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章练塘“镇东新街至轿子湾，街道摩肩，繁盛为一镇之冠”。

    江阴县的华墅镇，市东西相距三里，南北二里，“邑中纸镇之大者称华墅，青阳。列肆繁盛，百货皆备，濒江各乡贸布者，向以午夜率明灯列市，今则改易镇西南。”

    苏州的安亭镇，居民以南北两桥为市，“黎明而集，日中而散”，“自早至日中，涩沓相竞，市声沸水面”。

    盛泽是个繁荣的大镇，“四方大贾辇金而至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

    江南市镇的出现，兴起于宋元而发展于明清。

    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及清朝康熙以来，市镇的分布已遍及江南各地，并涌现出一批工商业繁盛的市镇。

    这些市镇的发展与繁荣，标志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也是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

    这些大小市镇，分布江南各地，与农村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换市场。

    其流通范围大都在本地，县三间的邻近地区。

    市镇的出现，成为封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封建社会后期市镇的发展应该说封建建立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特别是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市镇的发展水平几乎是衡量一个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发展的标志之一。

    与广大农村联系的纽带，区域关系是通过城市，特别是通过市镇深入农村农民生活的，并促进农村中商品生产的发展，推动自然经济的逐步分解的，这种互相推进的经济运动就是封建社会后期母体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

    所以现在我们才说它们在明清曾经是充满活力的工商业中心，一度引领时代潮流，带动变革。

    就像上面说的，它们给传统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可以说是早期的工业化。

    像是有丝织业、棉织业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生丝、丝绸、棉布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所带来的巨额白银资本，江南市镇雇佣工人群体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地权分散化趋势与田面权、田底权的分离。

    从而显示社会转型过程中，江南市镇在城市化、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一提起“早期工业化”，人们习惯性的理解，就是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殊不知，它是指“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亦即工业革命之前的工业化，也就是乡村的工业化。

    西方学者对此早有判断，他们指出，在中世纪早期，大部分工业品生产在，在中世纪接近尾声时，农村的工业生产再次兴旺起来。15世纪前后，西欧各国形成一种工业乡村化与乡村工业化趋势。西方学者把它定义为“原工业化”、“原始工业化”，或“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英国是其中的佼佼者，乡村工业的勃兴是世纪英国社会经济过程中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促使乡村工业化——早期工业化出现的因素很多，例如:农业生产的增长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粮食保障，也为工业品提供了需求空间;剩余劳动力满足了乡村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等[]。

    这种历史现象也出现在。李伯重的著作《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就是研究明后期到清前期江南的早期工业化，而并非洋务运动中的早期工业化。他的结论是: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的发展，使得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用西欧的标准来衡量，此时江南农村可能已经“过度工业化”了[2—p16]。笔者认为，李伯重的研究看似标新立异，其实是严谨的历史解读。

    本文试图论证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来与之相呼应。

    一、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一瞥

    2000年，美国学者彭慕兰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分流:欧洲、中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把中国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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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与欧洲的英格兰加以比较，得到的结论是，在18世纪后期以前，亦即欧洲工业革命以前，中国并不比欧洲落后。对此不少学者持有异议。但从他对早期工业化的比较研究看来，至少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彭慕兰在书中，把早期工业化叫做“原始工业化”，他的定义是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的手工制造业。比较的结果1750年欧亚大陆许多地区，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存在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1750年长江下游人均生产的棉布，与1800年英国一样多[3—p15]。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他对题目“大分流”，作了解释，说明他写此书的目的，是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寻找一个时间节点，两者何时分道扬镳，一个走向落后，一个走向先进。结论是，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大分流”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大分流”的现象。

    这种观点，与先前流行的论断——明代以后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大相径庭。

    其实在彭慕兰之前，西方学者早就发表过类似的论点。历史学家弗兰克指出，年的世界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欧洲都谈不上称霸。“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167]。经济学家麦迪森更加言之凿凿，甚至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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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的数据。他说，在欧洲工业革命完成以前，中国和欧洲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1700年，中国和欧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3、23;1820年则分别为33、26。年间gdp增长率，中国为0的。

    首先，江南丝绸业市镇及其四乡，从明中叶以来，逐渐把养蚕缫丝以及丝织业作为主业，作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明中叶谢肇淛在《西吴枝乘》中说，蚕桑之事“湖人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5]。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沈廷瑞《东畲杂记》关于濮院镇四乡农家的经营方式，有这样的描述:“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西头，谓石、桐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6]。可见，以出产“濮绸”闻名的濮院镇，四乡农家的经营重心已由农业转移到蚕桑丝织业，也就是说，从农业转移到工业，而把农田耕作看作副业，因忙于工业而无暇顾及，不得不雇佣邻近的石门、桐乡农民来种“跨脚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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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主业与副业倒置的现象，截然不同于传统农村，农民不再把农业作为主业，而把工业作为主业，是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在丝绸业中心盛泽镇同样存在。根据实地调查，“盛泽的纺绸业，也是农村副业的一种不过盛泽纺绸业之为农村副业，和普通的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普通所谓副业，如其名所示，是从属于农业的一种农暇时的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还是以农业为主。而盛泽的情形恰恰相反，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分都是自耕农，可是对于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果兴盛，他们竟至于让土地去荒芜”[7—p187]。盛泽镇的丝绸业兴盛于明末清初，因此这种现象至迟在清代中叶已经形成，也正是这种现象，才支撑盛泽镇的丝绸业中心地位历经几百年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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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八章 营生手段
    当然，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其他资料也证明了这一变革，例如:

    ——“初，盛泽纺绸，乃是农家副业，无所谓工厂，农家织绸，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经济之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

    “盛泽所有丝绸产品全为农村工业盛泽四乡农民，重织轻耕”。

    你看，这两则资料明白无误地显示，畅销于海内外的盛泽丝绸，并非工厂生产的，而是农民家庭生产的，而且明确指出，这就是“农村工业”。

    由于农村工业的发达，农民对农业十分漠视，所谓“重织轻耕”，就是重视工业，轻视农业。

    看到历史上的这种情景，令人联想到年代“苏南模式”之下，苏南农民大多进入乡镇务工，农田雇佣外地农民耕种的那一幕。两者之间相隔几百年，却何其相似乃尔!

    其次，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同样是乡村手工业的早期工业化，中国江南的丝绸业的工艺水平领先于欧洲。

    据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的研究，16世纪下半期由菲律宾输入美洲的中国丝绸，由于价廉物美，十分畅销，而使西班牙丝绸业在竞争中落败，在美洲市场上几乎绝迹。

    由马尼拉大帆船运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贩卖于西属美洲的中国丝绸的利润，最高可达成本的十倍。

    中国丝绸不仅是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阿卡普尔科西班牙商人的利润来源，而且也是墨西哥一大批丝织工人的“主要谋生之道”。

    据汪敬虞的研究，年的155年中，中国生丝的出口量，从微不足道的8担，上升到9年代中期起，每年的出口量经常在5万担以上;90年代初，中国生丝出口量突破10万担。

    原因就在于，中国江南生产的生丝工艺精良。

    他指出:“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曾经居于领先地位，这是举世公认的”。

    而这些生丝，主要来自江南的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如南浔镇、震泽镇等地，在国际市场上称为“湖丝”或“辑里丝”。

    “湖丝”、“辑里丝”以及用它们织成的丝绸，以其工艺精良，畅销全世界，通过“丝一银”对流，大量白银货币流入中国。

    据全汉升的研究，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计4亿西元，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一点，流入中国。

    国际市场的巨额需求，刺激了江南丝绸业市镇的早期工业化进一步发展。

    全汉升《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说得好:“中国丝绸工业具有长期的发展历史，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量比较丰富，所以中国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售，连原来独霸该地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大受威胁。

    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就中国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来说，显然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

    中国蚕丝生产普遍于各地，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区域最为重要海外市场对中国丝绸需求量非常大，因而刺激这个地区蚕丝生产事业的发展，使人民就业机会与货币所得大量增加，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再次，棉布业市镇也是如此。从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镇起步的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使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一方面，棉花种植超过了传统的稻米种植，即所谓棉作压倒稻作。

    明末清初太仓人吴伟业《木棉吟序》说:“嘉定、太仓、上海境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

    康熙《嘉定县志》卷一风俗说，嘉定一带甚至达到了“棉九稻一”，乃至专种棉花不种稻米的程度。

    另一方面，棉花种植以及对棉花的深加工——纺纱织布，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成为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万历《上海县志》卷一风俗说:“其衣食全赖此”。

    也就是说，原先的副业一变而为主业，与丝绸业市镇一样，工业成为主业，农业成为副业。

    无怪乎美国学者黄宗智要把这种变革称为“棉花革命”。

    松江因而成为全国的优质棉布生产中心，号称“衣被天下”。

    包括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说:“俗务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皆天下第一要之，吾乡所出，皆出于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棉纺织品都是农家手工织机上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乡村工业的产品。

    而纺纱织布业带动了市镇的染布业、踹布业，更加具有乡村工业的特色。

    纺纱织布的收入，明显超过种植业。

    乾隆时上海县人褚华在《木棉谱》中说，“以一手摇轮，一手拽棉条而成一缕，小儿女用以消夜而已”，如果纺纱出卖，“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

    未成年的女孩，每天纺纱，即可“糊口”。

    如果织布，收入更高，像是咸丰《紫堤村志》说:“贫民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有余”。

    这与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彭慕兰说:“戴维-莱文对英格兰农村纺织业的研究说明一个农村纺织工人的收入不能养活一个家庭”。

    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棉布业市镇生产的棉布，是仅次于丝绸的出口品，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

    以嘉定、宝山一带生产的“紫花布”，做成长裤，流行于19世纪法国市民中间。

    并且在雨果的小说中有所反映，被称为“themodemlibrary。

    这种紫花布裤子，也是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如今还作为文物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

    可见当时江南市镇出口的棉布品质是上乘的，年代的西方人称它“在色泽上和质地上仍然优于英国制品”。

    它价廉物美，英国东印度公司收购中国棉布，每匹价格不过白银34两，英国棉布根本无法与之竞争。

    从年代起，英国商人就企图开辟英国乡村生产的棉布在中国的市场，然而都卖不出去，原因是价格大大高于中国棉布，又不合中国服式之用。

    这就表明，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欧洲国家和中国一样处在手工业阶段，或者说是早期工业化阶段，中国江南市镇劳动密集型的手工棉纺织业，以其工艺的精良，使得欧洲国家的手工棉纺织业相形见绌。

    还有就是“早期工业化”与全球化贸易。

    在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使人们看到了初露端倪的“外向型”经济。

    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的果阿、里斯本航线，长崎航线，马尼拉航线，把生丝、丝绸、棉布、瓷器等中国商品运往各国。

    西班牙人的“马尼拉大帆船”则把从福建月港等地运来的中国商品，销到美洲墨西哥、秘鲁、巴拿马、智利。

    后起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商品卷入规模更大的全球化贸易之中。

    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是汉唐时代的陆上丝绸之路，或宋元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所无法比拟的。

    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16世纪“各种协力促成的运动”是西班牙前往美洲。

    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

    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

    他认为，这种远程贸易对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起到巨大。

    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在1638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后，同荷兰商人一样，甚至比荷兰商人更加有效地参加日本列岛的丝绸与白银的贸易;他们在马尼拉接收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运来的白银;中国始终派人出外经商，中国的工匠、商人和货物深入到南洋群岛每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