蠹鱼斋漫绿

读书人保持本色，就是以追求知识为己任，不玩物丧志。明朝人孙交，《明史》称他“清慎恬悫（清廉谨慎，恬淡诚实〉，始终如一。”在南京就职时，同僚因公事少又容易处理，空闲时间多，就一起谈天逗趣，饮酒或下棋取乐。只有孙交在一间屋子里读书不出。有人为此说他，他回答说：“对圣贤语，不愈乎宾客、妻妾乎？”也是明朝人李材，明纪宗嘉靖四十一年考取进士，授官刑部主事。他自认为学业未成，竟然请假回到故乡，遍访当地学者，同他们探讨疑难问题。（见《明史·李材传》）这种人，把求学看得比为官重要，能够找准自己的位置，认清自身价值取向，不留恋扭曲人生、压抑理性的环境，让人生过得更洒脱。
读书人保持本色，还要不被利益所引诱。清人张伯行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老氏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利也。”（《清史稿·张伯行传》）这里说，道德品质高的人懂得并追求道义，道德品质低的人只懂得并追求利益。老子学派贪图生存，佛家学派畏惧死亡，有志建功业的人献身名誉，这些都是在追求利益。读书人是一个很先进的阶层，应当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也就是读书做学问，不要抱着功利主义的目的。过去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就是功利主义的诱导。个人名誉利益掺杂其中，就失去了读书人的本色。宋人马伸说：“吾志在行道。以富贵为心，则为富贵所累，以妻子为念，则为妻子所夺，道不可行也。《宋史·马伸传》）读书人要有一颗清心，不要背太多的包褓，不要对世俗有太多的牵挂，才堪当行道的重任。
“透得名利观，方是小歇处”。追求名利外的高尚境界，这就是读书人的定位。
要读好书
读书也要有“精品”意识，这就是要读好书。
“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郭沫若语），只有真正的好书，才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书籍虽然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并不是每本书都是玲珑剔透的宝石，有的也瑕疵难掩。有这样一则故事：亚力山大国王正在与臣下读书，一位国王喜欢的车夫问：陛下，您读的书里都有什么？国王说：都是圣贤的话。车夫问：他们都死了吧！国王说：那当然。车夫说，那您读的都是糟粕呀？国王震怒了，训斥车夫说：你要是解释不清你说的话，就杀了你。车夫说：陛下息怒，我是根据经验看这件事的。国王都承认我是一个优秀的车夫，我知道对待马匹太宽容了马会偷懒，但太严厉了马也要伤了自尊心从而怠工。我能掌握好这个尺度却无法准确说明白，甚至连我的儿子都教不会。同样的道理，古人不也是带着他们最好的东西进了坟墓，只留下了糟粕吗？车夫的话是说，话语是不能完全达意的，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最好。每一位作家都想把最好东西留给读者，每一位作家又都有这样那样的遗憾。更何况还有一些蹩脚的作者充竽其间。因而他们留下的作品也就参差不齐。罗家伦先生把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智慧的，一类是无智慧的。智慧的书，是每字每句都如珠玉似的晶莹，斧凿般的犀锐，可以启发人的心灵，开辟人的思想，有时可以引申成一篇论文，或成一本专著。这就是英文中说的灿烂的书。无智慧的书则是材料堆积，“晦涩的书”。在著者是“博而寡约”，在读者是“劳而无功”。我们在阅读中也有这样的感觉：一部灿烂的书，令人爱不释手，往往“手之而惟恐其易尽，尽之但觉其可思。”而“晦塞的书”，则“开卷无几，辄思掩去，”有的甚至撇之如屐了。
许多先哲都得力于好书的滋润，博而不求其多，但求其精：
“太白不读非圣贤之书”。（李阳冰《李翰集序》）。韩愈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
元武宗认为：“大学衍义。治天下此一书足矣。”清人姜国林云：“《论语》终身味之不尽。”
粱实秋先生认为，读书就要读第一流的书，因而他选中了翻译莎士比亚的书，一本仇兆鳘《杜诗详注》，跟了他五十年。
那么，好书的标准是什么呢？
西方学者有“试金石”一说，认为以五十年为期，经过五十年而仍不失阅读价值的为佳作。这就是说，时间和人们的赏识力是最好的试金石。以此标准，许多流传下来的名著当然是我们的最佳选择。那么，以此为标准，是不是就忽略当代那些还未经时间选择的佳作呢？当然不是，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在大家的作品上。其实，好书的标准具体的话，也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有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对书也有各自不同的需求。每个人随着阅读的深人，随着识别力的增强，标准也当然随之提高。每个人的识别力都有这样的飞跃过程。只是有一点是必须保持的，那就是用自己的眼力去读书，你必然发现属于自己的“宝藏”。
郭沫若先生在一首诗中写到：一本有价值的书，算起来总是年轻的，读了这样的书，似乎也能够使人年轻。愿书籍给我们带来永远年轻的心，永远年轻的生活。
“读易书难”与“读难书易”
“读易书难”指两种现象。一种是有些人连最容易读的书都不去读，对求知毫无兴趣，把读书当作非常难的事。另一种指有些人读了较容易读的书，但不得要领，没能把握其中的精髓，这是一种浅尝辄止的读书。这种人往往刚及表象，就自以为懂了，不肯再费气力，结果对知识的了解总是肤浅的。曾国藩在给纪泽的信中就曾指出过这种现象：“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都是大病。若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愉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尔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好些人连“求明白”都做不到，也就无从谈个中滋味了。
“读难书易”，是说遇到最难懂的书，如果能深人进去，也变成很容易的事。宋朝有个叫蔡元定的人，是个“人读易书难，季通（指蔡元定）读难书易”的读书怪才。他“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究”。“义理洞见大原，下至图书、礼乐、制度，无不精妙。古书奇辞奥义，人所不能晓者，一过目辄解。”（见《宋史，蔡元定传》）连朱熹注疏《四书》、《易》时，遇到难题都要与他商量。他之所以这样善解难题，就是因为深人进去，能“义理洞见大原。”朱熹说过：“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识之。”如果人于理，就能，深人下去；如果隔膜理之外，知识对你来说永远是深奥不可知的。
这个“理”，可以说是书中最根本的东西。做到“读难书易”，必须抓住根本的东西，主题，脉络，或主要人物，或主要情节，或主要观点，抓住这些“本原”，就会收到顺源而流下，循根而舒其叶的效果。王守仁在《传习录》中说：“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人手，渐渐盈科而进。”“盈科而进”，就是循着一定的规律和方法，登堂而人室。
“读难书易”，还可以选择不同的点来突破。我们不妨学一学梁启超先生的读书方法：“读一遍，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也是最好的方法。”
读书能深人进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帮助记忆。清人梁章钜在《退庵随笔·读书法》中曾告诉我们练记忆用“精熟一部书”之诀。“不拘大书小书，能将这部烂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触悟他书。”达到“同类相感，无不通彻”的效果。能“精熟”，能“辨其是非高下”，当然是深人进去了。以这种熟读一本书为根基的方法，或可戒读书浮躁病。
“学者功夫，宁下而勿高，宁沉而不浮。”（明·胡居仁《居业学问录》）我们读书，要有一个起点，要有一种“锲子”精神深人进去，而不是浮在上面。如此读书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讲学习 着眼于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
同上个世纪相比，科技进步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世界的竞争已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也就是说，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它有别于以前的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持，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传统经济的新型经济。在这种新型经济中，谁占有知识，谁重视科技投人，谁就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表的《世界科学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贫富差距就是知识的差距。目前89%。以上的科研活动都集中在工业化国家，它们每年用于科研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而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例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10。日本用于研究发展的经费最多，平均每人每年700美元，美国600美元，欧共体每人300美元，而发展中国家有的人均只有0.22美元。可喜的是，我国政府逐年加大对“知识创新工程”的投资，这是加大对科技的有效投入，加快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重大举措。
知识经济的到来，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有人把机遇比作兔子，每个人都要做优秀猎手。当机遇来临时，你没有练就百发百中的本领，机遇就会稍纵即逝。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学习，更新观念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的创新、知识的组合、知识的使用、知识的管理来调整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的。一旦以知识作为人类发展的中心，整个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其结构、格局、规律、运行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生活方式必须随之改变。不加强学习，就会有被历史淘汰的危险。现在我们的一些干部不注重学习，连眼前的工作都很难胜任，更不用说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了。另则，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权力是一种挑战，也就是说，那种以行政发号施令的管理方式不足以显示权力的威严性，而更多地是应赋予权力以知识的内涵，才更有说服力和导向力。有一则事例很能说明知识与权力的抗争。英国温泽市政府大厅是建筑师克里托斯·雷恩于1869年设计的。大厅天花板只用一根大柱支撑。工程竣工后，政府权威人士担心不安全，责令雷恩多加几根支柱，雷恩照办了。300年过去了，人们发现，后加的四根支柱，实际并没有与天花板接触一一纯属虚设。在知识经济社会里，我们还做这样的“门外汉”吗？
不要“权令智昏”
很显然，“权令智昏”是从“利令智昏”衍化来的。其实，有了一种现象，就该用相应的词语来概括。
古时虽没有创造这个词，但对成功之后获得权力就头脑发热，容易走向反面的现象有过告诫。
唐太宗和魏征讨论“创业”“守业”孰难时，魏征认为，成功之后往往“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
《韩诗外传》中说：“官急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祸生于懈怠”。
“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这是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总结的。
“官久渐觉民命轻，耳熟宁闻冤号声。”明代钱澄之简直忿忿于那种“官久”视民命为儿戏的现象了。
清朝王豫说得更干脆：“成德每在困穷，败身多因得志。（见《蕉窗日记》）纵观历史现象，一个人在创业和走向成功之初，往往能严格地求己，恭谦地待人，冷静地处事，“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一旦有所成就，或久在一个权位上，有的人便渐渐产生“怠政”情绪，“望轻而法玩”，放松对自己的约束，滋生居功自大的心理，权势意识浓厚，自我意志膨胀，以至达到“权令智昏”的地步。所谓“权令智昏”就是权力独揽，唯我为是，为所欲为，“动目以指物，出气以使人，”甚至以权代民主，以权代法。这种人认为：反正我手中有权，凡事要围着我转。这种转，不是和社会利益、人民利益同轨转，而是围绕个人私利转，他们要在自己周围培养一种奴化、私化的风气。这种人身上没有一点“王道”，而独擅“霸道”。所谓“王道”，是仁世之风范。它能宽宏于人，泽被于广大众生。处事遵循公认的社会道德、法纪及人情标准。而“霸道”，则依靠权势，蛮横独断，居官自大，目无群众，听不进去批评，也听不进去好的建议，最后架空自己。一个人到了“权令智昏”的地步，便是走向衰亡。毛泽东曾说；“那种个人意见第一，一人称霸、独断专行，是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并说：“凡是取这种态度的人，总是要失败的。““权令智昏”比利令智昏更具有危害性。它可以借用手中权势把人心搞散，把单位搞糟，把事业断送。因此，对“权令智昏”者尤须给以警惕。孙中山先生曾向国人指出：必须由见识高远、才能卓绝、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深居高位而受到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
我们应谨记先哲的教诲。





蠹鱼斋漫绿 第二章
人与法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世观点，自古就有不同的争议。wwwwcom在国外，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人治”，即“贤人政治”，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把政治权力和聪明才智完善地结合起来，把国家治理好。他认为实行“人治”后，正义的执行应当是不要法律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主张法治。他认为：第一，法律由众人制定，众人的判断总比个人的判断准确；第二，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这也就是我国古人说的：“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和乎人心而已”《慎子·逸文》。第三，法律具有稳定性。第四，法律具有明确性。
在我国，有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之争。儒家主张“人治”，“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而法家主张“法治”，认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法。“惟法为治”，“法者，国之权衡也。”而且提倡奉法守职，信赏必罚。“法废则人得肆其情”，“用法公平则人无怨。”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看到，追求民主，实行法治，是文明的标志，是历史的进步。在追求和完善法制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执法者的素质影响着法治的权威性和社会的稳定。执法者枉法，法律就是苍白无力的空文。不仅起不到稳定社会的目的，还会诱导助长社会不安定因素。“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慎子·逸文》。国外有“法律就象妓女”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现象。过去的开明皇帝也曾说“法者，非一人之法，而天下之法。”但一触及到本阶级集团的利益，统治者就要以权代法了。
真正的执法者，要一颗公心，两肩正气，时刻恪守“以法律为准绳”的信念。“吾心如秤，不为他人作短长。”这一点，宋代欧阳修父亲的敬业精神当值得学习。据《宋史·欧阳修传》记载：欧阳修幼年丧父，他母亲经常用他父亲的事迹对他进行教育。曾对他说：你父亲做官时，经常在夜里审理案卷，并且时常把正在审阅的案件撂下，叹起气来。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看不下去还叹气，他说：“这是判了死罪的案子，我从案卷中想给这个死囚找出一线生机。找来找去，却总是找不到。”欧阳修的父亲认为：“求是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就是让死者死得心服口服，没有一丝遗憾。有这种敬业精神，还会造成什么冤假错案吗？
执法中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执法不避亲。春秋时的腹朜就是这样的人。腹朜是墨家人，他恪守墨家的思想，奉公守法。一次，他儿子公然行凶杀人，秦惠王敬重腹朜的学识和人品，又怜惜他终生只有这一个儿子。就对腹朜说：“先生的年龄已经很大了，又只有这一个儿子，我已命司法官不杀他了。请先生在这件事上听我的话。”腹朜回答：“按墨家的规矩，杀人者应判死罪，这是天下的公理。大王虽为我的儿子开恩，但我不能不奉行墨家的规矩。”于是亲自杀了自己的儿子。这个故事虽然离我们很远，但其现实意义却离我们很近。尤其在人情溺心、关系网如织的环境中，更要提倡这种“法不遗爱”的精神。
“为治立其在我”。在执法中，执法人员的素质至关重要。从这一点说。当前造就一批高素质的执法人员队伍，比立法普法更迫切。
“三公”干部说
所谓“三公”干部，是群众的一种形象说法，他们要求农村基层干部都能具备象愚公、包公、济公那样的品质。
象愚公，就是要作风踏实，不搞虚夸，多办实事，任劳任怨地带领广大农民一步一个脚窝地致富；象包公，就是要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拉关系，不搞封建宗族网，时时事事以广大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象济公，就是要为群众多办好事，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三公”干部之说，反映了广大群众一种朴实的愿望。近几年来，农村政治思想教育比较薄弱，加之一些干部不注重思想修养，缺乏党性原则，致使一些地方的干群关系比较紧张。那里的干部往往是胸无大志，没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蓝图，甘当“维持会长”；或耿耿于一己私利，上来捞一把，很少考虑为大多数人谋福；或浮在上面，“说话三六九，行事风马牛”，和群众的关系是肝胆楚越；有的甚至大搞封建宗法家族网那一套，高高在上，大有“一人独占一江秋”之势。如此种种，怎能不和群众离心离德呢？
广大农村干部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言行如何，直接影响到党在农民中的威信。在这方面，广大农村干部应向全国劳动模范吕鸿宾学习。吕鸿宾在农村奉献几十年如一日，时刻不忘维护党的威信。他常说：“我做的事，只要让群众说共产党好，我就满意了”。他的话朴实而又深刻。如果我们的农村基层干部都有这样的思想水平和自觉性，何止是“三公”干部的形象呢？
要珍惜个人声誉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首诗告戒我们：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时要珍惜自己的声誉，不要因一时在思想上放松了自律而铸成过错，在个人历史上留下不好的声誉而抱憾终生。
声名和荣誉，是一个人能力和成就的体现，是实现了人生价值的一种标志。只要你不是浪得虚名，它都能证明你个人的实力，证明你为心中的美好理想奋斗过，证明你为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而社会给你以承认。在生活中，我们不提倡把追求个人声誉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但我们也不拒绝声誉，因为在一个进步的社会里，全社会都会脱帽向高尚的行为致敬的。要获得好的声誉，必须有正确的追求。正确追求的立足点就是为他，即把为社会谋事为人民谋福为己任，俄国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下过这样的结论：人类其实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为了自己，哪怕为了一丁点利益也不惜牺牲全世界的人；一种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牺牲自己性命的人。这里说的第一种人，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了为己上，凡事总是用吃亏与否来衡量，他们得到的是虚名浮利，只能遭到世人的鄙弃；后一种人，就是我们身边值得敬重的英雄们，孔繁森、李国安、徐虎……他们只求奉献，不求声誉，声誉却不期然而至。人们善于用很高的社会道德标准来赞颂那些乐于奉献的人，这是社会公正的选择，也是人民爱憎情感的体现。
有正确的追求，要不断抛弃虚妄的东西。无论是多高的荣誉，离开永恒的事业，都只不过是一现的昙花。而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给你生命带来活力时，才可以给你带来终身荣耀。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沙认为：唯有坚决放弃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这些虚幻无谓的东西而全力追求真理，才是人生活的真正目标。“抛弃这三种东西，则我所放弃的必定是真正的恶，而我所获得的必定是真正的善。”真正的善，必定是助动于社会，布泽于人民。
一个人得到了声誉，当倍加珍惜，珍惜声誉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如果一个人到了声名狼籍、千夫所指的地步，也就宣布他生命的终结。珍惜声誉，来不得半点矫饰，来不得半点虚伪。“君子置其身于光天化日之下，丑好在我，我无饰也；爱憎在人，我无与也。（明·吕坤《呻吟语》）在人的视野中是没有什么可以掩饰的，你不能把个人的意愿强加于人，让别人为你编织晕眼的花环。有的人可能蒙蔽一时，但蒙蔽不了永远；蒙蔽一部分，但蒙蔽不了全部。人们理性的判断会洞视到你的灵魂，你是光明磊落的人生抑或是扭曲的人生，必将昭然于天下。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诗经·小雅·鹤鸣》〉愿我们每个人有崇高，有善美，由此而带来的声誉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充实的一部分。
勤俭的美德不能丢
勤俭，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富庶、繁荣的法宝，也是一种社会道德标准，一种社会文明标志。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勤俭的美德。《左传》上说：“俭，德之共也。”意为节俭是最好的道德。宋代王安石以自身的治政体验谈到：“制俗以俭，其弊为奢。”意思是：以节俭来纠正民风，民风中最大的弊是奢侈。而象“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咏史》〉，“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伯庐《治家格言》〉等为人熟知的格言警句，更时时告诫我们不要忘记勤俭的美德。
历代有所作为的当政者都注意到以俭治国。唐太宗出巡山西，蒲州刺史赵元楷大肆铺张迎驾，唐太宗斥责他此举纯属“亡隋弊俗”，吓得赵元楷“数日不食而卒。”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更能以身行俭。洪武八年改造大内宫殿，他要求安全牢固即可，不追求华丽奇巧。他的“御床”很普通，与中产人家的卧榻差不多，每日早膳，也只用蔬菜。东晋大将军陶侃，对浪费现象更是深恶痛绝。他一次到郊外游赏，见一人手拿一把未成熟的稻穗，问道：“拔取这些东西干什么？”那人回答道：“在路上看见它，随便拔一把罢了。”陶侃听罢大怒道：“你不耕种土地也罢了，为什么反倒糟蹋人家的稻穗！”令人毫不客气地把他抓起来揍了一顿。由此可知，勤俭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