蠹鱼斋漫绿

曹植虽经“飘摇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的生活，却从未忘报国立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他在文帝、明帝时，备受猜忌，郁郁不得志。“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宁愿“积危蹈险，驰舟奋骊”，战死在沙场，也不愿做“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的人。
曹家父子的进取精神是可嘉可敬的，我们应继承这种进取精神，为昂扬奋发的人生注人一点动力。
“出世”的精神
一个做大事的人，要具备宗教那种“出世”的精神。
“出世”的精神，其一，是不被世俗所沉溺。
“潇洒不粘泥，便于天无二”。（清·王船山《示侄孙生蕃》洒脱不染俗气，便是顶天立地的男儿。世俗的东西，是溺人的陷阱。“习气薰人，不醪而醉。”一个人掉进去，不是小市民，就是既得利益者，与英雄相去甚远。一个人沉溺在卿卿我我中，或鸡毛小利中，还能干什么大事业吗？
其二，象唐玄突取经那样，要有献身的精神。
献身的精神，就是认准目标，无论前面布满荆棘，还是万丈深渊，都一往无前。只要对人民、对社会有利，就不计较代价。什么名利、地位，乃至生命，都在所不惜。这样的人，留下的必定是精神的永恒。这样的人，是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是炼狱里的一把火，是化作青泥护花的落红。
其三，做事要有虔诚的态度。
虔诚的态度，就是一心一意地去做事。不因为别人说了什么，就放弃信念。虔诚的态度，就是有始有终，不傍驰别骛，不瞻前顾后，不事事兼顾。如果方方面面都想兼顾，正象鲁迅所说：面面俱到，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其四，要有坚韧不拔的恒劲。
人做事，往往功亏于一篑者多。见难知退，是很多人的通病。殊不知，最后的胜利，就在那坚持，再坚持。诗歌大师里尔克曾说：“有何胜利而言，挺住就是一切。”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一生都可能一事无成。
一个人有“出世”的精神，就会有独立挺拔的性格。这样的人，是高尚的人。高尚的人，生活中不会有唯利是图的短见，眼看的是人类前途的光环，心想的是人间正义的大道，实践的是生命的真正价值。他在生活的道路上，是战士，是拓荒牛，是埋葬世俗、琐猥、腐朽的掘墓人。
“恵而不知为政”论
春秋时，郑国的执政大夫子产经常用自己乘坐的车子帮老百姓过河，被孟子嗤之以鼻，说他的做法是“惠而不知为政”。孟子的高论是，如果能修成一座走人行车的桥，百姓就不会为过河的问题而苦恼了。
在这里，我们无法讨论事情发生的更复杂的背景，究竟是子产做得不对，还是孟子指责的不对。子产做为一代名相这样做，自有他的理由。子产在郑国施政第一年，很多人抵触，民间流传一首歌谣：“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到第三年，歌谣变了：“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亡。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老百姓从恨子产，到担心失去子产这样的人。又如他的不毁乡校，让百姓集于此，“以论执政”，子产从中择“其善吾则行之，其所恶吾则改之。”这些政绩都说明他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会整天干一些小恩小惠的事而放大政不管，孟子也不会见其一偏而否其全面。孟子只是不屑于这些小手段，告诫为政的人要做些大事。
那么，“惠”与“为政”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很显然，“惠而不知为政”这一结论是对的。作为一个执政者，你只干一些小恩小惠的事，似乎对百姓很关心，但对关系百姓根本利益的大政之事却说不出一二，这样为官，在哪一个时代都不会受欢迎。因为他只是一个会做表面文章的庸官。这样的官，官位越高，危害越大。作为一个领导者，最基本的一个素质就是要胸有大略，拿出大政方针和主张，至于如何去实施，那是你如何调动下属积极性的事，不一定要你躬身去做。现在我们一些部门的工作，具体的方面做得都很细，但总体方面总是没有突破，这就是小打小闹、小修小补战略的结果。我们的一些干部只会帮老百姓“过渡”，却不懂得“修桥”，这如何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呢？
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个能力问题，一个领导者缺乏远见卓识，只会在小圈子里打主意，是工作能力低下的表现。卓识来自哪里，来自对政策的理解，来自对工作对象的熟知，来自对信息的掌握，来自对下属智慧的集成。一个领导者不愿在这些方面下功夫，换洗头脑，那他永远处于劣势，不仅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反而是发展生产力的包袱，其可悲欤！
话又说回来，惠而与民的事不是不可做，尤其是在没有能力“修桥”前，能做些帮百姓“渡河”的好事，也总比无所事事强。但切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既能为大政，又能施小惠，老百姓能不举双手欢迎吗？
安民则惠
一个爱民的好官，就要时刻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地位甚至身心性命。
想起了几则历史故事：
唐代何易于任益昌县令时，他的上司川郡刺史崔朴在明媚春天里，携带众多的宾客游玩，当船行至益昌县境内时，崔朴派人传县令遣民拉纤。何易于得知传令，立即把“朝板”插在腰间为崔朴拉船。当崔朴发现拉纤的竟是县令时，惊讶地问，县令为何如此？何易于拱手答到：“正值春时，百姓不是忙着种田，便是忙着养蚕，我正好无甚大事，可以充当这一差役”。崔朴和乘客听后，面带愧色跳出船舱乘马返回。
乾隆时，一次皇帝要到南方巡视，黄廷桂任两江总督，规严威重，对皇帝途中的需求都是说了就要置办好，下级官吏诚惶诚恐，不敢怠慢。当时丹徒知县熊某，会同黄廷桂开辟街道。熊知县不忍毁坏百姓的坟墓，御道绕了一里多路。黄廷桂知道后很生气，说皇帝车驾所经过的路不走直道，是对皇帝大不敬，如不马上改直道就要杀头。熊知县对他说：“难道皇上驾前有人拿着指南针，从北京到丹徒一个弯也不转吗？况且，皇上不是秦始皇，如果听说为了御道有掘坟墓晒尸骨的事必然要动怒，那时担当罪名的是你而不是我。幸而皇上不知道，你难道就没有恻隐之心吗？”在场的道员、知府都吓得不得了，拉熊知县的衣服叫他快向黄廷桂认错，熊知县大声说：“参我的官罢了，还能杀我吗？”黄廷桂拿他没办法，御道也终于没有改。
何易于、熊知县都是关心维护百姓利益的好官。为了百姓的利益，可以放下官架子，替百姓出力流汗。也可以置生死不顾，挺身抗命。他们都把百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明代，也有这样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就是方克勤。
《明史》载有方克勤任济宁知府时的事：
“……盛夏，守将督民夫筑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锸。’请之书省，得罢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济宁人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视事三年，户口增倍数，一郡饶足。”
方克勤是一个爱民不唯上的好官。爱民，就应把百姓的利益装在心里，凡事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如果只唯上，为迎和讨好上司，你有令，我就去照办，讨你满意欢心，弄好了就会加官进爵，管你百姓如何？在封建社会，冒犯上司就会有丢官的危险，在乌纱帽和百姓之间，你选择什么？你是为官位干还是为民生着想，在这个试金石面前截然而见人之品行。今天，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一些人，缺乏“民为本”的宗旨观念，每遇到如此矛盾，唯上，不唯实。工作只要领导满意就行，不管于百姓利益有无损害。反正你领导有话，产生负效应责任不在我，这是一种对事业极不负责的干部。这样的官，百姓是不会为之唱‘我民父母’歌的。
方克勤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图虚名。《明史》中记：“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不喜近名，尝曰：‘近名要立威，立威要殃民，吾不忍也’”。拿百姓的利益做晋身盗名的“垫脚石”，他是绝不去做的。为政以道德感化人心，以达治本。这和一些以造假、殃民的手段来邀名求官者相比，一个是磊若日月，一个是渺若泥沙。
大禹在和皋陶讨论治国方略时说：“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史记·夏本纪第二》〉为官一方，就要使那里的百姓安居乐业，使国家、百姓都能得到实际利益。这样的为官者，就是把功业建在百姓心上了。
古史官的追求
《新唐书·魏征传附魏谟传》记：唐文宗要看史官为皇帝写的起居注，魏谟进言说：“古代设置左、右史，记录朝政得失，作为后代的鉴戒。陛下的言行美好，就不要害怕史官不记录；言行不美好，天下的人们也会记得的。“唐文宗说不是这样的，我已经看过了。”魏谟道：“以前陛下看起居注，是史官不尽职。陛下一看，以后作记录时，必然会有所忌讳并歪曲事实。记录善与恶不符合实际，就不应该作史官，况且后人怎么能够相信呢？”于是文宗不再要求看了。
“善恶不实，不可以为史”，这是古代对史官的一向要求。既然作了史官，就得秉笔直书，皇帝做了好事，你就如实记下，不要有溢美之辞；皇帝做了错事，也要如实记下，不可夹杂个人的贬辞。为的是让后人了解到真实的历史，同时也对皇帝有监督作用。“古者人君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周书·柳虬传》而且监督的作用还非常大。你皇帝要想留下好名声，就得对自己严要求，处理朝政不得马虎，否则，史官就会在历史上给你参上一笔。比如，你皇帝不理朝政，整日宴游，打猎，史官如实记下，某月某日，皇帝去狩猎，这样的次数多了，后人就依此评价出皇帝是怎样的当政者。史官的这个权力，就是皇帝本人也不能剥夺。古时有“董狐之笔”之说，说的就是史、官为捍卫自己的权力不惜献身的一种执着追求精神。
北魏时有这样一位史官叫高允，他奉命与崔浩一起修纂《国语》，他们“直书国恶，不为尊者讳”，魏太武帝十分恼火，以“暴扬国恶”为罪名，要将他们处以极刑。
太子想为自己的老师高允开脱，便同他一起晋见太武帝。事前，他叮嘱高允，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回话。太子在皇帝面前把罪责推给了崔浩。在这生死关头，高允没有按太子的话说，而据实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太武帝大怒：“此甚于浩，安有出路”。
太子忙解释：“高允见皇上天威严肃，故一时惊慌说错，平时我问他时，他都说这是崔浩所作。”但高允不肯做违心之事，他说：“太子可怜我，为我乞命，平时我没讲过此事。刚才我讲的是真话，不敢虚妄。”
太武帝也被感动了，赦免了高允，但令他起草诏书，自崔浩以下、僮吏以上128人皆夷灭五族。而高允直言极谏，拒绝拟诏。太武帝又大怒，经太子再三拜请，高允才得以获免。
对皇帝是这样，对朝廷发生的大事所涉及到的人和事，史官们更是不客气。唐代吴兢当初与刘知几撰写《武后实录》，记录了张昌宗劝诱张说作伪证，诬告魏元忠谋反一事。文中记述：“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后来张说任宰相，读后不快，知道是吴兢所写，于是假装不知，对吴兢说：“刘知几写齐国公魏元忠事，一点都不留情面，怎么办？”吴兢说：“刘知几已去逝，不可诬陷他。其实是我写的，草稿至今还在。”张说多次请求改写，吴兢拒绝说：“顺从你的私情，怎么叫作实录呢？”终于没有改。见《新唐书·吴兢传》
有时，当权者会施各种淫威，以迫史官屈服。晋朝孙盛所作《晋阳秋》，用辞直率，道理严正，人们都称之为良史。后来大司马恒温看了《晋阳秋》，大怒，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之战确实是失败了，但也不像令尊所说的那样。如果这部书流传开来，关系到你一门的身家性命。”孙盛的儿子连忙拜伏谢罪，说要请父亲删改。于是儿孙们都向孙盛痛哭流涕，跪下磕头，要他为一族百人的命运着想。孙盛大怒，坚决不同意。后来他的儿孙们还是自己动手悄悄删改了。以至流传下来两个版本的《晋阳秋》。
“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彰，经群英之辨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期间，岂不幸乎！”（方以智《通鉴·考古通说》）能在史书上书上一笔，也是史官们引以为豪的事，正是他们敢于秉笔直书，敢于“彰善瘅恶”，才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真实的历史，也留下了一种不媚世、不媚权贵的正义精神。
“六言六蔽”说
孔子教诲其弟子，曾提出“六言六蔽”说，即六种品德和六种弊病。读之思之，于人生修养大有裨益。
其一，“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这大抵是指一种忠厚之人，百姓所谓“狡猾不足，忠厚有余”者。这里的“狡猾不足”是说过于死板以至于呆。这样的人，如果不善学习，不能拓宽知识面，心中不充沛，反而总是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某一具体方面，不能举一反三，也不能触类旁通，处事显得拙，容易上别人的当。这种人虽不失为本分之人，但终不成大器。
其二，“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爱自己的聪明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放荡不羁。这是百姓所说“浮灵”之人。不学习，没有扎实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仅凭一点小聪明，遇事似懂，其实什么也不懂，总是浮在表面上，象浮蓬一样无根底。这样的人，一生终将一事无成。
其三，“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虽然有诚实、讲信用的本质，但不爱好学习，容易被人利用。这是说，不学习，缺乏识辩能力，往往稀里糊涂地上了当，小则害己，大则害人。小则害己，是说个人利益受损不要紧，大则害人，莽撞地助人干了坏事。
其四，“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是说，爱好直率而不好学习，其弊病是说话尖刻伤人。性格直率固然是好事，坦诚相见，很容易交到挚友。但缺乏知识修养，口无遮拦，就犯了祸从口出的病，很容易得罪人。“三缄密，虑言之或失”，更何况信口开河了。而且心直口快的人，都无意中伤人。没有知识修养把住嘴的关口，直率的性格反倒是弱点。
其五，“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这是说，性格勇敢而不善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闹出乱子。这是针对鲁莽人说的。上一段是针对语言方面，这一段是针对行动方面。勇敢的品性如果没有知识修养控制，很容易感情用事，做事不计后果，只逞一时之能，最终落个孔武之人。
其六，“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是说，爱好刚强而不好学习，其弊端是狂妄不羁。争强好胜这本不是什么缺点，人总是要求进步的。但人就怕自恃强威，锋芒毕露。这样的人，往往目空一切，唯我为是，到头来，把自己架空。而知识修养，正是培养谦虚的品质，以克制狂妄自大。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的“六言六弊”，其主旨就是劝诫人们多通过学习提高修养，克服天生的弱性，使人生达到更完善的境界。
阴去其弊说
“阴去其弊”，就是采取措施，让事物的弊端在不知不觉中去除，使事业得以成功。《治国方略》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夫天下之弊，贵乎阴有以去之，则事无有不济者矣。”“阴有以去之”，实际就是疏导的策略。
五代时，楚人不愿意从事养蚕事业，强行让他们从事养蚕，也未必心甘情愿。楚王马殷的谋臣高郁建议，让百姓在缴纳税租时以帛代钱，解决了百姓尽心养蚕的事。唐德宗时，屯兵边塞，敌人来了就弃地逃跑。宰相陆贽建议，征集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到那里定居，敌人来了，人们会自觉投入战斗。这就是“阴去其弊”的做法。
永嘉先生在《治国方略》中是针对“天下之事苟有当于理，虽拂乎人情，勿怕也”这种说法而提出“阴去其弊”的方法的。他认为：“事虽当于理，而情则拂乎人，而事不能以终济。莫若阴有以去之，使人由知而不知，而怨乱不作之为愈也。”是说：事情即使符合道理，却违背人之常情，事情就终究不能取得成功。不如暗中去掉违背人之常情的因素，使人自觉服从统治者的意愿而又不易察觉出来，以至达到人民不怨天尤人，社会不发生动乱为妙。这里引出两种工作方法。一种是当人们还未认识到做某项事业的利益时，是不是等人们认识以后才去行动呢？那恐怕历史发展的进程要缓慢得多。历史允许一部分先知先觉的人走在前面，带领未觉醒的人向既定的方向努力。在这当中，历史的潮流会裹挟着一些人前进。许多改革都是在这种情势下进行的。如果等到人们都觉醒，都统一了思想（所谓的），历史的机遇会一而再错过。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刚开始施行时，许多人转不过弯来，“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中央下文件把这一策略推行下去，现在看来受益无穷。如果光照顾人的情绪，那么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另一种是“锦上添花”的方法，既能达到完成某项事业的目的，又能把事业进展中的弊端和负面效应策略地弥除，岂不更好吗？这是说，施政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多动脑，多想出几条解决问题的方法，既体现原则策略，也不要忽略感情因素，于情于理都周到些，事情的结果会更圆满。
美国人耐尔·尺·斯威尼在《致未来的总裁们》中指出：领导方式的选择，实际上就是激励方式的选择。专制的领导发号施令，人们只按照他的指令行事；民主的领导同人们在一起工作；自由放任的领导让人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在相当程度上按自己的意愿工作。我们要做开明的领导，就要多用民主的方法和放任的方法，不要强硬地施用权力，多做一些疏导工作，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用人而爱人
毛泽东同志雅好历史，尤能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他在阅读《南史·韦睿传》时，在“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属必须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兵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一段旁，写了一段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韦睿作风，就是吃苦在先、用人而爱人的作风，这是古往今来善于选贤任能的政治家们共同遵循的一条原则。
孙权在三国鼎立之时能雄霸一方，手下人才济济，和他有这种作风有关。他和手下将领同甘共苦，对他们关心备至。大将吕蒙病重吋，他把吕蒙安排在自己住所之侧，常穿壁观之，不然，就“夜不能寐”。手下将领周泰出身寒微，被委以重任时，诸将不服，孙权借大宴群臣之机，让周泰解开夜衫，指着他身上的伤痕，不禁流泪说：“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不惜躯命，被创数十，肤如刻划，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事乎？”众人皆感服他这爱人之心。
在当代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更能体现出用人而爱人之情。毛泽东非常关心身边工作的同志。1937年初夏，罗荣恒与林月琴刚结婚半个月，即奉命到前线。毛泽东让警卫员把林月琴找去，他开玩笑似地说：“你们新婚就离别，我是不是有点残酷？”看对方没有什么情绪，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你也是送郎参军吗？”这些话使林月琴感受到了关切抚慰之情。以后，当毛泽东得知罗荣恒在前线患病的消息后，即电示他到医疗较好的新四军医院检查。不久，中央指示罗瑞卿到当时仍是国统区的上海继续医治。不料，中央来电刚到，毛泽东来急电：罗瑞卿身上有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以后数年，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健康牵念不已，多次催促诊疗，不时派人探视，写信问候。
“欲人之爱己者，必先爱人、《国语·晋语》当领导的只有用人而爱人，才能建立更融洽的上下级关系，才能增加下属的信任感和理解心，更充分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影响到周围的人。这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领导者，应对身边的同志政治上关心，生活上体贴，工作上创造条件，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役使”关系，那么，“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上》）上下就会同心协力，把事业搞得更好。
也要“知人善免”
“知人善任”这句话容易为人接受，不外是“举善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唐·吴兢语）而提“知人善免”，似乎违反了人们的思维定势，不好为人接受。不过，当前改革中，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提出议一议。
在现实中，“官本位”的优渥对人有很大吸引力。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当了官可以稳坐铁交椅，只要不出大问题，无过，便是功劳，即使工作平庸，毫无进取，也保你在铁交椅上磨破屁股。一些人把单位搞糟了，把企业搞垮了，换个地方照样当官。而用人者偏不肯打破面子，总有些借口：“干这么多年了，没功劳还有苦劳”，“熟悉情况，老经验多”等。或因是老关系，有“根”子人物，以及有不可言明的藕断丝连的联系，于是，“宁用不才以旷世，不肯变例以求人（宋·包拯语）致使一些庸才尸位素餐，为官一任，糊涂一方。这类人你还指望他去改革吗？
要想成就一项事业，择人必善，尤其要搬开那些兴业不足、败事有余的绊脚石。任何明智之人都不会任用庸才误事。包拯是宋代名臣，他为官时，针对当时“居官者，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的现象，向仁宗皇帝直言：“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在于减冗杂而节用度。”他尤其主张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固位无职”的官员，不论职位多高，即使没有什么过错，也毫不留情，坚决予以纠弹。他在知谏院时，曾上书弹劾做了七年宰相而又毫无建树的宋痒，认为他是“窃位素餐”，极不称职。包拯所为，是顺应时势之举。而我们在这不可逆转的改革中，尤需此种精神。对那些平庸无能、缺乏创新精神，打不开局面的干部，应坚决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把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提拔上去，这是搞好改革的关键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