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势

这一点，熊希龄、周学熙等人显然是要持保留意见的，因为轻工业、民用工业可是来钱快、利润高的短平快项目，重型产业虽然产出率高，但毕竟受制于时间和范围，有很大的影响。可一班将帅在那里说，秦时竹等人只是微笑着不语，难道说，这已经是提前沟通好的？
轮到秦时竹表态的时候，下面已经说得七七八八了，其实，两派的意见已经是比较清晰了，一派要求进一步扶持重型工业，说白了，就是继续打造北方实业的强大实力；另外一派则是认为应该加快发展民用工业，造就一大批资本家和产业工人，不反对北方实业的发展，但在国家财政政策上，应该抓小放大，让北方实业自己扑腾去。
秦时竹曾经私下对葛洪义道：“怪事年年有，最近格外多，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接着现在又有了军工产业集团寡头同盟，我怎么觉得事情都如此搞笑……”
“这是特殊的产业怪胎，也是现实条件下的唯一选择。”葛洪义也为此而头疼——寡头集团很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和其他不法行为，现在北方实业控制在穿越7人组手中，有国家权力作为威慑，下面还不敢乱说乱动，再加上北方实业的国策公司地位，一切都是天经地义。可以后……他有时候都忧心忡忡，不敢继续往下想——四大家族就是前车之鉴。
因此，在穿越组召开内部秘密会议，讨论经济政策时，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四大家族窒息民族工商业的那些陈年往事来——在竞争性行业，难保北方实业不利用特殊地位和手段谋取特殊地位，哪怕北方实业自己不动，下面主政的官员也会变着法子揣摩上意加以讨好。
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不是体制化、制度化、习惯性的**，那就有办法克服，否则，便只有自我堕落一条不归路。
秦时竹开口道：“这个经济方针，我先说个前提。发展民用工业，不是不行，用政府财力进行扶持，也不是不行，但是……诸位，我有一个问题，如果北方实业也转产民用，谁做得过？”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事实上，北方实业又不是没有玩过民用工业，自行车、灯泡等各种各样的民用工业，原先都是北方实业率先捣鼓出来的，只是后来一心一意朝重型化方面发展，缩减甚至变卖了民用工业的资产，到了现在才变成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模样。
没有人敢说“可以专门制定规则让北方实业不得介入”这样的话，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违反价值取向。从北疆革命到中日冲突，北方实业是国防军幕后最大的功臣，有枪有炮、有粮有饷全都靠了北方实业的支援，如果这样立下汗马功劳的企业被排除在国家支持政策之外，今后还能指望谁？
但是，北方实业已经是个巨无霸了，再进行扶持，恐怕对于整个经济结构都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事情。
“我提三条意见，你们斟酌……”秦时竹对众人的反应表示理解，“第一条，国家资源投入经济建设，主要面向基础产业，高精尖产业以及其他与国计民生密切关联，必须有大型企业承担的项目；第二条，北方实业在接受国家资源扶持后，不得介入民用的、竞争性行业，不得利用自己的政策优势扶持或者间接帮助他人参与竞争，获取非正当利益；第三条，由财政部、审计署、监察局组建精干小组，派驻北方实业进行稽查，主要负责经济方面的问题，对岑总长和葛副总理直接负责。”
岑春煊不好表态。
葛洪义笑道：“我本人是北方实业的股东，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北方实业的整体监督。道理很明确，北方实业如果有人上下其手，为非作歹，首先便是损害了股东的利益……”
这样下来，果然便是迎刃而解了。
禹子谟插话道：“我有一个建议，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你说。”
“把北方实业国有化。”
“国有化？”
“是。如果北方实业本身就是国家产业，现在诸位不至于为是否进行国家扶持而煞费脑筋了吧？”
“国有化是个思路，但不是好思路。”葛洪义明确表示反对，“清廷以前办企业，搞官督商办，结果没有一个弄得好的，国有化以后，谁来保障国家的权益？不客气地说，是人人得而有之，无人具体负责之……”
用不着和这帮老官僚扯一通国有企业弊病的话，对于官办企业，他们远远有比秦时竹更为深恶痛绝的观感。岑春煊就摇头：“好不容易办起了北方实业，可不能再让国家给毁了，国有化，我不赞同，不给北方实业政策扶持，我也不赞同，但是，北方实业要为国家拿出更多的钱来！要更多报效国家，但这个钱怎么弄，要有道道，不能乱来……否则，一方面害了北方实业，一方面害了国家，最后归根到底是老百姓遭殃！”
“第一，不能加税，但是要加强征收环节的监管，否则，会窒息全国工商业的发展；第二，管制层面的特殊政策造就北方实业特殊利润的，应该缴纳特别税；第三……”秦时竹深深洗了一口气，“征收的特别税，不列入国家整体预算，由大本营直接掌握，用作战略特别费用。”
“海军特别费？”众人知道海军已经启动了一系列建设工程，而海军又是秦时竹直管的。
“海军建设，已经出台了专门的方略，不在具体预算中，再者，海军还有大总统机动费，可以适当圆润，这笔费用另有用途。”秦时竹大笑，“具体怎么弄，怎么花，到时候会给大家一个方略，我可以承诺，每天不少于亿！我所关注的是，如何能够在不影响其他建设的前提下发展国防。”秦时竹道，“比如两条腿走路，国防建设是一条腿，其他建设是一条腿，不能光靠一条腿，否则迈不开步子，可两条腿也不能一起迈步，那样会摔跤……”
“总统的言语非常要紧，这件事，我也觉得很有话说。”周学熙道，“发展铁路交通，原本是国策，但是，现在这个国策执行得有些问题……”[(m)無彈窗閱讀]





国势 第241章 国策建设（1）
第24章 国策建设
所谓国策建设受到干扰的问题，周学熙是有切身体会的，这个意见，孙中山作为全国铁路督办已经发过几次牢骚，但是，没有在秦时竹面前讲，不是因为不敢，而是他能够理解秦时竹和陆尚荣等人的做法。
一直以来，国防军都在铁路建设大军中募集兵员，一般说来，只要接受过个月以上的铁路建设，基本上都拥有符合当兵的标准。包括纪律性、吃苦耐劳性等等，与修建铁路相比，国防军的出身和收入毕竟要好上不少，除了每月的薪水比筑路大军多以外，更重要的还有提拔的机会和出人头地的契机。
国防军经常用筑路出身的军官来现身说法，主要就是最早那批参军的工人，因为表现勇敢，再加上恰逢战争，一年有余，已经从大头兵一个变成了排长，一身笔挺的军装，配上锃亮的皮靴，要多威风有多威风，再加上国防军的节节胜利，早就惹得这些棒小伙子心里痒痒。铁路建设的几个月里，早就开了眼界，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哪里会不去？只怕自己报不上名，只怕自己身体不够格，只怕别人不挑自己。
国防军获得了稳定的兵员，对总统的征兵主意是非常欢迎。但是，事情总有两面性，征兵是有保障了，筑路大军就面临着不够稳定的问题。棒小伙子没过几个月就被挑走，剩下就只能是身体不合格或者有其他问题的，再者，落选者本人也要唉声叹气好几天。
再到后来，连新进入筑路大军的小伙子也变得有些浮躁，天天盼着征兵队伍前来点验。虽然说，征兵的时候还有听取铁路建设方对于兵员工作期间表现的一面，但是，鉴于很多时候建设和国防是冲突的，这种陈述并不可靠。那些修路一般的刺头，被建设方说成是优良兵员，而真正踏踏实实修路的勤劳者，则被说成是刺头。虽然，一时的评价因为环境的限制而未必准确，但是毕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军队其实比修路还要艰苦得多，训练也要麻烦得多，很多问题暴露后，部队便会向兵站反映，再加上兵站本身听到的各类意见，也会有所改观。
因此，听到这个事情，秦时竹不能先下结论，得好好讨论。
铁路建设当然也是极其重要的，按照逐鹿计划的要求，在逐鹿行动开始前，铁路要通到新疆——而现在还在兰州不到的地方，距离哈密都还很远，何况迪化？没有铁路，向中亚方面的进军就只能是抓瞎。机械化部队到现在远远还不成熟，何峰哪里舍得让这些宝贝蛋到戈壁滩上冒险？骑兵部队国防军组建的不多，从应付战争的角度来说，在偏远地区，后勤甚至比战斗力还重要。左宗棠平疆，面对的只是地方武装，逐鹿行动可是要与毛子这样的正规部队真刀真枪干的，何况，左宗棠进疆毕竟是国土之上的平乱，而逐鹿行动，着眼的是固有失去领土——也就是现在为他国所占领，情况会更恶化。空中补给，只能是紧急状态下的一种非常规举措，小分队可以，大部队依靠这个只能是自杀。
除了中亚方向外，蒙古方向也是让人分外担心的问题。虽然铁路按期修到恰克图不成问题，可蒙古和新疆一样，也是地广人稀，对后勤极其依赖的地方。在逐鹿计划三个战略方向上，只有东路，即从黑龙江、吉林方向出兵会比较顺利，可也面临交通不便的问题。
有一句叫做，为了供应后勤，需要0倍于作战部队的民夫——这不是国力可以承受的，如果铁路畅通，可以吧比例下降到2-倍，所以，无论如何，铁路建设都不能放松，这是涉及战略层面的议题。
当然，铁路建设是不是仅仅如周学熙和孙中山反映的那样，只是一个人力的问题，秦时竹认为还大有探讨的必要。在他来，制约中国铁路，特别是北方铁路发展的，只要有个因素：第一，财力不够，这限制了铁路原有的基础；第二，机械化程度太低，这是最现实和最关键的，因为财力在发行建设债券后，已经初步得到了解决；第三，才是人力问题。而人力中首先最成问题的，是有经验的技师和工程师极其稀缺。稀缺到什么程度呢？国外一个技师或者工程师就管上百人的建设队伍，国内却要管理2000-000的队伍，在变通的办法下，技师和工程师已经用火箭速度在培养，但还是远远不够，普通的筑路工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国的人口基数摆在那里，不可能会有大的纰漏，最多就是方式方法上改进一些。
那为什么孙中山和周学熙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呢？不是因为对秦时竹的政策不满，也不是意图和国防军过不去，恰恰相反，两人对于铁路建设有着极大的热忱和高度的责任感，这种热忱和责任感，是以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铁路既然被明确为国策建设。那么，就应该享有国策建设所应该具备的优先权和特殊地位。而秦时竹说讲到的个方面问题，在客观上确实存在，但短期内既然无法消解，也就无法提出的必要。卡住劳动人口，特别是优秀的人口向军队转化，不仅有加快铁路建设的用意，更有树立国策优先权的背景在里面——特别是目前大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重心应该转移到工作上来。
秦时竹笑了，铁路建设大军是国防兵力转化也是既定国策。不仅因为通过铁路建设个月考核可以基本被确定为好苗子，而且还能从中挑选开阔了眼界的年轻后生。在普通农村，“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除了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以“名教”和“祖宗”为由进行大规模农民兵征集外，几乎没有农民直接被动员后参加军队而成功的例子，见得最多的，倒是揭竿而起的农民军。
但是，中国没有形成稳定的市民阶级，不通过思想教育让农民当兵，就无法建设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军队。中国农民纯朴的天性，吃苦耐劳的品质，易于服从和管理的作风，无不是一支优秀军队所需要的。这也是后世**和国民党胜败立分的关键所在，强征入伍、强拉民夫的国民党只是收获了一堆与自己离心离德的士兵，而**通过诉苦教育，土地改革让农民从心底拥护，虽然因为农民易于管理的品质使得这些问题不容易显现。等到了要紧关头，农民的本性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
如果没有这批稳定的兵员，逐鹿行动就是一场空。当然，在这场民族主义战争的洪流中，爱国学生会比农民有更高的觉悟，工人阶层比农民有更好的组织性、纪律性，但前者是不可多得的技术兵种储备，后者则直接关系到整个行动的装备保障，不能轻易用来取代农民阶层的角色。固然，人和人都是平等且有尊严的，但作为最高统帅，只能从最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国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牺牲哪一部分也是其中的取舍之一。
何峰早就做好了规划，逐鹿行动当中要有大批量、有文化素养的学生担任包括炮兵、装甲兵、通信兵、航空兵、测绘兵等在内的专业队伍，而工人阶级，会通过北方实业这个蓄水池逐步发挥作用。这个蓄水池在前面的战争中已经应用过一次了，即，三大军工集团从北方实业征调最优秀的技工，北方实业从全国其他产业征调最出色的技工，通过层层抽水，将中国工人的精华全部输入到国防第一线；战后，不必要维持高产量的军工集团部分投产新装备，部分将人员分流回北方实业，而北方实业必将进行更猛烈的产业扩张。
这个巨无霸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垄断企业已经发展得如此庞大，以至于连克虏伯、莱茵钢铁、西门子等等企业加在一起才堪堪与之匹敌，其与国家政权的紧密结合，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这种体制，不必说，将来肯定是弊大于利的，但至少在现在，在现阶段为了生存和发展而战的中国，是有其独特优越性的。等于是在中央集权未完成彻底改造的前提下，通过经济战线拥有对地方的额外掌控。这不仅挽救了太平天国已降呈现堕落趋势的中央威权，更在经济上造就了全国混一的大市场格局，有利于进一步开放与发展。
比如，在上海这样一个敏感地区，对付不听话的资本家和某些野心家，用军事不行，用政治无果，用经济就轻而易举——北方实业瞬间就可以掐掉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航运、金融等等供应，让你不得不低下头来服从。
所以，按照这个道理，铁路建设作为国策建设固然重要，也要服从逐鹿行动的整体安排……
但是，更多层面的原因是不能解释的，解释得太多，不但会将逐鹿行动的情况透露的太多，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战略麻烦——英法可不会同意中国一方面出售武器给俄国，另一方面又在打俄国的主意。所以，这样的情况只能用别的缘由加以掩饰。
固然，大的战略行动是无法掩饰的，但可以加以伪装，毕竟，兴修这几条铁路是既定国策，也写入了总统国情咨文，因此，秦时竹略加思考之后便道。
“两位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也毋庸讳言，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秦时竹决定给内阁上一次课，“建设是一个层面，更重要的是，是政府资源掌控和动员能力，这决定着我们的成败。”
“从古至今，中国的行政统治，一般只抵达到县一级，县级以下，都是依托乡绅和家族展开，表面上，能够维持一个较为精干的官僚体制，但在实际上，动员能力是非常不足的。因为县级并不掌握紧急事态下真正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远的的不说，但说长毛初起之时，地方应对失措，最后只能通过团练来应付。”
清廷对太平天国的应对，是中国传统政权统治的典型——庞大的统治金字塔，将行政力量集中在了县甚至县级以上，到处都是官僚，但真正干事的很少。一个决策，从中央制定之后，要经过省、道、府、厅一系列叠床架屋的机构传递，然后才能到县级，所有的事情都落实到了县级，但县级本身却缺乏足够的行政运作机制。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无论是政、军、财、法、学，到了县里，就是县太爷一个人对付，使得他必须依靠当地氏族和名望之人辅助。运作顺畅之时，相得益彰，政府保持了高效运作的效率，当地获得了行政资源，但大多数时候运作是不顺畅的，当地的名望志士的目光和利益只局限于家乡，对于家乡以外的变故，极少愿意投入资源，这就恰恰印证了在农民起义风暴中，各地不是将力量结合起来予以弹压，反而试图巩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结果被农民起义的浪潮给个个击破。
因此，在秦时竹的执政理念中，一直对政府动员能力有偏执狂一般的热衷，他一方面大力削减省、县之间的重叠机构，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县级行政力量，甚至已经进行试点，在诸如辽阳这样的现代城市将行政推进到乡镇一级。只有从上到下的层层动员并进行资源整合，才能实现国家力量的最大化，也可以避免甲午时期那样的极端恶劣情况——同样是国家海军组成部分，北洋水师被集中使用的日本打得落花流水，而南洋水师还在一旁风景。
每一个铁路建设员工，每一个国防军的将士，都是动员体制下的螺丝钉，只有越来越多人见识过场面，经历过动员，才能在紧急状态下成为可以投入使用的力量。




国势 第242章 国策建设(2)
第242章 国策建设（2）
国策建设的第二个问题，便是教育问题。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以来一脉相承的逻辑体系，与新军改革号称是一文一武的根本性举措。但是，清廷对于教育只是口头上赋予其重要的突出地位，在某些标志性人物上予以了点缀，但在经费上并没有如他们所说的这般光景。
秦时竹从北疆崛起以来，通过北疆巡阅使的功能将
而真正踏踏实实修路的勤劳者，则被说成是刺头。虽然，一时的评价因为环境的限制而未必准确，但是毕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军队其实比修路还要艰苦得多，训练也要麻烦得多，很多问题暴露后，部队便会向兵站反映，再加上兵站本身听到的各类意见，也会有所改观。
因此，听到这个事情，秦时竹不能先下结论，得好好讨论。
铁路建设当然也是极其重要的，按照逐鹿计划的要求，在逐鹿行动开始前，铁路要通到新疆——而现在还在兰州不到的地方，距离哈密都还很远，何况迪化？没有铁路，向中亚方面的进军就只能是抓瞎。机械化部队到现在远远还不成熟，何峰哪里舍得让这些宝贝蛋到戈壁滩上冒险？骑兵部队国防军组建的不多，从应付战争的角度来说，在偏远地区，后勤甚至比战斗力还重要。左宗棠平疆，面对的只是地方武装，逐鹿行动可是要与毛子这样的正规部队真刀真枪干的，何况，左宗棠进疆毕竟是国土之上的平乱，而逐鹿行动，着眼的是固有失去领土——也就是现在为他国所占领，情况会更恶化。空中补给，只能是紧急状态下的一种非常规举措，小分队可以，大部队依靠这个只能是自杀。
除了中亚方向外，蒙古方向也是让人分外担心的问题。虽然铁路按期修到恰克图不成问题，可蒙古和新疆一样，也是地广人稀，对后勤极其依赖的地方。在逐鹿计划三个战略方向上，只有东路，即从黑龙江、吉林方向出兵会比较顺利，可也面临交通不便的问题。
有一句叫做，为了供应后勤，需要0倍于作战部队的民夫——这不是国力可以承受的，如果铁路畅通，可以吧比例下降到2-倍，所以，无论如何，铁路建设都不能放松，这是涉及战略层面的议题。
当然，铁路建设是不是仅仅如周学熙和孙中山反映的那样，只是一个人力的问题，秦时竹认为还大有探讨的必要。在他来，制约中国铁路，特别是北方铁路发展的，只要有个因素：第一，财力不够，这限制了铁路原有的基础；第二，机械化程度太低，这是最现实和最关键的，因为财力在发行建设债券后，已经初步得到了解决；第三，才是人力问题。而人力中首先最成问题的，是有经验的技师和工程师极其稀缺。稀缺到什么程度呢？国外一个技师或者工程师就管上百人的建设队伍，国内却要管理2000-000的队伍，在变通的办法下，技师和工程师已经用火箭速度在培养，但还是远远不够，普通的筑路工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国的人口基数摆在那里，不可能会有大的纰漏，最多就是方式方法上改进一些。
那为什么孙中山和周学熙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呢？不是因为对秦时竹的政策不满，也不是意图和国防军过不去，恰恰相反，两人对于铁路建设有着极大的热忱和高度的责任感，这种热忱和责任感，是以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铁路既然被明确为国策建设。那么，就应该享有国策建设所应该具备的优先权和特殊地位。而秦时竹说讲到的个方面问题，在客观上确实存在，但短期内既然无法消解，也就无法提出的必要。卡出劳动人口，特别是优秀的人口向军队转化，不仅有加快铁路建设的用意，更有树立国策优先权的背景在里面——特别是目前大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重心应该转移到工作上来。
秦时竹笑了，铁路建设大军是国防兵力转化也是既定国策。不仅因为通过铁路建设个月考核可以基本被确定为好苗子，而且还能从中挑选开阔了眼界的年轻后生。在普通农村，“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除了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以“名教”和“祖宗”为由进行大规模农民兵征集外
国策建设的第二个问题，便是教育问题。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以来一脉相承的逻辑体系，与新军改革号称是一文一武的根本性举措。但是，清廷对于教育只是口头上赋予其重要的突出地位，在某些标志性人物上予以了点缀，但在经费上并没有如他们所说的这般光景。
秦时竹从北疆崛起以来，通过北疆巡阅使的功能将
而真正踏踏实实修路的勤劳者，则被说成是刺头。虽然，一时的评价因为环境的限制而未必准确，但是毕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军队其实比修路还要艰苦得多，训练也要麻烦得多，很多问题暴露后，部队便会向兵站反映，再加上兵站本身听到的各类意见，也会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