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路无疆

“一定会的。”
一起坐到了菜地边，曾省长就与这位街道的事主任罗刚聊起了北街搬迁的事来，据罗刚讲，这里的故事太多了，难度很难说清，特别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当他们得知自己的房屋列入拆迁范围后，怎么也不愿意搬迁。有一位老人的工作不好做通，他曾经经过多方打听，得知老人有个儿子在沿海打工，电话号码拨了上百次，仍然是用户已关机的提示音。他没法，只好直接前往沿海，到其所在的区域打听。好不容易见了面，可人家说：“我现在都生活这个样子，咋还顾得了家啊！”
罗刚没有放弃，“你顾不了家，正好帮助家人拆迁之后，由政府让他们住上新房，过上新的生活……。”
几天不舍不弃，最后硬是让其儿子回家呆了一个星期，才算把老人的思想做通了。
这还算顺利的，罗刚介绍，街道有一位女干部刘晓华记得，每次到一个叫户主家去做工作，户主都不在，家里只有一个身患癌症的七十多岁婆婆。她上百次到这户人家，每次进门，看到老婆婆，她都会发自内心亲热地喊上一声“大娘”，口气比喊自己的妈还要亲热。看到婆婆在种菜，她就帮着提肥料；看见老婆婆烤火炉坏了，就赶紧拿到外面去修；没有什么事情做，就陪着老人聊天。





官路无疆 1065 并无定规
官路无疆 - 1065　并无定规
有一次她见婆婆的面部有些浮肿，就关切地问起了老人的病情。谁知婆婆气不打一处来：“不是你们天天来吵着闹着要拆我的房子，我哪里会气出肝癌？政府害了我呢，你们再说拆迁的事，我一条老命搭给你们算了，反正我迟早也是一死！”
为了拆迁，这位女干部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她自己家里有好多亲戚都不认得，但这一位老人家的三姑六姨她都认得，她觉得自己对父母亲都没这么尽心孝顺过。此前说到房屋拆迁的事，户主说找他的老母亲。女干部问婆婆，婆婆又说是儿子当家。再问，“看在你嘴巴甜的份上，补偿100万吧！”
这位婆婆的要求和房屋评估价格相距太大，只能找户主协谈。可等户主回来后，她与这名女干部见面的第一句话就很直白：“我赶上了拆迁是中了头彩，必须享用一世！房屋不补100万元也可以，就地置换两个门面和一套住房，否则，免谈！”
曾省长听着，就问了，“这一户是不是也是现在还不同意拆迁的几户之一？”
“是啊，还没结果呢。”
“哦。”
罗刚还介绍，在这个区域里，家庭夫妻关系不稳定的多，身体有大疾病的多，下岗工人的子女多。许多拆迁户认为，钱又不是政府的，是开发商的，多要一笔是一笔。穷怕了、苦怕了的北街人将拆迁当作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有一位癌症病人，是一个再婚家庭，两口子无工作，家庭负担重。为了争高价补偿，她多次跑到拆迁部去打滚哭闹：你们不补我50万块钱，我就不签约，你们要强拆，我就拿命拼，我反正是个癌症病人，不怕死，拿自己不值钱的命为儿子换几个钱也划算。有位老人有两个女儿，一个染上了艾滋病，一个女儿长期吸毒，家里债台高筑。老人几次寻死，但想到自己两个不争气的女儿没人照看，又不忍死。看到有干部走上门来协谈房屋拆迁，她犹如抓住了一根救命草：两套房子，一个女儿一套，外加每人20万块钱！我不要政府养老，我要政府养我的两个女儿的老！
最激烈的一个群体是下岗工人，他们听说房子要拆迁，数百下岗工人正好找到了积怨的爆发口。动员会开不成，上门做工作做不通，水泼不进，他们激烈对抗拆迁，拆迁成了引爆改制遗留问题的导火索。面对分户上门做工作的一个个领导，他们终于有了发泄的对象。
“你们端了我的饭碗，现在又要拆我的窝，你们还让人活不活？”
“你们胆敢拆我的屋，我就敢让你的脑袋搬家。”
经此一闹，最后这一群体竟然聚集了两三千人闹事，差一点没惹出大事件来。经过一年的艰苦做工作，这一群体最终还是明白了阻止拆迁绝不可能，便转向要求政府解决自己合理与不合理的遗留问题和种种困难。
像这样的人不少，罗刚说：“无论怎样做工作，不达到他们的要求便免谈。再谈，便大肆哭闹，便寻死觅活。”
“嗯，拆迁之中永远伴随问题存在啊！”
曾省长知道，城市的改造与扩张之中，拆迁成了老百姓所有利益诉求的一个筐，什么事情都往里装。事实证明，由政府主导拆迁的新搬迁条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野蛮血拆，但新的问题又显现出来。政府面对的便不再是一栋房子，而是这栋房子自身所承载不了的各种诉求，是社会暂时还无法消除的贫富矛盾，是几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些城市贫民的所有积怨。换言之，面对的是一颗颗需要抚慰的心，是一个个家庭需要解决的求学、工作、医疗、养老的生存之需。而政府不是万能的，更不能违规操作，因拆迁而引起的小老百姓与大政府的对峙便在所难免。
如何解决，全国没什么统一之规。
三江呢，需要怎么做？
“还好，这些下岗工人，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解决他们的再就业，因此街道与区政府协商，后来通过各种途径给予安置，他们有了固定工作，最后同意了签订拆迁协议…”
“现在余下的这几户恐怕还需要费一点周章吧？”
曾省长一边抽烟，一边轻声的问道。
罗刚点头，“我些房户真的不好说，本来是从他们的利益角度考虑，可最后反而成了工作的难题…”
据罗刚介绍，棚户区有一小栋房子破旧不堪，已好多年没有人居住了。自己上门做工作是时，花了几十天时间才打听到房子是一个出门在外做生意的女人林敏的。但后来得知，房屋的真正户主是她已过世多年的丈夫吴大广。生活所迫，林敏带着儿子早嫁了人，在外靠做小生意为生。这样，房子的继承人有很多，吴大广的父母仍健在，吴大广和第一任老婆曾有一女。罗刚去外地找到林敏后，把这个情况跟她作了说明。听得目瞪口呆的林敏以为罗刚是吓唬她，她对罗刚说：“我不管那么多，房子反正是我儿的，你得帮我！”
“讲蛮理是不行的，法律有规定，不会为你一个人而改变。我只能去给你做工作，要他们放弃继承权，但你也要配合支持我们的拆迁工作。”
听了罗刚的话，林敏表示只要能让自己的儿子作唯一承继人，“拆迁的事好说。”
罗刚以前学的法律专业，相关法律法规早已烂熟于心，为妇女儿童维权，有其丰富的经验。为了证明林敏是合法继承人，他要林敏拿出结婚证、身份证、户口本等原始依据，证明她和吴大广是合法夫妻。可林敏却说，自己一样东西也没有保存。从外省回到三江，罗刚马上去公安机关户籍管理处查她的户口记录，又去民政局查她的婚姻登记档案。结果却令人失望，既看不到她的户口信息，也没有她的婚姻登记证明。打电话问林敏，她说原来的户口在桦原市，结婚后户口迁到了吴大广工作的原单位，属于集体户口。问她结婚证在哪里拿的？她早就因为体制改革撤并的江口镇拿的。




官路无疆 1066 真切了解
官路无疆 - 1066　真切了解
直到此刻，罗刚才清楚林敏是一个“五无”人员，无身份、无户口、无单位、无结婚证、无职业的可怜女人。随后，罗刚又通过各种渠道查她的婚姻登记档案，可因为体制调整缘故，无果。他又走访几处婚姻登记处的老同志，没人对林敏这个人有什么印象。罗刚只好又专程去了几趟公安机关，帮她重新办理户籍登记和落实了身份证明。为了帮助林敏争取更多的利益，办完相关合法手续后，罗刚又上门找到她的公婆和继女做工作，罗刚细细道出林敏出门在外一个人带着孩子的艰难，劝他们放弃房屋继承权。林敏的公公婆婆看在孙子的份上，对放弃继承权没有了异议，他们愿意把自己继承的两份财产全部转赠在孙子名下。吴大广的女儿却不想放弃自己的权利，她说自己很早就失去了父亲，没有像别人家的女儿一样有父亲的疼爱，出嫁有丰厚的嫁妆。现在父亲的房子要拆迁，按照法律规定，她依法享有继承权，她要求分割自己应得的那一份财产。
“你父亲也想爱你，可他已经走了，你凭自己的能力做生意，又成家立了业，要是你父亲地下有知，他会高兴的。”罗刚安慰开导起了林敏的继女：“尽管你和继母没有太深感情，但你和弟弟还是有感情的，加上他还在读书，你做姐姐的就将继承权让给他算了，你弟弟长大了也会感激你的。”一番思想工作，最终做通了，她当着罗刚的面表态，愿意将自己的继承权转赠给弟弟。婆婆和继女还写了一份放弃继承权的书面材料交到罗刚手中。
可是，谁知房屋产权明晰之后，林敏的底气一下子足了，在争补偿款的问题上，她无所不用其极。先是回避罗刚不和她见面，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接着要求将评估价只有17万多元的房屋补偿到50万元或原地置换不找差价的两个门面和一套住房。为了做通她的工作，罗刚考虑到她孤儿寡母，从没对她讲过一句重话，总是用好言好语耐心开导她，用行动来感化她。
但只要罗刚再提到房子拆迁签约一事，她的脸是说变就变：“我的房子不补50万元就免谈。”
罗刚问她：“你要补50万是怎么算的？”
“我的房子一年租得1万，我活30年，就有30万元，政府现在要拆我的房子，我没租金收入了。我的房子值得17万元，补50万元很好算的。”
“那也只有47万，怎么又成了补50万呢？”
罗刚是顺着她的话慢慢的说。
可林敏却是另一番道理，“现在的物价，几年就翻一番，我30年算3万的物价上涨费用，难道不应该么？”
罗刚苦笑，“现在补偿既没算物价上涨，也不是按月付费，而是一次性补偿，物价不会考虑的，政策没规定啊。”
林敏却是不管这些，“不拿50万，啥也别说了。”
罗刚耐着性子劝她：“哪有你这样算补偿价的，你还是要讲点道理嘛。”
林敏马上站起身扬着手说：“你说我不讲道理，那我们就不谈了。”边说边气冲冲地头也不回地走了。罗刚眼睁睁地看着她走，一点办法也没有。一厢情愿地想感化她，但林敏似乎是铁石心肠，丝毫不为之所动。罗刚曾经为她所付出的努力，在她看来，似乎一钱不值。
罗刚讲到这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曾省长却是安慰他道：“几千户都签约了，几户怕什么？会有办法的，你们的拆迁工作做得很好，很人性化，希望你们继续发扬，不要在最后关头灰心丧气，更不允许前功尽弃。”他甚至引用了一句俗话，“别像老人家们说的，天都亮了，还在炕头上撤了尿，那就太可惜了。”
做一名拆迁的好干部很难！
可为了拆迁而伤脑筋的曾省长，此时也不容易。
别了罗刚，他又去居委会转悠了一圈，这基层的拆迁工作，不能仅听市、区、街道一级的，居委会的情况或许会更真切。
居委会支部书记、主任也是拆迁工作队的成员之一，从他们哪儿，曾省长也了解到了许多情况，大致与罗刚讲的差不多。据居委主任讲，有的做拆迁工作做到自己亲戚家，花钱贴物“扶贫”不算，还挨冷脸受骂；有的拆迁工作任务没完成，家已散了；有的仅仅为拆迁，积劳成疾，过劳至死而无人敢对外提起。从事拆迁工作的干部压力大，拆迁工作太难做，有的户主提出的一些不合理要求令人哭笑不得。有一位老干部家的房子要拆迁，他提出的要求很多，其中还有这样一条，他说拆迁可以，必须先让他出趟国。原因是退休前所在单位曾答应他出趟国的，后来因为上级不让公费出国没去成。有个户主是做生意的，十多万元欠款收不回来，说政府不帮他把欠款收回来，就不谈拆迁；有个干部一定要政府将儿子调到政府机关才肯谈拆迁；还有的甚至要求政府将离家出走的妻子找回来、服刑的儿子放出来……面对每一个拆迁户提出的无理要求，他们只能耐心解释，积极诱导，重话都不能说一句。
居委主任还讲到，北街区派到居委来做拆迁工作的一名干部王立，为了做通一个户主的工作，夜夜蹲守在户主家门口。户主白天晚上忙着做生意，每到回家时都很晚。晚回的户主对他的到来避而不见，见了也不理不睬。王立不死心，在连续蹲守了十多个晚上后，户主实在过意不去，将他让进门。然后，是一次一次地上门。做通了这户人家的工作，王立又得赶着到第二户人家。他一般情况下早晨5－6点钟就要出门，要到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家，过的是两头不见天的日子。做过拆迁工作的人就知道，做拆迁工作是对干部综合能力最极致的考验，要懂得心理学，社会学和各种政策法规，协调能力要强，逻辑思维要缜密，又要善于表达，还要有同情心，除此之外，还要有能打“持久战”的耐性。




官路无疆 1067 历史规律
官路无疆 - 1067　历史规律
白天，王立两头摸黑地上别人门做工作，自己的家只能抛在脑后。晚上回到家里，妻子当然早就怄了一肚子气，责怪丈夫不顾家，钱没有挣回来，人也看不到。面对妻子的委屈，王立更觉委屈。王立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最后不得已，跟妻子离了婚。
“那现在王立还在做拆迁工作？”
曾省长对这样的干部还是要多一分关心。
可居委会主任摇头道：“他已经死了。”
“多大年纪，怎么死的？”
曾省长是沉重的深问下去。
“三十五六岁吧。”
据居委会的干部讲，王立为了做通一个拆迁户的工作，先是想尽办法，没有成功。后来掌握了户主酗酒成性的心理，特地上门请他喝酒。拆迁户很高兴，端了酒杯对王立说：“如果你今天喝赢了我，拆迁补偿条件就按你的算；如果喝不赢，那就按我说的条件办。”
王立见他表态豪爽干脆，当即答应说，“行”。当时他正在吃胃药，身体不舒服，只能忍痛端起酒杯，一口气喝干了近三两白酒，然后进入了下一轮的比拼当中，以此喝酒比狠做通了这个拆迁户主的工作，王立很高兴，可翻江倒海地呕吐过后，很快神志不清，同事把他送进医院急救，又洗肠胃又输液，最后还是没能挽救他的生命。
曾省长听得沉默不语。
相比老关讲述的野蛮拆迁，这北街的拆迁算什么？
人性化到了这种地步，竟然最后以干部的生命作为“条件”之前提了？
“在拆迁中，你们这些基层干部也一定吃足了苦头吧？”
“谁说不是？”居委会主任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在拆迁工作中，与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沾亲带故的拆迁户都是被‘盯着’的对象。”
一路调查回来，曾家辉有些默然。强拆，沉重！可和谐拆迁，又会存在那么多的困难，还讲什么效能？依法强拆，更是拆迁征地不能回避的一个话题。
没有哪一个官员愿意强拆，强拆只是迫不得已。曾家辉觉得政府不愿强拆的难处：一是不希望与群众对立。拆迁户不愿签约主要是为了多争补偿款，如果走到强拆这一步，拆迁户会觉得脸面已被撕破，有的就会选择干脆孤注一掷，不管不顾地和政府激烈对抗。多一个强拆户，政府就少一份社会稳定，多一份社会责任。所以，在敏感时期，有的地方政府还会动员拆迁干部去找拆迁户打牌喝酒，甚至安排干部陪拆迁户远游等活动。因为一旦拆迁户越级上f，维稳成本更大。二是担心出现极端事件。哪怕拆迁工作做得再好，补偿价格再高，安置再到位，强拆组织得再严密，只要因为出了伤亡事故，一般都会定性为恶**件。负责做拆迁工作的人员就要受处分，甚至丢官。这对于干部个人来说，一旦实行强拆，后患无穷。三是害怕媒体借机炒作。强拆一旦出现极端事件，媒体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记者可能会迎合少数群众仇官仇富的心理，不是客观公正，而是偏听偏信，将小事化大。如果报道信息把握不准，所发报道以偏概全，造成负面影响。四是行政成本和风险高。强拆要走的法律程序多，法院要收执行费，动用的工作人员也多，公安、消防、城管、卫生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要配合强拆行动。公权力用得太多太滥，老百姓也不满意。五是后续维稳工作难。顺利强拆能促进户主踊跃签约，从整体上推进拆迁工作。反之，可能引发强拆户频繁上访，留下长久的隐患。强拆之后，户主遗留下的问题更多，协调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大。
所以，政府不是迫于无奈，不会强拆。但强拆又必不可少。拆迁户为了阻止强拆，可谓方式方法用尽。
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总不能一项浩大的工程进行了两年，几万的工作都做好了，因为几个人不同意拆迁就半途而废吧？
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规律。
而民意作为个体切身感受汇集而成的群体意愿，有时候它是善变的、不稳定的、冲动的，甚至是虚假的、错误的、自私的。民意不全占有真理。政府在从政过程中体现民意，需体现善良、真诚、正义、公平、公正、理性的民意，从而让权力在民意监督中不偏离正轨，改进政府工作，为广大群众谋求更多的利益。
而且，大数人的意见才能代表民意。
三江北街拆迁，拆迁区域99%的老百姓持理解和支持态度，但也有几户老百姓不配合拆迁工作，极少一部分人因自己一些困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以拆迁为由发泄心中的怨愤。面对拆迁户群众的各种诉求，需要做的一方面是继续做思想沟通工作，另一方面，恐怕还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了。
一周之后，省政府意外的向许多媒体发出了邀请，请媒体朋友参加三江省政府的两个会议：一个是拆迁工作听证会，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听取群众对拆迁的心声，另一方面是听取有关方面对于如何做好拆迁工作给出建议，与此同时，开成法律角度的拆迁意见。
另一个会议就是针对工作到位、补偿符合规定、久拖不签订的“钉子户”实施强拆，要让媒体记者位作个见证。
这下好了，邀请一发出，三江这回又成了一个热点。
全国各地拆迁方面一直是各有各的招，但大都暗地里进行，谁摆上桌面上来？这回三江省要开先河，公开听证不说，还让媒体见证强拆，这不是有风险吗？
可曾家辉却不管这些。
这个“热点”不代表有负面的影响。
省政府就是要公开透明的运作，邀请一发出，省政府在积极准备相关事项的同时，又召开了一个“如何提高政府及领导干部媒体形象”的研讨会，曾省长专门为此费了不少心血。




官路无疆 1068 研讨个案
官路无疆 - 1068　研讨个案
省政府举办的这一次领导干部形象人优化研讨活动总体上安排了一个星期，但主要活动事项就三个：第一，曾省长亲自讲授有关事项；第二全省的市长们相互交流讨论；第三，带着媒体记者们实地开展相关个案访谈。
这个活动的出发点，在一开始就说得很明确：针对社会的发展进步，也随着政府的改革不断地深入，那么领导干部出境的机会越来越多，媒体的报告的内容也越来越多。那么，不仅是对于领导人个人的形象报告，对于政府的机构，对于政府的工作相关的媒体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给予了非常密集型的报告。使政府明显地感觉到工作是处于一个媒体大的环境里面。
曾省长在研讨中明确的指出：社会改革不断地深入，媒体也在不断地改革，不断地深入他们的功能，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的政府机关，我们的党政领导如何有效地进行媒体的应对，如何把我们的形象能够更好地加以优化，借助媒体更好地把我们政府的工作能够跟公众进行广泛地宣传，进行广泛的传播和深入的沟通，这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特别是在最近一个时期，随着三江省的黑窑事件、信访案件频频出现，媒体对于省政府的相关报告的内容越来越多，使省里很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明显地感觉到工作压力是越来越大，挑战也是越来越强。
他说：“我到三江省以后，在跟各位干部的接触当中，我们发现并不存在着正比关系。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正比关系呢？因为形势在发展，不断地会有一些新的内容，不断地会有一些新的要求给我们提出来，这样一来，这些新的要求并不是随着我们经验的积累就增长了，而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去应对新的形势对我们提出的这样新的要求，这样我们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诸多的这些要求当中，领导人的媒体形象、我们政府部门的媒体形象是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他一点也不避讳在媒体面前揭三江省政府及下级政府的短，“我下了几个市了解了一下工作情况，跟干部的接触交流当中，很多干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体会，那就是我们在实际的工作推动当中，在传统的这种政府治理的环境下，我们的工作设想也好，我们工作也罢，有实际成效，我们就有成就感，出了问题，我们就有点提心吊胆了。有的干部表示，自己工作态度相对认真，工作努力也都非常得勤奋，可是发现公众并没有给大家预想的认可。反而在工作当中，由于出现的某些瑕疵，被媒体把它报告出来，这个瑕疵又被一定程度地放大，使社会公众就政府工作当中的瑕疵提出很多质疑，或者是对政府工作给予不少的负面评价。这就是我们感觉到有些茫然，为什么工作设想很好？为什么工作做起来很努力，工作从客观上来讲又是一件好事情，反而怎么会得不到应有好的评价呢？恐怕这就是我们面对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