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雪人

麦德林在哥伦比亚的安蒂奥基亚地区，这里气候四季如春，没有霜冻，土壤肥沃，还有阿布拉山谷和麦德林河，是出产最顶级哥伦比亚咖啡的地方。妈妈和棚屋区的很多人，都在山谷边上的咖啡加工厂工作。你要是能站在山谷的高处，就会看见眼前一望无际，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低矮碧绿的咖啡树，绿油油地看上去，像是一排排精致的小玩具。等到天气暖和，咖啡树开出花来，乳白色五瓣筒装花朵，有着一股淡淡的茉莉花的清香，在绿色的椭圆形叶子衬托下，一串一串地点缀着如同波浪般起伏的山坡，就像一条条晶莹闪烁的浪花。咖啡的花朵两三天内就会凋谢，要过六到八个月果实才能成熟，果实的颜色一开始是嫩绿色的，然后变黄，最后变成红色，和樱桃的样子很像，等到红色时就可以采摘了。
母亲要做的，就是把已经水洗过的，脱去果皮的带壳豆，带壳豆再变成泡水发酵脱离果胶的种壳，放到暴晒场上去晾晒，我无数次看着那些焦黄的种壳，被铺在长方形的水泥晾晒场上，母亲不时去翻捡着，晾晒下面潮湿的种壳。虽然是晾晒，但是种壳还是要有一定的水分，这晾晒的程度，全凭着有经验的手指，去感觉种壳的软硬，等到晾晒好了，还要再收藏两个月，最后磨掉种壳，才能取出可以磨制成咖啡的咖啡豆。
我喜欢咖啡的味道，喜欢咖啡豆在指尖滑落的感觉，就像比赛最后胜利时，我抛出时皮球的那一个瞬间。但是在父亲出事的那一刻，母亲身上咖啡的味道变得又酸又苦，我抱着皮球，呆呆地坐在门边。
我使劲抬着头，看着天上的云彩，想着那一团团的云彩，像哪一种动物，母亲一反常态地没有去做饭，她站在门口，看着低矮的棚屋，看着远处的麦德林河，然后回过头看着我，说我怎么一下长得这么高了，我只是笑笑没有说话，这时，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冲锋枪的声音急促而激烈，母亲赶紧把我拉回到了屋里，关上门。这里毒贩和毒贩之间，毒贩和政府缉毒武装之间的交火是经常有的，只要小心不要被流弹误伤，还是很安全的。但这次的交火不太一样，自动武器的声音越来越密集，各种枪支的声音一阵紧似一阵，交火的地点好像也越来越近，爷爷在隔壁敲着墙，告诉我们他们一切都好，我也敲着墙告诉他们我们都在家。但我没告诉爷爷，那天父亲没有回家。
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大字标题的新闻，帕布罗·埃斯科巴在美国人的帮助下，被政府军击毙，一个一个人对抗全世界的故事，一个奇特的时代，结束了。
父亲出事和埃斯科巴被击毙是在同一天，我很难想明白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就是上天的特意安排，不过，埃斯科巴是被当时就验明正身的，而父亲的尸体，是过了好久才捞上来的，身上已经被河里的鱼咬得残缺不全，脸上更是被啃得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
从那以后，我和妈妈相依为命，我拼命想着能踢上正式队，那样我就有钱了，就不用让妈妈再去翻那些湿漉漉的种壳，她的每一次弯腰低头，都好像会让她老得更快，我想要能搬到山下的帕布拉多去，给她买一套房子，要让她过上真正的好生活。每次看到她坚毅的黄眼睛时，我都这么想。可我还不行，因为守门员总是要一个经验丰富，稳定发挥的人，我还是太年轻了，最多在预备队里打打替补。
没过多久，阿图罗就离开我们，跟随青年队训练了，他们和一队合用一块训练场地，他每次训练，都能看见一队的队员，林孔和伊基塔都能看见，他要到了他的偶像林孔的签名，但他没有看见伊基塔。听了他的话，当时我看着空荡荡的球场，失望得连话都不想说了，阿图罗过来搂着我的肩膀，说如果有一天他打进了一队，他就给我要一件伊基塔签名的球衣。
我记得他当时抱住他，哭得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我一天天地苦练着，希望能有一次上场的机会。终于，在一次比赛中，因为正选门将扑单刀球犯规被红牌罚下，我临时替补上场，当时我脑子里是一片的空白，跑向球门时，我的手臂一直在抖，连守门员手套都系了几次才戴好，幸好，我的发挥很出色，扑出了两个必进之球，我的身高让我在争抢中游刃有余，我的苦练终于有了回报，我们队最终反败为胜，在终场时，我听到了人们呼唤我的名字，这是属于我的夜晚，我终于有了展现自己的机会。
我继续更加刻苦地练习，我慢慢脱颖而出，在预备队里有了稳定的首发位置和出场时间，而阿图罗，那时已经成为国民竞技队的一名前锋，他也完成了自己的诺言，给了我一件伊基塔的签名球衣，我渴望着有一天，我和伊基塔，我的偶像，能站在同一块球场，为同一支球队而战斗，我相信那一天，终将到来。
1995年的美洲杯，我和阿图罗在麦德林中心广场，和无数的人，一起看着广场上的大屏幕，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无数不时高高举起的的手臂，随着人们高喊着哥伦比亚队的名字，或是高声唱着一支令人热血澎湃的歌。卖冰淇林和啤酒的小贩在人群里钻来钻去，还有人高喊着“炸香蕉，炸香蕉”，不同肤色和不同信仰的人都聚在大屏幕前，等待着哥伦比亚队的第一个进球。
那天的情景我历历在目，阿图罗买了两个炸香蕉，递给我一个，我们一边吃着，一边不错眼珠地看着场上激烈的比赛，就在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伊基塔再次攻出球门，人群里低低响起了一阵骚动，每个人都喜忧参半地看着冲向中场的的伊基塔，果不其然，伊基塔的传球被断，对方球员迅速发动反击，攻方球员发现伊基塔离球门较远，于是调整了一下，就打出了一个将近三十米的吊射，皮球旋转着直奔球门而去，广场上的人同时惊呼起来，每个人都紧张地看着，如果球进了，这肯定是疯子伊基塔的失误，而且哥伦比亚队先失一球，之后的比赛将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有可能失去这场比赛的胜利，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伊基塔出现在了门前，在足球眼看着就快要入网之前，他的身体鱼跃前倾，用两个后脚跟将球踢出了大门。皮球从他如同灵猫一样的身体后面，向前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慢慢落向中场，那一瞬间，时间仿佛都停止了，挤得水泄不通的广场中心，如同清晨的阿布拉山谷一样寂静，我和阿图罗手里拿着炸香蕉，就放在嘴边，完全忘记了放进嘴里，只是呆呆地看着大屏幕，过了三秒钟，所有的人都沸腾了，爆发出了一阵排山倒海一般的声响，不同肤色的手臂高高举起，一起高喊着伊基塔的名字，我和阿图罗互相拼命拍打着对方的的身体，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们见证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一次门前救险，就在刚才，就在我们眼前。
从此，伊基塔在我的眼中，成为了神一样的存在。
从那场比赛之后，我反复地看了伊基塔的那次救球，看得我都已经忘记了多少遍，他的动作，如同慢镜头一样地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这才是门神的标志，我想。我对这个动作是如此痴迷，以至于我每天都会偷偷地练习，全身上下都被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我也没有放弃，我要做和他一样的动作，我要在比赛中用这个动作向他致敬，更要证明，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门将。
于是，时间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道分界线，我不知道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因为命运，已经让我失去了选择的权利。
那天是一场国民竞技青年队和独立青年队的比赛，我首发登场，对方攻势很猛，我们一直处于守势，我决定用我的行动鼓励队友进攻，在一次接球后，我带球进攻，传给了我方的队员，但是很快被阻截，对方看到我离开了大门，也是用了一脚吊射，我迅速向球门跑去，在球即将进入球门之前，我像伊基塔那样，身体高高跃起，用两个脚后跟把球踢出了球门，但是也在同时，对方的前锋迅速地赶到，拔脚怒射，他直接踢到了我小腹下面，我当时眼前一黑，只觉得一股暖洋洋的疼痛从下面不断地涌上来，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天以后了。
母亲抚摸着我，泣不成声。阿图罗面色铁青地站在我的病床前，脸上还挂着青紫的淤痕，那个我不认识的前锋，踢到了我属于男人的东西，尽管做了手术挽救了我的生命，但是我，我里奥·赫尔南德斯·加西亚，已经不再是男人了。
我不知道如何去承受这一切，我所有的努力都失去了意义，我所有的梦想，都无法实现了。我离开了球队，队友们都用一种很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如果我不是用鱼跃的姿势去救球，如果我不是想自己带球发动进攻，如果我不是想成为像伊基塔那样伟大的门神，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现实就是这么让人难以接受，曾经以为只要努力就可以得到的东西，现在都成为了泡影，我望着空无一人的球场，我曾经想象着这里会有无数人呼喊着我的名字，想象着我在这里，得到我梦想的一切，我不会再回来了，我想。
我回到家，开始借酒浇愁，喝醉了我就倒在床上。我做梦，我无数次梦到了我的球场，梦到了灯光打在我骄傲的脸上，我在准备上场。对手挑衅的眼神，人们疯狂的呐喊，皮球在快速地传递，一脚角度及其刁钻的射门，被我稳稳地抱在了怀里。我喜欢做梦，我更喜欢梦里的我，而现实的我，每天我在镜子里看着的我，我是什么人？是一个男人?不，我不再是男人了，我是一个女人？我变成了一个女人？!一只狮子变成了女人，母亲已看着我每天的酗酒和自暴自弃，她不再是鲜花节上的领唱，班布戈的舞者，她变成了一个心痛的母亲，她的痛苦其实和我一样，只是她，从来不想让我知道。
阿图罗经常会来看我，只是我们不再说起足球，不再看比赛，他仍然把我当做他的兄弟，而我，却不知道应该把他当做我的什么，我不知道，那时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开始寻找毒品，寻找更能麻醉自己的东西，在我们这里，虽然帕布罗·埃斯科巴被打死了，但是毒品在麦德林还是不难找到的。
在发现我枕头下的针头后，母亲叫来了阿图罗，她说只有阿图罗才能救得了我，阿图罗来了，他带着我去了山下的帕布拉多，进了一家乐器店。
“里奥，你妈妈让我和你谈一谈。”他说道。
“我们都不想看到你这样下去了。”他说道。
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
“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还记得吗？”他让店员从后面拿出一把绑着大大蝴蝶结的吉他。
“这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他说道。
“里奥，你要好好地活下去，那些东西不能让你活下去，只能让你死得更快。”
我看着阿图罗年轻英俊的脸，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你看，我给自己的纹身。”他说着掀开自己的t恤衫给我看，在他心脏的位置上，有一行花体的名字，那是，我的名字。
“答应我，活着，好好地活着，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不想让这个名字，变成我对你的纪念。”阿图罗把吉他放到了我的手上。
我捧着吉他，看着那个大大的粉色的蝴蝶结，觉得眼前一片模糊，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到了琴弦上，我放声大哭起来，哭得，像是一个泪人。
从那以后，这把吉他，让我成为了一个歌手。
如果不是阿图罗送给我的这把吉他，我可能永远不知道，我会唱歌，而且，因为这次意外，我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嗓音，医生说我可能会保留某些男性的特征，因为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阉人。所以我可以唱尖细的男声，也可以唱沙哑的女声，我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又可能谁都是，我给自己取了一个女性的名字，叫伊丝苔拉，在西班牙语里，伊丝苔拉是星星的意思。爷爷和奶奶无法接受加西亚家的长孙变成了孙女，但是我愿意，我宁肯是一个女人，也不要不男不女的活着，令人屈辱地活着。
母亲教我唱歌，唱班布戈，唱哥伦比亚的民谣，还有流行歌曲，我原先最喜欢迈克尔·杰克逊，现在我可以模仿得维妙维肖，我能唱《坏》，唱《镜子里的男人》，我也可以唱惠特尼·休斯顿和玛利亚·凯莉的歌，我甚至，还能唱阿黛尔的歌，那首《有个人像你一样》。我每天抱着吉他，像我练习足球一样刻苦地练着吉他，母亲脸上带着久违的微笑，看着我，轻轻地跟着我哼唱着，如果高兴，她还会随着我的歌声跳一段班布戈，我看着母亲的脸，她，也看着我的，在昏黄的灯光下，我们默默地相互凝视着，母亲好像找到了一个女儿，而我，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
我一开始是在家乡的小酒馆唱歌的，因为母亲年纪年纪大了，不能再去咖啡园上班了，我要挣钱养活妈妈和我自己。是阿图罗帮我找到了一个他朋友的酒馆，叫“安迪和他的女朋友们”的酒吧，我每天在那里唱歌。一开始，有很多酒吧的客人惊讶于我的嗓音，但当他们看到我的脸时，那每一个人看到我时的表情，都在提醒着我，我对于很多人，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危险，一个必须远离的怪胎。
“不用管他们怎么想，里奥，只要你的心里有那一头狮子，你就永远是狮子。”阿图罗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道。
他经常来听我唱歌，甚至在他的后背上纹了一只插着翅膀的狮子，他和对我动手动脚的客人大打出手，他对待我，就像我的男朋友。
我用在酒吧唱歌攒的钱，去做了一次整形手术，我在外貌上，彻底把自己变成了女人，丰满坚挺的胸部，曲线圆润的翘臀，那曾经，可以牢牢抱住一个如同出膛炮弹的皮球的双手，现在已经变得修长而柔软。我成为了伊丝苔拉，真正的伊丝苔拉，一个哥伦比亚女人。我把阿图罗的名字，纹在了我的胸口，这个纹身会一直提醒我，我曾经离黑暗的深渊那么近，是这个名字挽救了我，我要一辈子忠于他。
我在麦德林唱出了名气，很多人都邀请我去他们那里做驻场歌手，还有人要给我出唱片，参加比赛，我终于能够在山下的富人区给妈妈买了一套房子。妈妈走进新房的那天，高兴得像个孩子，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一天。她抚摸着我的脸，默默地流着眼泪说道。
一切都会好的，妈妈。都会好的。我说道。看着她的眼睛，我知道我始终是她的孩子，不管我是里奥，还是伊丝苔拉。
住进新房的两个月后，我的母亲赛琳娜，在一场警察与毒贩的飞车追捕中，被撞成重伤，没有等到我和她见最后一面，就离了我。
我很纳闷，我一直想不通，在我们山上的棚屋，有毒贩的枪战，有警察的毒打，抢劫杀人的事更是常见，这些妈妈都经历了，而且活下来了，可她刚刚在我给她买的新房子才住了两个月，就这样走了。
为什么？
所以，我在妈妈和爸爸的坟墓前，决定离开这里，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离开哥伦比亚。





北京雪人 第31章
马文和卡瓦尼站在火焰屋里，环视着这个装修气派，布置奢华的房间。
火焰屋很大，足足占据了这个楼层的三分之一，一盏光彩炫目的大号黄色水晶吊灯，如同午夜绽放的礼花一般，悬挂在客厅的中央，灯光之下，是一条长长的木质茶几，几个铁锈红色的大号皮沙发，如同被剥了皮的虎视眈眈的沙皮狗，蹲坐在茶几周围灯光照不到的阴影里。旁边大大的落地窗，拉着厚厚的猩红色天鹅绒窗帘，房间的另一边，有一张厚实宽大的实木大班桌，整个桌子前端略略翘起，像是军舰的控制台，一尊黑色的美洲豹乌木雕像，一副警惕的样子，在墙角怒视着前方。桌子后面，是一把黑色的大班椅，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阿拉斯加鲑鱼的模型。另一边墙边，是低低的黑色酒柜，酒柜的上方，悬挂着颜色鲜艳的日本浮世绘三联画。房间里铺着厚实的橡木地板，走在上面悄无声息。
茶几上，凌乱地洒落着几道白色的粉末，两三个还滴着液体的针头，扔在桌子的一角，还有一条黑色的蕾丝内裤，挂在沙发的扶手上，喝干的和喝了一半的酒杯到处都是，酒柜上摆了好几个空酒瓶，旁边的花瓶，不知道被谁碰到了，花瓶里的水洒了一地。
屋子黑红两色的装饰，使得坐在椅子上那个人的一头白发，显得格外醒目，他以一个极其别扭的姿势坐在那里，头歪向一边，向后使劲地仰着，好像整个人随时都可能带着椅子翻过去，他半张着嘴，嘴角有着一丝丝鲜红的东西慢慢流了下来，眼睛看着远处的水晶吊灯，好像是要说什么，但是马文和卡瓦尼都知道，他已经不可能说什么了，因为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马文和卡瓦尼，是被酒吧老板查普曼请过来的，说是请过来的，实际上，是查普曼的四个贴身保镖给押过来的，他们先是被领到查普曼的办公室，四个保镖就关上门，退了下去。
查普曼坐在一个宽大的欧洲古典双人沙发里，他近乎两米的身高，两百五十磅左右的体重，坐在沙发里，没看到他的身边，有丝毫多余的空间，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像是剽悍无惧，可以随时战斗的军人，马文还注意到，他，有一双冷酷的蓝眼睛。
“先生们，我们就开门见山吧。”查普曼叼着雪茄，看着他们俩说道，他并没有让他们坐下。
马文看着查普曼，没有说话，而卡瓦尼耸了耸肩膀，“先生，我们不知道被带到这里，是来干什么。”他也没有经过查普曼的同意，就径自坐到了他的对面。
查普曼摇摇头，“这样不好，很不好，我不喜欢这样。”他皱着眉头说道：“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这件事，只好由我来说了。”
查普曼放下手里粗大的雪茄，他看了一眼马文，又看了一眼翘着二郎腿的卡瓦尼，他伸手示意马文坐下。
等到马文坐下，他说道：“你们是马文和卡瓦尼，是两个，从英国过来的私人侦探，你们两个人来到加拿大，在这个月，和缉拿大缉毒总队的三个部门的头头都有接触，我很有兴趣，为什么你们两个玻璃会和缉毒总队的人有联系，所以我查了一下，才发现这事跟我有点关系，”他看着他们两个人，眼神冷酷无情，“你们来到这里，是要为了要配合加拿大的缉毒小组，抓住那只白头翁，米洛·卡洛斯。”
“因为卡洛斯也是你们这样的，呃，我说玻璃你不会介意吧？”查普曼重新拿起雪茄，他挑衅似的看着卡瓦尼，“虽然我做的就是玻璃的生意，但是我还是对男人操男人这事觉得特么恶心。”
马文和卡瓦尼都没有说话，他们两个人听过比这更难听的。
“他们哥伦比亚人，容不下同性恋，比美国那边还厉害，米洛这件事，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知道，我，就是其中之一。”
“他每次到加拿大这边，都会来找到我，让我给他安排一下。直到今年夏天他和我见面，他提到秋天有一笔大生意要做，但是现在风声太紧，所以有些犹豫，不过他说，那个和他做生意的意大利人和他一样，他很想再见他一面。”
查普曼死死地盯着卡瓦尼，“我理解的一样，可能和他理解的一样不太相同，我不知道，是和他一样，隐瞒着没有让人看出来，还是，就是个公开身份的玻璃？”
“不过现在，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边的缉毒总队要你们来，因为是不是玻璃，卡洛斯一眼就能看出来，找个警探什么的，就是让他去送死，当玻璃这事不是那么光彩，找个外边的人好办事，就是出了事，也好特么把一身的屎，抹在别人身上。”
“你们在哪里抓卡洛斯我管不着，我们不是朋友，我们只是相互利用的生意人，但是你们在我这里抓人，就是要找我的事。”
“所以我很不高兴，很特么不高兴。”查普曼看着他们俩，“现在，该你们说点什么了吧？”
“基本正确。”马文平淡地说道。
“好，那你们告诉我，是你们当中的谁，是谁，杀死的卡洛斯？”查普曼漫不经心地拿起了雪茄，喷出一口烟雾。
马文和卡瓦尼互相看了一眼，在两个人平静的目光里，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对视。
“刚刚就在十分钟前，卡洛斯死在了火焰屋，是被人活活掐死的。”查普曼的眼睛在两个人的脸上，如同探照灯一样地搜寻着什么。
“为什么你会认定，卡洛斯，是我们俩当中的一个人杀的？”马文问道。
“在今天晚上出现的人里，只有你们俩嫌疑最大。”
“我们是要抓他，杀他不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我希望，在警察到来之前，你们能帮我找到答案。”
“如果我们办不到呢？”卡瓦尼迎着他的目光问道。
“那我就只好把你们的名字交给卡洛斯的朋友，相信我，从那以后，你们一辈子都会活在噩梦里的。”
“那又何必这么麻烦呢，你直接把我们，交给他们不就行了？”卡瓦尼说道。
“我特么要知道是谁干的？！”查普曼拿雪茄指着卡瓦尼，低低的声音里有一种被刻意控制的怒意。
“这才是交待，你们懂吗？这是我们的规矩。”他重新把声音放缓，看着他们两个人。
“现在是午夜，我给你们的时间，是到天亮。天亮之前，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我不能让我的酒吧里，有一个吃里扒外的混蛋！”
“我们有选择吗？”马文冷静地问道。
“有，”查普曼随手从身后拿出一把大号的柯尔特手枪，用枪指着他们，“你们可以选择去死。”
查普曼喊了一声，他的四个保镖开门走了进来，查普曼歪了一下头，“带二位去火焰屋，好好让他们鉴赏一下，找不到人，他们就别想出那间屋子。”
四个保镖拉着马文和卡瓦尼往外走，这时查普曼又高声说道：“别想着你们那些警察局的朋友会帮你，天亮之前，他们收不到你们的任何消息。”
马文挣脱了保镖的双手，他看着查普曼道：“我要今晚的监控录像，这栋楼的平面图，还有，我要和发现他的尸体的人，还有卡洛斯的手下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