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历史小说作品全集（共10册）

杨恭治也想到了。这次陈丹进京会试，只要随意说一句：杨乃武是屈打成招，花押里面有这四个字，那才是他心里的“亲供”。这句话传到刑部，自然要慎重推究，不会轻易定谳。
“你赶快回去吧！”詹善政催促着，“一到请你就把这些情形告诉我姐姐，好让她心里稍微轻松些。”
“好的！我马上赶回去。准定年初七之前，一定回来。”
詹善政等于是在陈丹家过的年。陈太太很贤惠，认为陈丹能够进京会试，而且弟兄和好，完全出于詹、杨二人所赐；知道詹善政一个人留在杭州，客中佳节，又是为了照料至亲的官司，心境一定凄凉万状，所以特地派一名老家人到长泰来请，说是：“我家太太请詹老爷去过年。”
由内眷出面相邀，完全拿他当通家之好看待，詹善政觉得不必辞谢，否则倒是自己见外了。因此，欣然答应，买了好些爆竹、风筝、拨浪鼓之类的玩具，到陈家去吃年夜饭。这一下，不但成了陈家夫妇的上宾，而且也博得了陈家孩子的欢迎，“詹伯伯、詹伯伯”叫得好亲热。
一夜过去，到了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一，陈家来拜年的客人很多。詹善政觉得自己的身份，仍以隐藏为宜，所以带着陈家的孩子到城隍山去兜了一个“喜神方”，顺路逛了逛城隍山，中午将孩子送回陈家，吃过饭便要告辞。
“你到哪里去？”陈丹问。
“回客栈。”
“那不行！你是内人请来的客人，我要问了她再说。”
“不必如此！陈先生，我老实说，你的至亲好友都没有见过我，看见了，少不得要问起。那时候你怎么说，说了实话，你不方便，我亦不方便，所以还是我避开的好。”
“那不要紧！我只说是表亲好了！一表三千里，谁知道你的来历？”
“不，不！”詹善政说，“至少令弟知道我的来历。他或者会跟人谈起，那样一来你们昆仲之间，言语不符，容易使人起疑，引起许多闲话，对哪一方面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陈丹想想他的话也不错，放他走了。不过，到了傍晚，仍旧派人送了饭菜到长泰，第二天中午又携酒相就。在詹善政，当然感激又感动，两人的交谊，亦就更觉不同了。
然而，交谊虽深，究竟还不到无话不谈的地步，所以杨大姐入狱私探以及杨乃武狱中寄信两事，他仍旧瞒着不肯告诉陈丹。但有些情况，不妨变换一种方式透露，尤其是杨乃武的那个花押，非得让陈丹知道不可。
“噢，”他装作突然想起的神情，“陈先生，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乃武在杭州府初审受刑，诬供以后，我找到一个机会，匆匆忙忙跟他说了几句话。他说，他供单上画的花押，藏得有文章在里头。那个花押，我托人仿了一份下来，一直看不出啥；昨天晚上无聊，又拿出来看，看来看去看出点名堂来了！”
“居然有名堂！”陈丹亦很有兴味地问，“是啥？”
“我拿来你看。”
詹善政起身开了箱子，背着陈丹，取把剪子，将杨乃武信上所画的花押剪了下来，摆在桌上，让陈丹仔细端详。
“只看得出杨乃武三字，另外有啥名堂？”
“你横过来！”詹善政把纸片移了一个方向。
“啊，啊！仿佛有字！”陈丹细看了看说，“是‘屈打成招’！妙！妙！”
詹善政不自觉地微笑着点头，是显得相当得意的神情。
“令亲的心计，真是很深。”陈丹想了想赞叹，“明明一盘卸甲丢盔的死棋，居然有这么一着人所不防的仙着！看起来翻案有望了。”
詹善政大喜，“陈先生，”他问，“请你说说你的看法，何以翻案有望？”
“这一案的致命伤，就在令亲所供，与小白菜的话，完全相同。如说屈打成招，想翻案时，总是如此说法，复审的官儿，照例是不理这一套的。可是，当堂画花押，有这句话在里面，就是言之在先，与事后的翻供情形不同。倘或有那公正廉明的官，自动发现了这个秘密，不等人犯上控，自己提案来审，效用就更大了！”
“是，是！如果是这样，就好像‘包公案’里面的故事。”
“如今哪里去寻包孝肃这样的人？”陈丹喝口酒，凝神静思了一会儿说，“我们杭州有一位大老，一定肯主持公道。”
“哪一位？”詹善政急急问说。
“夏侍郎，你知道不知道？”
这是指兵部右侍郎夏同善，他是咸丰六年的翰林，由江苏学政内调，占的是兵部右侍郎的缺，却在“南书房行走”，是所谓文学侍从之臣。为人很正派，也很热心。詹善政听说过这个人，点点头说：“夏侍郎大名鼎鼎，当然知道。陈先生，你跟夏侍郎很熟？”
陈丹与夏同善虽不很熟，但如出于主张公道，自然可以率直而言。而且举人进京会试，同乡京官照例应该照应，像夏同善这种居于高位的同乡，至少也要请大家吃顿饭，叙叙乡情，那时就是代为诉冤的好机会。
他很热心，除了夏同善以外，又列了一张名单，不是翰林就是部里的司员，关照詹善政去打听，辗转相托，替杨乃武说几句公道话。只要清议能够重视其事，刑部必不敢草率，案子就大有平反的可能了。
到了年初七，杨恭治如约重回杭州，带来了好些消息。第一，县衙门的捕役阮得，到杨家去敲小竹杠；第二，风传“刘大少爷与小白菜有一手”；第三，刘锡彤必欲置杨乃武于死地，就是为暗中庇护儿子。
“照此看来，”陈丹问道，“会不会是‘刘大少爷’指使小白菜下的毒？”
“不会！”
“何以见得？”
这话在杨恭治就无法回答了。他是听杨大姐所说，小白菜根本就不曾下毒，可是小白菜的话不能说给陈丹听，因为那一来，追问缘故，就会泄露杨大姐入狱私探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是决不许透露的。
“是这样，”詹善政替他解围，“实在说起来，葛品莲是生病死的，根本不是服毒。”
“那么，怎么说是‘七窍流血’呢？”
“听说，杭州府驳下去以后，刘大老爷听信了门丁的话，重新拿尸格改过。原来不过口、鼻之间有点血水。”
“还有，”杨恭治接着说，“验尸用银针探喉，本来先要用皂角水拿银针洗过以后再用，仵作也没有这么做，马马虎虎，敷衍了事。”
“这真是草菅人命了！”陈丹愤愤地说，“浙江有这种地方官，是浙江人的不幸。刘锡彤这样子胡搞，将来受害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这件事，我到京里一定要说。”
“杭州府陈知府，也不见得是好官。”詹善政说，“我还听人说，陈知府专门与读书人为难。不知道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不过，”陈丹冷笑一声，“哼！杭州人是出了名的‘杭铁头’，让他等着，总有一天教他尝尝杭铁头的滋味。”
见此光景，詹、杨二人都深感安慰。同时也都有了领悟，杨乃武这件案子，渐渐变成非浙江人的地方官，如何为祸浙江的一个实例了。在京的浙江同乡，为了维护桑梓，亦必借杨乃武这件案子，有所表示。这是很有利的一个转变。
“好了！”陈丹作了一个结论，“我们分头进行，京里的事交给我。”
陈丹倒真是热心，二月初十到了京里，趁会试还早，先忙着为杨乃武的案子奔走。不过，他第一个要找的，不是现任兵部侍郎的夏同善，而是他的一个亲戚朱智。
朱智字茗笙，举人出身的军机章京。原来清朝的制度，大政都归军机处所出，仿佛唐宋的“中书门下”，内阁大学士名为宰相，并无实权，唯有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是真宰相。
但是，军机大臣每天跟皇上见面，一切军国大计，面取进止，只不过可否一语之决，称为“承旨”；这可否一语，要化为指授详明的圣旨，全靠军机章京，这个撰拟上谕的工作，称为“述旨”。因此，军机章京在朝中是一种很特殊也很重要的人物！尤其是咸丰十一年慈禧太后与现领军机、头衔叫作“议政王”的恭王联络，击败肃顺，收回大权的“辛酉政变”，军机章京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而更受重视。
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历来以人文荟萃的江浙两省人充当的居多，浙江人更为特出，势力也最大。军机章京分头班、二班轮值，领班用满洲话的称呼，叫作“达拉密”。两班“达拉密”都是浙江人，而且都是杭州人，一个叫许庚身，一个叫朱学勤。此外，军机章京中还有两个杭州人，一个叫吴兆麟，一个就是朱智。
见面之后，谈到家乡近事，陈丹首先就提到杨乃武一案。朱智不胜嗟叹地说：“这件案子，我亦略有所闻，总以为杨乃武罪有应得，不道还有这样的内幕，真可谓之为黑幕。我就不明白，余杭县刘锡彤，何敢如此胆大妄为？”
“一半是他本性糊涂，一半也是因为他有奥援。刘某是宝中堂的乡榜同年。”
“怪不得了！”朱智想了一下说，“刑部对此案颇为慎重，尚未定谳。我会留心这件事，等刑部的奏折上来，看是如何说法，再作道理。”
陈丹心想，有军机章京这道关口拦住，不至于贸然定谳，但刑部定议之后，再打回去重新审核，事情就难办了。倘或承办司官，坚持原议，岂不搞成僵局？与其费力于后，不如挽回于前，事半而功可倍。
把这层意思说了出来，朱智深以为然，想了一下说：“这样，刑部秋审处的总办余撰，是浙江龙游人，他是咸丰二年壬子的进士，资格很老，在秋审处算是首脑。我陪你去看一看他。”
听完整个叙述，余撰从容不迫地答说：“这件案子的疑问很多，事关逆伦重案，又非寻常命案可比。不过从表面看，杨乃武与葛毕氏都已招供，而且供词如一，所以部里没法子推翻全案，至多只能挑不明白的地方，让浙江声复。枝枝节节，无关大局！杨家既认为这是覆盆奇冤，何不京控呢？”
“杨家原就有京控的意思。”陈丹答说。
“既有此意，何不早早动手？”
“是啊！”朱智接着余撰的话说，“时机也很要紧。像这样的案子，要仔细推求，限期固然可以稍宽，但也不能推得太久。”
“是的。我马上写信告诉杨家。”陈丹转脸问余撰，“就不知道还来得及，来不及？”
余撰沉吟了好一会儿说：“此案性质不比寻常，我可以回堂官，尽管拖一拖。不过，误期太久，只怕上头不答应，这个责任，堂官不肯担。”说着，视线转向朱智。
言外之意，相当明白，这“上头”不是指皇帝，而是指军机大臣。如果误了限期，军机大臣奏请交部议处，刑部从尚书到承办的司官，一定都会得处分；倘或军机大臣谅解，那么，即或皇帝发觉，有所诘责，只要军机大臣肯帮忙说几句好话解释，自然无事。余撰的意思，就是要看朱智能不能在军机处先作一番疏通的工作。
“不要紧！”朱智认为余撰是过虑，毫不迟疑地说，“到时候有我。”
“茗笙兄！”余撰提醒他说，“别忘了刘大令是宝中堂的同年，也许已经先有信了！有宝中堂在中间回护，事情就比较难办。”
“依我看，刘大令恐怕还不至于有信来。为什么呢？第一，刘大令总以为铁案如山，无须担心；第二，倘有这样一封拜托关照的信，岂非自承情虚？”朱智又说，“不过，顾虑不可不周，等我找个机会，先智破了它，让宝中堂避嫌疑不便干预。”
“正是！”余撰老实答说，“我就希望能做到这一点。”
“包在我身上！”朱智应声而答，而且还拍拍胸。
拍胸是承诺一力承当，也表示胸有成竹。离了余家，朱智送陈丹回到“仁钱会馆”。只下车一揖，也不进去看看公车北上的同乡，随即西城去访一位同事。
他的这位同事，也是小同乡，名叫金曰修，字少伯，同治六年始由宗人府主事考撰为军机章京，资历甚浅，但出身很好，是同治四年乙丑科的进士。这一科会试的“四总裁”中，有宝鋆，有现任刑部尚书的桑春荣，这就是朱智专程登门的原因。
金曰修是经常拜谒师门的，因为除了师生的情谊以外，军机处常有公事要接头，只要是金曰修当班，而有紧急事故需要跟宝鋆联络时，总是由金曰修专程登门。这天下午，他受了朱智之托，有意挑傍晚时分才去，老师当然留门生便酌，而门生亦必欣然奉陪。这一来便有从容闲谈的机会了。
“这几天举子云集，新闻很多，你听到些什么没有？”
“很多！浙江的尤其多。”
“噢，浙江？”宝鋆问说，“浙江出了什么新闻？”
金曰修不即回答，反而突如其来地问一句：“浙江余杭县的刘大令，直隶盐山人，是老师的乡榜同年？”
“不错。”
“听说刘大令有年征漕浮收，大吏要参他，是老师替他缓颊？”
“老同年嘛！”宝鋆做出无奈的神态，“七十岁了，还是一名小小的风尘俗吏，晚境可悯，如果再落个革职的处分，于心何忍？所以我替他写了一封八行给杨石泉，不了了之了。”
“那就何怪乎其然了，余杭出了一件逆伦重案，浙江公车北上的举子，都愤愤不平，说刘大令在朝中有极硬的靠山，此案必成冤狱了！”
“少伯！”宝鋆唤着他的号说，“是怎么回事？我不懂你的话，你说清楚些。”
“这是轰动江浙的大新闻，老师大概还不知道。”金曰修提壶替宝鋆斟着酒说，“等门生从头说起。”
于是宝鋆拈须把杯，细听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他不但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听得极其仔细，有一个细节不了解的，立即插嘴追问，一定要弄明白方休。
这有个道理。原来宝鋆是恭王的密友，两人无日不见，自军机处退值以后，时常一车同载，在恭王置于大翔凤胡同的别墅“鉴园”中，流连至夕。饮酒、听曲、玩古董之外，聊闲天的时候居多，这桩新闻是极好的话题。但恭王看人料事，常有独到的见解，宝鋆要防他会提出疑问，所以非将始末原委弄清楚不可。
等将故事讲完，金曰修紧接着又回到刘锡彤与宝鋆的关系这件事上面，“浙江的举子都说，刘大令一定会请老师维持原判，杨乃武一定无法申冤。”金曰修有意嗫嚅着说，“还有句话，门生不敢说。”
“为什么？”
“怕老师生气。”
“不要紧！我本无庇护同年之意，生什么气？”
“这，门生就说。有人昌言：此案如成冤狱，则将来杀杨乃武者，不是刘知县，是宝中堂。”
“是何言欤？”宝鋆勃然变色，“莫非认定了我，一定会徇私枉法！”
“老师别生气。”金曰修说，“照我看，他们亦是唯恐老师插手干预，所以故意这么说，用意是希望老师不要管这件闲事。”
“我不管，我不管！”宝鋆大声说道，“我快八十了，还来惹这些是非干什么？不过，他们也不能无凭无据，硬说刘某冤枉了杨乃武。将来刑部议奏我倒要仔细看看。刘某枉法，我不会替他说话，但如秉公办理，并无错处，我难道亦不能说话？”
“当然，当然！如果是那样，我也要劝老师主持正义。”金曰修说，“此案刑部尚在研议，我会替老师随时留心。不过，刘大令倘有信直接寄到公馆里来，门生就不知道了。”
“真要有信来提到这件事，我自然拿信交给你。”
得此保证，刘锡彤想托宝鋆回护这条路子，就算堵得很严了。陈丹辗转得知这个结果，十分欣慰，立即写了一封极详细的信，密密封固，附在家信里面，由民信局寄到杭州，嘱咐家人务必送交詹善政亲收。
这下，就要忙他自己的事了。会试照例三月初八进场。三场试毕，四月十六出闱，自此而始，约莫有一个月候榜的工夫，无所事事，每天只是逛逛琉璃厂、看看同乡。但表面闲雅，内心不免烦闷，第一是闱中不甚得意，只怕要白辛苦一场；第二是詹善政竟无回信，岂不可怪？他心里在想，倘或落第，因为盘缠有限，非买舟回乡不可。到那时杨家京控，无法照顾，似乎于心不安，因此，盼望榜上有名的心更切，因为一中了，在京里起码还有两三个月的逗留，便可顺便料理杨家的官司。至于川资不敷，只要中了就不必着急，总有地方可以借贷。
四月十三发榜，名落孙山。正在懊丧不已之时，接到家报，内中附了一张五百两银子的汇票，信是他的胞弟写来的，说寄来的款子，供他中了进士后的应酬花费；倘或不中，不妨考虑用这笔款子捐个官。又说这笔钱是卖田所得，杨家所借的款子，坚决不肯收回，“盛情深为可感”。
陈丹却很明白，杨家的慷慨，是一种酬谢之意，而事实上又非如此不足以照应这场官司——詹善政另有一封信，附同寄来，信很简单，除了道谢并预祝高中以外，只说京控之事，正在筹划，约莫端午前后，便可相见。
果然，端午前一天，詹善政到了，同行的还有一个杨大姐夫家的老仆，名叫王廷南。京控决定由“叶杨氏”出面，王廷南就是她的抱告。
“预备到哪个衙门告？”
“都察院。”詹善政答说。
“可以。”已经熟读《大清会典》的陈丹道，“‘官民冤抑陈诉’都察院应当受理。收状以后，由京畿道监察御史承办。”
“就因为由京畿道承办，所以到都察院去告。”詹善政说，“京畿道的掌印御史是杭州人，一定肯帮忙的。”
“啊！”陈丹想起来了。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正是杭州人吴凤藻，他是咸丰三年的榜眼，曾经见过一次，“这位吴都老爷资格老，为人正派，能告到他手里，再好都没有。状子呢？”
“状子草稿早就备好了！请陈先生过目。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可以改。”詹善政开箱子取出诉状草稿，郑重其事地交付陈丹。
接状细读，才知具状的虽是叶杨氏，而申冤的实在是杨乃武本人。他在狱中做了一份亲供，按照规定，送交家属，指明请他的胞姐叶杨氏，代表具状京控。其中所叙遭诬的经过，当然与浙江县、府、省三次所招的口供不同。
杨乃武所说的“真相”是如此：当案发之初，有个承办的余杭县捕役阮得，上门索诈，打着县官长子刘子翰的旗号，表示杨乃武如果肯出五百两银子，此案即可不受牵累。杨乃武因为问心无愧，断然拒绝。
阮得索诈不遂，转而向葛毕氏下手，教唆她诬攀杨乃武供给砒霜，毒死亲夫。他骗葛毕氏说：只要这样作供，便可脱罪。葛毕氏无知女流，信以为真，果然照此诬供。余杭县即据此串诬，将他逮捕到案，酷刑逼迫之下，唯有诬供。
这番情节，依照《会典》规定，足以翻案了。陈丹考虑了一下，觉得有跟朱智研究的必要，便陪着詹善政一起去拜访。
见了面，也看了京控的诉状，朱智点点头说：“果然如此，这一案当然要重审。我有几句话想请教詹乡兄。”
“不敢，不敢！朱老爷请吩咐。”詹善政很恭敬地答说。
“‘老爷’之称不敢当！”朱智问说，“这个状子是谁做的？”
“一位姓邹的老先生。本来是刑名师爷，现在在家养老。”
“令亲真的有这样一份亲供？”
“是的。不过其中稍微有点改动。”詹善政想了一下说，“譬如指明胞姐具状，就是邹先生的主意。家姐丈本意是要叫家姐具状的。”
“噢，这又是何道理呢？”
“邹先生说，妻子具状，当然比姐姐具状来得有力量，不过这要先轻后重，一步一步来。京控是第一步，京控一准，一定发回浙江更审。如能平反最好，倘或仍照原判，那时由妻子出面上控，显得情词迫切，比较更容易动听。”
“这个想法更高明。”朱智深表同意，“像这样的案子，情节虽重，当事人的身份不够分量，不会钦派大员去提审，十之八九是发回浙江，委由原官重审。那结果亦就可想而知，当然维持原审，看上去一定有第二次上控，甚至还是京控。我再请问，京控告到都察院，可有说法？”
“有的。”这次是陈丹代答，“他们已经托过吴蓉圃了！”蓉圃是吴凤藻的别号。
“请问，”詹善政问说，“我可要见一见吴都老爷？”
“不必，不必！”朱智连连摇头，“这个嫌疑一定要避！见了反倒不好，而且他亦不肯见你。反正只要托到，他家自然会有信到京；即使没有信，他也会秉公办理，不必去见他！”
不过，詹善政虽不宜去见吴凤藻，而朱智与他本就常有往还，作为闲来访友，顺便关说，并无不可。当时的结论是，抱告尽管去投状，即令吴家的家书未到，亦不要紧，可以由朱智跟他说明白。
投递京控诉状的第三天，朱智才去访吴凤藻。因为诉状收文以后，分到京畿道先由监察御史看了，才会转到掌印御史那里，去早了，吴凤藻还不知原委，谈不出结果。
时间估计得正好，“叶杨氏京控的状子，今天上午衙门才看到。”吴凤藻说，“这一案的是非曲直，现在还没法子说。”
“噢，”朱智想了一下问道，“是不是原案还没有过目？”
“是的。”吴凤藻答说，“已经去公事给刑部浙江司了，请他们移送全案，大概明后天就可以送到，这一案府、县、巡抚都问过，案卷一定不少。恐怕要三四天工夫才看得完。”
从宽估计，要六天以后，吴凤藻才能了解全案。朱智便暂且不谈案情，只作为同乡闲叙乡情似的问：“杭州最近有什么新闻？”
“不知道啊！”
“近来没有接到家报？”
“没有。”吴凤藻说，“舍间总是两个月来一次信，算算日子，也该有信了。”
照此看来，杨家所托的人情，吴凤藻还不知道，这样就更不宜在此时谈论来意。闲谈了一会儿，告辞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