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历史小说作品全集（共10册）

细想一想，无论如何算是个安慰。第一，杨乃武的确没有谋杀葛品莲，他决不是如外间传说形容的，那种无恶不作的坏人；第二，既未谋杀，就是冤枉，总可以想得出为他申冤的法子。
“回去过了年再说。”杨大姐说，“我们吃亏的，是没有一位大人先生可以帮我们的忙，譬如京里就找不到路子。我想，现在案子到了刑部，能够托托人到刑部去打点打点，先拿案子拖下来，这里就好慢慢想办法了。”
“我也是这么想。”詹善政说，“在杭州这么多时候，我也常常在茶坊酒肆听人谈这件案子。起先，大家众口一词，提起来总说杨某人该杀！最近这个把月，论调好像不同了。杭州人是‘杭铁头’，性子直，是非分得很清楚，我们不妨想想办法，能够拜托杭州的大绅士出面申冤，事情就有挽回的希望。”
这番话，杨大姐颇为注意，“你说，”她问，“大家的论调，怎么不同？”
“有人说，杨某人平常不安分，诚然不错，不过，就事论事，不可一概而论。功名大事，进京会试有许多琐琐碎碎的事情要料理，哪里会有工夫做这件事？杨乃武既然深通律例，脑筋过人一筹，莫非对这一点是非轻重缓急都分不清楚？”
“这话说得很透彻啊！”杨大姐很兴奋地说，“我们倒请教请教内行看，是不是就拿这些理由写在状子上，由亲人出来告？”
“是的！”杨恭治说，“如果我可以出面，就我来告状申冤。”
“谁能出面，谁不能出面，大清律例上都有规定的。”詹善政提议，“我们该当专门请一位讼师，或者到绍兴去请一位做过刑名师爷的人，来办这件案子。”
“是啊！”杨恭治也附议，“当初我也这么说过。只为一时找不到够资格的人，如果请的人不在行，白花钱是小事，误了事情可不得了。如今，我看李景山、郑兴都很热心，不如请他们举荐一位。”
杨大姐接纳了他们的意见。当时商量决定，她在杭州再多留半天，应该向郑兴去道谢致意，顺便商量这件事。如有结果，留下詹善政在杭州接头。
于是第二天上午，备了两色水礼，又去拜访郑兴。昨天在监狱中说话不便，此时方将与小白菜会面经过，细细告诉了郑兴，最后方始道明来意。
“要讲讼师、代书，我认识的不晓得多少。不过，本事都有限，户婚之类的小官司，不妨请教他们，这桩官司太大了！没有一个人挑得起来，就算挑得起，不一定有把握，花费倒是决不会少。我们总算有缘，我不能不替你们打算打算。这样，有位老先生，你们不妨去碰碰看。”
郑兴举荐的一位老先生，名叫邹观生，早年一直在北直隶游幕，精通刑名，谁知偶尔疏忽，判牍上一个字的出入，将一桩盗案中不该死罪的从犯，定了绞罪。而这名从犯是三代单传，这一处死，他家便绝了后嗣。不久，邹观生老妻病殁，独子夜行遇盗，不幸丧命。邹观生认为是作孽的报应，心灰意冷之余，辞幕回乡，在西湖上出茶叶的龙井隐居。他跟郑兴是酒友，一个月总有一两次，不是他进城来访，便是郑兴携樽就教，盘桓竟日，交情很深。
“这位邹先生平时不谈刑名，不过到酒吃得差不多了，你不问他，他亦会谈他平生办过的得意案子。帮人打官司，当然更谈不到，所以要碰你们的运气。如果他肯帮忙，案子或许有点希望。”
“是的，我想有郑头的交情在那里，邹先生一定肯破例的。郑头，”杨大姐问，“你看是登门去拜访邹先生呢，还是摆桌酒请他？”
“摆酒倒不必，你们抬一坛好酒去，算是我送的。”郑兴说道，“论我跟他的交情，要请他出来帮人打官司，也还办不到。不过，邹先生喜欢打抱不平，看这桩案子太冤枉，或许肯伸手来管。”
说着，郑兴找张红单帖，提笔写了自己的名字，上面注明邹观生的地址，交了给杨大姐，关照要一早去，晚了恐怕他去东到西，不知到哪个寺里找和尚下围棋去了。
杨大姐持了这张帖子回到长泰，即时备办了一罐五十斤重的陈年花雕，嘱咐杨恭治、詹善政第二天一早去访邹观生，倘或不在，就在那里坐等，定要见到为止。说完，她动身赶回余杭去了。
詹、杨二人寻到地方，已经近午时分，但见小小一座瓦房，双扉紧闭，门上一把大锁，邹观生不在家。
“怎么办？”杨恭治问，“得找个地方去歇脚，回头再来。”
詹善政的鼻子很尖，向空使劲嗅了两下说：“等等，让我来仔细看一看。”
他从屋前绕到屋后，炖肉的香味愈浓，而且毫无疑问地出自双扉深锁的这座屋子中。既然如此，邹观生就一定会回来吃午饭，稍等一会儿，便可相见。
不久，从竹径中出现一位清癯老者，手里提着一把锡制的酒壶，缓步而来。看那气度，十之八九可以断定，正是他们专程来访的人。
果然，等那老者从大襟上摘钥匙要去开门时，詹善政上面拱拱手问道：“老先生贵姓是邹？”
老者将他打量了一下，点点头说：“不错，我姓邹。尊驾何人？”
“敝姓詹，这是舍亲，姓杨。我们俩受了臬台衙门郑头儿的委托，特地给邹老先生来送酒。”
邹观生抬眼望去，一坛酒已由脚夫抬到面前，不由得欣然色喜，但随即正一正颜色问道：“你们两位是郑兴的朋友？”
“是的。”
“这坛酒真的是郑兴托你们送来的？”
“真的。”詹善政说，“邹老先生隐居在此，不闻外事，如果不是郑头委托，哪能寻得到此？你老人家看，这是郑头亲笔写的地址。”
邹观生真的接过字条来看了看，“笔迹不错。不过，他自己为什么不来，要托你们两位？”他说，“两位跟我说实话，可以商量。”
“是！”詹善政向杨恭治看了一眼，决定说老实话，“实不相瞒，有点很急的事，要请邹老先生指点迷津。郑头说，邹老先生生来侠义心肠，喜欢打抱不平，叫我们尽管来，不会碰钉子。”
邹观生笑了，“我就知道郑兴的这坛酒不容易喝。好吧，”他说，“进来再说。”
开门入内，詹、杨二人开销了脚夫，转身看时，邹观生人影不见；等了好一会儿，才见他从堂屋后门闪了进来，一只手提壶，一只手拿着一只小铜勺说：“我们一面喝酒一面谈。”
于是詹、杨二人帮他打开酒坛上的泥头，邹观生小心翼翼地满一壶酒，招招手，往后走去。
两人跟进去一看，一张白木方桌上，已摆了三副杯筷，一砂锅的红烧肉，一大碗冬腌菜。另外有个火盆，上支铁架，坐着一个烧饭的铁锅。主人既然如此洒脱，客人也就不必说什么谦虚的话，只静静地站着，看邹观生烫酒。
“请坐！”邹观生斟着酒说，“有事请说。”
两人坐了下来，向邹观生敬了酒，詹善政才指着杨恭治说：“邹老先生，他的堂兄，也就是家姐丈，是这三个多月来，人人在谈的人物：杨乃武！”
“噢，是为这件案子。”
“是的。”杨恭治说，“家兄沉冤莫白，要仰仗邹老先生救他一救。”
“这件案子的底细，我还不大清楚。”
这是一种准备保留态度的说法，如果不愿帮忙，就可以在听完案情之后，找出理由来推托。詹、杨二人虽都还年轻，但这几个月奔走杨乃武的官司，饱历世态，已深谙人情，知道杨乃武这一案轰动全省，人人皆知，邹观生的回答，另有作用，所以不谈案情始末，只极力为杨乃武辩冤，反复强调，杨乃武绝无谋杀葛品莲之理，以及出事之日，杨乃武根本不在城内，可以找许多人作证。
邹观生听得很用心，到紧要之处，甚至停杯不饮，深深注视，听完之后，又沉思了好一会儿，方始开口。
“我亦看出这件案子，有许多不妥的地方，如今听两位一谈，真正是奇冤！就事论事，恕我直言，杨举人自己深明律例，颇擅刀笔，应该想得到，此案关键，在葛品莲的死因，倘为毒死，则下毒何人？应该不避小嫌，挺身而出，既为自我洗刷，亦为死者申冤。当时以他新科举人的身份，作此堂堂正正的表示，贵县刘大令，又何敢为此草菅人命？”邹观生停下来喝口酒，抹抹嘴又说，“我想，杨举人必是因为与小白菜有了暧昧，衾影自惭，不敢出头。语云：‘无欲则刚’，有此私欲，刚强不起来，以致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看起来士君子敦品励行，才真是明哲保身之道。”
这番义正词严的议论，不能不让詹、杨二人心服，而也因此更有信心，觉得邹观生能有此高人一等的见解，就必有高人一等的手段。所以，杨恭治很诚恳地说：“邹老先生分析事理，实在精到，对家兄责备得极是。不过，家兄形迹不检，遭此惨遇，至今为止，亦已足够警惕世人。还求老先生无论如何指点一条能够平反的途径。”
“难，难！”邹观生大摇其头，“所谓积重难返，一错、再错、三错，从县到省一路错下来，如果不是错到底，由余杭县知县到浙江巡抚，都有极重的处分。两位请想，那些官儿为了自己保前程，还有个不合起来尽力维持原判的？一人一家之力，怎么斗得过他们？”
听得这话，詹善政与杨恭治的心都往下一沉，容色惨然，相顾无语。
“事缓则圆。”邹观生歉意地为客人斟酒，“两位先宽宽心，慢慢想法子。”
“哪里还能慢，还能缓？”杨恭治说，“京里公事一到，命就不保了。”
邹观生一愣，然后摇着手说：“不，不！决不会这么快，这是逆伦重案，部里格外慎重，就算不驳，专折奏准，已在秋审截止期限以后，起码可以活到后年。”
听这一说，杨、詹精神一振，“是啊！”杨恭治说，“常常听人提起秋审、秋审，到底怎么回事，请你老教教我们。”
“是这样，”邹观生慢条斯理地说，“凡是秋后处决的案子，在刑部另有处置，专设一个部门，名为秋审处，调各司的能员，充任总办、会办。大致八位，号称‘八大圣人’。”
杨恭治突然出现了兴奋的神态，“照此看来，”他说，“家兄的冤枉一定可以昭雪的了。”
“这，”邹观生诧异地问，“何以见得？”
“你老不是说，刑部秋审处的八位官儿，称为‘八大圣人’吗？既然是圣人，做的事就决不会有一点错。而况‘圣人’有八位之多，还怕不能平反冤狱？”
邹观生不觉失笑，“杨兄，你误会了！”他接着解释，“叫他们‘圣人’不是恭维他们做事不会错，是说他们专横，他们所定的结果，不能更改，不能驳回，就好比圣人说的话不会错。”
杨恭治爽然若失，但仍有些不大相信：“莫非他们的上官也不能改他们所定的结果？”
“差不多是这样。”邹观生回到正题上，“秋审的结果，分为四种：一种叫“情实’，丝毫没有可以宽容之处；一种叫‘缓决’，凡命案、盗案的共犯，虽然都是死罪，从犯总应该稍微减轻些，往往改为‘缓决’；一种叫‘可矜’，查察案情，其中有迫不得已之处，可资矜怜；还有一种叫‘留养’，独子犯死罪，而老亲年在七十以上，或者是节妇守节二十年以上，只靠这个儿子，都可以申请留养。这四种改判的结果。由秋审处一一注明，到了霜降之前，呈请钦定，就叫‘勾决’，情实者当年秋后处决；‘缓决’及‘可矜’仍旧关在监狱里；‘留养’则打一顿板子，枷号两月释放。”
邹观生一口气说到这里，有些累了，杨恭治等他歇一歇，缓过气来，方又问道：“那么，这跟家兄定罪的期限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要谈到秋审的截止期限了。如果不划清界限，漫无标准，前后必致混乱。这个截止期限，以各省离京城路途远近而不同，过远省份，截止前一年封印为止，换句话说，今年十二月二十封印以前定谳的案子，归入明年秋审；以后的案子，就得归入后年秋审。浙江的限期，是二月初十，以刑部奏准之日为准。令兄的案子如果在明年二月初十以前，还没有由刑部奏准，就要拖到后年秋审再说。”
听此一说，杨、詹二人无不宽慰。不过詹善政对律例比较在行，细想一想，还有疑问：“这件案件，果真冤枉到底，小白菜当然是凌迟处死，家姐夫恐怕亦会落得个斩立决，那就跟秋审扯不上关系了。”
“凌迟跟斩立决的罪名，亦有归入秋审案内，秋审处主办，三法司会审题奏的。小白菜大概靠不住，令兄我想最糟糕亦不过判一个斩监候。命案跟盗案不同，盗案是害及大众，再则怕江洋大盗暗中勾结同党，越狱劫狱，关在那里，提心吊胆的不大放心，不如立时斩决，既绝后患，又昭炯戒。像寻常命案，何须如此？我看，还不要紧，如今已是年底，二月初十的限期，不过一个多月的工夫，刑部不见得能在这个限期以前，定谳奏准。”邹观生又说，“你们真的不放心，不妨派人到京城里去打听打听。”
“是的。”詹善政答说，“我们本来也有这样的意思。”
“如今是个机会。”一直神态平静的邹观生，忽然变得有些兴奋了，他问，“杨举人有没有交情深的同年？”
“你老是问，在新科举人当中，有没有比较好的朋友？”
“对！就是这话。”
“我想总有的。不过，要问过家姐才知道。”詹善政紧接着说，“有便如何？”
“开年是会试的年份，新科举人都要进京，有的已经走了，没有走的，元宵之前，一定动身。会试的举子，力量很大，他们到了京里，很可以帮帮令亲的忙。”
“是，是！”詹善政与杨恭治同声答应，用期待的眼光催促他说下去。
“这个忙帮起来不费事，只要拿这件案子不合情理，显而易见冤枉的地方，在京里说一说就可以了！”邹观生又说，“这件案子，浙江已经轰动，京里当然亦有所闻。同乡京官见了面就少不得都会打听，如果十个有六七个说杨某人冤枉，同乡京官自然会主持公道。这时候，情形就会有变化了！”说到这里，邹观生陶然举杯，显得颇为得意似的。
光是这副神态，对来访的客人，便是极大的安慰。詹善政提壶替邹观生斟酒，杨恭治夹了一大块肉放在他面前，笑嘻嘻地说：“你老先用点菜，压压酒。”
“这个变化有两种，不过结果是一样的。第一种，有人会跟刑部的官儿——大到堂官，小到司官，提醒他们此案要慎重；第二种，有言官会出面说话。”邹观生紧接着说，“这件案子如果能翻，照我看，言官的关系很重要。”
“是！你老再说下去。”
“言官闻风言事，根据浙江举人的舆论，就可以上奏。不但如此，哪怕刑部奏准，维持原案，言官一样也可以奏请重审。”
“噢。”詹善政不信似的问，“言官有那么大的力量？”
“当然有。”邹观生为他们解释，“言官有两种，一种是御史，就是大家都晓得的‘都老爷’；另外一种叫‘六科给事中’，照六部来分，职掌封驳——”
“慢慢！邹老先生，”詹善政打断他的话问，“请你再说一遍，职掌什么？”
“职掌封驳。照规矩来说，皇帝的上谕，到了六科给事中那里，如果认为不合规制，或者有错，就可以将原旨封还，请皇上再考虑，这叫封驳。”
“啊，啊！我懂了。你老的意思是说，皇帝不该准刑部的奏而准了，六科给事中就可以给皇帝来个驳回。是不是？”
“大致是这个意思。”邹观生说，“总之刑科给事中，对这件案子可以说话。”
不过话虽如此，一经明降上谕，再奏请收回成命，事情就比较吃力了。所以邹观生以为能尽早设法，央请言官，如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或者有言责的翰林——翰林如兼“日讲起注官”，即可专折言事，名为言责，实为言权。倘或这些受人尊敬的京官，肯出面来管这件事，不仅皇帝要虚心纳谏，刑部亦就更不敢马虎了。
詹、杨二人，连连称是，衷心接受了邹观生的指点。不过，这件案子要从多方面进行，求人之外，亦须求己。在浙江来说，这一案事成定局，要翻就得到京里去翻。那是怎么个翻法呢？
“告御状这件事非同小可。”詹善政说，“也要请邹老先生指教。”
“‘告御状’是俗称，正式的名称叫作‘京控’。这是所谓‘越诉’，限制很严，倘或不照规定，徒劳跋涉，还耽误了事机，不可不弄个清清楚楚。我拿《会典》给你们看。”
《大清会典》刑部这一部门，有很清楚的记载：“凡词讼惩其越诉。”下面的注解是：“军民陈告词讼，自下而上，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倘事款妨碍本官，不便控告，及审断不公，须于状内将控过衙门，审过情节，开载明白，赴该上司衙门呈告，再有屈抑，方准来京呈诉。”
“你们这个条件是符合的，就是说，浙江顶高的衙门，巡抚那里审下来，仍旧觉得冤枉，可以到京里控告。不过，也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令其出结，如已在本省各衙门呈告有案，方与勘问；如未经在本籍具控，或现在审办未结，遽行来京诉告者，交部讯明，先治越诉之罪，仍将该犯解回本省，令督抚等秉公审拟题报。’这个条件，你们是有的。难的是第二个条件。”邹观生说到这里，沉吟不语，仿佛在考虑杨乃武这一案的第二个条件够不够。
“邹老先生，”杨恭治忍不住问，“请教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第二个条件是案情内容，如果京控的呈词，与原案核对，‘只小有异同，无关罪名轻重者’，就不再审理，翻控的还要治罪，非要‘与达部案情，迥不相符，而又事关重大者’，方能受理。”
“这个条件也是合的。”詹善政说，“浙江报部说杨某人谋杀，其实没有，这就是与案情全不相符。人命案当然事关重大。”
“你的话不错。不过，空言无法为凭，怎么能找出有力的证据来，很值得研究。”
“是，是！这将来还要仰仗你老。”
“老先生，”杨恭治接着问，“京控准了，是不是部里重新审？”
“不一定，照《会典》的规定，有三个办法，一是由刑部提全案来审，二是发交督抚审办，三是由京里特派钦差大臣到该管省份去审。这三个办法，请旨决定。”
谈到这里，听得有人敲门，是邹观生的至亲从城里来访，胞侄、外甥带着孩子与过年的食物，小屋中顿时热闹非凡。见此光景，詹善政与杨恭治不便久留，相偕告辞。不过就这告辞的片刻，亦还有许多话，再三道谢，也再三重托，而且再三订约，不是年内，亦必在年初五以前，还要来访。邹观生也是跟这两个年轻朋友，一见投缘，满口地答应了。
两人回到城里，大感兴奋。彼此都有一种感觉，杨大姐入狱的结果，不过在心理上得到安慰，于案子究有几许效益，却还看不出来；唯有跟邹观生的这一番深谈，倒确是开了一个柳暗花明的境界。这一遭遇，是个极好、极难得的机会，必得切切实实地把握住。
“恭治兄，”詹善政说，“想大姐是个女流，劳她抛头露面，我不知你心里怎么想法，我可是很难过。现在既有这样一条路子，我们不可轻轻放过！”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杨恭治说，“以我的意思，我们不必回余杭过年，过年这几天跟老郑、邹老先生泡在一起，拿京控这件事办好了它。你看如何？”
“好！我赞成。”詹善政说，“不光是跟郑、邹两位泡，我们还要找路子，看进京会试的，有没有熟人可以辗转拜托，请他们在京里代诉冤屈。”
辗转托人当然办得到，然而非钱不行。这一，大正月里，登门拜访，少不得要带礼物，有求于人，则这份礼物，又非寻常酬酢，点到为止可比。
第二，新年家家有赌局，不是牌九，就是摇摊。遇上了少不得随和凑兴，甚至要特意输几文，作为应酬，这笔赌本，只能多带，不能少带。
第三，托进京的举子，代为申诉冤屈，当然要送程仪。如果家境过分清寒，盘费至今尚无着落，出手更得大方。助人成行去取富贵，这是雪中送炭的大人情，受者感恩图报，自然格外出力。
这样一算，当务之急，还是得回余杭去凑钱。詹善政自告奋勇，去走一趟，这在杨恭治自是求之不得。约定两天即回，而在这两天，杨恭治便在杭州打探路子。
赶回杭州，已是“小年夜”了，不过总算不虚此行。詹家为支助至亲急难，以高利借到一笔银子，总数五百两，尽数让詹善政带到杭州来了。
“我托人介绍，认识一个姓陈的。”杨恭治说，“他也认识乃武，谈起来很同情。此人进京，还差点路费，为数不多，大概三四十两银子。我因为不知道你能凑到多少，不敢先许人家。现在，你看怎么办。”
“姓陈的为人如何？”
“看来像很热心。”杨恭治说，“我听人说，此人笔底下很来得，今科必中。”
如果会试必中，就更值得结交，因为中了进士，无论点翰林或者分发到六部任职，都是京官，帮忙的日子正长。所以詹、杨二人，当天就带了节礼，冒昧登门，这是慕名拜访。
这个姓陈的新科举人，单名一个丹字，平日替人做些应酬文字，博些菲薄的润笔为生，人入中年，家累极重。中举以后，自然有至亲好友，帮衬上京的盘缠，怎奈时运不济，妻子儿女一个接一个患病，亲友的帮款，都耗费在医药上头了。眼看一年将尽，春闱日近，而上京的行装，尚未备办，心境自然不佳，哪里有心思来应酬生客？只看在四色节礼的分上，强打精神而已。
“听两位的口音是余杭？”
“是！”杨恭治答说，“家兄与陈先生同榜，我们余杭县，今年只中了家兄一个举人。”
“啊，啊！噢——”
陈丹的尾音拖得很长，声调也很怪，表情更为复杂，惊异之中，有着卑薄、厌恶之意。杨恭治与詹善政看在眼中，难过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