蠹鱼斋漫绿

做到这一点，也绝非易事。旧有的观念，盘根错节的纠葛，势必阻力重重，需要拿出动真格的勇气。应该象安徽省芜湖市委书记金庭柏提出的那样，敢于用“三铁”破“三铁”。所用的“三铁”是：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能有这种魅力，才能杜绝“无功者而禄厚，不能者而爵尊”的现象，使改革健康发展。
用人当举其所长
文坛上曾研究过一种“何其芳现象”，是说一些大作家从政后，其创作才华大减，连作者本人也为之喟叹。不由得想起南唐词人李煜来。
以作词而论，李煜堪称一代巨匠。据《唐音戊签》记：“煜少聪慧，善属文，性好聚书。”他一生写下许多悲戚哀怨感人至深的作品。以治国而言，李煜只是一个庸才，丢了半壁河山。宋太祖曾说：“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岂为吾所俘也。”其实，作好诗的功夫未必能成为治好国的本领。有的人有学士才，未必有宰相器。这是因为人的气质、兴趣和修养不同，而各有不同的特长，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所能有所不能，我们应选择发挥其特长的有所能，不强求不能发挥其特长的所不能，使每个人都能有所建树。生活中偏有逆于此理的，某些人在专业上一有点小名气，官帽就要扣到头上，仿佛唯此才尊重人才，使这些人学术问题钻研不了，政事又忙得焦头烂额，真是苦不堪言。
在我国，官本位的优渥固然有很大吸引力，但未必能使每个人在精神上获得充实。在人生的座标上，每个人都应找到最合适的位置。欧阳修曾说：“凡人才性不一，各有长短，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政必不逮。”用等号联接管理才能和专业技术才能，这也是亟需改变的不合理使用人才的一种现象。
墨守成规者戒
邓小平在视察深圳时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讲话的主旨，就是要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把经济尽快搞上去。每一个公民，都应“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唐·韩愈）应有紧迫感和责任感。一些习惯墨守成规的人，在那里徘徊观望，包括一些能左右一个地区单位局势的人，锣鼓已敲了几遍，仍不敢上阵，拿不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措施和行动来，对这种人有必要对他猛击一掌。
墨守成规的人，一是对改革的认识不足，缺乏足够的信心。他们只看到不利的条件，看不到有利的条件；只看到局部的形势，看不到全面的形势；只看到个人的力量，看不到蕴藏在群众中的改革的能量；只津津乐道于眼前既得的和回味过去的，而不思考将来的。他们不知道失去当前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就永远处于被动，永远处于劣势。二是思想僵化，跳不出既定的思维定势。改革需要改革者具有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才能闯出新路。而这种人喜欢用经验把自己束缚起来，一旦跳出既定思维的圈子，就没有安全感，只有失落感。于是划地为牢，不肯前进。
墨守成规的人，不肯冒风险。向前迈进一步，总要看看别人怎样做的，文件上怎样写的，上面怎么说的、，做事总想到反面意见的压力，因此永远迈不开步子。
改革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经验，只有靠我们去闯，深圳等特区靠闯劲，杀出了一条“血路”，成为带动中国改革的龙头。
闯，需要一部分“敢吃螃蟹”的人走在前面，不要等群众都认识到了才去做，而是要用我们的行动去带动他们。这些走在前面的人必须有胆有识。有识，能认准方向，不盲干；有胆，能排除阻力，闯出新路。
我们还要造就一种文化氛围，更新思维，改变人格中懦弱、保守的一面。一个人在生活中处处唯唯诺诺，时时恭谦，他的生活不会丰富多彩，属于他的世界太渺小，这种人只能是改革中的守旧派，只有在生活中勇于打破清规戒律，磨炼思想的敏锐，促进思想的不断图新，才能走在社会改革前列。
“削足适履”与个性发展
人都是有个性的，人的个性又都是丰富多彩的。
一个充实的、有独自特点的个性，既需要主观上不断加强修养，也需要外部良好环境的熏陶。但在一些不正常的生活环境中，缺乏使个性充分发展的条件，世俗的观念常常限制人个性的发展。人们总是用习惯的标准要求他人的言行——你只要表现出随和大家，这“随和”，不管有无社会意义和价值，你就是一个标准的人，就会获得稳重、忠厚、娴淑……的称誉。而你顺应个性去做一些事情，尽管是理智的，不违背社会公德的，也会被认为“出格”了。“爱出风头”、“鲁莽”、“放纵”的毁誉也随之而来，以至生活中使人不得不“削足适履”，压抑自己的个性去顺应别人。
实际上，个性是不应受压抑的，个性受压抑，就会畸形发展，失去生活的乐趣和色彩，也于改革不利。因为一个单位要充满活力，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单位的成员并不是“千人一面”的。试想，在一个机关内，如果都用同样的个性标准要求人的言行（这是封建家长式的做法〉，人人都温顺恭谦，都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跳出某些保守观念模式，还谈什么创造才能，也无从谈起改革的出路了。
在改革时代里，应允许干部有个性，干部身上有明显的个性特点往往是最可贵的东西，不能把干部的个性特点看成是缺点。领导者应容得下干部的个性，并加以尊重和爱护，而不应把他们变成“和我一样”。在生活中我们既需要有群体的依赖性和趋同性，也要保持独自的个性，保持个真实的我，无妄无畏无任何虚假成分的我。冯玉祥将军的墓碑上题有“我就是我”的话，我们在生活中，何尝不能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呢？唯此这样，才有全新的事业。这是对人生价值的肯定。
文人相轻·相重与人才
“文人相轻”是文学发展潮流中的一种逆现象。最早概括这种现象的是三国时期的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至，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种现象是由于作家思想、艺术修养不高而造成的。它对于人才的成长极为不利。
文人相轻的事，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列举班固轻视傅毅的例子，“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傅毅〉以能属事为澜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体。”傅毅和班固都是东汉时的文学家，不相上下，而班固却贬低他的文章汗漫无统。唐朝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曾记白居易被李德裕压抑的事。当时的白居易虽已文章冠世，但还“不跻大位”，和他同时的大诗人刘禹锡曾向李德裕太尉作过推荐。一天，刘禹锡拜见李德裕时说：“近曾得白居易文章否？”李德裕回答说：“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等到取出看，已满箱笥，覆没在尘埃中。李德裕告诉说，他不屑一顾的原因是“恐迥吾之心。”无怪当时的人都说李德裕“有学士才，非宰相器。”可见其心胸狭窄。居官在上，而轻视小人物，连宋代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也有过这方面的过失。王安石当政时，有个叫郭祥正的，很有点名气，连梅尧臣也称他是“太白后身。”他认识到王安石变法的意义，上书给神宗皇帝，认为天下的大事都应由王安石来处理，有持异议的，即使是大臣也应当屏黜。神崇看了很惊叹。一天问王安石：“卿识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并拿出郭祥正的奏文给王安石看。王安石却认为自己受一个无名的小县令荐举感到可耻，矢口否认郭祥正无行，终使郭祥正归隐青山。由此可见，文人相轻会抑制人才的成长。
与文人相轻相反，也有文人相重的现象。如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就善于举用人才。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都是由于受到苏轼的选拔推荐而显名的。据《宋史》记载，苏轼看到黄庭坚的诗文，“以为超世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晁补之是通过带着一篇描写钱塘山川风物的赋《七述》谒见苏轼，受到赞赏而显身的。苏轼读到秦观的诗文，认为有屈宋之才，“以贤良方正荐于朝”。后来听到少游死在道路，深为感叹：“世岂复有斯人乎！”对张耒，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声。”对他们四个，都“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即使对不为人知的孤儿李薦，也不埋没其才，收为学士，甚至“解衣为助。”难怪李廣听到苏轼死去的消息，“哭之恸”，作祭文颂之说：“皇天厚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而苏轼等人也受过梅圣俞、欧阳修的推荐。据《能改斋漫录》记：“东坡初登第，以诗谢梅圣俞，圣俞以示文忠公，公答梅书略云：‘不意后生能达斯理也。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欧阳修在爱惜人才上，是深为人赞赏的。和欧阳修同时的一个文人江磷几，晚年曾极力诋毁欧公。欧公从未计较。当江磷几死后，“公吊之，哭之痛。”而且为他作祭文，没有一字之贬。由此可见，文人相重，对人才的成长起很大的扶植作用。
以上所说只是文学领域的事，推而广之到社会其它方面，都有借鉴作用。我们建设四化大业是前所未有的鸿举，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为她献策出力。我们应该有“放人出一头地”的精神来尊重人才。孟子说：“以善举人者，然后能服天下。”如果全社会都能予人才以“善”，四化大业早日可待。
储才以济事
人才，历来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尤其是改革之际，更需要卓越人才担起大任。因此，有必要储存培养一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变法之本，在育人才”。我们也可以说，人才是改革之本，是当务之需，更是关系事业发展与传承的长久大计，万不可掉以轻心。
为使人才脱颖而出，我们要独具慧眼，确信“百步之内，必有芳草”，时时留意我们周围的人才，及时发现，及时储存，而不是临需要时才象考古似地去发掘。林则徐在发现人才方面就很有方法。他在书斋里设了一个大柜子，内设十八个小箱子，每个箱子代表一个省，箱内收集了该省丰富的人才资料，以便随时推荐。这种储才方式，使很多人才得以任用。当然领导者除具慧眼外，还要有接纳人才的胸怀，有“荐贤当惟恐后”的伯乐精神。唐太宗能广任贤良，“朕思贤之情，岂舍梦寐”（《贞观政要》卷五）。唐太宗曾命群臣举贤，身为尚仆行射的封德彝久久不能举，受到太宗的询问，封德彝辨解说，自己“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太宗驳斥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资治通鉴》卷192）心有所偏见，视野被雍蔽，对人才就视而不见了。
当然，人才被发现后，还要创造条件，通过多种途径培养，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之成熟。但最重要的是善于发现，平时勤于“储备”。明朝黄仲昭曾说：“国朝用人才，犹农家之积粟，粟积于年，可以济饥，才储于平时，乃可以济事”。多发现培养人才，是济我们事业成功的长久战略。
王安石的用人之道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改革家，他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认为，人才是“国之栋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厚”。尤其在改革中，得失人才更是成功或失败的关键。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当今改革之势不能成功，是因为“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而“人才乏于上，则有沉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真正有用的人才没有被发现，被任用。他提出要把那些“一道德于上”、“为国除忧”和“急其民之急”、“貌、语、行精，作风正派”的人选拔上来，担当起改革的大任。对如何选用人才，他又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方法。
所谓“教之”，就是象古代圣贤的当政者那样，“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也就是说，不仅要严格选拔，还要注重教育培养，教给他们“朝廷礼乐刑政之事”，具备从政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以适应国家需要。所谓“养之”，就是要给他们一定的生活待遇，有物质生活基础。对他们“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载之以法”。“饶之以财”，“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约之以礼”，使他们不至于“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对其行为产生制约力，不走到邪路上去；“载之以法”，使他们“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做到有令必行，行必到位；所谓“取之”，就是对他们审德知才，问以言行，考验事功，命以爵禄；所谓“任之”，就是根据其德才高下，分别任用，发挥所长。对那些经过实践检验是无能的官吏，要坚决罢黜。
王安石还提出对人才要“推己之心而置于其心”，也就是我们说的“以心换心”，取得相互信任和支持，共同去创造业绩。王安石这些对人才选用的方法，都来自切身的体会，有些未必妥当，但对我们仍有借鉴作用。
“百步芳草”与“远来和尚”
“百步之内，必有芳草”，人们常用这一比喻来说明身边就有人才，但在实践中未必每个人都能深刻认识这个道理。
战国时，田饶侍奉鲁哀公，但是不被鲁哀公所赏识。田饶于是对鲁哀公说：“我将要离开君王，像鸿鹄一样南飞了”。鲁哀公说：“你的话是什么意思？”田饶说：“君子难道没有看过雄鸡吗？它头上戴着冠，那就是文宗：脚后附着利爪，那就是武器；敌人在前面，敢于和他们战斗，这就是勇敢的表现；见到食物，互相招呼，这是仁爱的表现；从夜晚等到天明，按时鸣叫，这是守信的表现。鸡虽然具备了这五种德行，但是君王还是每天把它煮了吃掉，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来源很近的缘故。鸿鹄一飞，就能达到千里，停在君王的田园和池塘里，吃池塘里的鱼鳌，琢田园里的菽粟。虽然它没有俱备文、武、勇、仁、信五种德行，但是君王还是看重它，那是因为它从远方来的缘故。所以我要离开君王，象鸿鹄一般高飞了。”鲁哀公说：“你留下来吧！我把你的话记载下来。”田饶说：“君王有贤臣都不能用，又何必把他的话记载下来呢？”终于离开鲁国，到燕国去。燕国任命他为宰相。经过三年，燕国的政治非常安定，国内没有强盗和小偷。鲁哀公知道后，深深地叹息，为了这件事，三个月没睡在床上，说：“不慎其前，而悔其后，何可复得？见刘向（见《新序·杂事第五》）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常犯鲁哀公式的毛病。往往抱着“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观念，不注重身边人才的培养和能力的挖掘。在他们眼里，“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媳妇”是人家的好，自己身边的人都是低能儿。这里边有两个客观的蔽障，一是由于久处，把身边人看得太“透”了，既看到长处，也看到不足，用起来总觉得美中不足。远来的“和尚”初来，比较有活力，也愿意拿出最高水平赢得信任，又由于新来特别谨慎，缺点一时还表现不出来，因而显得比“坐地户”高一筹。另一原因是熟视无睹，由于熟悉了，不愿去挖掘深层次的东西，停留在表面一般认识，不肯给其培养锻炼的机会，使身边人的潜能发挥不出来。主观原因就是领导者识别能力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或心胸狭窄，或求全责备，致使人才被埋没。
其实，“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三国和洽语）看人要全面综合地看，不要偏执一端。而且，对于人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问题。培养要敢于放开手使用，让其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改掉不足。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不要对人才急于下结论。不要因为有一点缺点，就放弃整个人，这样的话，去请“远来的和尚”也不会香。
“何代无人，特恨无识人者”。（明·李贽《初潭集序》）何地无人，特恨无识人者。我们不要让身边人抱有这样的遗憾。不要做“不慎其前，而悔其后”的事。鲁哀公“避寝三月”的自责精神倒值得敬佩，鲁哀公失臂田饶的事更值得借鉴。
“你是谁？”
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说：“只有一次把我窘得哑口无言。就是当一个人问我，‘你是谁？’的时候。《沙与沫》）这句话道理深蕴：一个人真正了解自己很难。
说自己不了解自己，似乎在情理上说不过去。除非傻瓜，谁不比别人更了解自己——自己的性格、爱好、才智、能力……但这不是对自己的真正认识，只是一种本能的反映一一如同照镜子一样。这种人只知道自己的特征，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只知道了解自己是一种需要，不知道认识自己还有目的。那就是：真正认识自己的人，不仅了解自己，还要把握自己。这种人，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看得一样清楚，而且善于弥补短处，发挥长处；这种人，知道自己的能力和特长，能够把自己放在适当的位置，选择适当的目标进取；这种人，自信心十足，一旦认准了的事情，就毫不犹豫地做到底，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获得成功；这种人，善于充分利用时间，因为他知道，把握不住现在的我，就会失掉将来的我;这种人，不断地完善着自己，他能够驾驭自己在任何有利或不利的条件下幸福地生活……古希腊阿波罗庙颁布的神论中有这样的告诫：“认识你自己”。我们也要问上一句：“你是谁？”你真正认识你自己吗？
为官与读书
陈政高在大连西岗区任区长时，该区是有40多万人口、800多家企业的大区，工作繁忙可想而知。但他善于忙中偷“闲”，坚持每周逛一次书店，每天至少静心读书一小时。他当区长四年多，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古今中外书籍，读了上百本，读书笔记足有五万字，资料卡片摘录近万张，他撰写了25万字的《治安百题》和20多万字的《区街工作论》。
可以说，陈政高是一个“读书种子”。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样“学者型”的人才是否太少了？那种“将军不看地图”一也即为政者不读书的现象是否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一个地区落后，一个民族素质低下，是否应该从文化层次和知识结构方面找一找原因。
“学者非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荀子》）纵观历史，哪一个有建树的为政者不是借助知识的力量修身、治国、平天下呢？
“刘项原来不读书”，汉高祖刘邦是个典型的无赖皇帝，他最瞧不起读书人，甚至往儒生的帽子里尿尿，但后来他都告诫他的儿子：“吾遭乱世，当秦禁书，同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这句成语说的就是读书使人进步的事。吕蒙是孙权手下的一员猛将，但缺少学问，孙权劝他：“卿当途掌事，不可不学！”吕蒙推说：“军中多务”，没有时间读书。孙权说：“我难道是要你研究儒家经典，去做博士吗？我只是要你去浏览群书，了解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你说事多，但谁会象我这样忙？我经常读书，自以为得到很多好处。”于是吕蒙开始读书。后来鲁肃过浔阳时和吕蒙谈话，大吃一惊说你今天的才干谋略，再不是从前的你了。”吕蒙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宋代的冠准，自小就通读《春秋》三传，十九岁时考中了进士，但当他拜相时，他的好友张咏还惋惜地说：“寇公是个奇才，只可惜学术不足。”规劝他要广学，冠准诚恳地接受了意见。
一位哲人说：“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通过读书获取知识，是对智力的最直接开发，是提高思想水平的最有效途径。避免了独自摸索而空耗时间和精力，避免了走弯路而可以直接“登堂人室”。同时，我们对生活的直接体验，由于自身经历的局限而显得狭小。通过阅读，我们获得了间接体验，从而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更广阔的领域。可以说，人类的每一进步，都来自于对知识阶梯的攀登。一个国家，只有追求知识的人越来越多，才能给她带来发展和繁荣。而作为先进阶层的从政者们，理应当首先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武装自己，以先进的思想和方法去创造，去进取，而不是把自己禁锢在经验主义的圈子里，以为仅凭一己经验就可以在所辖的天地里造一座金字塔。历史绝不会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这样的人。他们在浩瀚的人类知识面前显得太渺小，他们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里显得太软弱，无所适从。这样的为官者，只能是守摊者，不可能是拓荒人。
历史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只有充分做好准备的人，才能把握住机遇。只有那些掌握了更多知识的人，才最有竞争力。而那些连“地图”都懒得看的“将军”们，历史将如何选择你呢？
(陈政高现为辽宁省副省长兼沈阳市委书记）
保持读书人的本色
清人王国安初登科第，谒见大学士朱轼，朱轼告诫王国安说：“学人通籍（当官〉后，惟留得本来面目为难。”王国安终身背诵这句话，坚持读书人的清贫生活。即使后来当了大官，所用的衣食器物仍然不改旧有的。
朱轼的告诫是十分有深意的。读书人毕竟经过了知识的熏陶，应该有高出常人的思想境界，也即用知识的充实显现出的一种特有的本色。所要坚持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概言之，就是“安贫乐道”。安贫，并不是说追求贫困的生活，而是要保持一颗平淡的心，不为名利、地位和奢侈的生活所累，在平淡中实现美好的理想和追求。许多读书人在汲汲求知之时，大都能保持这朴实的本色。一旦走上仕途，当年的刻苦钻研精神，甘于淡泊品质，都被官场上的习气所取代。贪图享乐，追求安逸，几乎是这类人的通病，仿佛当初的奋斗就是为了今天的享受。久而久之，便俗气满身，成为官场小政客，而非学问之人。
读书人的“本来面目”是很可贵的，它保持一颗不受世俗污染的心，不受官场惰气腐蚀的灵魂。这种本色是执着的、率真的、勤勉的。使人生有活力、有动力。唯此，才把人生境界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唯此，社会才有一片净土，人类精神才有一片寄托；唯此，文化之流才能源源不断，科学事业才能发扬光大。如果说，在一个环境乃至一个社会，读书气氛很浓而不是铜臭气味袭人，那么，这必定是有利于人身心健康成长的清新环境，这个社会必定是进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