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由此看来，朝集使在京城逗留的时间长达两个多月。《资治通鉴》卷197载：“沧州刺史席辩坐赃污，二月，庚子，诏朝集使临观而戮之。”由此看来，朝集使在京时间似乎还要再长一些。其间，住宿一项自然成为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唐朝开国之初，由于百废待兴，许多运作程式尚不完备，不少典章制度还在草创之际，各地朝集使来京后都没有专门住处，而只能临时租房，与各色闲杂人员混居。就像《资治通鉴》中所写到的：
先是，诸州长官或上佐，岁首亲奉贡物进京，谓之朝集使，亦谓之考使。京师无邸，率僦(租赁)屋与商贾杂居。《资治通鉴》卷197。
这种状态对高人一等的朝廷命官来说，难免尴尬；对朝集使所履行的差命，也多有不便。故而唐太宗有一次对侍臣专门提及此事时说道：“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邑，刍禾百车，待以客礼。汉家故事，为诸州刺史郡守创立邸舍于京城。顷闻都督刺史充考使至京师，皆赁房，与商人杂居。既复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通典》卷74。太宗以先秦的邑和汉朝的邸为先例，自然不堪忍受这种朝集使(考使)与末流之辈(商人)杂居的局面。
于是，贞观十七年(643)十月，李世民下诏，“令就京城内闲坊，为诸州朝集使各造邸第三百余所。”同上。建成后，李世民还亲临视察。这三百余所朝集使在京的官邸，与当时全国358个州的总数相当，唐初州的数目,出自《剑桥中国隋唐史》，173、203页。大约合一州一邸。从此，地方官进京办事，就有了一个固定的居停之所，对此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各州的驻京办事处。不过，好景不长，不到半个世纪，至高宗永淳元年(682)，由于“关中饥乏，诸州邸舍渐渐残毁”《通典》卷74。到中宗神龙元年(705)，更有朝臣上奏，请求将诸州邸舍变卖参见《通典》卷74。另《隋唐嘉话》卷下对此也有记载，不过时间、人物与《通典》有出入，其略云“京城诸州邸，贞观初所造。至开元初，李尚书入，悉卖与居人，以钱入官”。朝集使的职任仿佛可有可无了。
长安与诸道进奏院
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安史之乱爆发。这个凸现于唐代中叶的天崩地裂的事变，将有唐一代的历史拦腰断为两截。从此，中央与地方、朝廷与藩镇之间的明争暗斗，便构成唐代下半期的一条历史主线。
正是在这一中央权威日衰而割据势力日隆的背景下，当年唯恭唯谨、贡奉述职的朝集使便从历史的画面中悄然淡出《通典》卷74：“至建中元年十二月(780)敕每州邸舍，各令本郡量事依旧营置。至二年五月，户部奏：‘若令州府自置，事又烦费。伏请以官宅二十所，分配共住，过事却收。’敕旨‘宜依’。”可见此时局面已大不如贞观年间，而此后朝集使的身影几乎从史家笔下消失了。另外《资治通鉴》卷226在写建中元年史事时提到：“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访以时政得失，远人疾苦。”又据《唐会要》卷24《受朝贺》：“建中元年十一月朔，御宣政殿，朝集使及贡士见。自兵兴以来，典礼废坠，州郡不上计、内外不会同者二十五年，至此始复旧典(州府计吏至者一百七十有三)。”，取而代之的便是作为“唐五代诸道方镇及直隶州在京师长安所置办事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进奏院”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的进奏院。进奏院大约出现于兵荒马乱之际的肃宗与代宗时期，最初的情形已不可考，想来当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一些主要的军镇如郭子仪的朔方军、李光弼的河东军等，为加强同中央及各地的联系与协调而临时设立的应急机构，所以开始都叫“上都留后院”“留后”又称“留侯”。高承《事物纪原》卷6引《宋朝会要》云：“唐藩镇皆置邸京师，谓之上都留侯院。”。至代宗大历十二年(777)五月，“诸道邸务在上都名曰留后，改为进奏院”《旧唐书》卷11。这是进奏院的正式设立。主持各进奏院事务的一般都是节度使麾下的大将，称进奏官，又称进奏吏或邸官、邸吏。笔者所见最早一条提及进奏官的材料，出自郭子仪的《祭贞懿皇后文》。贞懿皇后为代宗的宠妃，大历十年去世，“追谥曰贞懿皇后，殡于内殿，累年不忍出宫，(大历)十三年十月方葬”《旧唐书》卷52，另《文献通考》卷60云：“唐藩镇皆置邸京师，以大将主之，谓之上都留后。大历十二年，改为上都知进奏院。”。下葬之年正是上都留后院改名为上都进奏院的第二年。郭子仪在这篇祭文中提到的“上都进奏院官傅涛”，大概是见诸文献的第一位进奏官了。《因话录》卷1载柳芳为郭子仪草《祭贞懿皇后文》事，祭文开篇写道：“维某年某日，驸马都尉郭暧父，关内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洛阳郡王臣子仪，谨遣上都进奏院官傅涛，敢昭告于贞懿皇后行宫……”
作为“藩镇和朝廷间的联络机构”黄卓明：《中国古代报纸探源》，30页。唐代的进奏院不仅随着藩镇势力的崛起而出现，而且随着藩镇势力的发展而变化。到了9世纪初叶，全国节度使已发展到48个参见李吉甫：《元和国计簿》，见《通鉴》卷237元和二年。与此同时各道进奏院也差不多达到相当于此的数目。据清人徐松撰述、近人李健超增订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一书记载，唐代设在长安的进奏院至今可考的共有53家，详细情况与具体分布所示：
约占总数2／3的进奏院都集中在崇仁坊与平康坊，其中尤以崇仁坊为盛，达到23家。这一布局的形成当然不是偶然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下面不妨先简单谈谈唐代的长安。
长安，居唐代“五都”之首五都包括长安、洛阳、太原、凤翔和江陵，见《唐大诏令集》卷69《元年建卯月南郊敕》。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长安的城市布局十分规整，整个城市呈坐北朝南之势，颇具王家气派。其中位于北端居高俯瞰的，就是皇宫。这与明清皇宫位于市中心的格局形成明显而有趣的对照：一者是开放吐纳的，一者是局促封闭的，其间所表露的不同文化心态耐人寻味。唐代皇宫由两部分组成，即南部的皇城和北部的宫城。皇城主要是政府各部门如尚书省所在地，“百僚廨署列乎其间”（《唐六典》）。宫城是皇帝、后妃等居住活动的地方，其主体便是唐人习称为“西内”、“大内”的太极宫，而它的北门正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的玄武门。
除太极宫之外，在长安宫城东北龙首原上，还有唐时称为“东内”的大明宫。这里是皇帝朝见群臣、处理政务的地方。朝廷的最高权力机构——中书省与门下省也都设在此处，也就是说唐朝的宰相们都在东内办公。所以大明宫堪称唐王朝的政务中枢。在大明宫以南皇城以东，还有被称为“南内”的兴庆宫。它原是唐玄宗做王子时与兄弟们同住的宅邸，号称“五王子宅”，后来他当了太子还住在此处，开元初遂令将这一片潜龙之邸扩充为兴庆宫。以上犹如“品”字鼎足而立的大内、东内和南内，就是唐人常说的“三大内”，亦即柳宗元《邠宁进奏院记》所称“历阊阖，登太清，仰万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的场所。
三大内外围的长安居民区称外郭城，在统一的设计下被整整齐齐地划分为一百零八坊(或说一百零九坊)和东西两市。从皇城中门的朱雀门起，由北而南的朱雀门大街犹如一条中轴线，将长安城分为东西两半，东边属万年县，西边属长安县，两县统归京兆府管辖。城内的十四条南北街和十一条东西街垂直交叉，将全城切割成一个个独立而又相连的坊，其中东市与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坊是长安市内的基本住宅区，除皇室及其侍卫之外的几十万长安人，包括官员、百工、市民、商旅等都散居在这一百多坊之中。每坊四周都有高大的夯土围墙，四边各开一门，坊门晨启昏闭，城区实行宵禁。坊内为一宽敞的十字街巷，连通四门，巷内有曲，将每坊隔为十余区，其间遍布王府、官邸、寺观、店铺等。一般说来，达官显宦、文士名流大都喜欢居住在朝市附近（朝指皇宫，市指东西两市），东城万年县更是首选之区。
理清了唐代长安的基本格局，也就不难理解进奏院的分布特征了。对照唐代长安的地图，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各进奏院所在的坊都在东城，并都紧挨着品字形的三大内。其中集中了最多进奏院的崇仁坊就在品字的两个下口之间，具体说就在皇城与南内之间，往北隔三个坊正对着品字上口的东内，往南依次为妓院云集的平康坊(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云：“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师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与宣阳坊(以进奏院数而论，两坊分居第二位和第三位)，而这两坊的东面正是长安城最繁华的东市，或称唐代长安的王府井。难怪“选人京师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唐两京城坊考》卷3。同样，毫不奇怪，2／3的进奏院也自然都集中在祟仁坊一带。既然进奏院要代表地方藩镇同中央王朝打交道，既然作为常设机构进奏院除公干之外，还免不了有大量的生活起居之需；那么，在长安城里，还有哪里比崇仁坊这类既靠近宫廷又毗邻闹市的里坊更便利更合适的呢?答案不言自明。对进奏院的官员来说，这样的地方显然是进退自如，左右逢源。顺便提一下，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据姜亮夫先生考订，张议潮之名不应作张义潮。详见《向达先生纪念文集》，74页。后来入朝为官，朝廷赐他的一处宅邸就在平康坊参见《唐两京城坊考》卷3。而归义军进奏院所在的街坊却湮没无闻了。从这一情况可以推断，上列“唐代上都进奏院详情一览表”中的五十三家进奏院，并不代表进奏院总数，而仅仅代表目前坊里可考的进奏院总数。当然，实际数目应该距此不远。
进奏官素描
关于唐代进奏院的职能，唐史专家瞿蜕园先生曾做过精炼的概括：
唐代藩镇均于京师置进奏院，以进奏官任呈递公文，探报消息之责，有似明、清督抚所派驻京之提塘官，但进奏院初名留后院，以大将主之，得以入见皇帝陈述事件，非提塘官之为低级武弁可比。（清）黄本骥：《历代职官表》附录《历代职官简释》(瞿蜕园)，1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新闻史权威方汉奇先生又进一步阐明：
(进奏院)既为所代表的地方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政府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方汉奇、宁树藩、陈业劭等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37页。
下面我们就从进奏官入手，来探究一下进奏院的日常事务。
如前所述，主持进奏院日常工作的是进奏官。进奏官由藩镇首脑委任，多为亲信，“因此只对派遣他的藩镇和诸道长官负责，不受朝廷管辖”同上。鉴于藩镇在唐代尾大不掉、各自为政的局面，称雄一方的割据势力常似独立王国、各行其是的史实，类似下例的情形便不足为奇了。昭宗龙纪元年(889)，权势倾天、不可一世的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温)，在刚被封为东平郡王之后不到一年又要求兼领盐铁使这一肥差，结果遭到嫉恶如仇、欲振朝纲的元老重臣孔纬的断然拒绝。孔纬声色俱厉对宣武军进奏官说道：“朱公须此职，非兴兵不可!”《资治通鉴》卷258。完全是一副两国交兵最后通牒的口吻。
不管是上都留后院，还是上都进奏院，从传播的角度看，其功能都不外乎通风报信，即向朝廷禀报有关事项和向藩镇传递有关信息。前者正如朱全忠求盐铁使一例所示，后者则更频见于史籍记载。比如唐昭宗天复三年(903)，盘踞开封的朱全忠准备向山东淄青镇节度使王师范发起攻击，但又害怕他的老对手、山西军阀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于是，他就在长安故意放出风来，说我与李克用本没有太大嫌隙，希望朝廷善待他，多加抚慰云云，摆出一副和好的姿态。这个政治气球立刻由李克用的进奏官传到了山西，狡黠的李克用一眼就识破了朱全忠的用意，笑道：“这个老贼想用兵淄青，说这番漂亮话不过是怕我从背后袭击他罢了。”《资治通鉴》卷264。
随着朝廷的日渐衰败与藩镇的日渐强横，进奏官的形象也一天天地从循规蹈矩、奉命唯谨变得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比如，进奏院出现之初的德宗贞元元年(785)，三朝元老李泌在单骑抚定陕虢叛乱前，曾召集“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长安者”谈话，气氛好像一场国务院的记者招待会。参见《资治通鉴》卷231。时隔不到半个世纪，至文宗太和七年(833)，当朝廷加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为检校吏部尚书时(当时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的地位最高，一向为“大尚书”)，杨志诚的进奏官徐迪便已是咄咄逼人地面见宰相，辞令傲慢地故意说道：“军中不识朝廷之制，惟知尚书改仆射为迁，不知工部改吏部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这等于明言，宣诏的敕使一到卢龙必被拘留。听到这种放肆的言论，宰相也无可奈何，只能“不以为意”。胡三省忍不住地写道：“徐迪敢诣宰相出是言者，直以下陵上替，无所惮耳。”《资治通鉴》卷244。
谁知更加无所忌惮的还在后面。昭宗光化三年十一月(900)，宦官刘季述等发动宫廷政变，囚禁皇帝，矫诏令太子继位，而策划这场政变的核心人物中，就有朱全忠宣武军的进奏官程岩。当时他“率诸道邸吏牵帝(昭宗)下殿以立幼主”《资治通鉴》卷262；《旧五代史·李振传》。不过，这场政变很快破产，刘季述等被诛。此前，朱全忠在开封曾召还程岩，等听到昭宗复辟的消息后，便“折程岩足，械送京师”。后来，程岩与其他同谋一起被斩于长安。这场闹剧虽然未能成功，但进奏官(邸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十分引人注目。在中国古代的历次废立行动中，由进奏官参与策划的大概唯有这空前绝后的一次。当时进奏官之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进奏官的权势说穿了不过是狐假虎威，挟诸侯以令天子而已。所以，藩镇强，其腰板就硬，如上述李克用的河东进奏官，朱全忠的宣武进奏官等；而藩镇弱，则其说话就软，如归义军进奏官代张淮深求赐节度使旌节达十几年而毫无结果。至于哪个藩镇一旦被朝廷宣布为叛镇，号令举国共讨之，那么其进奏官可就成了过街老鼠。如武宗会昌三年(843)，河北的昭义军叛乱时就是如此。当时入唐求法寓居长安的日本和尚圆仁，对此有过生动的记述：
河北道潞府节度使刘从简(应为刘从简之子刘稹，时刘从简已死——笔者注)叛，勅(敕)下诸州府，抽兵马都五万军，打潞府。……潞府(即昭义)留后院在京左街平康坊。潞府押衙畺孙，在院知本道事，勅(敕)令捉，其人走脱，不知去处，诸处寻捉不获。唯捉得妻儿女等，斩(杀)破家。有人告报：“潞府留后押衙畺孙剃头，今在城僧中隐藏。”……近住寺僧，不委来由者尽捉。京兆府投新裹头僧于府中，打(杀)三百余人。［日］圆仁著，顾承南、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7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唐代与进奏院相关的事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发生于李师道东都进奏院的一次流产暴动。李师道是淄青节度使，他设在洛阳的进奏院是史书所载的少数几家东都进奏院，地处城区南端的兴教坊参见《唐两京城坊考》卷5。傍依伊水，前临嵩岳。我们推想，这家进奏院当与东都的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形同虚设。如果不是一次有名的历史事件，李师道设在洛阳的这一莫名其妙的进奏院八成也消失在历史的云雾中了。关于此事，史书多有记载，下引的一段出自《旧唐书·本纪十五》元和十年(815)：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阴与嵩山僧圆净谋反，勇士数百人伏于东都进奏院，乘洛城无兵，欲窃发焚烧宫殿而肆行剽掠。小将杨进、李再兴告变，(洛阳)留守吕元膺乃出兵围之，(贼众)则突围而出，入嵩岳，山棚(山民)尽擒之，审讯其首，僧圆净主谋也。僧(圆净)临刑叹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只在进奏院所起的作用上，可惜这部分内容偏巧缺失。现在唯一知道的一点就是进奏院里藏匿了数百兵丁，表明其建筑规模相当可观，非一般的宅院官邸可比。
以上我们从不同角度对唐代进奏院的起源、演化及职能做了概略的描述。总括起来说，唐代进奏院源于唐朝初年的朝集使。起初，“京师无邸”，朝集使只能租房与商贾杂居，至贞观十七年，太宗“始命有司为之作邸”。安史之乱后，各藩镇开始陆续在京师设立上都留后院。代宗大历十二年，诸道留后院正式更名为进奏院。现在坊里可考的唐代进奏院有五十三家，此数距进奏院的实有数目相去不远。此外，在东都洛阳还有淄青等几家进奏院。进奏院除了通风报信之外，还经常干预朝政、拨弄是非。《资治通鉴》卷260昭宗乾宁二年五月载：“初，崔胤除河中节度使，河东(李克用)进奏官薛志勤扬言曰：‘崔公虽重德，以之代王珂，不若光德刘公于我公厚也。’光德刘公者，太常卿刘崇望也。及三帅(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入朝，闻(薛)志勤之言，贬(刘)崇望昭州司马。”至于进奏院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特殊地位，则待后文另述。
下篇
勾画唐代的官方传播网络，不能不涉及交通；单就信息流通而言，交通中最值得关注的又在于唐代的一整套驿传系统。
陈鸿彝先生在《中华交通史话》一书中，写下一句简明而不无深刻的话：“交通，说到底，就是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交换与流通。”陈鸿彝：《中华交通史话》，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对现代人来说，交通的信息传播功能已不明显。因为，从传播的角度看，交通无非是人际传播的延伸，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传播信息的直接形式。而在资讯发达、媒介兴盛的现代社会，人们通过报章杂志、广播电视、电话电传以及新兴的互联网，便能及时便利地获得潮汛般的滚滚信息，无需等待远方的行旅之人亲自捎来的口信，往昔许多亲身交往当面沟通的机会已被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媒介所取代。然而，对古人来说，交通却是信息得以流通传播的唯一通用形式，“在人类发明电报之前，‘通信’问题基本上等同于交通问题”(吴伯凡)。道路不通、交通断绝不仅意味着人员与物资的阻隔，同时也意味着信息的阻隔，所谓“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赠卫八处士》)。这里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乘唐朝陇右驻军东调之机，占领了河西走廊，切断了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此后大约五年，朝廷与西域之间彼此都不知对方的情况，以致守军仍旧沿用已经更改的年号，而当朝廷后来得知他们忘身报国、坚守西域的通报后，上下无不为之“酸鼻流涕”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188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唐代的交通，是一个包括道路、桥梁、车船、旅店、驿传等多项因子的大系统；其中，最富有传播意味的还是驿传，即一个由驿路、驿站、驿卒、驿马、羽檄、符节等名目构成的子系统。整个唐代的官方传播网络，就是由这一系统支撑起来的。马克思曾将中国皇帝与其官吏间的交往，说成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9卷，110页。而支撑这一联系的现实基础不是别的，正是那“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驿传系统。它犹如一套精密高效的神经传导网络，将中枢——朝廷及其所属的全身大小部位，有机地连为一体，从而形成“大一统”的格局。
历史上的驿传
所谓驿传，区分起来基本上乃由驿路与馆舍两个相连而相别的部分所组成。前者是以官道为主的交通“网线”，“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王维《陇西行》)，便是其形象写照。馆舍是驿传系统的“网结”，作为驿路上的中继站供途中往来人员歇宿休憩。杜佑《通典》卷33乡官言“三十里置一驿。杜佑注：其非通途大路则曰馆”，是就馆驿的名称说的。而我们这里对馆驿的区分，则是着意于功能。《太平广记》收有这么一则文坛轶事：
刘禹锡赴姑苏，道过扬州。州师杜鸿渐饮之酒，大醉而归驿。稍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己有也。(女子)乃曰： “郎中席上与司空诗，(司空)特令二乐妓侍寝。”《太平广记》卷273“刘禹锡”条。孟棨的《本事诗》对此记载稍有不同，事中司空为李绅。
这里说的“大醉而归驿”的驿，其实就是驿馆。至于刘禹锡醉中所赋的那首诗，便是司空见惯一典的出处：“高髻云鬟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驿路与馆舍，仿佛一串不可分开的珍珠项链，一者是珠，一者是链，二者总是彼此相连，就像岑参《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绛》一诗里所写道的：
西原驿路挂城头，客散江亭雨未收。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
下面先谈驿路，再说馆舍。
说到唐代的驿传，让我们先来看两首隽永的小诗：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陆凯《赠范晔》
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全唐诗》卷27杂曲歌辞。
这两首小诗一为南朝人所作，一为唐朝人所作。很显然，两首诗的意境一脉相通。不过，我们感兴趣的不在诗的艺术，而在诗中历史画面的相似与相承。事实上，唐代的驿路交通正是从前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如高适在《陈留郡上源新驿记》一文中对此所做的简要概括：
周官行夫掌邦国传遽之事，施于政者，盖有章焉。唐皇之兴，盛于古制，自京师四极，经启十道，道列于亭，亭实以驷，而亭惟三十里，驷有上中下，丰屋美食，供億是为，人迹所穷，帝命流洽，用之远者，莫若于斯矣。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3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