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因此一本有关马尼拉大帆船的专著说:“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

    “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地谈及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

    这种盛况与江南市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出口的生丝、丝绸主要来源于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

    正如全汉升所说:“中国国内蚕丝遍布于各地，而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重要”。

    全汉升所说的生丝与丝绸的出口，“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重要”，指的就是江南丝绸业市镇集中的地区。

    这些市镇及其四乡以出产优质生丝与丝绸而闻名于世，被称为“湖丝”——湖州及太湖周边出产的生丝的通称，它的著名品牌——“辑里丝”就是南浔镇辑里村为中心的地区生产的湖丝品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例如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一份奏折中说:“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运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余万斤至三十二三万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物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转售外夷，载运回国”。

    这就清楚的表明，在清朝官方指定的唯一贸易口岸广州，出口商品以丝货为主，而这些丝货大多是来自太湖流域的湖丝与绸缎，每年的交易额在白银数十万两至百余万两上下，决不是一个小数字。

    太湖流域湖丝与丝绸的出口欧洲，从年代起，有了历年的统计数字。

    而据统计，年的155年中，每年的出口量，从8担上升到9920担;从年代中期起，每年出口量常在5万担以上。

    到90年代初，出口量第一次突破10万担;年代，出口量曾达到19万担的高峰;年的85年中，仍然保持年增长率35%的上升势头，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到后来五口通商以后，湖丝不再辗转至广州出口，而是就近在上海出口，刺激了出口数量的猛增。

    湖丝集散地南浔镇的丝商到上海经营出口贸易者日渐增多，成为上海丝业巨头，例如陈煦元，“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能通译西语，而出以笃诚，中西丝商倚为长城”。

    资料表明，进入年代，出现了湖丝的全盛时期，1890年以后的几年中，年输出量达10万担上下。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谈到辑里丝深受西人欢迎，外销日趋增加的走势时说:“大约自1870年左右而后，至1920年后止，为时五十年，丝业贸易兴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成湖州蚕桑事业之全盛时期”。

    周德华《吴江丝绸志》也说，上海开埠后，上海成为主要辑里丝出口市场，而辑里丝主要来自湖州的南浔镇与吴江的震泽镇。

    光绪六年仅震泽镇一地出口的辑里丝就达5400余担，占了全国生丝出口总量的十五分之一。

    从上面简要的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江南丝绸业市镇在全球化贸易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棉布业市镇的棉布出口也是如此。

    同时早在晚明时期，中国棉布已经畅销海外，16世纪后期有了记载。

    17世纪初，被称为cangas的中国棉布，由澳门向望加锡和交趾支那出口。

    与此同时，中国棉布由澳门运往日本长崎。

    18世纪初，中国棉布运往俄国，称为kitmka的中国棉布在对俄出口商品中占据首位。

    年代，中国棉布首次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销英国，以后几乎遍及欧洲国家及北美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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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九章 林林总总
    不言而喻，这种畅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来自江南市镇。

    因此严中平指出，大量江南棉布进入海外远程贸易，甚至世纪间远销英国等海外市场。

    而全汉升则说得更加明确:“早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购运‘南京棉布’。

    南京为清代江苏省治，两江总督驻在那里，可以说是江苏的代表，故外人称江苏出产的棉布为南京棉布。

    可在鸦片战争后不久，一个在上海附近考察的英国植物学者说:‘在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名曰南京棉花，用它纺织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布’”。

    全氏征引h，实际上就是南京这个地名的英译。

    它充分表明，远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是江苏生产的。

    当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既然“南京棉布”的定义是“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纺织成的棉布，那么与其叫做南京棉布，不如叫做上海棉布，或松江棉布，更为确切。事实上明清两代松江棉布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并且畅销于海内外，号称“衣被天下”是名副其实的。

    到了年的48年中，英国、法国、荷兰、瑞典、丹麦、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4400余万匹。

    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最多的一年是1819年，共达330万匹，价值170余万银圆。

    年的17年中，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1900余万匹，平均每年110余万匹，价值达78万银圆左右。

    而年的25年中，美国商船从广州购买“南京棉布”330余万匹，平均每年120余万匹。

    美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大部分运回本国，小部分运往欧洲、西印度群岛、南美洲、马尼拉及夏威夷等地。

    在美国机械化棉纺织业大规模发展之前，那里的消费者也是“南京棉布”的好主顾。

    中国的这种全球化贸易，使大量生丝、丝绸、棉布流向各国，由于海外各国始终处在结构性贸易逆差之中，导致白银货币源源不断流入中国。

    据弗兰克研究，美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分别生产了0吨白银，各有0吨运到欧洲，两个世纪合计81000吨。

    在欧洲获得的白银中，大约一半又转手到亚洲，其中世纪为26000吨。

    这些白银最终主要流入中国。

    另外，有0吨，甚至高达25000吨白银是从美洲直接通过太平洋运到亚洲，而这些白银的大多数也最终流入中国。

    此外，日本至少生产了9000吨白银，也被中国吸收。

    因此，在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通过马尼拉获得10000吨甚至更多的白银。

    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

    也许人们对这些数据有所怀疑，但是要说明的是，在没有新的数据出来取代它以前，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这无论如何是中国早期工业化和全球化贸易所创造的一个奇迹。

    除了这些以外，就是江南市镇的内部变革了，像是雇佣工人群体、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

    所以从上述中，我们已经可以察觉到，早期化给江南市镇带来了有别于传统的变革。

    这种变革从内部来看，主要表现在雇佣工人群体、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

    江南市镇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工商业中心，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市镇上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

    乾隆《吴江县志》卷下风俗，谈及绫绸业的发展时，回顾道:明代成化、弘治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

    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

    盛泽镇上机坊老板雇佣的“佣织”，有机工、曳花等，人数多达几千人。

    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称:“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人，汇集东庙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

    除了受雇于机坊的机工、曳花数千人，还有加工丝绸的炼坊、染坊、踹坊的工人，人数有多少呢

    据沈云《盛湖杂录》说，清末时“凡炼绸之坊十余，染坊三十余，踹轴等坊亦如之，业此者近千人”。

    盛泽镇鼎盛时期拥有人家万户，其中机工、曳花有数千人，炼坊、染坊、踹坊等的雇佣工人又有近千人，几乎可以说至少有一半人家以此为生，盛泽镇有一个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是毋庸置疑的。

    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构成了劳动力市场。

    盛泽镇附近的黄溪市，丝织机坊“雇人织挽”，闲时解雇，忙时雇佣，因此有了如同其他商品市场一样的劳动力市场。

    等待雇佣的工人，每天清晨聚集于固定的地点——长春桥、泰安桥的桥堍，等待雇主召唤。

    道光《黄溪志》卷一风俗说:“以待人雇织，名目‘走桥’，又曰‘找做’”。

    这些等待雇佣的工人都有一技之长，在丝绸生意兴隆时，老板为了笼络工人，往往百般迁就:“每逢节候，肴馔必更丰焉”，工人“或食无兼味，辄去而他适”。

    一到生意清淡季节，老板便辞退工人，这些工人因“无人雇织”，往往沦为乞丐，“沿途求乞以为常”。

    这些工人显然是早期的无产者，而那些雇主则是早期的资产者。

    另一个丝绸生产与交易中心濮院镇的情况也是如此。

    每天都有大批工人聚集在劳动力市场——太平桥头的太平巷，等待雇佣。

    这些人都有一技之长，嘉庆《濮院琐志》卷一机杼说，这些工人或“人兼数事”，或“专习一业”，“衣于是，食于是，尽其力而终身”，是终身的雇佣工人。

    关于劳动力市场，该书写道:“织工、曳工或遇无主，每早各向通衢分立，织工立于左，曳工立于右。来雇者一目了然，谓之‘巷上’”。

    嘉庆《濮川所闻记》卷二坊巷夜写道:“太平巷，本福善寺，西出正道。阖镇织工、曳工，每晨集此以待雇”。

    棉布业市镇也有数量可观的雇佣工人群体。

    与朱泾镇齐名的枫泾镇就是一个典型，光绪《枫泾小志》卷十拾遗引吴遇坤《天咫录》:“康熙中，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染坊、踹坊雇佣的染匠、砑匠数量巨大，以致“往来成群”，经常与镇民发生冲突。

    康熙二十二年终于酿成一桩大案。

    该书写道:“扰害闾里，民受其累，积愤不可遏，纠众敛巨资，闭里门、水栅，设计愤杀数百人后死者家属数百人，各以白布缚首，持械复仇”。

    你看，被镇民“设计愤杀”的染匠、砑匠竟有数百人之多，家属数百人上街复仇，可见枫泾镇雇佣工人群体决不是一个小数目，光死者就有数百人，可以推测全部雇佣工人必定是它的数倍，可能有几千人也未可知。

    江南市镇作为一个工商业中心，其人口结构不同于乡村，号称“工贾杂处”，即以工商业为主，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杂处之地。

    在市镇上，最有势力的是那些牙行——花行、布行、丝行、绸行、米行等，以及仰食于牙行的领投业，脚行脚夫，还有从事打行、白赖的市井流氓。

    其次就是沿着大街小巷开设的数以百计的各行各业的店铺，他们与牙行一起形成由老板与伙计组成的商人群体，即所谓坐贾。

    此外还有行商，即从全国各地来此贩买丝绸、棉布、粮食等商品的客商，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商帮与会馆聚集起来的商人群体。

    再次是各种作坊——机坊、炼坊、染坊、踹坊以及其他手工业作坊，由作坊主与雇工构成的工人群体。

    当然也有聚居于此的士大夫，以及市镇周边的亦工亦农的农业人口。

    市镇人口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

    例如濮院镇，几乎全镇居民都从事丝织业，工商业人口占有绝对优势。

    乾隆时人杨树本在《濮院琐志》卷一机杼中说:“他邑之织多散居，濮院之织聚一镇，比户织作”。

    所谓“比户织作”，就是家家户户都在从事丝织业。

    这可以从沈廷瑞《东畲杂记》得到印证:“机户自镇及乡，北至陡门，东至泰石桥，南至清泰桥，西至永新巷，皆务于织”。

    你看，全镇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在从事丝织业，务工人数之多，可想而知。

    至于商业，镇上牙行有绸行、丝行、桑叶行、菸叶行、六陈行、麻皮行等。

    还有各种商店，据民国时期的统计，洋广杂货2家，水果行2家，米行2家，黄麻号2家，酱园1家，茧厂1家，小米店7家，茶馆15家，酒店6家，川酱店3家，饭店8家，铁店3家，糖果店3家，以及棺材店、旅馆、腌腊店等，从业人员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

    如果加上加工丝绸的炼坊、染坊、踹坊，按《濮川所闻记》所说“每坊佣者数十人”的标准来推算，雇工人数不是一个小数目。

    盛泽镇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

    前面已经提及，盛泽镇上受雇于机坊、炼坊、染坊、踹坊的工人达到几千人之多。

    这是工业人口，那么商业人口有多少呢商业人口业也不在少数。

    据1946年的统计，全镇商店五六百家，他们是棉布业25家，南北货业21家，丝商业62家，新药商业12家，酒酱商业34家，米粮商业44家，绸布新衣商业10家，百货商业15家，鲜肉商业20家，腌腊商业18家，面饭菜馆商业38家，国药商业13家，旅馆商业15家，茶叶商业7家，桐油瓷席商业16家，烟纸蜡烛商业51家，绸商业89家，绸领业68家，肥料商业21家等。

    这五六百家商业字号的店主与伙计加在一起，说它数以千计，肯定不是夸张。

    因此，工商业人口在全镇总人口中占据大多数，是不成的。

    由于明清的地方志缺少关于人口统计数字，尤其是关于人口的职业分布的统计数字，难以量化分析。

    嘉庆《珠里小志》似乎是个例外，在它的卷二户口一栏，有朱家角镇人口分类统计，除了户数、口数以外，把人口分成:男口、女口、幼童口、幼女口、店伙口、雇工口、奴仆口、婢女口、僧口、道士口、女尼口等。

    其中店伙口267，雇工口99，是最值得注意的，表明在这个镇上，工商业人口中最底层的人数有36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