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历史小说作品全集（共10册）

不过，类似的遭遇，并非第一次，若是不相干的人可以视而不见，对陈丹，当然非做有力的解释不可。
“家兄是冤枉的！”杨恭治一个字、一个字毫不含糊地说，然后又指一指詹善政，“这位詹兄，跟家兄是郎舅，请他拿家兄的冤枉，向陈先生诉一诉。”
杨恭治这样做法，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詹善政的口才比较好；第二，杨乃武有些许荡检逾行，以及为士林正人君子所齿冷的行为，以他做弟弟的身份，很不便说，而詹善政到底是外姓，比较不大碍口。
了解到这层意思，詹善政认为要“先说坏、后说好”，才能改变陈丹的意见，“杨乃武是我姐夫，虽然是至亲，我亦不能不批评他。乃武平时喜欢耍刀笔，过分的地方当然也有，可是替人费心费力，甚至自己赔开销代打官司的事也不少。”他说，“至于这一案，决不敢瞒陈先生，乃武与葛毕氏有暧昧，事并不假，而且也有嫁娶之约——”
“慢慢，”已听出兴趣来的陈丹，打断他的话说，“一个有夫之妇，一个有妇之夫，如何谈得到嫁娶之约？”
“所谓嫁娶之约，是纳葛毕氏为小妾，双方已有成议，等乃武发榜以后，如能侥幸，设法跟葛品莲的生母沈媒婆谈判，出一笔聘金让葛品莲另娶。说得难听些，是拿葛毕氏买进来，这一点，家姐也同意的。”
“嗯，嗯！”陈丹的脸色和缓了，“照此说来，似乎不必出此下策。”
“就这话啰！”詹善政立即接口，“发榜之后，陈先生知道的，种种应酬，忙得不可开交，还要打点进京会试，真恨不得一天能化做两天。请想，乃武哪里有工夫干此不急事务，何况是共谋杀人，事先要经过细心策划，密切联络，更不是在这种时候所宜做、所能做的事，其为冤枉，不言可知。”
“然则男女两方的供词，何以又完全相同呢？”
“‘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葛毕氏已经信口乱供了，乃武如果不肯承认，或者话跟葛毕氏不符，恐怕早就丧命在严刑之下了！”
“这就是所谓‘锻炼成狱’。”陈丹说，“请你把全案经过跟我谈一谈。”
听完始末经过情形，陈丹的感想完全改变了。对于刘锡彤的颟顸，还觉得情有可原；唯独对陈鲁的专横武断，草菅人命，痛恨之情，溢于言表。这也难怪，陈鲁住在杭州，专门与士林作对，陈丹早就对他不满了。
“两位的来意，我已尽知。照这样的情形，我如果到了京里，自然要替同年讼冤。不过，明天就过年了，而且，”陈丹不愿细谈自己的困难，停了一下，含含糊糊地说，“我自己也很忙，只能量力而为。”
“是，是！就这样已经承情不尽了。”詹善政看着杨恭治，以眼色征询意见。
所要询问的，就是帮陈丹凑进京会试盘缠的话，要不要说出口？杨恭治立刻微微地摇头，表示不说为宜。
告辞出门，两人一路走，一路研究。杨恭治说了他的看法，陈丹似乎是个有骨气的人，不肯随便接受他人的资助。倘或冒昧从事，陈丹可能会觉得是一种侮辱；或者口虽不言，心中认为要避嫌疑，对为杨乃武讼冤之事，绝口不提，岂非弄巧成拙。
詹善政亦以为然，“不过，”他说，“看境况，他确有困难，如果能够不伤他的自尊心，而能够做到雪中送炭，将来得他的益处，一定不少。”
“是啊！此人热心正直，不管闲事则已，要管定会出力。”
研究结果，想出两个办法，第一，话先说明白，知道他会试川资尚无着落，愿意相借，问他的意思如何；第二，托词请他带一笔钱进京，转交某人，其实就是让他先用了再说。
“这两个办法用哪一个，要临时看情形。”杨恭治说，“要做，事不宜迟，此刻就翻回去，才见得我们有诚意。”
“好！”詹善政想了一下说，“我有个说法，走！”
回陈家，再次求见。陈丹出现，脸色不甚好看，倒不是因为厌恶来客，而是刚与他胞弟吵过一场架。
“实在不安之至，到此刻还来打搅。”詹善政低声下气地说，“有件事，想来请教陈先生，我带了一笔款子，是预备京控用的，摆在手边，一时没有用处，想放出去，不知道陈先生有没有路子？”
这话太冒昧了，“老兄，我们初交。”陈丹问说，“你怎么托我这样的事？”
这话问得很深刻，但詹善政倒恰好有话，必得有这样看来难以回答的一问，才能以话答话说出口。
“陈先生的话错了！我们倾肺腑相告，等于以生死大事相托，是这样的情形，银钱小事，就算不了什么了！”
陈丹对这话很满意，也有些感动，不自觉地将彼此的感情拉近了，心里对初交所常有的顾忌，也大为减少了，想一想问道：“你有多少款子要放？”
“二百两银子。”
“放到什么时候，利息多少？”
“想放到明年端午，利息好说。”詹善政答道，“既然拜托陈先生，利息多少请陈先生做主好了。”
“你做事情倒很爽快。”陈丹问说，“款子是不是现成？”
“是的。”
听到这里，陈丹愁怀大放。原来他刚才与他胞弟口角，就是为了一个钱字。他家有块祖遗的田地，是兄弟俩的公产，陈丹进京会试，想卖这块田作盘缠，做兄弟的不能耽误兄长的功名，勉强答应了。
可是，卖田也不容易：有的是价钱不合，卖主不肯卖；有的是知道陈丹的这位老弟很难惹，怕将来有纠纷，“有钱不置懊恼产”，是买主不肯买。就这样拖到年近岁逼，越发难以脱手，因为年关脱货求现，是所谓“杀年猪”，价钱决不会好。
兄弟争执的关键，就在价钱上头，陈丹因为事实所逼，唯有忍痛牺牲；而做弟弟的却以为吃亏太大，坚持不肯，认为最好借一笔债应急，等过了年再卖，比较划算。
如今照詹善政所说，恰好解决了他的难题。考虑了一会儿，说道：“詹兄，你这笔款子，我替你做个抵押，限期四个月，利息照钱庄的拆息，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好极。”
“那这样，我们今天就立个单据，田契抵押，要等开了年才能办，我当老兄的面交代舍弟。”
“陈先生，陈先生，”詹善政打断他的问话，“这笔款子是哪位用？”
“老实奉告，我用。”
“既然陈先生你用，就不必要什么抵押了。”
“不，不！一定要。”陈丹急忙摇手，“这里头有个道理。”他沉吟了一下，“说起来有些难为情，不过我不能不说。”
原来陈丹的用意，非做抵押不可，乃是拘束他的弟弟，非卖这块田来还债不可。不然，到时候这块值三百两银子的田地归对方承受，就吃亏了。
“真是，有时候自己骨肉，反而不及朋友，说起来惭愧。詹兄，你如果不愿这么办，我不敢借这笔钱，因为到了期限，舍弟倘或仍旧跟我扯皮，我拿什么来还？”
“既然有这样的曲折，我遵命就是。不过，利息就免了。”
“没有这话。”
两人谦让了好一会儿，说定只取三厘半的利息。陈丹即时入内，跟他弟弟说明白；又请了他家一位长辈来做见证，拟好一个抵押笔据的稿子拿出来给詹善政看，当然是只字不动，怎么办，怎么好。
其实，像这种契约，倒是接受抵押的一方，需要有个见证，万一将来有了纠葛，公堂相见时，才比较有利。可是，尽管陈丹这样提议，詹善政很大方地认为无此必要。这是他的聪明之处，类此情事，越少人知越好；而在表面上却又显得充分信任对方，能使得陈丹更加见情。
事情做得干净利落，当天就成契交银。陈丹不仅解决了一个极大的难题，还有一桩意外的大收获：此事居然感动了他的弟弟，觉得外人尚且如此义气，同胞骨肉反倒斤斤较量，于情于理，两皆不合。一时天良发现，当即作了承诺，只等过了年立刻卖田，了清这笔债务。因此，陈丹喜上加喜，对詹、杨二人感激不已。
其时已经很晚了，陈家当然留饭。客人欣然接受，因为借此机缘，又可作一番深谈。
“陈先生预备哪天动身？”杨恭治问。
“还早！还早！”陈丹答说，“二月初动身都可以。”
“来得及吗？”杨恭治问说。
“来得及。我算给你听，杭州到上海三天；上海坐轮船到天津两天；由天津进京，大概要四天，日子扣得准，十天工夫就够了。举人复试，总在二月下旬，从容得很。”
“是的。”杨恭治口中答应着，看了詹善政一眼。
这意思是希望他能催一催陈丹，早日动身到京，便可为杨乃武的官司谋干活动。詹善政心中会意，但觉得还不到开口请求的时候，所以没有任何表示。
这时陈丹开口了，“两位是在杭州过年？”他问。
“是。是想在杭州过年。”詹善政苦笑着说，“其实哪一天都是过年。”
这是所谓“度日如年”。陈丹便安慰他说：“人命关天，当道决不会草率从事。公道自在人心，我想，京中大老、刑部官员，一定会跟浙江会试的人打听打听。”
“正是！”詹善政乘机说道，“公道话越早传到他们耳里越好。”
这下，陈丹当然要想一想。他也愿意早日进京，就不为杨乃武讼冤，早日到京，也可以多结交些朋友，打听打听会试的情形，揣摩揣摩八股文的风气趋向，是讲究华丽还是质实，那样入闱便很有把握。无奈“长安居，大不易”，盘缠不能不打算打算。
而事实上却又不容他细作打算，因为，第一，京中物价如何，不甚了解，算亦无从算起；第二，詹善政与杨恭治的殷切目光，使他感受到一种很大的压力。
“这样，”他说，“我过了元宵就动身。”
“那，那可是太好了。”
陈丹心想，既然伸手管了这桩闲事，索性就管好它，因而盘算了一会儿又说：“我看两位亦不必在杭州过年，先回余杭，再把这桩案子的前因后果，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再好好搜一遍，务必将真相确确实实弄清楚，最好能够写下来。过了年初五，请两位到杭州，我们细细商量，怎么样着手。两位看，我这个主意行不行？”
詹、杨二人，自然听从。这天深夜回到客栈，伙计告诉他们说，有个姓郑的来访，久候未遇，已经走了。
“姓郑的？”詹善政一时想不起这么一个人，问杨恭治说：“你有没有姓郑的朋友？”
“没有。”杨恭治问，“会不会是郑兴？”
“啊！是他。”詹善政急急问伙计，“是怎么样一个人？”
“一个蛮漂亮的后生。”
“那就不对了！”詹善政大为失望。
两人多方思索猜测，始终不明白这个姓郑的后生是什么人，只得怏怏丢开，暂且不管，商量陈丹所作的建议。
谈到这个话题，颇足以令人兴奋。杨恭治很佩服詹善政长于肆应，能有此意外机缘，实为可喜之事。至于回余杭去细搜案情，詹善政推杨恭治担任，因为他刚回去过一趟，这一次应该杨恭治回家看看；再则杨恭治也是秀才，要写这个“节略”之类的东西，他的笔下也提得起来。
“你回去不轻松，过年是谈不到了！”詹善政说，“如果年初五赶不来，初七、初八无论如何要到。我这几天在这里也还要探探路子，案子到底太大了，路越多越宽越好。”
“我知道。年初八之前一定赶到。”
因为睡得太晚，所以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还没醒，而姓郑的却又来了。
为伙计所唤醒的詹善政，拿冷手巾匆匆擦一擦惺忪的睡眼，出屋相见。果然是个很漂亮的小后生，二十上下年纪，还是又红又白的一张娃娃脸，见人有点腼腆。
“我姓郑，我爸爸叫我来的。”
“哦！”詹善政问道，“令尊的大名是？”
“我爸爸叫郑兴。”
“啊！啊！”詹善政既惊又喜，“原来是郑老弟。来，来，请里头坐。”他扬手招呼伙计，“泡茶来！去买点心。”
将这位不速之客，延请入屋，动问来意；又说，昨晚上猜了好半天，始终不知道来客是何许人。小郑答说：“我爸爸关照，不要对别人提起他的名字。所以我不好交代这里的伙计。”
“啊，啊，是我失迎。”詹善政蓦然意会，郑兴这样叮嘱他的儿子，当然是为了保密，看起来是有极要紧的话说，因此，他去关上了房门，方始低声问道，“郑老弟，有话你尽管说。”
小郑点点头，先问一句：“你姓杨，还是姓詹？”
“我姓詹。”
“正好，我爸爸关照，有话最好跟你说。今天年三十了，监牢里面，准许给犯人送东西进去，问问你们，是不是有吃的、用的要送给杨举人？”
一听这话，詹善政有意外的惊喜，“原说犯死罪的，不准接见送东西。”詹善政又有些失悔，“应该早早打听，早早预备的！”
于是詹善政一面招待小郑吃点心，一面抽身到对面房间叩门，将杨恭治唤醒了，告知其事。
“郑兴好像很帮忙，但也好像是故意卖情面，是另有作用的？”
“依我看，两样都有。他既然帮了忙，我们当然应该意思意思。应该怎样表示，我来看情形办。现在我跟你商量一件事，现有这样的机会，光是送点吃食进去，未免太可惜了！”
“你的意思是，”杨恭治问，“你我两个之中，想法子进去一个？”
“那一定不行！杨大姐进去一趟费好大的事，老郑负不起这个责任。我是想，可以趁此机会通个信。”
“啊，啊！这也对。”
“那么，我们分头办事，我去买吃的东西，请你赶快写信。”
这封信怎么写法，大有讲究：第一，要告诉杨乃武一些什么。第二，如何措辞，不可说得含糊不清，引起误会，但也不能不含蓄其词，以防这封信万一落在外人手中，引起意外的麻烦。第三，当然不能长篇大论，更不能照一般书信的规矩，不用称呼，不用客套，更不能用普通的信笺，得要配合传递的方法，选用适当的纸张。
因此，等大致商量停当，杨恭治写这封信很费了一番脑筋，首先是用什么纸，就大费斟酌。竹纸、连史纸、宣纸都不合用，因为不够坚韧，易于破碎，坚韧的有一种高丽笺，却又太厚太硬，不便隐藏。想了半天，决定采用白绫。
好在离客栈不远之处，就有一家绸缎店，杨恭治不愿假手于人，亲自上街，买回一尺绫子，只裁取一寸大小的一块，然后磨浓了笔，先起草稿，再用蝇头小楷，极细心地抄在白绫上。
一切齐备，詹善政亦已回来了，备办的是一大块煮了的火腿，一大包绍兴香糕，一篮橘子，还有一块猪油糯米年糕。
“这样东西不对了！”杨恭治指着糯米年糕说，“莫非你不晓得他从不吃糯米东西？”
“我怎么不知道？就因为他从不吃，我才要送。”说着，詹善政掏出一把新买的德国小洋刀，在那块厚约五六分的糯米糕中间，很细心地开了一道口子。
杨恭治恍然大悟。唯其是杨乃武从来不吃的东西，才会引起他的注意，猜想到其中必有夹带，从而仔细检查，发现年糕中所藏的信。
“你这个脑筋动得太好了！早知道，我该多写一点！”杨恭治说，“这么大一块年糕，又有弹性，藏一大块白绫在里面，一定看不出来。”
“时间来不及，只好算了。”詹善政说，“好在开了这条路子，以后通信也容易。”
说着，他将那方寸大小的一块白绫，很细心地塞入年糕之中，在边缘上捏一捏紧，泯没了那道口子，由外表去看，丝毫不见异状。
处理停当，时已近午，杨恭治也到了预定动身的时候。因为有此意外机缘，行止似乎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可是，这时候无法与詹善政商议，只说：“我想陪你一起去。作兴里头有啥要紧话传出来，我好带回去余杭。”
“会不会有话传出来，很难说。就有，也不会是今天。我看你还是趁早赶回去吃年夜饭的好。”
说到吃年夜饭，杨恭治不由得伤感。江浙人家，最重这年三十合家团聚的一顿晚餐，若有远人未归，往往守候至午夜。想到杨乃武家今宵触景生情，格外凄凉，他反而更坚持了。
“不！”杨恭治说，“能够有个好消息带回去，这顿年夜饭方能吃得下。就算里头没有话传出来，至少也要知道乃武已经收到我们送进去的东西，回去告诉他们，也算是一种安慰。”
“也好！那就一起走吧。”
于是，将食物装入一个藤制提篮，匆匆赶到县司衙门监狱。郑兴已派人守候在那里，问明姓名，只准詹善政一个人携着提篮入内。
“你到茶店里等我。”詹善政对杨恭治说，“我交代完了就回来。”
杨恭治无奈，只好到茶店里坐等。这一等，等了有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钟头，才看见詹善政手提空篮，步履匆促地奔了来。
“怎么样？”杨恭治急急迎上去问。
“回去谈！”詹善政低声答说，重重地点一点头，又使个眼色，表示有很重要、很满意的收获。
其实，一路走，一路已谈了起来。詹善政说，郑兴实在很热心，很够朋友，本来他早就可以回家了，只为守候詹善政，空耗了许多工夫，也因此受了几句埋怨，怪他去得晚了。
“埋怨归埋怨，帮忙仍旧归帮忙。他问我：‘你有没有啥夹带？’我心里想，这件事是犯禁例的，当时还有人在旁边，说破了也许害他为难。所以我说：‘夹带是没有。别的东西都无所谓，乃武最喜欢吃糯米年糕，务必拜托郑头交到。’他点点头，又说：‘逢年过节犯人家里送东西来，我们总是格外方便，王法不外乎人情，上头也晓得的。不过，有一点点规矩，你想必也知道。’”
说到这里，杨恭治插嘴问道：“什么规矩？”
“那还用说，当然是红包。等我摸出来递过去，老郑随手交给手下，特别关照：‘是我的朋友，请弟兄们照应。你把东西拿进去，顶好不要动，尤其是那块年糕。提篮摆在号子里头好了，回头我去拿。’等那人一走，老郑跟我说：‘你在这里坐一息，把提篮带回去。’”
“这，”杨恭治又兴奋地插嘴了，“看样子，提篮里面，或者有花样。”
“大概是！”詹善政答说，“老郑交回提篮的时候，特别加了一句：‘篮子当心，不要乱放。’这不是言外有意？”
于是两人不再多说，加紧脚步，就像年底下收账讨债的那样，在大街上匆匆而过，巴望早早回到客栈，看提篮到底有何花样？
到得长泰客栈，詹善政在屋中搜索提篮，为了防备有不相干的人窥见，或者客栈伙计有事闯了进来，由杨恭治在院子里把风。这只长方形竹架藤面的篮子，一共两层，拉开第二层，只见包食物的纸胡乱捆成一团，用根麻绳缠两缠，丢在里面，谁看都是食物处理以后，剩下的一堆废物，不会去注意。可是在詹善政却如获至宝，急急拆去绳子，将那一卷摊开来，一张一张地检查，果然，中间夹着一张有字迹的纸。
这张纸是张连史纸，并非包食物所用，杨乃武在狱中，怎会有这样一张纸，是件很奇怪的事。更可怪的是，居然还有毛笔，字迹亦并不潦草，见得是在相当从容的情况之下，写成一封回信。
他在里面看信，杨恭治则在外面默忆自己写给杨乃武的信。清清楚楚地记得，是这样写的：“沉冤已渐为人所知，援手有人，决意京控，并请公车讼冤。家中均安，勿念，自宽自重。”并未具名，因为杨乃武认得出他的笔迹。
“恭治！”
听得这一声喊，杨恭治回身相望，詹善政面有喜色，便知已有收获了。
进屋从詹善政手里接过信来看，只见写的是：“示悉，慰极！京控从速进行，倾家荡产在所不惜，供词花押，已藏伏笔，若有明镜，必能鉴其真情。花押请细玩。狱中颇蒙矜怜，不知何以为报？”
下面虽未具名，却画着一个花押。如果这封信落入他人手中，照花押追究，是件很危险的事。杨恭治诧异地说：“看样子，他在里面亦很有办法。你看，居然能有笔有纸，写这么一封很整齐的信，岂不可怪？”
“也许是老郑特别照应，真得好好谢一谢人家！闲话少说，这一句：‘花押请细玩’，你倒看看，有什么名堂？”
亲笔签名谓之“押”。向来不识字的人承认笔据，只画一个“十”字；但识字的人，为防他人假冒签名，可以自己设计一种写法，将三个字或者两个字的姓名，并成一个字，骤看不知所谓，细看方知究竟，其名谓之“花押”，早在唐、宋便已流行，一直相沿至今。
杨恭治曾经在钱庄里学过生意，庄票以及其他有关银钱出入的单据，经手人签署，常用花押，看得多了，深明奥妙——原来花押设计得巧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一方面是姓名，一方面又是另一句话。杨乃武的所谓“请细玩”，便是暗示花押中隐隐藏着另一句话。
持向亮处，凝神注视，好久，好久，只听杨恭治情不自禁地喊道：“找到，找到了！原来要这样看！”
“怎么看？”
原来杨乃武的花押，内隐“屈打成招”四字。不说破莫名其妙，一说破宛然成文。经杨恭治一指出来，詹善政不能不佩服杨乃武的巧思。
“这真所谓舞文弄墨了！”他感叹着说，“不过，心思是白费，就算有明镜高悬的清官，细心去看供词，哪里会想得到花押中会有花样？”
“这就全靠旁人的一句话了！如果有人点破，一看果然，对整个案子的看法，当然就会不同。”
詹善政拿他的话，仔细想了一会儿，很起劲地说：“对！对！这就用得着陈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