折复奏，一切《会典》律例，按部就班去做，这就是公事公办。”
“那一来，杨石泉不就大不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