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如嘉泰初年扬州城有3637户;宝庆三年徽州城有3887户。

    二是一般性镇和部分规模较大的草市，居民多在数百户左右，相当于小型县级城市。

    如池州的雁汊镇和绍兴府山阴县的项里市，均有200多户;饶州余干县的古步市，“有墟市数百家”;临江军吉水县的樟树镇，“绾西江东广之会，户口蕃”;湖州乌程县的南浔镇，“市井繁阜，商贾辐凑”;镇江府丹徒县的吕城镇和常州武进县的奔牛镇，仅“脚船、脚夫平生靠运米以谋食者”，“数逾百家”;平江府吴县的许市，“居人极多”;吴江县的合路市，“居人繁夥”。

    当然，一般情况下，若是镇的工商业衰落，居民减到百户以下，就会被罢撤。

    像是隆兴府进贤县土坊镇到南宋中期“居民不满数十，商旅稀少”，地方官便奏请朝廷予以废罢。

    而一些草市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就会正式升为镇。

    如南宋后期颇为有名的南浔镇和上海镇都是由草市发展而来的;平江府昆山县的练祁市还进而成为嘉定县治所在。

    三是一般性草市，也就是居民多在数十户左右。

    如建康府的竹筱港和佘婆冈，居民分别为“二十余家”和“数十家”;镇江府丹阳县的丁桥市，“虽非井邑，而水可舟，陆可车，亦农工商贾一都会”。

    四是小型草市，居民多只有几户至十几户。

    如陆游在《剑南诗稿》中所提到的绍兴府镜湖流域的众多草市大多如此。

    就市镇居民的结构而言，按职业和身份的不同，大致有七类:一是官僚贵族。

    许多江南市镇以其发达的工商业和优裕的环境，吸引了不少达官贵人前来定居。

    如湖州的乌青镇，“宋南渡后，士大夫卜居其地”;庆元府的小溪镇，“绍兴中，北客多乐居之。

    还有魏文节公结圃墅，与大梁张武子为诗友，其他如安仪同、孙、王尚书相继卜筑”;宁国府的水阳镇，“宗室寓居者四十余人”。

    宰臣周必大和大理少卿王珏曾分别寓居于吉州永和镇和平江府横金市。

    二是一般士人，因为许多江南市镇都设有镇学、书院、蒙学、家塾等不同形式的学校，由此吸引了不少士人前来讲学和求学。

    如嘉兴府的澉浦镇、青龙镇、上海镇等均有镇学;饶州的景德镇有长芗书院;信州贵店有桂氏私立的书院;饶州余干县金步市市民万廿四延师“聚小童读书”;绍兴府镜湖流域的草市镇大多设有小学、冬学、村学等。

    三是工商从业人员，这是因为市镇作为新兴的经济中心，自然会聚了大量工商业人口。

    这些工商业人口，有的是资本雄厚的大商，如嘉兴府魏塘镇上的一个巨商一次就收购漆3000斤、蜡5000斤，运往楚州销售;平江府直塘市的米商张五三，“仓廪帑库所贮钱米万计”。

    有的是一般的商人，如平江人江仲谋在梅里镇开设药铺，生活温裕。

    当然，有的是富裕的手工业作坊主，如建康府白土市和池州池阳市分别有颇具规模的织布机户和造纸作坊;嘉兴府濮院市的濮氏开设的丝织作坊，“轻纨纤素，日工万元”。

    有的是充当商品交易中介的牙商和驵侩，如饶州景德镇所产的瓷器，“交易之际，牙侩主之”;同州乐平县的九墩市，有“大侩程氏”;南康军一带市镇的粮食交易，“必经由牙人方敢粜”。

    有的是从事抵押业和高利贷的豪户，如平江府直塘市的张三八，从事“典质金帛”;衢州峡口市的祝大郎开设有“质库”。

    当然，更多的是小商小贩和普通手工业者。

    如饶州石头镇的汪三常和陈二以杀牛售肉为主，龚三以卖蒸芋为生;袁州泸萧市的郭氏以制银器为生;临安府浙江市有许多以卖冻鱼、卖鱼饭菜为业的小摊贩。

    四是豪强地主，因为两宋时期，许多拥有大量田地的地主在城镇居住，时人谓之“遥佃户”。

    江南市镇也有不少此类居民。如寓居平江横金市的王德全，“有田数百亩”;居住于湖州南浔镇的华文胜，田地众多，家财富足，曾先后向镇上的报国寺布施4000多贯。

    这些地主往往也参与工商业活动。

    如前文提到的平江府直塘市的张五三和衢州峡口市祝大郎都是由地主进而成为富商的。

    五是伎艺之人，一些规模较大的江南市镇往往有许多文化娱乐场所，集中了不少从事演艺的人员。

    如临安城郊各市镇共有20座颇具规模的“瓦子”;兼跨湖州和嘉兴府的乌青镇也有北瓦子、南瓦子、太平楼等多处娱乐场所和街区。

    六是佣工和无业市民。这类人口在市镇居民中占了相当的比重。当时，江南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史称:“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土狭人稠，田无不耕”。

    加上豪族势家大肆兼并土地，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或沦为佃农，或“转客于市，佣力以食”。

    其中有不少人涌入市镇，有的做苦力，如前文提到的镇江府的吕城镇和常州的奔牛镇，船夫、脚夫之类有上百家;有的充当豪商大贾和富工的临时雇工，如鄱阳县农民黄一“受庸于盐商，为操舟往淮南”。

    有的盘桓于街头巷尾，成为无业游民。

    七是农民。南宋江南地区的许多市镇除了镇中心的市区外，往往还包括镇郊的农村地带。

    如嘉兴府的澉浦镇镇郊就有惠商、石帆、秦山等村落。这些乡村的农民也是构成市镇居民的一部分。

    他们有的从事粮食生产，有的从事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其他副业。如镇江府丹徒县大港镇的孙泳、孙沂兄弟，“竭力灌园，园之果蔬畅茂，他植者莫及，负贩者争趋之”;温州瑞安县三港镇的周淳中，“买废山，躬执锄镰，烧地种木”;饶州鄱阳县阳步市的吴六，受雇于菜园家作“园丁”。

    在上述各类市镇居民中，官僚贵族、大商富工、豪强地主构成了上层社会;一般士人、普通商贩和部分富农构成了中层社会;而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佣工、伎艺之人及贫穷农民和无业市民则处于下层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工商业兴盛和人口流动的频繁，在许多江南市镇的居民中，外来人口往往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临江军的清江镇，“五方俊民闻陶朱公之风而兴者前后辐凑至，往往能有所立。故镇人每由客寓而老子长孙其间，土著盖无几”。

    嘉兴府澉浦镇，“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实际上也反映了该镇人口流动的频繁和外来人口的增加。

    至于市镇的社区布局及其管理的话，因为社区布局及其管理是反映市镇社会形态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像是在南宋江南市镇中，镇级中心地一般都有着较为明确的地域范围和相对完整的社区布局。

    特别是那些工商业繁荣的巨镇和大型草市，已初步形成像州县城市那样的市区与郊区。

    在市区内，人口密集，街市纵横，坊巷棋布;在郊区，则有附属市场和村落。以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华亭县的青龙镇和上海镇为例:

    澉浦镇是南宋著名的港口市镇。

    据常棠《绍定澉水志》记载，该镇东西12里，南北5里，面积约60平方里。

    镇中心横亘一条大街，分布着镇市、东市和西市三个市场和阜民坊、广福坊、张家弄、张搭弄、塘门弄、海盐弄、马官人弄、义井巷等居民区，由此构成镇的市区。

    在市区周围，分布着石帆、秦山、惠商等村落和金家桥、孙老桥、龙眼潭、白塔潭等通商港湾，以及东浦、鲍郎等盐场。

    镇西南有永安湖，景色宜人，号“小西湖”，是市民休闲、游览之处。

    镇东沿海有水军寨，统兵卒百人，负责海防。

    镇上有学校，有监镇官廨、盐场官廨、巡检廨等官署和税场、酒库、市泊场、竹木抽解场、铁布军需场等场务，其中一些官廨规制宏恢。

    如绍定三年重修的监镇官廨，有厅、有廊、有阁、有舍、有亭、有园，“堂宇峻耸，，房室得宜”。

    全镇还有禅悦教院、悟空寺、广惠禅院、东岳行祠、张帝庙等10多处寺庙观祠。正如时人所说:“澉浦为镇，人物繁阜，不啻汉一大县。”

    像是青龙镇在北宋中后期已是著名的市镇，进入南宋后更显繁华，镇区规模不断扩大，街坊布局日趋完整。

    顾清的《正德松江府志》卷9《镇市志》谓该镇“有治、有学、有库、有仓、有茶场、酒坊、水陆巡司。镇市有坊三十六，桥三十，桥之有亭宇者三，有二浮图，南北相望。”

    而且里面的市区分为36坊，这已远远超过了同期一般县级城市的规模。

    到了南宋后期，迪功郎应熙在《青龙赋》一文中曾对该镇市区的布局和繁华景象作过一番生动的描述，其中略云:“粤有巨镇，其名青龙。控江而淮浙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阛阓繁华，触目而无穷春色。宝塔悬螭，亭桥架霓。台殿光如蓬府，园林宛若桃溪。俪梵宫于南北，丽琳宇于东西。绮罗簇三岛神仙，香车争逐;冠盖盛五陵才子，玉勒频嘶。龙舟为海内之盛，佛阁为天下之雄。腾蛟踞虎，岳祠显七十二司之灵神;阙里观书，镇学列三千余名之学士。龙江楼，四宜楼，随目寓以得胜;胜果寺，园通寺，遣俗虑以忘忧。风帆乍泊，酒旗频招，醉豪商于紫陌，殢美女于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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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五十三章 丰富多彩
    就像前面说的，青龙镇在北宋中后期已是著名的市镇，进入南宋后更显繁华，镇区规模不断扩大，街坊布局日趋完整。

    像是顾清的《正德松江府志》卷9《镇市志》谓该镇“有治、有学、有库、有仓、有茶场、酒坊、水陆巡司。镇市有坊三十六，桥三十，桥之有亭宇者三，有二浮图，南北相望。”

    也就是市区里面分为36坊，这已远远超过了同期一般县级城市的规模。

    到了南宋后期，迪功郎应熙在《青龙赋》一文中曾对该镇市区的布局和繁华景象作过一番生动的描述，其中略云:“粤有巨镇，其名青龙。控江而淮浙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阛阓繁华，触目而无穷春色。宝塔悬螭，亭桥架霓。台殿光如蓬府，园林宛若桃溪。俪梵宫于南北，丽琳宇于东西。绮罗簇三岛神仙，香车争逐;冠盖盛五陵才子，玉勒频嘶。龙舟为海内之盛，佛阁为天下之雄。腾蛟踞虎，岳祠显七十二司之灵神;阙里观书，镇学列三千余名之学士。龙江楼，四宜楼，随目寓以得胜;胜果寺，园通寺，遣俗虑以忘忧。风帆乍泊，酒旗频招，醉豪商于紫陌，殢美女于红桥。“从中不难想见当时青龙镇的繁荣景象。

    所以上海镇是南宋后期迅速崛起的。

    史称该镇“襟海带江，舟车辏集”，市区“有市舶，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

    时人董楷在《受福亭记》一文中谈到该镇市区建设的情况时说:“自舶司右趋北建拱辰坊，尽拱辰坊剏益庆桥，桥南凿井筑亭，名曰受福。

    亭前旷土，悉绣以砖为，一市阛阓之所;其东旧有桥，已圯，巨涛侵啮且迫，建桥对峙，曰回澜桥;又北为上海酒库，建福会坊;迤西为文昌宫，建文昌坊。文昌本涂泥，概施新甃;尽文昌坊又北，建致民坊;尽致民坊，市民议徙神祠为改建桥，曰福谦。”

    显然，受福亭一带是上海镇的商业中心，附近坊巷棋布，错落有致，且街市道路都已铺砌砖石，十分整齐。

    同时需要说明，在江南其他地区一些大型市镇的社会布局也基本相似。

    如湖州和嘉兴府的乌青镇，“市逵纵横”;吉州的永和镇，“辟坊巷六街三市”;平江府的平望镇，“邸肆间列”;湖州的南浔镇，“市井繁阜”，分为七巷;新市镇，“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饶州的石门市，“市井甚盛”;镇江府的新丰市，“居民市肆颇盛”;临江军的肖家峡市，“栋宇相鲜，若台若亭”等。

    因此在宋代，只有州府级城市实行厢坊两级管理体制，即将城区划分为若干个街区和坊巷设立厢，派遣官员进行管理。

    而县级城市和市镇的话，一般只允许设置坊巷和市。

    不过到了南宋的时候，随市镇规模的扩大和社区布局的日趋复杂，江南地区的一些市镇开始仿效州府城市，私自设立厢级机构。

    如南宋中期，太平州的黄池镇，“商贾辐辏，市井繁盛。俗谚有云:‘太平州不如芜湖;芜湖不如黄池’”。为了处理日趋繁忙的事务，当地监镇官“乃擅行剏四厢”。

    当然，本来，宋廷一般在市镇设立监镇官，有些由县尉或巡检兼管。

    这里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所谓的监镇官的话，主要负责商税、酒税的征收，兼领烟火公事，“其余婚田词诉并不得受理，辄增置牢狱者重置典宪”，其权力十分有限。

    但这只是早期，因为由于市镇社会的复杂化和城市化，一些江南市镇监镇官的权力不断扩张。

    如绍兴十四年，湖州官员以该州管下乌墩、梅溪镇官“系在文武京官以上，及许断杖罪以下公事”，要求“人烟繁盛”的四安镇也依两镇例，“差京朝官，许断杖一百以下罪”，得到朝廷的同意。

    可见，这些监镇官已拥有一定的治安权和司法权，而这些权力原来都是由县级政府掌握的。

    江南的许多市镇先后设立官办学校，这些学校多由各镇自行管理。

    至于监镇官的级别，也呈不断提升之势。

    一些规模较大或较为重要的市镇的监镇官多由京朝官或相当级别的武臣充任。

    如青龙、乌青、澉浦、梅溪、临平等镇的监镇官都是已有一定资历的京官。

    而在任职年限上的话，也像县官一样实行三年一任制。

    如《绍定澉水志》记载了该镇绍兴二十一年以后共41任监镇官的任职情况，其中除了少数因丁忧、罢黜、病故等特殊情况外，其他都是三年一任。

    所以从户籍及相关的役法管理等方面来看，许多江南市镇已经采用州县城市的坊郭制。

    如州县城市的坊郭商人例有行役，所谓“行”是同业工商户组织，承担着向官府提供所需物资的责任。

    而一些江南市镇也有类似的行役。

    如临江军黄池镇“商贾所聚”，“州县官凡有需索，皆取办于一镇之内。

    诸般百物，皆有行名，人户之挂名籍，终其身以至子孙，无由得脱”。

    又如嘉定二年莫光朝所撰的《青镇徙役之碑》谈到湖州的四安、新市等镇在差役方面早已实行坊郭法，邻近的青墩镇居民也要求获得相同待遇，终获批准。

    因此这些都表明，到南宋中后期，相当部分江南市镇的居民已从乡村户籍中分离出来，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户的范围。

    至于当时市镇的社会生活与风气的话，怎么说呢，因为居民的社会生活是市镇社会形态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