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史学家杜石然先生认为，宋代“新儒学”程朱理学所倡导的“穷理”、“格物致知”的时代精神，构成了宋代科技的社会思想原因，并促成了宋代中国传统科技发展巅峰时期的到来，可谓真知灼见

    由此，可以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

    如此宋朝，以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怎能说它孱弱呢

    只能说宋朝不幸的生存在了一个与野蛮为邻的时代。

    宋代前所未有的辉煌文明，皆在刀光剑影下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

    梅毅

    曾经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的两宋文明，本应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令人自豪最让人骄傲的一章。

    然而千年之后的中国人，却不得不去痛苦地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北宋先亡于女真，而南宋继亡于蒙古！“靖康事变”的耻辱和“厓山之役”的惨败成为两宋王朝留给后人最深刻最悲怆的记忆。

    为什么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最繁荣最富强的王朝会落得个这般惨痛的结局

    原因似乎并不复杂，那就是宋朝不幸生存在一个与野蛮为邻的时代，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并将利爪伸向宋朝，两宋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皆在刀光剑影下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

    当然，这并不是历史的个案。

    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文明毁于野蛮几乎就是世界历史曲折前行的必然轨迹。

    就在宋朝之前，“五胡乱华”的历史悲剧已经不止一次的在中华大地上重演。

    灿烂的中原农耕文明一次次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下化为废墟。

    可是宋朝的灭亡是最令人不堪回首的。

    因为被野蛮毁灭的两宋文明，是中国古代史上最辉煌最灿烂最有希望的一段，是中国古代史上距离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最近的一段，是中国继续保持并扩大对世界的领先优势并引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最佳时段。

    然而，这一切都被北方席卷而来的寒得无影无踪

    梅毅先生在刀锋上的文明一书中对此有一段精准而形象的描述：“宋朝的文明对于当时来说太先进。

    宋朝的中国人像极了一个酒足饭饱、事业有成而又身体虚弱的中年男人，自恋至极当然他们有理由因自己文明的高级而自恋，太关注自身精神层面的至高享受，全然忘记体内机能的衰落和“高度发展”所引致的迟钝。

    最让人恐惧的是，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蛮人垂涎于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逐水草而居之余，如同窥视猎物的群狼，随时会蹴然一跃，扑向这些定居的、文明的、软弱的好邻居。

    野蛮毁灭文明，于野蛮人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成长于文明人而言，却是万劫不复的、可悲的停滞。”

    的确，宋朝是不幸的，她所遭遇的敌人，一个比一个凶悍，个比一个残忍，一个比一个野蛮，尽管宋朝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还是倒在了“千年未有之强敌”蒙古人的铁蹄下。

    中国历史前进的车轮戛然而止，不，是发生了可怕的倒退。

    拒绝汉化的蒙元统治者将正处在资本主义“前夜”的宋朝无情地拉回到半封建半奴隶制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前进的常规通道被打断了、倒退了、逆转了，生机勃勃的中国变得沉默了、喑哑了、呆滞了

    此外，若干年后，我们还会看到，明太祖朱元璋怎样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再次送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并使明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最黑暗最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金庸语。

    再过若干年，我们又会看到，奴隶制的满清接手烂透了的明王朝后，怎样把汉文化的糟粕“发扬光大”，使清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少活力、最少创造力的朝代”刘亚洲语。

    而就在中国人沉醉于“康乾盛世”这一“落日的辉煌”中时，曾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欧洲已经在“三大发明”的催化作用下发生了“基因突变”，一种全新的文明工业文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领先世界上千年的中华文明就这样落后了

    宋朝的灭亡，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回望两宋灭亡的历史是痛苦的。然而历史需要重温，需要体会，需要反思。

    与野蛮为邻，是两宋灭亡的必然然而以两宋的综合国力论，却又似乎未必尽然。

    宋朝无可置疑是伟大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为“贤者”讳的理由。

    一个当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工艺、娱乐等几乎所有领域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甚至在军事方面也数一数二的大国，最终却屈辱的灭亡于蛮族之手，如果说自身没有一点问题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宋亡的自身原因，数百年来众说纷纭，有归咎于宋朝“崇尚文治”的治国方略者，有归咎于“强干弱枝”的军事体制者，更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包括大学者黄宗羲、王夫之。

    而普遍和较为人所接受的说法是“三冗冗兵、冗官、冗费两积积贫、积弱”之弊导致了宋朝的灭亡。

    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什么是三冗。

    首先，自然是冗兵。

    怎么说呢，可以说两宋30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边患史”，处在与游牧民族对峙状态下的宋朝，不得不花费重金“养兵”御敌。

    宋太祖时宋军总额22万，太宗时为了对抗来自辽国的威胁，扩员至66万，真宗天禧年间达到91万，仁宗庆历年间，面对来自辽夏的双重压力，宋军激增至1259万人，比建国之初增加100多万人

    这百万大军的花费非常可观，宋代兵士除了口粮、月钱和衣服外，还有各种特支、赏赐，戍边者有特赏，征行者有预支和额外添给，即使是在正常情况下，一名禁军年支也达50贯折合当今人民币约为15000元。

    仁宗时蔡襄作过一个统计，朝廷百万大军的费用，占朝廷岁入的六分之五。

    后来张载也认为：“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南宋朱熹也说：“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

    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就达2000万贯，战时更高达3300万贯

    如此庞大的军费规模，使自然宋朝的财政支出背负了沉重的压力。

    其次是冗官，宋代对官吏分化事权，相互制约，形成重床叠架的官僚结构，以至有“十羊九牧”之讥当然并未到此地步。

    一般官员只要无大错，每3年可迁转一次，逐步爬上高官。

    而只要达到一定的级别，就有“恩荫”亲属为官的特权。

    这种特权，可使皇族宗室与中高级官员的子孙、兄弟乃至亲戚、朋友、门客、医生都可免试而获得官职，由此形成庞大的官僚阶层。

    史载，三班院供奉官、左右殿直，合为三班最初官吏不到300人，真宗时4200余人，仁宗时已达11000余人。

    州县官吏更是数不胜数。

    真宗时一次裁撤的冗吏就有195800多人，不在裁减之列的至少数倍于此数。

    而且裁减后又迅速反弹。

    当时就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第二百九十一章 历史余晖
    的确，论待遇之优厚，恐怕没有哪个朝代能与宋朝相比了，像是宰相、枢密使正俸中的月钱就有300贯之多，这笔钱在当时可是足以买100多亩良田。

    而且除了月禄之外，他们还有丰富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其他丰厚福利，像是有春冬服、随从衣粮和餐钱，还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饲马刍粟等，年薪折合今日人民币至少在百万以上。

    所以养官之费，也成为宋代财政的负担。

    还有就是冗费，冗费与冗兵、冗官密切相关，加之朝廷大兴土木，大行赏赐，耗费无度。

    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封禅泰山，耗费800余万贯。

    仁宗时大力尊儒，举行大享明堂典礼，一次就耗费1200万贯，及其惊人。

    以及仁宗后宫数千人，每次赏赐都动以万计。

    如此庞大的支出才使得宋廷的财政收入日渐“入不敷出”，毕竟有多少钱，也禁不住这么造啊，大家说是吧。

    根据《宋史-食货志》中的记载，在1065年，也就是英宗治平2年，朝廷的岁入为1.1613亿贯，但支出却高达1.2034亿贯，非常支出又有1152万贯，亏短1500多万贯。

    还有《廿二史札记》记载，像是古代冬至日皇帝祭祀南郊的大典，本来是每年一次的，但到了宋代慢慢改为三年一次。

    究其原因便是因为每祀一次，“大小各官，皆得荫子”，“此外又有赏赍”，“浮费之多”，难以承受。

    此外还有再加上赐给辽国和西夏以及后来金国的“岁币”，量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宋朝的财政负担。

    因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形成了所谓“积贫”之势。

    “积弱”之势与“积贫”之势一样，也是在仁宗朝显露出来。

    因为由于对统兵将帅限制过多，使他们“不能自奋于一战”，再加上将无常兵和军纪不明，造成兵骄将惰。

    以致于军士“游嬉于廛市间，以鬻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

    “禁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

    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文官武将也参与了对商业利益的攫夺。

    他们霸占住许多兵士为自己服役。

    像是陕西一带，禁军中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

    京畿附近的禁军也多被武将、戚里权近之家占为佣仆。

    这样造成战斗力下降，在守边御敌时难求一胜。

    从表面上看，似乎正是这“三冗两积”使两宋走向了衰亡。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三冗”之弊，宋初即有人指出，宋王朝有二三百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有宋一代也对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可是为什么终宋之世“三冗”之弊一直困扰着宋王朝，即使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一心，以雷霆之威、霹雳手段也没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至于“积贫积弱”之说，乃是后人的臆测，因为有宋一代，几乎从来没有人认为宋朝“贫、弱”，即使是在变法派与反对派斗争最激烈之际，也没人拿“积贫积弱”说事。

    因此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或许能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

    “三冗”问题，事关宋朝的“立国之本”和“执政之基”，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置不当则动摇国本，关乎存亡。

    先说冗兵，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朝代，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兵役制度，宋军可以称之为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常备雇佣军，且待遇极为优厚，当时也只有宋朝有实力实行募兵制。

    其中最具独创性的举措就是“荒年募兵”，也就是每当一地闹灾荒百姓生存不下去时，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

    “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

    一人当兵，则全家温饱无虞。

    因此，宋代农民起义较少且规模都不大，荒年募兵算是功不可没。

    但世上并没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情，这一政策的后果就是冗兵和庞大的军费开支。

    以仁宗时全国不到1亿的人口却有126万雇佣军的比例，花费确实及其惊人。

    但是如果没有这项制度，宋朝能否保持历代不可企及的内部的安定繁荣实属难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政策算是具有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买单。”

    要革除冗兵之弊.就要以牺牲社会稳定为代价，怎能不慎

    同样，“冗官”之弊与宋朝扩大科举有关。

    而扩大科举得以让各种阶层的优秀人才参加到政权中来，从而加强执政基础，保持社会稳定，这与“荒年募兵”异曲同工。

    而且我们还会发现，由此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和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精英和中流砥柱，成为引领有宋一代繁荣昌盛的中坚力量。

    而且当时官员虽多，却还没有到财政不堪重负的地步，更没有到折腾得民不聊生的地步。

    与历代相比，宋代吏治和官员素质都在最好之列，不能简单的以“冗官”—言而蔽之。

    再说冗费，虽然宋代财政时有亏短，但我们不能简单的以“赤字财政”来判断一个国家的贫富。

    事实上作者菌已在前文指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宋代收支基本平衡。

    即使出现财政赤字，宋代也有太祖时设立的“封桩库”和神宗时设立的“元丰库”以备不时之需。

    如庆历2年6月一次就拿出内藏银200万两、绢200万匹以补三司经费之不足。

    至于52座原封库所藏，当时官员认为可供20年之用。

    即使到了最会花钱的宋徽宗手中，穷奢极欲，浪费惊人，居然也没有打到封桩库和元丰库的主意。

    以致于靖康元年金军攻人开封时，检视府库，见封桩库和元丰库“皆充盈满溢”，搬运时“三日不绝”。

    至于给辽、夏以及后来金国的岁币，之前好像已经说过了，在宋朝的财政收入中占的比例其实微不足道，那也是因为遇上了蛮不讲理而又贪财的野小子不得不花钱“买安”的无奈之举。

    但这笔收入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彼此之间的贸易中宋方所得的利润远超岁币支出。

    “冗费”并未让宋朝到“积贫”的地步。

    “积贫”之说难以成立，“积弱”之说也不符合实际。

    宋朝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虽然因为承平日久，不免文恬武嬉，但在外患的压力下，宋朝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

    宋代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水平都是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