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占有70％的土地，每年流入市场的土地约占耕地面积的20％。这样的规模，已不能简单的以聚敛和剥削来看待了。

    当然，需要说明，宋朝对土地兼并并非放任自流，而是通过控制“官田”加以调控，通过颁布皇佑法等对地主的剥削加以限制，给“佃客”以国民待遇。

    1022年户口统计表明，“客户”已占全国人口的1／3。

    数量庞大的自由民的流动，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和城市的兴旺。

    正如斯塔夫里阿洛斯所说：”宋朝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像是北宋的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宋史》载，“东京居民有20万户。”按每户人计算，大约有人口150万左右。

    再加上数十万禁军，几万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及其家眷、佣仆，流动商贩、游民和外国侨民，东京人口应当不下200万!

    这一数字不但超越了唐代的长安、洛阳，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特大城市。

    而11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过万人，到13世纪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仅有10万人口。

    不只是东京，宋代10万户以上的城市还由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40多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南京之后，世界上第4、第5个人口超越百万的大城市。

    北宋时，东京、西京、南京、北京人口均在百万以上。

    东京城内，商业活动活跃异常。

    唐朝时，长安城内居民有“坊市之别”，居民住在规划齐整的坊内，商业活动仅限下午在东西两市进行。

    而宋朝不再有“坊市之别”。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洪流冲击之下，宋初”夜市之禁”形同虚设。

    965年，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夜市不禁”，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的限制。

    仁宗时，商业发展到坊市无法满足需要的地步，朝廷下旨，允许居民临街开设邸店。

    于是从此以后，东京城里再也不闻街鼓之声，再也无人遏制正常的夜间商业活动了。

    宋朝自京都到州县镇，同业的商户，都组成商行，入行的称行户。

    东京市上至少有106多行，6400多行户。

    诸行百户，衣着各有本色。

    此外还出现了“牙人”和中介机构，赊卖、便钱务、邸店、质库行业都出现并迅速发展。

    史载，东京城内界身巷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壮观，门面广阔，“每一交易，动辄千万”。

    遍布内外城的商店铺席外，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

    东京之外，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洛阳、密州、晋州，东南的苏州、杭州、江宁、扬州、真州、楚州、庐州、襄州，川蜀地区的成都、梓州、绵州、遂州、汉州，闽广的福州、广州等，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城市。

    州县城市之外，镇市、草市星罗棋布。

    宋朝各镇设有场务，收取商税。

    较大的镇，商税收入可以超过县城。

    比镇市更小的草市数量更多，苏轼说，各地城小人多，散在城外叫作草市者甚多。

    草市北方叫“集”，南方、叫“墟”，较大的墟、集有酒店、客栈等，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的可发展成集镇。

    镇市、草市的活跃促进了城乡贸易与交流，宋朝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州县为支撑，镇市、草市为补充的完整商业网络。

    宋朝政府通过收取商税和专卖收入从中获得丰厚回报。

    太宗时一年商税收入400万贯，仁宗时已超过2000万贯。

    专卖收入在太宗至道时就达1123万贯。

    二者构成了宋朝财政收入的主体。

    南宋在江南建国，水上交通发达。

    以临安和建康为枢纽，西向沿长江经鄂州联结四川，南面直通泉州、广州，联结琼州，商业贸易比北宋更为繁盛。

    临安有户籍记载的人口在南宋末年为39万户，124万人，既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繁荣的商业城市。

    《中国通史》记载，临安居民所用物品，多从外地运来。

    每天食用米万多石，来自苏、湖、常、秀四州和淮南、江西、湖广等地。

    柴炭、竹木、水果来自严、婺、衢、徽等州，海鲜、水产则来自明、越、温、台等州。

    临安所需菜蔬、布匹、食盐和各种杂货，也均从外地运来。

    人们自豪的说：“以前没有过的东西，现在都有。”

    各地的产品也在临安交换转运，浙江两岸船只云集，客贩往来，不绝于道。

    临安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连门俱是”。

    大街上买卖昼夜不停，每天早晨五更，早市者开店营业；夕阳西下，夜市又开张。

    直到三四更后，店铺酒楼歌馆才慢慢静下来。

    临安城外数十里，也是店铺林立，交易繁盛。

    临安城内，住着大批“工役之人”，他们分属各种作坊，如碾玉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打纸作等。

    此外街巷还有许多“修旧人”，听候主顾召唤，如补锅、箍桶、修鞋、修伞、磨镜子等等。

    而且和今天一样，那时每天街上还有“扫街盘垃圾者”，有“倾脚头”的“出粪人”，还有众多的货郎、小贩、送菜工等等，社会的分工已经非常细。

    临安市上有440行，如布行、鱼行、蟹行、销金行等，商户数量也比北宋时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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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八十七章 宋时四百四十行（二）
    包括后来南宋时与金对峙时，但商业往来却依旧极其频繁，榷场之外，“走私”也极为活跃，仅光州的郑庄，每年走私卖入金国的货物就有茶几十万斤，牛7、8万头以及大量金、银、铜钱。

    同时也从金国贩回北珠、毛皮、食盐、人参等。

    这些商业的繁荣也带动了宋朝其它休闲娱乐业的发展。

    像是有人认为，宋代是古代封建王朝中最休闲的王朝，宋朝一个小市民生活休闲的程度可能并不比今天的成都人差到哪里去。

    史载，东京城里到处是酒楼、饭店、茶坊、妓馆，著名的樊楼、杨楼、八仙楼，饮客常至千余人，也就是100多桌，可见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多丰富。

    还有瓦舍勾栏，演出百戏伎艺，戏曲、杂技、武术、摔交盛行不衰。

    夜晚全城灯火通明、通宵达旦，到处流光溢彩、笑语欢歌，诗人云：“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

    而当时除了宋朝，其它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城市的夜晚都是一片漆黑!

    而且这种情况到了南宋时，更胜一筹，像是陆游诗云：“皇舆久驻武林宫，汴洛当时未易同。楼台飞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月明中。”

    临安城内，富丽堂皇，日夜酣歌。

    若干年后马可波罗到达杭州时，面对已经远非南宋盛况的景象仍然惊叹其是“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

    而且宋朝海外贸易及其兴盛，与明清两代“封疆禁海”不同，宋朝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太宗时还派宦官8人分四路到南海诸国招徕商人贸易。

    广州、杭州、明州、密州、泉州等地相继成为北宋朝海外贸易的口岸。

    北宋政府成立市舶司管辖海外贸易，通过抽解、博买、官卖等形式，获取巨大利润。

    由于海外商人众多，又专门设置蕃坊，专供外商居住，并设立蕃市、蕃学。

    北宋商人到南海诸国做生意的也很多，而且“装备精良”，令夷人侧目。

    像是《萍洲可谈》说：“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船深阔个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还例如宋人以当时代表高科技的陶瓷、丝绸等高附加值产品，换回的是大量原材料、木材、珠宝、香料。

    要知道中国货是在当时的国外市场是尊贵和身份的象征。

    南宋时海外贸易更为繁盛，高宗时，年市舶收入就达200万贯，获取的利润更加可观。

    而据统计，当时和南宋通商的国家足足有50多个，几乎覆盖当时所有的国家。

    简而言之，当时西方最富裕的意大利威尼斯人见到中国海船不由得顶礼膜拜：“中国的商船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

    “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般的航线图，而且，他们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的人。”

    “通过它，他们可以找到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对于他们的天赋，愿上帝受到赞美!”

    看到这，如果大家觉得语言还不足以描绘宋朝的繁荣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去看看那幅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

    每当我看到这幅杰作的时候，作者菌都仿佛进入了那个繁华的时代，图中的热闹与繁盛的景象应该是喧嚣的吧

    可是它带给我的却是内心的宁静与和谐。

    所以，许多人更愿意相信这样的判断：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不是明代苏州桥上那个等待雇主的可怜的机工，而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那个富裕和谐的世界!

    的确，伟大的宋朝，正处在向资本主义迈进的“前夜”!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

    显然，身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学贯中西，被誉为“教授的教授”，以治学严谨而著称，在这位大学者的眼中，中华文化的高峰依然是宋朝。

    也许有人要辩驳：唐代才是中华文化的高峰，但事实胜于雄辩，两宋文坛，群星璀璨，巨匠辈出。

    从来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像宋朝这样，在历史的文化长廊中留下这么多声名显赫的文人墨客：苏轼、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辙、曾巩、黄庭坚、秦观、王禹偁、晏殊、晏几道、王令、张耒、晁补之、陈师道、苏舜钦、梅尧臣、贺铸、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辛弃疾、李清照、朱淑真、米芾、米友仁、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邵雍、蔡襄、范宽、马远、张择端、柳永、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刘过、刘辰翁、刘克庄、陈与义、朱敦儒、叶梦得、张孝祥、张先、宋祁、汪元量、文天祥、陈亮、叶绍翁、郑思肖……

    也从来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像宋朝这样，涌现出这么多出身文人的贤相名臣；赵普、吕端、吕蒙正、吕夷简、王旦、寇准、范仲淹、包拯、富弼、文彦博、韩琦、司马光、吕大防、吕公著、吕嘉问、吕颐浩、范纯仁、韩绛、李纲、虞允文……

    甚至就连那个断送北宋江山的宋徽宗赵佶、一代奸相蔡京、秦桧，也都有“才干”之誉，仅以书法而论，这三人就足以名列历代名家之林。

    的确，宋代文风之盛，为历代所不能及。

    论之以诗，宋诗与唐诗双峰并峙，难分高下。

    诗在唐代发展到高峰，一般来说，一种文体发展到巅峰之后就难以为继了。

    但是宋代开明的文化政策使得有宋诗坛群星璀粲、巨匠辈出，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宋人以其卓越的成就将“诗”的诠释提升到了新的层面。

    宋朝的诗人遍布社会各阶层，创作也比唐诗更为宏富，宋诗无论是在形式、内容还是意境上都有了新的开拓。

    据初步统计，《全宋诗》所收作者达9000多人，为《全唐诗》的4倍!

    《全唐诗》共收录唐诗48万多首，而《全宋诗》收录宋诗达24.7万首，仅陆游一人就存诗9300多首!

    苏东坡、欧阳修、黄庭坚、王安石、陆游等诗人的成就，比之盛唐名家亦毫无愧色。

    清人蒋士铨说的好：”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变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格调苟沿袭，焉用雷同词。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

    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变唐人之已能，而发唐人所未发”。

    唐诗以气象胜，宋诗以理趣胜；唐诗以风神胜，宋诗以意境胜。

    “宋诗虽殊于唐，而善学唐者莫过于宋。”

    因而历代之诗，只有宋诗能与唐诗相颉颃。

    唐宋之诗各擅胜场，有如双峰并峙，一同光耀千秋。

    论之以词，宋词与唐诗并称，同为“一代之文学”。

    词兴于唐，而盛于宋。

    要知道唐五代是词的孕育成熟期，而北宋与南宋则是词的鼎盛期。

    词至北宋，始极其工；词至南宋，始极其变。

    宋初市井新声竞作，令、近、引、慢众体皆备，曲调多达千数。

    尽管宋人一直视词为“小道”，但是宋词以其雅俗共赏、易于传唱而迅速风靡全国。

    通都大邑，乡村墟集，宫廷市井，西楼南瓦，到处传唱。

    西至西夏，北至辽金，东至高丽、日本，都回荡着宋词的飘渺歌声。

    柳永首创长词慢调.将词进一步推向民间，以至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赞誉。

    像是苏轼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诸如咏怀吊古，羁旅道途，怀人咏物，无不揽入。

    其作清雄奔放，恣肆豪迈，于剪红刻翠之外别立一宗，开后世豪放词之无数法门。

    周邦彦则集婉约派之大成，其词富艳精工，南宋名家，多师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