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庙列前峰迥，楼开四望穷。岭鼷岚色外，陂雁夕阳中。弱柳千条露，衰荷一面风。壶关有狂孽，速继老生功。
《登霍山驿楼》
建筑的式样，说到底总是由建筑的功用决定的，唐代的驿站也不例外。从职能上讲，驿站犹如兵站，缀于唐帝国各条驿道上的大大小小的驿站，其实都是军事或准军事单位。在现代人眼里，驿站可能仅仅是公差人员中途歇脚换马的招待所；但在古代，驿站却是军务关紧不容儿戏的兵站，只是这种兵站不负责转运粮秣兵员而已。
唐代的驿站都设主事的驿长或称“驿将”、“驿吏”，唐代的馆驿当以至德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实行的是驿长捉驿制。驿长由当地富户充任，负责邮递及馆驿的日常事务，供过往官使食宿，故有“民贫不堪命”（《通典》卷33）的情况。刘晏掌管财政时对此进行改革，废除由民间富户充任驿长的捉驿制，改以“吏主其事”（《新唐书》卷149）。详见王宏治先生《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一文，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驿将手下又有多少不等的“驿丁”或称“驿卒”，而各驿站又统归尚书省的兵部管辖。驿吏，属下级官员，品秩不高，故正史多不传，只在一些野史小说中偶见其身影。如下面这则关于武周朝名相娄师德的传奇：
纳言娄师德，郑州人。为兵部尚书，使并州，接境诸县令随之。日高至驿，恐人烦扰驿家，令就厅同食。尚书饭白而细，诸人饭黑而粗。（师德）呼驿长责之曰：“汝何为两种待客?”驿将恐，对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书曰：“卒客无卒主人，亦复何损?”遂换取粗饭食之。
…………
（后为纳言平章事）使至灵州。果驿上食讫，（师德）索马。判官谘，意家浆水亦索不得，（驿将）全不祗承。纳言曰：“师德已上马，与公料理。”往呼驿长责曰：“判官与纳言何别?（你竟）不与供给。索杖来!”驿长惶怖拜伏。纳言曰：“我欲打汝一顿。大使打驿将，细碎事，徒涴（wo，为泥土所沾污）却（我的）名声。若向你州县道，你即不存生命。且放却。”驿将跪拜流汗，狼狈而走。《太平广记》卷176“娄师德”条。
李商隐有首诗专写驿吏，名为《戏题赠稷山驿吏王全》（《全唐诗》卷540），题下还有一段小注：“（王）全为驿吏五十六年，人称有道术，往来多赠诗章。”李商隐这首赠给驿吏王全的玩笑诗这么写道：
绛台驿吏老风尘，耽酒成仙几十春。过客不劳询甲子，惟书亥字与时人。
由于具有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特性，驿站也就难免萦绕着杀伐之气，闪烁着刀光剑影。隋唐五代的驿站同样不知见证了几多血泪交织的惨剧，以至于提起它来总免不了联想到赐死、谋杀、攻伐、算计等名目，杨贵妃在马嵬驿的香冢便是这一幕历史的象征与投影。《资治通鉴》最后一条的记述，就是一幕骇人的驿站刺杀镜头：
契丹主遣其舅使于（南）唐，（后周）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刺）客使杀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于清风驿，酒酣，（使者）起更衣，久不返，视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与唐绝。
明确此点大有必要，因为唐代官方的新闻传播正是在这一体制中运作，在这一背景中发生，它的内蕴与表征不能不与此丝丝相扣，息息相通。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
由前述驿路和馆舍所构成的唐代驿传系统，说到底其实就是一套官方的交往系统。除去朝廷食粮所系的漕运系统，一切事涉官方的交往活动——不管是黄钟大吕的军国要务还是鸡零狗碎的荒唐之举，最终都无不依赖于驿传系统。
上文提到，这套系统所承担的包罗广泛的交往活动可分为两大类，一属人员流动，一属信息传通。而所谓的信息传通，实际上主要系于驿骑。
驿骑，是驿传系统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子。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驿骑的驿传系统，正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血液的血管。唐代的官方传播活动，正是由千万无名无姓的驿骑支撑起来的。所以探讨唐代的官方传播，不能不勾勒驿骑的群像。
驿骑，又称驿使，驿子在驿馆服务的驿丁和在驿路供职的驿子，是各司其职的两类人，不能混为一谈。王宏治先生曾指出二者的区别：“一、驿丁的职责是牧饲，驿子为递送；二、每驿驿丁有定数，按每三匹马匹一驿丁，驿子则无定数，按过往官员及家属的人数、官品、事由而随配；三、驿丁番上，驿子则无定期，随事充……”详见其《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负责传递一应军政公文、物件及递送过往官员。敦煌壁画中有一幅晚唐时期的《宋国夫人出行图》，描绘了驿使身背布袋行色匆匆的模样。不管骄阳似火还是寒风刺骨，也不管是暴雨倾盆还是风沙弥漫，驿道上总有驿使纵马驰奔，急如流星。“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岑参），已成为他们身影的历史定格。至若杜牧《过华清宫》一诗中的驿骑形象更是广为人知：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此诗的内容人所共知，不待多言。只因贵妃娘娘爱吃鲜荔枝，于是每年荔枝成熟季节，君王便不惜动用驿骑，千里迢迢地从四川涪州飞速将此鲜美水灵尚未变色的佳果送进宫来。结果自然出现这么一幕荒唐可笑的画面：但见风尘滚滚，驿马狂奔，不知情者以为又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紧急军情，殊不知原来竟是君王为博美人欢心而让人送来的一点水果。无独有偶，不久史思明也如法炮制，利用王朝的驿传网络将鲜樱桃从洛阳送给在河北的养子史朝义，这也算一种上行下效吧。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当年“一骑红尘”所经的路线，系由今天的四川涪陵，经万县，再从陕西商洛、蓝田一线抵达长安参见陈鸿彝：《中华交通史话》，148页。全程二千三百多里《通典》卷175：“(涪陵郡)去西京二千三百五十七里。”，即使快马加鞭马不停蹄怎么也得五六天《日知录》卷10“驿传”条云：“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另外，据宪宗朝的翰林学士李肇记载，贵妃娘娘吃的荔枝也有从南海（今广州一带)送的：
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唐国史补》卷上。
看来不管驿骑如何快马加鞭，也是无济于事了。
唐代驿骑分“普快”与“特快”。前者传递例行公文，后者传递火急公文；前者日行六驿，即一百八十里，后者日行十驿甚至更多；前者是“日旰山西逢驿使，殷勤南北送征衣”(韦应物《突厥三台》)，后者是“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高适《燕歌行》)。常人心目中的驿骑，多为后者，亦即唐人所谓的急递、急脚、急脚递。正如一位当代作家所描写的：
感觉深处的驿站，总是笼罩在一片紧迫仓皇的阴影之中，那急遽的马蹄声骤雨般地逼近，又旋风般地远去，即使是在驿站前停留的片刻，也不敢有丝毫懈怠，轮值的驿官匆匆验过火牌，签明文书到达本站的时间，那边的驿卒已经换上了备用的快马，跃跃欲试地望着驿道的远方。所谓“立马可待”在这里并非空泛的比附和夸张，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形象，一种司空见惯的交接程序。……驿卒的神色永远严峻而焦灼，那充满动感的扬鞭驰马的形象，已经成为一幅终结的定格。夏坚勇：《湮没的辉煌》之《驿站》，65页。
更如当代一位诗人所咏歌的：
驿骑的马蹄声
似开堂密鼓
琵琵铮
由远及近
踏碎黎明的山径
最后几粒寒星
只见城门洞开如电
烟尘掠过如风……晓虹：《风雨飘揺叹古驿》，载《中国青年报》,1997-04-20。
这里描写的，都属驿骑中的“特快”——急递。《资治通鉴》卷237宪宗元和三年：“（裴垍、李绛）奏‘敕使所至烦扰，不若但附急递’。”另据《碧鸡漫志》：“《脞说》云：太真妃好食荔枝，每岁（四川）忠州置急递上进，五日至都。天宝四年夏，荔枝滋甚，比开笼时，香满一室。”又按《资治通鉴》卷278胡三省注：“军期紧急，文书人递不容稽违晷刻者，谓之急递。递，邮传也。递者，言邮置递以相付而达其所。”急递固因其戏剧性紧张感而为人瞩目，但在传驿舞台上大量活动着的还是扮演群众角色的“普快”。由于人卑事碎，他们的面目早被时光的流水漫漶得模糊不清了。好在从后代与之相承的人员身上，我们尚能依稀辨认出一些他们的特征。闻名于世的瑞典现代探险家、楼兰古城的发现者斯文·赫定在其内涵丰富、才识兼备、文笔优美、引人入胜的系列西域考察著作中，曾记述了一位骑马送信的邮差：
（从塔城到乌鲁木齐的）路上，遇到一位邮差，是个独居的柯尔克孜人，他骑在马上，两个邮袋挂在马鞍两侧。这样行走一天一夜，到下一站，交给另一个继续传递。从塔城到乌鲁木齐有620公里路程，邮件要走7天。［瑞典］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等译：《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263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倘若让时光倒回一千年的话，那么斯文·赫定笔下的这位邮差同唐代的驿使当彼此难分。而且，二者行走的速度也是如此接近，即日行一百八十里。
不管是“普快”还是“特快”，驿骑传讯都必须遵守一系列严格的纪律。《唐律疏议》中对此有详细的规定，大略如下：
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
诸驿使无故以书寄人行之及受寄者，徒一年。若致稽程，以行者为首，驿使为从；即为军事警急而稽留者，以驿使为首，行者为从。其非专使之书，而便寄者，勿论。
诸文书应遣驿而不遣驿，及不应遣驿而遣驿者，杖一百。
诸驿使受书，不依题署，误诣他所者，随所稽留以行书稽程论减二等。若由题署者误，坐其题署者。
诸乘驿马者，一匹徒一年，一匹加一等。主司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勿论。
诸乘驿马辄枉道者，一里杖一百，五里加一等，罪止徒二年。越至他所者，各加一等。经驿不换马者，杖八十。
诸乘驿马赍私物，一斤杖六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二年。驿驴减二等。《唐律疏议》卷10，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208-213页。
这一切如山的律令，旨在确保驿传系统的高速度、高效率与高保真，以使置邮传命成为国家安危所系的一大要务。有一次，太宗李世民对侍臣说起，安西都护郭孝恪日前奏称“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安西都护府时治交河——今吐鲁番西），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到矣”。结果，“言未毕，驿骑至!”《资治通鉴》卷197。据人计算，焉耆距长安七千里，驿骑在路上二十八日，平均每天行二百五十里。参见《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328页。再如，《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新宥州（内蒙古乌海市）”条写道：
又顷年每有回鹘消息，常须经太原取驿路至阙下，及奏报道，已失事宜。今自新宥州北至天德，置新馆十一所。从天德取夏州乘传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师。
而据同书同卷“天德军”条，天德“至上都一千八百里”，按四日推算，则每天平均奔驰四百五十里。如此神速，怎不令人叹服!怨不得后世之人，提起唐代的驿传便总是称赏备至。如宋代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里就曾写道：
唐开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权楚璧等作乱，时明皇幸洛阳，相去八百余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师按问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邮传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议，盖亦未尝淹久，后世所不及也。《容斋随笔》续笔卷2“汉唐置邮”条。
明清思想家顾炎武，在“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的《日知录》一书里，以严谨的考辨缕述了汉唐驿传之利：
《续汉·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史记》：“田横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是也。
唐制亦然。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一程即一驿）是也。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到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是也。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宫，六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翔府，一日而达（《通典》卷173：凤翔府“去西京二百七十里”）。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古人以置驿（站）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而有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由于这个缘故）。曷一考之前史乎?《日知录》卷10“驿传”。
唐代驿传的急速高效，最终还是源于军政泛化的需求。事实上从一开始，驿传系统及其运作便无不为军事意图所制约，进而成为征伐诛讨一统江山的一把利器。以行草隶篆中的草书为例，这个在后人看来纯属书法艺术的事物，最初却是由于军情紧急刻不容缓的传驿需要而形成的，正如梁武帝《草书状》引蔡邕的话所言：
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盖今之草书是也。《太平广记》卷206。
明乎此，则不难理解驿站何以为兵站，传驿中人何以名驿将、驿卒、驿骑，而为隋唐五代画上休止符的事件——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发生在陈桥驿，也便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象征。意大哲学家克罗齐尝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管此论如何奇崛，当代史之为历史的沉积当无疑义。因而，从当代反溯历史应不失为揭示历史的方法之一。以唐代的驿传、馆舍、驿骑为例，下面一段近世历史的情景便为此提供了活的参照：
说是很孤单也不见得，只要你骑着租赁的马从这个驿站到那个驿站地走下去。因为总有一马夫陪着走，准备再把这两匹马带回去的。租马得出几个克兰，晚上住栈房价钱亦相若。每站都换一次马和马夫。所以只要你有气力，日夜奔驰都可以的。每站的距离从二十公里到三十公里。（［瑞典］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亚洲腹地旅行记》，1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第二章 传播方式（上）
对谙熟唐史的人来说，一提起唐代的官方传播，都会自然地想到驿传与邸院。wwwwcom就唐代官方一路的新闻传播而言，邸院与驿传的地位的确十分突出。没有前者，最早的官方新闻无以生成；没有后者，任何的官方信息都无以周流。所以，我们开篇首先简略地描摹了这两个系统的状貌，借以为以下论述唐代官方新闻传播提供必不可少的历史场景。这就好比演电影，先得拉起一块银幕，然后才好放映影片一样。我们的这部早期影片当然不如现代大片那么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它不仅情节简单，技法原始，而且画面还跳跃模糊，混沌不清，但惟其珍惜罕见而别有一番韵味。
《开元杂报》
从1873年《申报》发表《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一文算起，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若论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的话，这一学科领域也届耄耋之年了。不管从何算起，中国新闻史研究从一开始便命定地面对着一个首屈一指的问题——中国报业的历史上限可追溯到哪朝哪代?具体说，中国最早的报纸产生于何时?
目前学界一致认为，“邸报”就是中国古代的报纸，“一部中国古代报纸史基本上就是一部‘邸报’史”黄卓明：《中国古代报纸探源》，8页。那么“邸报”又源于什么年代？对此，各家争议不休，分歧很大。大略说来，关于“邸报”诞生的时间现在有三种较有影响的说法。一是汉代说，以戈公振先生为代表；二是唐代说，以方汉奇先生为代表；三是宋代说，以朱传誉先生为代表。分别参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1992）和朱传誉《宋代新闻史》（1967）。汉代说因缺乏根据现已被认为不可取。宋代说由于史实充足，被普遍接受当无疑义。现在的问题在于：邸报的上限能否由宋代继续上推到唐代？这个问题因为涉及中国报业的起源以及中国古代报纸的形态，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自1983年方汉奇先生发表《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一文后，有关的商榷争鸣一直连绵不绝，其中以张国刚先生的《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论“邸报”非古代报纸》以及江向东先生的《对中国古代报纸产生于唐代之说的质疑》两篇文章较有代表性。两文分别刊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6期和《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从眼下掌握的史料来看，证明中国古代报纸产生于唐代的根据有三条：
（1）唐人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文；
（2）诗人韩翃涉及“邸报”的一则轶事；
（3）现存的两份唐代“进奏院状”。
凡是有关唐代官方新闻传播的论述，大抵不离这三者，而尤以“进奏院状”为主要依凭。为了澄清问题，需要先对这三者逐一进行考量辨析。
孙樵，字可之，一作隐之,大中九年（855）进士及第，为唐代后期的古文名家。自谓“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即来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即皇甫湜），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即韩愈）”（《与王霖秀才书》）。换言之，他是韩愈门下的三传弟子，韩派古文的继承人。前人评其文：
幽怀孤愤，章章激烈。生于懿（宗）、僖（宗时代），每念不忘贞观、开元之盛，其言不得不激，不得不愁。按其词意渊源自出，信昌黎先生（韩愈）嫡传也。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上册卷五引储同人语。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经纬集》三卷，今尚存。现在通行的《孙可之文集》（又名《孙樵集》），共十卷三十五篇，为南宋蜀刻本。其中的《读开元杂报》一文，“历来被认为是研究唐代新闻事业的重要文献”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47页。全文如下：
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某（《全唐文》作“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番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曰：“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穷虏自溃，则见行南郊礼，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耶？又尝入太学，见丛甓负土而起若皇堂者，就视石刻，乃射堂旧地。则射礼废已久矣，国家安能行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戍还兵千人，县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则能东封？从官禁兵安所仰给耶？北虏惊啮边甿，势不可控，宰相驰出责战，尚未报功。况西关复惊于西戎，安有扈从事耶？武皇帝御史以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舌相戒。况宰相陈奏于杖罢乎？安有廷争事耶？”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报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然尚以为前朝廷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樵恨生不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书，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凡补缺文者十三，改讹文者十一。是岁大中五年也。《经纬集》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
此文所谈的便是引得各家聚讼纷纭而且至今官司不断的“开元杂报”。
首先，关于名称本身就存在大相径庭的看法。持唐代说者认为，“开元杂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产生于开元年间（713—741），名为“开元杂报”。也就是说，把杂报的“报”字当成名词，其意同现代的报纸相承。而持异议者则指出，“开元杂报”一名不过是孙樵对所见数十幅书的称谓，并不意味着当时有这么一份所谓的报纸，另外杂报的“报”当动词讲，意为广而告之，与报纸的报不是一回事。如朱传誉先生就说：“以‘杂报’一词来说，这并不是一种报纸的专称。”朱传誉：《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111页。姚福申先生干脆说：“‘杂报’只是孙可之杜撰的称谓，甚至还可能是‘杂记’，传抄时的讹文”，“无论从版本学角度还是从实际内容来考察，《开元杂记》这一名称应该比《开元杂报》更接近原著，也更接近原意”姚福申：《〈开元杂报〉考》，载《新闻学论集》，第九辑，225页。
另外，对孙樵文中的“日见条报朝廷事”一语中的“条报”，也存在不同理解。持唐代说的论者认为，“条报”乃“杂报”的别称，二者都属唐代的邸报。如吴廷俊先生在颇具新意的近著《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一书中写道：
这两种“报”虽然一种出现在开元，一种出现在大中，一种叙事较详，一种叙事很略，但两者有其共同点：那就是由朝廷发布并且“条布于外”。从记叙内容和发布形式看，常有较为明显的政府公报性质。可见，唐代从开元到大中都有带政府公报性质的朝廷官报发行，且其名称不叫“开元杂报”，而可能叫“报状”或“报”。吴廷俊：《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4页，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