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祚高门

    尤其在战乱地区，那些各自拥有着不菲战斗力的乡宗豪强们在这方面简直就没有竞争者，他们各自控制着大量的山林农田。寻常小民对此根本不会有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还要求庇于这些豪强才能保证人身的安全，也全靠这些豪强的组织保护才能进行生产。

    比如河东薛氏，便是汾阴地面上最大的地主，其名下土地简直较之有着江东豪首之称的吴兴沈氏所占据的耕地还要多。当然这与道德无关，乃是特殊背景下所形成的特殊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有效的生产而存活。

    归耕令在这方面的要求是，只要三年以内无有垦植记录的田亩俱都收归国有，这主要是针对淮水以南的治土，类似洛阳并黄河沿岸的土地，统共收复也不过数年出头。

    这项规令等于是一刀切，将大量乡野之中开垦能力之外的土地俱都收集整理起来，各地官府有了这些土地在手，各项政令实施起来才有了立足的基石。

    政令虽然态度强硬，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骚乱波澜，一方面是因为江南至今仍然存在开发不足的问题，除了一些特别发达的地域外，仍然存在大量的荒土，另一方面则就是江北生产秩序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同样存在着大量的撂荒土地。

    所以在土地问题上，除了一些特别的地区如广陵襄阳这种大量流民聚集所在之外，并不存在一些大一统王朝中后期往往会出现的兼并严重的问题。

    这一时期，最严峻的问题还是在于生产力的不足。土地是足够的，但是劳力却有限，那些乡宗门户最敏感的也是各自荫户部曲。

    这个问题在短期内还并没有凸显的过于严重，且不说在淮南都督府时期便不遗余力的收复流民，单单中原大战打败石堪，便从河北邺城周边搜罗了百数万生民，一直到了如今才可以说是完全消化下来，俱都安排进了生产中，给河洛地区提供了旺盛的元气与活力。

    可是自此之后，人口问题就渐渐凸显出来。无论关中还是河北，这些存活于乱世的乡宗门户们危机意识要更加强烈，想要通过和缓手段从他们手中将人力抠出来几乎不可能。

    所以今次西征，沈哲子态度强硬其实也是一种借题发挥，既然常规手段不行，那么就暴力摧毁。对人口的掌握无关乎代价高低，是行台发展最重要的客观制约。

    哪怕是这些强硬手段有可能将一部分乡宗逼到敌对面，沈哲子也不打算就此让步，要保证行台在籍人口的持续增长。只有人口持续不断的增长，行台各种建设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换言之未来这些乡宗门户无论是要求政治声望还是个人前途，都有商榷余地。但唯独人口方面，谁敢越境都是一个死！

    哪怕会因此推迟整个北伐统一的进程，沈哲子也不允许在行台统治之下还存在那种荫庇占有大量人口的乡野势力。

    在行台会议上，沈哲子再次重申强调了这个问题，一众行台官员们也都感受到大将军在这方面的决心之坚定，表态奉行的同时，也都各自心内凛然，谨记告诫家人切勿逾越这一雷区。

    说到底，他们各自能在行台为官，摆在面前最辉煌的道路还是远大的政治前途，与之相比，热衷于私营部曲盘踞乡野才是一种没有志气的想法。

    上洛弘农等地的战后复建，基本不存在乡资问题。就连弘农杨氏这种旧望高门都被铁血铲除，那些乡宗势力纵然有什么不甘，也只能暂时忍耐下来。

    至于河东这种没有经历过刀兵蹂躏的地方，也并不会因此成为法外之地。虽然暂时不会强令那些荫户归籍，但河东军府的创建本身就是一个开始，通过军府将一部分私荫乡曲转变为在役甲士，将分散在那些乡宗之间的生民战斗力整合起来。

    在各项政令颁行方面，沈哲子有一项最大的优势就是时间充裕，凡事并不强求一步到位，争抢朝夕之功。

    无论是原来的淮南还是后来的徐州，包括眼下的河洛，其实在政令方面都不强求统一标准，而是各自都有着不小的差别。通过这种日积跬步的治理，渐渐达于一种政令统一的局面。强势外表之下，其实也是充满了因地制宜的施政弹性。

    比如这一次新收复的上洛弘农，以及稍后的关中，想要快速恢复秩序的建设，沈哲子就打算采用均田令，直接按籍授田。

    这也是他一开始就不打算与那些关中豪强谈和苟且的原因之一，只有将他们彻底打残打服，之后政令的推行才能少于掣肘。否则就算是大军贸然攻入三辅占据了关中，一旦如此推行起来，各方也肯定是动乱不断，那些豪强不可能容忍这种人地两失的政令实施。

    之所以要在关中推行这种此前没有实施过的政令，就是因为关中形势太复杂，杂胡太多，强求赶尽杀绝是下下之策，没有那个时间，代价也太大。

    毕竟关中汉胡杂居日久，就算是一味强杀，都缺少一个有效的甄别手段。胡人杀得太狠，汉人也会因此元气大伤。

    而且很有可能，关中的汉人可信程度未必就比胡人高多少。毕竟他们长期生长于这样的环境中，面对各种实际问题困境需要解决，那种血脉和法统的号召力与认同感已经变得极为脆弱。

    只有强迫从最根本的生产方式上改变他们，通过土地刺激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而土地反过来又会对他们施以捆绑与制约。

    关中本身地势便就相对闭塞，立足于此整合当地力量，才能有条不紊的一一拔除掉那些刺头，而不需要重兵长期驻守关中，严重拖慢整个北伐步调。

    当然，这些考虑是建立在目下的关中战事上王师在战斗力方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通过这种摧枯拉朽的威压，才能最大程度缩短一项政令的实施并成熟周期，同时快速有效扑灭境中各种反对势头。




1184 助胡治史
    均田令从很早开始便是淮南都督府一项土地政令的备案，此前之所以不颁行，也不是怯于乡宗势力的反扑，而是因为没有必要。

    因为此前的淮南都督府，本身便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和人丁，而且拥有着极为发达的商贸系统，屯田这种高度集中的生产方式对于资源的调动和控制要更加有效率，立足于此供养多达十数万的军队。

    至于在关中问题上旧事重提，就在于关中形势本就纷杂混乱，无论胡汉生民能够安于生产者不过十之一二，生产秩序几近无存。未来就算王师入主关中，如果不能将那些强梁武装拆分瓦解，即便一时臣服，也只是一个随时又会复发作乱的毒瘤。

    关中民情，乏于教化，勇于私斗，唯以田亩各付小民，使其衣食俱有仰仗，方可再论征发戈事。

    好勇斗狠，桀骜不驯，与其说是性情使然，不如说是一种迫于现实无奈的选择。所以沈哲子才要选择这种更加触及根本的方式，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进行重新分配。

    可是那些乡户乡势盘结年久，纵然怯于王师一时鼎盛伏低，可若只是单凭行台法度虚荣羁縻，也实在很难完全消除他们深植在怀的逆反之想。

    杜赫本就是关中大族出身，对于这些关中豪强们的心理了解要更加透彻。关中民风彪悍，而那些豪强们恃此乡情，无论汉赵又或石赵，虽然也都短暂统治过关中，但也并没有打破这种局面。

    就拿杜赫来说，他家就是因为见恶于汉赵刘氏，虽然家业被摧毁，但杜赫还是逃出来南投江表，如今俨然已成行台高官。

    虽然能如杜赫这种际遇者少之又少，但关中那些豪强士人们才力也都不容小觑。

    若是不能让他们完全折服，即便是剥夺一切的土地私曲等资本，他们也未必甘心就此俯首成为王道顺民，或者投入各方杂胡部族中，借兵借势的作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会选择这么做，也会令局势长久混乱，不能平复。

    乡士常怀幽怨，这也诚是一患。大军恫吓之余，各种教化事宜也都不可懈怠。

    讲到这里，沈哲子便望向同在席中的江虨，开口问道：思玄于此又有什么看法？

    江虨目下官居大将军府军祭酒并行台仪曹尚书，这也是目下行台官员得于重用的表现之一，台府共职。

    若是只有台职而无府职，则就表示其人虽然才具可用，但还远远称不上是大将军的亲信属员。而若只有府职却无台职，则就表示这个人虽然与大将军关系不浅，但在能力和资历方面却还有欠缺。

    当然这种标准都是上升到一定层面才会体现出来，对于寻常人而言，无论台事府事，只要能够得任一端便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江虨虽然挂职大将军府，但主要任务还是主管行台各种文宣教令，甚至其人所担任的仪曹连一些乡祀事务都在管理之内。譬如沈哲子早年吹捧抬举自家祖宗为武康山神，若是得不到仪曹的认可，便是乱礼淫祀，必须予以捣毁禁绝。

    换言之如果这是一个香火成圣的道法世界，你能不能封神做圣便要看江虨的脸色。

    关中士民豪强群立，若欲求于久治，也不可一概以论。德誉勇力悍众，所恃者各不相同，也该因此细作审辨，各作化解。

    对于这个问题，江虨也是思忖良久，此时得于陈词，当即便将诸多策略一一讲述起来。

    关中豪强诸多，其各自成分种类也不相同，譬如土生当地的豪强如京兆韦杜之类，外部涌入的强悍军头如此前被覆灭的太原郭氏，还有就是那些杂胡酋帅之类。

    对于这些目标，行台整体上的态度自然是军事上的猛烈打击，通过武力将各方压服。但是事后的消化与治理，便就需要有差别对待。

    江虨虽然是挂名的大将军府军师谋士，但是提出的策略与军事关系反而不大。他所擅长的主要还是文教宣传把控舆论，所以在这方面也都多有计划。

    关中久乱，士庶杂居，华夷同流，是以礼章无存，王道难昌。若想明于伦理秩序，泾渭分流势在必行。宜广选谱学时流，将关陇之内诸多华族旧户甄别列选，整编《关陇门第考，遍告域中华族宗户，彰其祖宗旧德事迹，因此有别犬戎丑类。

    跟随在大将军麾下年久，江虨对于这种发动人民群众自发区别分类排斥异己的手段已经非常熟练。挖掘那些关陇门户家声旧事，以唤醒他们血脉之中那一份已经渐有淡忘的荣耀，将华夷之别再次强调起来。

    至于那些杂胡夷狄之众，各自本就悖礼少文，更难以诗书经义教化。各自部族源流，虽然乏甚信史序列，但也多口耳蛮夷相传溯源。此类戎狄邪说，虽然只是荒诞，但于胡众之内也都都有信徒。因此宣布教化时，也不妨稍采这些蛮夷杂说，稍作经义附会，予其诗书礼法渊源

    沈哲子原本只是含笑倾听江虨的讲述，可是在听到这里的时候，脸色已是微微一变，抬手打断江虨的陈述，继而便垂首思忖片刻，而后才又说道：讲得详细一些。

    于是江虨便又将思路稍作整理，就此发散阐述。这一条针对那些杂胡的策略，大体就是整理那些杂胡部族们本身一些古迹传说，加以整理加工，埋入一些汉化精髓的理论，以此让那些杂胡们深信不疑。

    在座其他人听到江虨这一番陈述，大多还没有什么感触，只觉得这应该是一种虽然不会有大效果但却也不会坏事无伤大雅的策略。

    可是沈哲子对此却颇为重视，并且对于江虨居然能够想到这一节而深感欣慰，这意味着江虨最起码在宣教舆论方面的才能已经可以说是达到了国士级别。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这种叩问哲学根本的问题，看起来像是一种无病呻吟没有意义的呓语。但是一个人的所有观念意识都立足于此，人的所有行为及价值取舍都受此支配。

    譬如后世一个年轻人，哪怕没有经历历史上某些屈辱年代，但每当念及于此，仍然深感悲愤痛恨。因为他是发自肺腑的认同这个出身，认同这个民族，任何施加于这个民族之上的苦难，他都感同身受。

    江虨这一条策略，如果运用得宜，可以说是高等文明向低等文明入侵的更高一级的手段。杂胡素无信史，但也各有其部族来源的传说，并因此衍生出各种信仰崇拜。这些深入到观念中的认知，是很难通过暴力去摧毁的。

    暴虐如同羯国石虎并其他一些胡族政权，都要仰仗佛教这一外传蕃教来消弭整合这种观念上的冲突。

    而江虨所提出的这一方法，相对而言要更巧妙的多，并不是树立一套新的信仰学说，而是通过改变原本就存在的信仰对象来达成意图。

    为门第定考，助杂胡治史，针对关中问题，江虨所提出来的诸多策略大体可以归结为此。当然，助杂胡治史这一项还有待商榷，杂胡本就乏甚史传，落实在实际上，无非是承认他们当下所崇拜信仰的一些目标，然后再将这些目标加以汉化装扮，从而达到影响人观念的意图。

    这么讲还是有些笼统，后世某个时期，整个世界涌出一股所谓汉学风潮，诸多蜚声国际学术大家针对华夏历史展开诸多研究，并且著述颇多。

    当然不排除这些人出于对文明传承的景仰或是学术上的追求，但是一件事角度不同论证方法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就会大相径庭。而后世一些年轻人们在没有深厚学养基础和丰富社会阅历之前，接触到这些已经被加工涂抹的历史观点，就会无可避免出现认知偏差，认为事实本就如此。

    一个信史传承如此完整且丰富的民族，在面对这种涂抹扭曲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更何况那些本就乏甚治史传统的杂胡夷狄。

    江虨所提出这一条助杂胡治史，在沈哲子看来是一个非常高明打压那些杂胡上层精英的手段。表面上看来是通过一些鬼神祭祀，来加强这些胡虏部族凝聚力，实际上是通过这种信仰上的感召观念上的改变打破这些部族酋长在人身上对部众们所施加的绝对控制。

    虽然这一条策略短期内难收奇效，但若长久保持下去，效果绝对不会弱。而受此启发，沈哲子也确定了他之后在处理胡虏问题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无史则不为族。

    换言之，日后那些边野胡虏就算是想要归降行台，则必须要有一个确凿可追的渊源传承，才会被当作一个部族来对待。否则便只能当作杂胡流人，被打散安置。

    在夷狄之中也树立起一个正统与邪异的概念区别，给他们各自提供一个内斗的理由和动力，未来又可立足于此，建立起一个泛区域的朝贡体系。



1185 籍户激增
    江虨所陈述事项被整理成章后，沈哲子在这表章起始处用朱笔批特，在座其他行台官员们眼见这一幕，脸上闪过一丝异色，继而便开始沉思这件事更深层次的意义，以及当中与自己职事内或会产生的牵扯，俱都重视起来。

    这又关系到行台在处理各种事务时的一个规章，就是事务处理的先后次序以及用力大小。

    沈哲子主持行台以来，需要处理的事务不再只独限于军政又或者单独某一地，言之日理万机也不为过。虽然台府并立诸多属官配合分劳，但诸多事务千头万绪，也难做到事必躬亲，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北伐不过近半，他可不想劳累猝死。

    所以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他往往标识轻重缓急来做分类，缓常急特特督等几个类别，以表示对这些事务的不同关注力度。

    这其中表示最高关注力度的特督，除了表示此事他非常关注需要尽快处理之外，在处理过程中还要配备监察官员进行监督。

    原本这只是沈哲子自己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一个小技巧分类，可是行台本身便是以他为主，所以很快他这一点私人的标注批示便也成了整个行台行政的一个标准。大凡标注急特的事务，俱都要优先处理，人力物用方面都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集中。

    反之，缓常一类的事务则就不必过于急切，虽不至于完全搁置，但肯定也不会过分重视。换言之，力道要用在领导看得见的地方，领导都不怎么关注的事务，哪怕做的再好，效果也不大。

    对于这一现象，沈哲子也早有察觉，感慨之余也就由之任之，但也并没有将之当作一项规令以条文标识。有的时候，这种默契与潜规则反而更加有利于树立起上位者的权威。

    直至如今，各部曹官长所奏议事务能否得到朱批特示，已经成为衡量那些官长们尽职与否的标准之一。

    那些官长们若是长时间得不到特批，最起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才能有限，认不清楚轻重缓急，第二是德行有缺，得不到大将军的雅重亲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