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作者：韩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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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1章 作者简介
韩少功，湖南长沙人，1953年出生。主要作品有《西望茅草地》、《爸爸爸》、《山南水北》，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暗示》等。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2章 夷俗
中国某些少数民族曾被名为“夷”，其实不一定有人种血缘的特别，只是受益于纸张和印刷的程度低于中原华夏。
夷可以为夏。吴、楚、闽、越，原来都是典型的“夷”，后来演化为华夏正统的文教之薮。李白出生于新疆，白居易据说是回民，元好问是金人无疑，他们都有夷狄背景，却又都是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元朝和清朝也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两次大规模文化混血。反过来说，夏也可以为夷。江南“三苗”中的部分，是上古时期一些从黄河中、上游地区避难南迁的弱势部落，原初并非隔绝在文明主流之外。他们只不过是在蛰居山地以后，相对而言搭不上纸张和印刷这两列信息技术快车，因此有语言而无文字（如瑶族），或是文字体系还较为粗略（如苗族），信息的传达往往较多借助于“象”，比如用舞蹈记录历史，用歌唱传播知识，用图腾宣示信仰，用各种似乎奇怪的巫祝仪式来营构威权和组织社会。云南省纳西族的东巴文字，则可视为一例亦文亦象的原始符号，一直游离于汉语演进过程之外。
他们有时候可以围在篝火边连续几天几夜地跳舞，是感情的排解和宣泄，同时也是生存经验的总结和表达，以完成对新一代人的系统教育。如苗族“吃鼓藏”节时的木鼓舞，从《开天辟地歌》到《洪水滔天歌》，再到《跋山涉水歌》，整整十三部史歌和史舞，一部苗族史尽在歌舞之中，地理的、生物的、伦理的知识传授也在火光和鼓钹声中进行。显而易见，他们是“文”的晚熟群落或者薄弱之域，却是“象”的高产之地。中原汉人看到他们能歌善舞，华装艳服，常常觉得好奇，以为汉人天性拘谨而少数民族天性活跃。其实除了中国西北的突厥、蒙古等民族拥有广阔的草原，中国西南的“三苗”或“百越”大多依山傍水而居，危峰断隔，深流拦阻，生活在十分窄逼的空间里，如贵州苗族生活在“地无三尺平”的地方，并没有多少活跃的条件。他们之所以对歌舞有更多的练习，对彩饰、节拍、形体动作等等表现出更多敏感和技能，很可能是因为文字这种工具不够用。
相比之下，汉人早早有了文字化的大脑，已经丧失了很多可贵的象符，包括用肩膀和臀胯来表达尊敬或忧伤的能力，用木叶和木鼓来表达思念或愤怒的能力，用腰带、项圈、头帕、各种针绣花边表达友爱和庄重的能力。汉人的舞蹈、音乐、诗歌、美术创作，常常在所谓少数民族那里得到营养和动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汉人的服装，除少数贵族有些“行头”的讲究之外，就民间服装而言，比起一些所谓少数民族的要呆板和简陋得多。虽然作为强势群体的服装，有时也被夷地的男人们效仿，但在感情更为纤细灵敏一些的夷俗女人那里，就不那么容易被接受。苗、侗、瑶等地“男降女不降”的服装现象，可能就有这样的原因。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4章 傩：另一个中国
《圣经》中记载了人类远古时期的洪水故事，中国很多民族的古代传说里同样有洪水的故事。《圣经》中的人类始祖叫noah（诺亚），中国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则叫noya（傩亚），后来又有“罗家兄妹”等汉字化异名，载于南方苗、侗、瑶等众多民族的远古传说。这些巧合和相似意味着什么呢？
这仅仅是很多历史谜团中的一个，也是林河先生这本书极力要探明的问题之一。上世纪以来，有助于揭破这些谜底的文化人类学获得了长足发展，在极大的程度上改写和重构人们的一个个历史观、文化观、哲学观乃至文学艺术观。但对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还相当陌生，以至他们在大谈弘扬传统或反叛传统的时候，在投入中、西方文化比较等一类时髦话题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或者还不大认识这一个字：
傩。
傩，音nuo，或no，从“佳”，意为神鸟，后引申为以鸟为图腾的民族及其原始宗教活动。中国广大农村至今还十分活跃的傩戏、傩祭等等，显示出这个字极强的生命力。林河先生研究“环太平洋的傩文化圈”，把他以前的楚、越文化研究纳入了傩文化这个更大的结构中，为清理中国古代文化资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进而就中国文明之源做出了新的解释。
除了少数学者认为中华文明源于西方之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似乎已成了学界定论。北京周口店六十九万年以前的“北京人”，陕西一百万年以前的“蓝田人”，曾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但七十年代以来一连串考古新发现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眼界，特别是长江流域金沙江畔元谋地区，发现了距今四百万年以前的直立人化石，继而又发现了距今八百万年以前的古猿人化石，使“黄河源头”说出现了根本性的动摇。林河先生从考古学取“死”证，从民俗学取“活”证，重新梳理和描述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他把“龙文化”与“旱粮文化”连接，把“凤文化（傩文化）”与“水稻文化”连接，以丰富的材料，证明后者就是神农氏族的原始宗教文化，从长江流域发轫，辐射全国，最后登堂入室，在商、周时代达到了权威的顶峰并且统一中国。在“龙”与“凤”的文化融合过程中，“凤”文化是更早熟也更重要的文化主体，只是到了周代以后，礼制确立，神权旁落，“傩”才被驱逐到中华文明圣殿之外，成了文人雅士们不屑一顾的“乱力怪神”，被两千年来的宫廷正史所遮蔽。
在林河先生看来，周代以后的文化已经分为上、下两层。作为上层的儒家正统的礼制文化当然是重要的，但它的深度影响范围，毕竟只在占人口百分之五以下的士大夫之中；而作为下层的傩文化，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中一直流行不衰直至二十世纪，更能引起他的同情和关注。换一句话说，后者是他心目中的“民间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更重要和更真实的中国。这将导致对有关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结论的挑战：中国是雅驯的？是君臣有序的？是男女有防的？是重农轻商的？……凡此上层文化的特征，一旦到了宽阔的傩文化世界里，无不可以被迥然有别或截然相反的结论所替代。于是，中国到底是什么？不得不重新成为一个问题。
如果说，源于欧洲的文化人类学曾经或正在破除文化史上的“一元论”，那么林河先生的傩史研究至少也在中国的范围内显示出消解性和颠覆性的力量——一个是“黄河文化中心”，一个是“儒家文化中心”，这两点不再是无可怀疑。
——摘自为林河《傩文化研究》所做序言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5章 墨子
《墨子》是多人参与的著述集，其主要作者墨子可能是一个长期下放劳动的人，有黑色如墨的脸最能让人记住，于是得了“墨子”这个古怪绰号。钱穆先生解释这个姓名时，曾经猜想墨子受过墨刑，是一个刺面涂色的罪犯，当然不失为一种有启发性的假定。但罪犯成为一个学派宗师，其过程缺乏实证根据。而且黑脸不独墨刑犯人们专有，只要顶着烈日在地上干几天活，“墨”色之“子”的形象便一举定位。钱穆若当上几年知青，就还可能有另外的猜度。
墨子在文章中最喜欢用生产活动来打比方，比如制陶、造车、筑墙等等，实干家和工程师的模样跃然纸上，与他的一张黑脸很般配，与孔子和孟子当时的“白领”中等阶级生活背景则大有差别。墨子及其追随者们也活得十分马虎，粗布衣上加一根束腰的绳索（“衣褐带索”），肚皮上没有肥肉（“腓无胈”），腿上没有汗毛（“胫无毛”），而且从头到脚都有伤痕累累（“摩顶放踵”）。他们不是经常到山上砍柴或者到田里打禾，如何会有这般尊容？
“墨”汉子出入于这些充满着汗臭的地方，居然写出了很多兵书和工书，总结出力学、光学、几何学的知识一套又一套，对名实、异同、坚白等问题的逻辑辨析也成了一时绝响，为后世名家之源头，同时代的人无可企及，实是一大异数。而且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党，不仅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一说反对等级制，还对表达这种等级制的周代礼乐给予激烈抨击。
“乐”是当时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他主张“非乐”；“葬”是当时文明传播的主要机会之一，他力倡“节葬”。他认为“乐”和“葬”都是一种令人心痛的浪费奢侈，多少有点乡下农民能省则省的口吻，被反对者讥为“役夫之道”，在所难免。如果我们读了一点外国史，便知天下役夫是一家。几千年后法国大革命中冒出来的“短裤党”，还有乘着帆船最先抵达北美洲的白人移民，也是一些下层贫民，同样主张“劳动高于艺术”，并且对音乐、雕塑等奢侈物充满仇恨，几乎是贯彻“凡善不美”的墨家之论，可算是外国的一群“墨”汉子。
役夫们明于天理良心，却往往拙于治道与治术。墨子只算经济账，似乎不知道周代礼乐并非完全无谓的奢侈，多是凝结和辐射着文明的重要符号，是当时无言的政治、法律与伦理。比墨子稍后一点的荀子说过，节俭固然是重要的，但没有礼乐就“尊卑无别”，没有尊卑之别就没有最基本的管理手段，天下岂不乱？天下何能治？在荀子看来，墨子的非乐将使“天下乱”，墨子的节用将使“天下贫”，完全是一种只知实用不懂文明教化（“蔽于用不知文”）的糊涂观念。
荀子希望人们明白，仪礼就是权威，有权威才可施赏罚，在仪礼上浪费一点钱固然可惜，取消仪礼而产生的混乱则更为可怕，也意味着更大的浪费。“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见《富国篇》）荀子为当时一切奢华铺张的仪式提供了最为直截了当的政治解释，揭示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等一切造象活动的教化功能。
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荀子强调着平等误国，强调苦行祸国，其精英现实主义和贵族现实主义，似乎多了一些官僚味，相比之下，不如墨子的役夫理想来得温暖；但荀子比墨子更清楚地看到了以象明意的玄机，如实解析了仪礼——权威——赏罚——国家统治——这个由象到意的具体转换过程，多了几分政治家的智慧。
墨家与儒家的争议很快结束。墨家从此不再进入中国知识的主流，一去就是沉寂数千年。墨子的人品和才华绝不在同时代人之下，其失败也不在于他的平民立场。也许可以这样说，墨子失败于统治却没有失败于反抗，因此数千年里所有革命都一再在不同程度上复活着墨子的幽灵，复活着他对礼乐的疑虑和憎恶，包括烧宫殿毁庙宇一类运动几乎成了中国的定期震荡，“破旧立新”的造反总是指向上流社会的华美奢豪，一再成为社会大手术时对各种贵族符号的清洗和消毒。革命者们甚至一再复活着他两腿无毛加上一根绳子束布衣的朴素形象，乃至“赤脚书记”、“赤脚医生”、“赤脚教师”在现代中国也一度是革命道德的造型，既表现在焦裕禄一类红色官员的身上，也表现在同时代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身上。
但墨子失败于他对声色符号的迟钝麻木，全然不知“影响”之道和“影响”之术，对等级制的文明既无批判的深度，又无可行的替代方案，只能流于一般的勇敢攻击。他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能够造陶、造车、造房等等，但他就是不擅制造文明之象，不能或者是不愿制作出生活的形式美，“生不歌（非乐）而死不服（节葬）”，日子显得过于清苦枯寂，很难让多数民众持久地追随效仿。他的平均主义、苦行主义以及实用主义可能适用于夏代的共产部落，适用于清苦的半原始社会，却不适用于生产力逐渐发展的周代封建国家，阻碍着财富资源的集中运用，阻碍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统治权威的确立，甚至违拗着大众内心中不可实现但永难消失的贵族梦——这当然也是文明发育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因此，他确如荀子所称，具有“反天下之心”，只可能骤兴骤亡，其理想最容易被大众所欢呼也最容易被大众所抛弃。
这也是后来很多革命家的悲剧命运。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7章 古人货殖
中国古人对经济事务并不鄙夷，亦非无知。
公元前“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司马迁语），其繁荣程度大概不在希腊和罗马之下。白圭、计然、朱公一类大实业家名声远播，连孔子门徒子贡也是生意高手，商队有“结驷连骑”之盛，足与各国王侯“分庭抗礼”，其事迹载于《史记》。
墨子对于生产，管子对于流通，都留下丰富知识，可算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即“货殖”之学。只是这种经济学不那么唯物质主义和唯技术主义，更不像现代某些经济学家夸耀的那样“不讲道德”。所谓倡“本”富、容“末”富、斥“奸”富，就是古人的经济道德纲领。又有“齐民”一说：“齐”者，均也，同也，共同富裕也，是为经济道德之目标。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一部农业技术书冠以“齐民”，便是承前人货殖之道，坚持以民为本的实业方向，在技术开发和经济活动中不失价值之魂。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8章 佛教亲缘
世界上宗教很多，说佛教的哲学含量最高，至少不失为一家之言。十字和新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苍穹，使人们在对神主的敬畏之下建立人格信仰的道德伦理，佛学的出发点也大体如此。不过，佛学更使某些人沉迷的，是它超越道德伦理，甚至超越了神学，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思维荒原，几乎触及和深入了古今哲学所涉的大多数命题。拂开佛家经藏上的封尘，剥除佛经中各种攀附者杂夹其中的糟粕，佛的智慧就一一辉耀在我们面前。“三界唯心”（本体论），“诸行无常”（方法论），“因缘业报”（构造论），“无念息心”（人生论），“自渡渡他”（社会论），“言语道断”（认知论），“我心即佛”（神义论）……且不说这些佛理在多大程度上逼近了真理，仅说思维工程的如此浩大和完备，就不能不令人惊叹，不能不被视为佛学的一大特色。
还有一个特色不可不提，那就是佛学的开放性，是它对异教的宽容态度和吸纳能力。在历史上，佛教基本上没有旌旗蔽空尸横遍野的征服异教之战，也基本上没有对叛教者施以绞索或烈火的酷刑。佛界当然也有过一些教门之争，但大多只是小打小闹，一般不会演成大的事故。而且这种辱没佛门的狭隘之举，历来为正信者所不齿。“方便多门”，“万教归一”，佛认为各种教派只不过是“同出而异名”，是一个太阳在多个水盆里落下的多种光影，本质上是完全可以融合为一的。
佛教正是以“大量”之心来洽处各种异己的宗派和思潮。到了禅宗后期，有些佛徒更有慢教风尚，所谓“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不拜佛，不读经，甚至视屎尿一类秽物为佛性所在。他们铲除一切执见的彻底革命，最后革到了佛祖的头上，不惜糟践自己教门，所表现出来的几分奇智，几分勇敢和宽怀，较之其他某些门户的惟我独尊，显然不大一样。
正因为如此，微笑着的佛学从印度传入中国，很容易地与中国文化主潮汇合，开始了自己新的生命历程。
印顺在《中国禅宗史》中追踪了佛禅在中国的足迹。达摩西来，南天竺一乘教先在北方胎孕，于大唐统一时代才移种于南方。南文化中充盈着道家玄家的气血，文化人都有谈玄的风气。老子是楚国苦县人，庄子是宋国蒙县人，属于当时文化格局中的南方。与儒墨所主导的北方文化不同，老庄开启的道家玄学更倾向于理想、自然、简易、无限的文化精神。南迁的佛学在这种人文水土的滋养下，免不了悄悄变异出新。牛头宗主张“空为道本”，舍佛学的“觉”字而用玄学的“道”字，已显示出与玄学有了瓜葛。到后来石头宗，希迁著《参同契》，竟与道家魏伯阳的《参同契》同名，更是俨然一家不分你我。符码的转换，因应并推动了思维的变化。在一部分禅僧那里，“参禅”有时索性改为“参玄”，还有“万物主”本于老子，“独照”来自庄子的“见独”，“天地与万物”、“圣人与百姓”更是道藏中常有的成语。到了这一步，禅法的佛味日渐稀薄，被道家影响和渗透已是无争的事实。禅之“无念”，差不多只是道之“无为”的别名。
有经验的练功师说，炼气不如平心。意就是气，气就是意，佛以意为中心，道以气为中心。以“静虑”的办法来修习，是佛家的禅法；而以“炼气”的办法来修习，是道家的丹法。老子是不曾谈气脉的。老子的一些后继者重术而轻道，把道家思想中“术”的一面予以民间化和世俗化的强化，发展成为一些实用的丹术、医术、占术、风水术等等，于汉魏年间蔚为风尚，被不少后人痛惜为舍本求末。针对当时的炼丹热，魏伯阳说：“杂性不同类，安肯合体居？”并斥之为“欲黠反成痴”的勾当。他的《周易参同契》有决定意义地引导了炼丹的向内转，力倡炼内丹，改物治为心治，改求药为求道。唐以后的道家主流也依循这一路线，普遍流行“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乃至“炼虚合道”的修习步骤，最终与禅宗的“明心见性”主张殊途而同归。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9章 古希腊的公理化传统
在欧洲古文化传统里，法制就是宗教的人间化，宗教就是法制的天国化。我们看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就可以体会出古希腊人那种追求公理的劲头。他们追求一种普遍和绝对的定规。这种定规用于心灵，就成了宗教；用于物质，就成了科学；用于社会，就成了法制。
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经常把这种绝对和普遍的公理，称之为“法律”，也称之为“神律”，显示出他的公理化思维，一头连通法制，另一头连通宗教。宗教、科学、法制，是公理化思维这一根藤上结出的三个瓜。
英国的李约瑟说过，公理化大传统源于几何学，有古希腊人长于造船、航海以及造房子的知识背景。当时的几何学就是最讲求定规的，比如三角形的勾股定律，放之四海而皆准，还不绝对和普遍？岂能被怀疑？有些公理甚至无须从实践中归纳，可以依靠逻辑来演绎，比如数学中的虚数，在实践中没有，但就是有用；还有化学元素表，里面有些元素是先验的产物，先有分子式的推演，后来才被实践验证。这些公理还不“神”？这还不是“法”？
欧洲人就是靠这些公理活过来的，因此习惯于信规则，讲规则，求规则，守规则，在中国人看来有点“认死理”，有点“一根筋”，其宗教、科学、法制都有共同的风格，其实也就是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他们的领导人叫ruler，就是管尺子的人，管规则的人。相比之下，中国人最不“认死理”。《易》经就是讲变化的经，“易”就是变易。佛学到了中国成了禅宗，也放弃定规，所谓“法无定法”。孔子算是执著和刻板一点，但也说“权”是最高学问，“权”就是权变，辩证，灵活处事。所以中国的领导人叫“掌权者”，是能够把握“权变”的人。
中国人讲孝，但忠孝不能两全时，孝可以放弃。中国人讲忠，但皇帝犯了错误时，可以“格君心之非”，还可以像孟子那样把“弑君”正名为“除暴”。总之是不恪守什么定规，重结果不计较程序，重目的不拘泥手段。孟子还说：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一般来说，中国人最少教条主义，最少机械论，但体现在社会行为上，就是变通有余，规范不足，就是人治大于法治，德治大于法治。有时简直太没有规矩了，就像毛泽东自己夸耀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法”，就是没有法制；“无天”，就是没有上帝，即没有宗教。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10章 农耕定居的文化
走进中国的很多传统民居，如同走进一种血缘关系的示意图。东西两厢，前后三进，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列有序，脉络分明，气氛肃然，一对姑嫂或两个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态，也在这格局里暗暗预设。在这里的一张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从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声，回声四应，余音绕梁，一种家族情感和孝悌伦理油然而生。
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民居里活了数千年。这些宅院繁殖出更庞大的村落：高家庄、李家村、王家寨等等，一住就是十几代或几十代人。即便偶尔有杂姓移入，外来人一旦落户也热土难离，于是香火不断子孙满堂的景观也寻常可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秉承明确的血缘定位，保持上下左右的亲缘网络，叔、伯、姑、婶、舅、姨、侄、甥等称谓不胜其烦，常令西方人一头雾水。英文里的亲戚称谓要少得多，于是嫂子和小姨都是“法律上的姐妹（sisterinlaw）”，姐夫和小叔都是“法律上的兄弟（brotherinlaw）”，如此等等。似乎很多亲戚已人影模糊，其身份有赖法律确认，有一点法律至上和“n亲不认”的劲头。
农耕定居才有家族体制的完整和延续。“父母在，不远游”；即便游了，也有“游子悲乡”的伤感情怀，有“落叶归根”的回迁冲动，显示出祖居地的强大磁吸效用，人生之路总是指向家园——这个农耕文明的特有价值重心。海南省的儋州人曾说，他们先辈的远游极限是家乡山头在地平线消失之处，一旦看不见那个山尖尖，就得止步或返回。相比较而言，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习惯于浪迹天涯，“家园”概念要宽泛和模糊得多。一个纯粹的游牧人，常常是母亲怀他在一个地方，生他在另一个地方，抚育他在更遥远的地方，他能把哪里视为家园？一条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线的尽头，一曲牧歌在蓝天白云间飘散，他能在什么地方回到家族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