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南戏的末多演老生、须生。均可歌唱。歌唱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独唱，又可对唱、合唱、轮唱，不似杂剧只能由一人独唱到底。

    同时，不管是杂剧还是南戏的剧本，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在戏剧冲突中刻划人物形象。

    剧本的唱词，则更多用以表现人物在特定场景中的思想情绪，甚至直接透露作者的心声，具有强烈的抒情性。

    可以说，唱词往往就是诗，这一点，构成了我国戏剧文学的特色，也说明我国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之间互补共生的关系。

    至于杂剧和南戏的演员，既要善于说白、歌唱，也要掌握科（介）亦即舞蹈、武打乃至杂耍的技巧。

    因此，元代的戏剧是综合性的艺术。

    而杂剧和南戏在唱腔上有明显的区别，杂剧的曲调是由北方民间歌曲、少数民族的乐曲和中原传统的曲调（包括宫廷、寺庙、民间音乐）结合而成；南戏的曲调则由东南沿海的民间音乐与中原传统的音乐结合而成。

    由于杂剧、南戏在音化系统方面均由中原传统衍繁，彼此同源，易于沟通互补，它们的一些曲牌，名称

    相同，或者品味相同。

    至于杂剧和南戏在音乐上的差别，实际上是南北方言差异的表现。

    我国地域广袤，语言系统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形成了许多方言区。

    例如在宋代甚至更早，北方语音中入声消失，而南方语音入声依然保留。

    戏曲音乐与语言密不可分，杂剧与南戏产生、流行于不同的方言区，加上区域生

    活习俗等文化上的差异，从而形成两大音乐系统。王骥德说:“南北二曲，譬如同一师承，而顿渐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异科。”

    像是王世贞则谓:“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

    而另一著名戏剧的话，就是《琵琶记》了，这一出戏剧取材于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首先要说明一下，历史上的蔡邕，十一个文人，博学多才。

    但由于文人随地位升迁而负心的社会现象比较普遍，作品重在讥刺鞭挞负心文人。

    《琵琶记》将之改为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

    而《琵琶记》主要的戏剧冲突就是三被逼、三不从、三不孝。

    至于《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因此《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

    《琵琶记》的艺术成就的话，就是在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形象具有典型意义。

    蔡伯喈在维护孝道伦理的动机下得到了违背孝道伦理的结果。

    揭示了封建伦理自身的不合理性；作品还写出了蔡伯喈的矛盾性格、精神痛苦，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复杂心态。

    如赵五娘是剧中塑造得最为动人的形象，她温顺善良，吃苦耐劳，忘我牺牲，坚韧不拔，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

    同时作者为了塑造人物，摆脱了单线平涂的类型化的写法，注意多角度地展示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在形象创作史上揭开了新一页。

    像是它的结构严谨，比如作品中两条线索交错发展，一条写蔡伯喈离家后的件件遭遇；一条写赵五娘在家中的种种苦难。

    既集中笔力写蔡伯喈在荣华富贵的罗网中辗转无奈，又酣畅地写赵五娘饥寒交迫，陷入绝境，关目安排上，处处对照。

    这样的结构方式使剧情发展有起有伏，场面安排有热有冷，在舞台上浓缩了人间的奢华与凄凉，于强烈的反差中深化了悲剧效果，同时也使作品展示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丰富了作品的




第四百九十二章 章回体的兴起
    此外就是还涌现出了许多遗民诗人和少数民族诗人。

    的确，像是由宋入元时期的诗人方回、戴表元等人，在元代诗坛上的影响都比较深远。

    而至于少数民族诗人的话，像是契丹族的耶律楚材，就非常擅常写律诗，而且风骨遒健，独具风韵。

    还有回族人萨都剌，也是格调清新，十分具有个人特点。

    以及理学家刘因的诗歌，其创作首开元诗宗唐之风，亦开元代理学家诗文创作之先河。

    比如他的代表作品《渡白沟》、《观梅有感》等，其风格独特，意境深远，清新淡雅。

    当然，其中最出名的，还是元诗四大家了，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四大家指的是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都是元代诗坛的风云人物，十分出名。

    而元代以后，就是明代的文学时间了，明代的话，大家都知道，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洪武元年（1368）到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自缢，前后共计277年。

    首先需要说明，因为明代社会是**政治与思想控制，也就是极端**的君主中央集权统治，它的特点的话，就是在社会政治上，采取特务统治，而思想文化上，就是高压与钳制（文字狱与八股取士）。

    其次是王学左派的兴起与禅宗思想的广泛渗透。

    这是因为弘治、正德年间，思想家王守仁，发展了宋代陆九渊的“心学”同时吸收了禅宗的思想和方法，提出“致良知”、“心即是理，心外无理”。被称为王学左派。

    陆王“心学”的特点是逐渐弘扬和强化人的主体精神，将“人欲”、“天理”的关系，由“存天理，灭人欲”导向了以情胜理。

    不过与此同时，明代士人狂禅之风甚盛，狂禅呵佛骂祖的反叛精神和对个性的张扬，为明代掀起的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思潮创造了一种气氛，这使得程朱理学对人的束缚压制逐渐被打破。

    可以说“心学”是对人的主体精神的尊重与弘扬，以及禅宗的突破藩篱，使明代文学普遍倾向突出个性和人欲，形成了重个体、崇自我的思潮，深具时代烙印。

    其次是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城市文化形态，因为明初朱元璋为了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农业生产，采取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城市的繁荣。

    而到了明代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明王朝抑商政策出现了松动，工商势力重新开始活跃，手工业和城市商业迅速发展，农业生产也逐渐卷入了商品化的潮流，甚至出现了商品化的农业生产活动。

    另一方面，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也愈演愈烈，失地农民增多，种种原因促使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壮大了的新兴阶层提出了新的文化需要。

    与此同时，随着明初拢络压制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有了松动，明中叶在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失意的文人和志不获展未入仕途的文人也进入市井。

    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读者群形成，自然地改变了文学作品的面貌。

    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情趣，市民的形象在明代的诗、文、小说、戏曲中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

    文学创作随着接受对象的下层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现实，艺术趣味走向世俗化。

    因此明代文学，从总体来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地位提高并繁荣。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俗文学地位提高，因为明代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的回升，统治者一改明初的崇俭政策，渐趋奢华享受，倾向于欣赏通俗文艺与文学。

    其次是文人对于小说、戏剧、民歌等通俗文学赞赏与大力提倡，以及市民阶层对于通俗文学的文化需求。

    所以我们说明代是一个通俗文学的繁荣时期，因为当时首先是从理论上比明确地肯定了俗文学的价值，其次在创作上通俗文学繁荣。

    这里面像是小说的勃兴，要知道明代才第一次确立了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章回小说，并产生了“四大奇书”这样的优秀作品。

    短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也在明代得到发展，“三言二拍”代表了最高成就。

    文言小说在话本化的道路上也有新的变化，主要作品“三灯”丛话。

    这其中还包括戏曲的兴盛，像是《牡丹亭》就代表了戏曲的又一个高峰，而且戏曲声腔得到发展，形成影响全国的昆曲，以及戏剧理论得到发展，“汤沈之争”、王骥德《曲律》。

    包括民歌也得到了重视，文人收集整理并模仿进行创作。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雅文学与俗文学交融。

    俗文学的发展，推动、刺激了雅文学向着俗化的方向演变，而俗文学自身也在雅文学的规范、熏陶下趋向雅化。

    以及文学流派与文学论争众多。

    怎么说呢，换而言之就是集团林立，流派纷呈，如诗文领域的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

    诗文流派主要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复交锋中发展。

    戏曲领域的临川派和吴江派为主的论争主要在才情与声律之间展开，以“双美论”结局。

    小说理论则主要在创作的虚实问题上展开各自的观点。明代的文学群体及文学论争既是现实创作的反映，也反过来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

    文学论争与通俗文学的繁盛，推动了明代文人对文学特性认识的深化，这具体表现在高度重视文学的情感特征，清晰认识文学的虚实关系，开始关注人物的性格刻画和更加注重文学语言的通俗易懂。

    把情感作为品评作品美学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准则，要求文学表达真情、肯定自我，以实现对个体意识和**的表达。

    要求文学回归形象思维，摆脱理教的束缚。

    至于整个明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可以以嘉靖元年（1522）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在战争中写人，能把人物，特别是双方主帅的思想作风、性格特征，作为决定胜负的重要条件来表现。

    在具体描写中，又把斗智、斗勇和战斗过程结合起来，着重表现双方战略战术的运用、力量的对比、地位的转化等。如:官渡之战，袁绍败于无智；赤壁之战，孙、刘胜于斗智；彝陵之战，东吴显是智胜。

    从艺术上而言，作者力求犯中求避，同中见异。

    因而大小上百次的战斗场面，火攻、水攻虽数用而千变万化，各不相同。

    以弱胜强的战争数见亦各有千秋、特点鲜明。

    描写注重场面气氛渲染，多用张弛结合、动静结合手法。

    包括类型化、脸谱化的形象塑造。

    怎么说呢，就是重要人物都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其在形象内部诸因素中占决定性位置，此一特征足以支撑起整个人物形象，类似中国戏剧中的脸谱化与程式化；如关羽虽勇，却以“义”为主。诸葛亮虽忠，以“智”为主。

    &n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