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历史小说作品全集（共10册）

卢定勋笑了，“老年兄如果顾虑到这一点，”他平静地说，“那就只有想法子拿公事敷衍过去，算了！”
“这个法子怎么想？”
“法子用不着想，自有人会想。”
“谁啊？”
“嗐！”卢定勋有点好笑又好气的神情，“你到巡抚衙门走一遭，不就有人替你想法子了吗？”
胡瑞澜恍然大悟。只要去看杨昌濬，拿上谕给他一看，他自然会着急，自然会替他想法子。当下连连点头说道：“是，是！我糊涂了！我这会就去，看杨石泉怎么说？”
卢定勋不即回答，沉吟了好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我再提醒你，这是特旨交办事件！”
“我知道。”胡瑞澜随口答了一句，兴冲冲地告辞上轿，吩咐到梅花碑。
梅花碑是个地名，又叫佑圣观巷，是巡抚衙门所在地。胡瑞澜的轿子一进西辕门，就看到照墙下已排好了高脚牌之类的所谓“导子”，不言可知，杨昌濬正要出门。
胡瑞澜不愿空跑一趟，拍着扶手板催促轿夫：“快，快，快抬进去。”
轿子抬到大门，杨昌濬的八抬大轿，正从二门出来。主客二人不约而同地吩咐停轿，双方的跟班聚在一起询问究竟，一个说：“抚台有紧要公事去拜驻防将军。”一个说：“学台有要紧公事来拜抚台。”彼此有相持不下之势。胡瑞澜性急，跨出轿子来大声说道：“石泉、石泉，我有‘廷寄’给你看！”
上谕分两种：一种是“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无任何机密可言，由内阁发布，称为“明发上谕”；一种是某省大员或数省大员特加指示，由军机处交兵部专差投递，称为“寄信上谕”，简称“廷寄”。廷寄多寄督抚、将军以及统兵大员，学政管一省文教，尽是例行公务，虽可专折言事，但绝少上奏。朝廷如有廷寄给学政，亦大多是整饬士习之类，照例分行督抚。如果学政单独接到廷寄，事不寻常，大致是密查某案。所以杨昌濬听他这一说，立刻取消原定的行程，将胡瑞澜延到签押房中密谈。
“石泉，麻烦大了！”
杨昌濬接过廷寄一看，脸色大变，由红转白，由白转青，冷笑着说：“好一个‘有人奏’，倒要看看到底是谁？”
这“有人奏”三字，是这道上谕一开头的话。不指明某人奏，而用“有人奏”的字样，一方面是为了保全参劾的人；另一方面只表示“姑妄听之”，为被参大员略存体面。杨昌濬的话虽如此，心里却已认定，所谓“有人”又是浙江籍的京官。
“石泉，”胡瑞澜说，“这一点，你先莫追究，我只请问，该怎么办？”
“事到如今，哪里还有我说话的余地？”杨昌濬负气地说，“我今天就拜折，自请解任听勘。”
“这，你误会了！石泉，莫非你疑心我会跟你过不去？”
听这一说，杨昌濬才发觉自己大为失态，赶紧拱手道歉，“观甫！”他亦别号称胡瑞澜，“彼此交好，又是同乡，我说话比较随便，千万不要见气。”
一个湖南湘乡，一个湖北江夏，两湖认大同乡，所以曾国藩封侯，在京的湖广会馆亦大摆筵席，唱戏开贺。提到这层关系，胡瑞澜不由得就想到浙江的京官，“他们在京里，总是说我对浙江的读书人刻薄。其实最刻薄的是浙江的读书人，目空一切，肆无忌惮，”他停了一下说，“一个举人而捐班的户部郎中，居然也不把翰林看在眼里，当然更不必谈军功出身的了！”
胡瑞澜倒非有意讽刺，可是军功出身的杨昌濬，听见这话，心里当然不会好过，恨恨地说：“你是指那姓李的妄人？”
他俩所谈的是名动公卿的李慈铭。此人于书无所不窥，渊博非凡，而脾气极坏，偏激狂傲，所以杨昌濬视之为“妄人”，甚至因为他是出“师爷”的绍兴人，可能与从前以刀笔营生的杨乃武“同恶相济”，这“有人奏”就是他在“捣鬼”。
由此而始，两人大骂浙江的士风轻薄。胡瑞澜还提到雍正年间，因为浙江士习败坏，特设“观风整俗使”，而且雍正五年不准浙江举人参加会试，是唐朝开科取士以来，独一无二之事。
“由此可见浙江的文人，坏的居多！‘观风整俗’正是学使的责任。”杨昌濬很起劲地说，“老兄其有意乎？”
“责无旁贷，当然想整顿一番，只是无拳无勇，心余力绌。”
“眼前这件案子，就是一个整顿的机会。只要你有这个意思，事情好办。”
于是言归正传，商量复审的细节，决定由胡瑞澜行文巡抚衙门，调派委员四名承审：宁波府知府边葆诚，嘉兴县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边葆诚的地位最高，自然以他为主审。
委札一下，边葆诚摒挡进省。一到杭州，先去拜访胡瑞澜，因为他亦是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的进士，跟胡瑞澜是同年。
此人籍隶任丘。任丘边家是海内大族，边葆诚的祖先有个边大绶，明朝末年当陕西米脂县令，因为奉令挖过李自成的祖坟而出名。边葆诚常跟人谈起这件事，自道他家的家风，向来不畏强梁。这次被委主持复审，一半因为他是胡瑞澜的同年，比较好说私话；一半亦因为他是个酷吏，不像湖州知府锡光那样“软弱无用”。
相见之下，欢然道故，但边葆诚不免感慨，“垂垂老矣，”他说，“望六之年，依旧是一名风尘俗吏！”
“五品黄堂，亦不能说是风尘俗吏。”胡瑞澜问道，“年兄到任几年了？”
“我是同治四年到任的。”边葆诚说，“十年了！”
“一做十年是太久了一点。我想，这趟差使下来，杨石泉总要保一保年兄。”
意在言外，如能迎合杨昌濬的意旨，自有升官之望。道光二十一年的两榜出身，早就应该戴红顶子，自己连个道员都还没有巴结上，边葆诚当然觉得委屈，现在有此机会，亦当然要好好把握。
因此，边葆诚问说：“我奉委主审此案，茫无头绪，唯有禀承意旨，勉力以赴。”
“不敢当，不敢当！此案纠葛已久，非借重年兄的大才，不能定谳。”胡瑞澜说，“请先休息两天，慢慢看完全案再说。”
“是！”边葆诚又试探着问，“将来总要维持原审吧？”
“不忙、不忙！且等你看完卷宗，见了抚台再说。”
胡瑞澜这样答复，是有他的打算的。这一案是不是维持原判，能不能维持原判，对杨昌濬的前程关系甚大；边葆诚虽是同年，但官职不相统属，想照应他亦是力不从心。杨昌濬希望边葆诚如何处理此案，将来作何酬庸，以及边葆诚是不是听命而行，对杨昌濬有何企求，最好让他们直接去谈，自己不必居间参与，免得将来有一方不如所愿，埋怨到他头上。反正自己这种“悉听尊便”的态度，已足以使杨昌濬见情了。
但不知是为了遮人耳目，还是另有缘故，边葆诚不曾见着杨昌濬。倒是臬司蒯贺荪对他很客气，连日设宴款待，一谈总是两三个时辰。
流火铄金的天气，边葆诚借杭州府大堂开审，左面是嘉兴知县罗子森，右面是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名为“四堂会审”，其实只是边葆诚一个人问话。
杨乃武与小白菜都翻了供，但杨乃武说了一句不聪明的假话，道是葛品莲暴毙之前的八月二十四那天，是差役何春芳与葛毕氏调笑，为葛品莲撞见，因而责打妻子。边葆诚抓住他这句假话，在征得胡瑞澜、蒯贺荪的同意以后，施展辣手，昼夜不分地轮流盘问，只为有了一句假话，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真话也是假话了。
这有个名目，叫作“熬审”，只对谋反大逆、江洋大盗等强悍的罪犯才用的手段，而竟施之于文弱书生与一个女流，而且还动用了大刑，杨乃武的两条大腿，虽未打断，已成残废。不但夹了杨乃武，还夹了他的妻子，为的是杨詹氏两次京控，被认定是个必须严惩的刁悍泼妇。
胡瑞澜的复奏，是十月初到京的。由于慈禧太后的万寿之期已近，凡是凶杀案之类的不祥刑案，不宜上奏；因而一直到十月十五，方始由军机处奏请裁决。
这天正好召见师傅，一个是翁同龢，署理的刑部侍郎；一个是夏同善，早就接到了杭州的来信，尽知胡瑞澜、边葆诚枉法的实情。所以当慈禧太后问到此案，两人异口同声地答说，此案不宜根据胡瑞澜的复奏定谳。
因此，十月十六日特颁一道上谕：“前因给事中王书瑞奏，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葛品莲，诬攀已革举人杨乃武，因奸同谋，问官回护瞻徇，请派大员查办。当派胡瑞澜提讯，兹据该侍郎声称：‘反复讯究此案，实属杨乃武因奸起意，伙葛毕氏将伊夫葛品莲毒毙，供证佥同，案无遁饰，按律定拟。’并声明‘此案原拟罪名，查校并无出入’等语。着刑部速议具奏。”
接着，有位言官上奏：“重案讯办，未协舆情，请提交刑部办理。”这位言官的官衔是户科给事中，名字叫作边宝泉，虽为汉军镶红旗人，其实就是边葆诚的族人。
这边宝泉是同治二年的翰林出身。他倒是个有心人，眼见洪杨以后，督抚权重，视朝廷政令如具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一当了御史，专门抨击弄权的封疆大吏。到任不久，就参了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接着又参江西巡抚刘坤一。这一次发难，明责胡瑞澜，其实笔锋力扫杨昌濬，而暗中又有为他的族人边葆诚开脱的意味在内，文章做得极好。
这篇文章一共分三段，第一段是说流言竟成事实：“此案传闻异辞，已非一日；外间议论，佥谓胡瑞澜与抚臣杨昌濬，平日相好，其办理此案，外示严厉，中存偏袒；于案中紧要关键，并未虚心研讯，势必仍照原定罪名拟结。今胡瑞澜所奏，果与前次传闻无异，是物议必非无因。”
第二段论此案不能平反的症结所在：“近来外省已经办成之案，虽经京控，而发交原省查办，平反者百不得一，久已相习成风。且胡瑞澜学政办理同省重案，所派承审之人，不过府州县官，与钦派大臣随带司员者不同。外吏之升沉，操之督抚，仰承意旨，视为故常；一旦特发公论，以疑难大案，引为己责，而致亲临上司干失人之重咎，虽愚者不肯为此。而胡瑞澜素本文臣，从未办理刑名事件，其受人牵制，不能平反，本在意料之中。”
因此，第三段文章建议：“伏思朝廷慎重人命，凡关罪名出入，不惮再四研求；可否特降谕旨，将全案人证卷宗，提交刑部，详细研讯。如胡瑞澜所奏果是，不过稽迟杨乃武数月之死；而既经刑部复审，自足以伸国法而破群疑。倘有不实不尽之处，立共平反，庶嗣后各省承办重案，不敢再蹈瞻徇回护之习，于吏治民生，均有裨益。”
话是说得很有道理，不过朝廷还不愿意公然表示，要裁抑疆臣的权柄，所以用“外省案件纷纷提交刑部，向亦无此政体”的理由，仍旧责成刑部“详细研求，速行核议具奏，俾成信谳”。这与两天之前的上谕，只有“着刑部速议具奏”一句话来比较，可以看出，边宝泉这一奏，显然已受到朝廷的重视了。
因此，翁同龢特意命浙江司检齐原案，花了两天的工夫，细心研究，看出好几处毛病，一一用笺条签出。其中最说不过去的是：第一，京控提到余杭县令之子如何如何，至少该有本人的一份“亲供”自辩。而仅据差役一句话，“本官之子，早经回籍”而轻轻放过，于理不合。
其次，葛品莲之死，据说死于砒霜，买砒霜的是杨乃武，卖砒霜的是钱宝生；而杨乃武前后两次所供，买砒霜的日期不同，一说八月初三，一说八月初二，究竟是在哪一天？何以不提钱宝生到案对质？
不仅如此，翁同龢还托他的换帖弟兄步军统领荣禄抄了杨詹氏京控的原呈来看，又特意拜访夏同善与朱智长谈，相当深入地了解了案情，方始指示秋审处总办余撰，拟定奏稿，主张逐层指驳，发交胡瑞澜再审。
谁知刑部尚书桑春荣不以为然。争辩了好几天，由于另一位侍郎绍祺与浙江司、秋审处的司官，都支持“指驳再审”的主张，桑春荣亦就只好让步了。
复奏一上立即裁可，由朱智秉笔，发了一道明发上谕，措辞更为严峻，说的是：“前因浙江学政胡瑞澜奏，复讯民妇葛毕氏因奸毒毙本夫葛品莲分别定拟一折，当交刑部速议具奏；旋据给事中边宝泉奏，案情未协，请提交刑部办理，亦经谕令该部详讯研求。兹据该部奏抄，察核此案原题情节，与现供歧异甚多，请饬再行严讯等语。命案重情，亟须核实研讯，以成信谳；着胡瑞澜按照刑部所指各节，提集犯证，将复讯与原审情节，因何歧异之处，逐一研究明确，毋枉毋纵，总期情真罪当，一切持平，不得稍涉含糊，意图迁就；并将详细供词，声叙明晰，定拟具奏。”
另外由刑部咨复浙江巡抚，详细指出“原题情节与现供歧异”之处，计“情节互异者一，可拟者二，疏漏者一”。部文虽不公开，但亦无保守秘密的必要。许多关心本案的浙江京官，都托人在刑部秋审处抄来原咨，竞相传观，无不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一吐胸中的积郁。
消息传到浙江，自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最兴奋的是杨家，而最觉凄惨的是刘锡彤。刑部指驳歧异之处，关系最重的是两点，一是指他的儿子刘海升既然牵涉在案内，何以不传讯，不递亲供？这一点还不要紧，因为刘海升早就死了。
刘海升是死于海难。其时招商局成立不久，浙江的漕米，改由海运，即归招商局派轮承办。漕船向例可以附搭乘客，倘或与押运漕米的委员有点关系，且可免费。刘海升为了杨乃武一案“避风头”，决计北归回盐山原籍。这年二月里搭上运漕的福星轮，由吴淞口出海，直放天津。
二月十七起碇，船到佘山海面，忽然起雾。福星轮当即一面改慢车，一面“放气筒”，且鸣且行，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快到黑水洋时，为怡和洋行的澳顺轮拦腰猛撞，船舱进水，不过三分钟的工夫即告沉没。全船乘客及海员共计一百二十人，被救的不到一半。海运委员蒯光烈及刘海升都在遇难之列。
人死可以不论，死无对证的事，总比较容易搪塞。但另一点，为何不传爱仁堂店东钱宝生到案对质，却是全案关键所在。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是全案关系最重之处，但犯人既已承认下毒，自不能请求传证；问案的人明知有传询的必要，只是意存偏袒，尽可装糊涂。如今刑部指驳，上谕督责，就非得传证不可了。
这一到堂上，钱宝生如果和盘托出，当初如何在威胁利诱之下，作了伪证。辛辛苦苦铸成的“铁案”，便是遇到了熊熊的烈焰，一下子会消融得不成样子。转念到此，刘锡彤直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了。
“快，快！”他大声吩咐，“快去请陈秀才来，立等见面。”
陈秀才就是号竹山的陈湖。原以为胡瑞澜一奏便可结案，谁知结果如此，也不由得变色了！
“如今没有别的办法，”刘锡彤几乎是哭的声音，“唯有切切叮嘱钱宝生——”
“钱坦。”陈湖中途插嘴纠正他。
“钱宝生！”刘锡彤声色俱厉，让陈湖吓一大跳，“竹山，请你也记住，爱仁堂的店东叫钱宝生，又名钱坦是另一回事。”
“是，是！”陈湖也省悟了，“一切都要照原供。”
“对！名字叫钱宝生，是同治十二年八月初三，卖了四十文的砒霜给杨乃武。一口咬定，包他没事。”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当初有谕单给他——”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刘锡彤又不耐烦了，“当初写谕单给他，不教他到案对质，我已经做到了；如今是京里的圣旨！你吓他一吓，自然会乖乖儿就范。”
陈湖心想，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连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都被惊动了，小小一个七品知县，还能吓得倒什么人？此事唯有多说好话，动以利害，才能办得通。
主意打定，先去找到钱坦的弟弟钱恺，略说经过，赶到仓前，一见了面，钱坦的脸色很难看——这已非一日了。从杨乃武的案子越闹越大，他的麻烦也越来越多，上门的客人总要提起其事。先是不明究竟，问问经过；从真相渐白，知道杨乃武受到诬供，对钱坦的态度，也便由疑问而化为质问，那种冷峻怀疑的眼色与语气，实在教人受不了。
现在一看陈湖上门，先就有了戒备厌恶之心，不管陈湖是如何赔笑说话，他总是有气没力地懒得答理，最后谈入正题，一听要到省城里作证，他的脸色变了。
“我不去！当初答应过我的。”
“不错，当初有谕单，与你无干，现在也还是与你无干。不过京里有人在闹，不能不敷衍一下子。我陪你上省城，只要过一堂，照以前说过的话说一遍，包你没事。”
“如果有事呢？”
“什么事？”
“拿我打啊，夹啊，或者把我关了起来，那怎么说？”
“那是决不会有的事。你想，案子还是这一个案子，审的人也还是这些人，难道自己打自己嘴巴，说前一次审错了，只有这一次才审得对？”陈湖又说，“钱老板，你不要怕！本来没事，你一怕，不肯去，倒像做贼心虚似的反而自己找麻烦了！”
对这番话，钱坦亦以为然，左思右想，无可闪避，长叹一声，滚出两滴眼泪：“唉！不晓得啥个冤孽？”
这是无可奈何，唯有硬着头皮应承的表示。陈湖既怕他变卦，又怕他到了堂上所供不符，所以陪着说了许多好话，多方譬解，看钱坦情绪稍微好转了些，方始告辞。
等他走后不久，杨家的人来了，有男有女，有大有小，浩浩荡荡一大群，而且还有专门送礼用的一具“条箱”，抬着跟在后面。
仓前也算是水陆码头，过往的旅客甚多，所以钱坦并未注意。及至条箱抬入店堂，莫名其妙，急忙从柜台里走出来问：“喂，喂！你们是哪里的？”
“钱老板，敝姓杨。”杨恭治上前搭话，“家兄就是杨乃武。家嫂、家姐特为来拜访，几样粗东西不成敬意。”说着，便叫揭开条箱盖子，吃的有整条的火腿，穿的有整疋的杭纺，这份礼很像个样子！
钱坦却无心细看，一听是杨乃武这个名字，他心里就发慌了，口里连连答说：“不敢当，不敢当！”一双眼睛却只顾看着门口。
门口停下来两顶轿子，出来两个妇人，前面是杨大姐，后面是杨太太，手里还牵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后面又跟着一男一女两个大孩子，都是杨乃武的子女。
进得门来，杨太太带着两儿一女，一起跪倒，“钱老板，”她哀声说道，“请你做做好事！”
钱坦大惊失色，“这是为啥？这是为啥？”他一面仓皇地喊，一面也跪倒还礼。
这时老板娘已经赶到了，首先去搀扶杨太太，可是她不肯起身，只说：“要请钱老板答应一句，救救我家乃武！”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杨太太，你请里面坐。”
就这片刻，看热闹的人，已在店门口挤得水泄不通。少不得有爱仁堂的左邻右舍，挺身出来，帮着劝慰。于是杨大姐说一句：“弟妹，该进去见见钱家老伯母。”
此来说定了的，全归杨大姐一个人指挥，所以杨太太依言起身。钱坦夫妇将杨家大大小小都接到后面。钱家老娘亲自烧香去了，由老板娘周旋接待，乱过一阵，孩子们由爱仁堂的伙计带开，堂屋里三客两主，开始谈论正事。
“钱老板，”杨大姐低声下气地说，“今天实在是来求你。你的苦衷，我们都晓得，已经打听过了，实在是逼得没法子，只好那样说，我们一点都不怪你。说实话，换了我是你钱老板，也只好那样说。”
钱坦不作声，好久，才叹口气说：“唉，叶太太！我也不晓得怎么说才好！这种无缘无故惹出来的烦恼，真正没有道理！”
这话骤听不明白，要细想一想才懂，是隐隐然怪杨乃武不该将他牵扯在内。平心而论，是杨乃武错在先，怨不得人家。于是，杨大姐只好施展苦肉计了。
一个眼色抛过去，杨太太又是一跪。这一次老板娘的动作很迅速，等她膝盖刚一着地，便拿她硬拖了起来。
“说来说去是我家乃武的错！不该为了一上夹棍，信口胡说，我先替他赔罪；将来等他出来以后，再来谢钱老板的救命之恩。”
“没有这话，没有这话！”钱坦连连摇手，“我怎么救得了他？”
“救得了！一定救得了！”杨太太说。
“一定救得了的！”杨大姐说，“钱老板，只要请你说实话好了！”
钱坦默然。人家的要求并不过分，实话直说，理所应当。可是说了实话会有怎样的后果呢？一想起来，不寒而栗。
杨家多少也了解他的处境。是商量好了来的，由杨大姐与杨恭治姐弟二人，轮番向钱坦央求，说他一说了实话，因为与前供不符，可能会有罪名，但一定设法替他上下打点；如果入狱，无论如何不会让他吃苦头。至于爱仁堂的生意，如果需要帮忙照料，只要他提出可行的办法来，譬如进货要垫本钱之类，杨家亦必定尽力。
另外是杨太太向老板娘下功夫，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苦。说到宁波府边知府动刑所受的苦痛，声泪俱下，害得老板娘也陪了一些眼泪。
在这样的情面包围之下，钱坦终于答应：上得堂去，会翻供说实话，杨乃武根本不曾在他店里买过砒霜。只要有这句话就够了！至于未买砒霜而说买过，其故何在，杨家认为不必问，堂上问他，他自然会说另一番实话。此时一问，陡然勾起钱坦的忧虑，大可不必。
等杨家千言万谢的告辞而去，钱坦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言不语，连晚饭都不想吃，只是坐着发愣。老板娘见此光景，唯有极力解劝，而钱坦只是摇头叹气，不断地说：“难做人了！难做人了！”
谁都可以想象得到他的为难。不说实话，对不起杨家，而且从此亦将不齿于乡里；说了实话呢，县大老爷的“纱帽”不保，还牵涉到陈湖等人，他们岂肯善罢甘休？别的不说，堂上一顿板子，就会打得人死去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