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上,皇帝陛下也并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让群臣讨论出一个可得两全的方案,尽快付予前线谢艾去实施。
他对乞活军尊敬、同情是一方面,但讲到国法章制,则又是另一种逻辑,江北用事以来,一直在提防、打压军头势力的崛起,如今大势悉定,更不可开此恶例。如果李农仍要一味固执于此而不愿让步,那么无论乞活军对于边防有多大意义,这一股力量也只能放弃掉!
本来只是人情叙旧,讲着讲着话题便又转到了边防事务上去。等到话题顿住,皇帝才发现已经到了黄昏时分,索性留江虨于禁中用餐。
本来也是亲戚门户,熟不拘礼,皇帝又派人通知长秋殿的皇后,让皇后将江虨家眷也一同请入禁中,用餐完毕后可让其一家人同归宅邸。
殿外预备餐食,皇帝索性又将台内任事的杜赫、庾条、纪友等人一并召来,一群江东旧友于禁中再作小聚。
虽然氛围轻松愉悦,但话题却不能止于人情,在场众人可谓俱是朝内中坚,偶尔闲聊中便讲起职事中的困扰所在,集思广议,一些于国于民影响深远的政令便往往由此诞生。
这种皇帝与大臣其乐融融、轻松愉悦的氛围,其实很难一见,往往也只会出现在第一代的创业君臣之间,彼此旧情深厚,志趣趋一,自然便少于隔阂。而随着章制越来越完整,时代越来越发展,立朝宰辅往往都需要复杂的博弈才能上位,便很难再有这种轻松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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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 三省六部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尤其当中又涉及到改元创制这等国之大事,因是整个河洛之间欢庆氛围一直持续到了元月收尾,诸事才又复归正常的秩序之中。
在元月庆典之中,比较引人瞩目的一件事便是凉州张氏入洛归义。张氏累代继力,保全河西一脉,张骏嗣子张重华也得到台城中枢的关照重视,原西平郡公名爵得以保留,又被馨士馆礼聘学士,得到洛中时流礼奉追捧,更被台城秘书阁任为清贵,主持修编魏晋两朝国史。
当然,张重华一人得于礼遇,并不足扭转朝廷对于整个陇西、凉州的应对姿态,张骏庶长子张祚被朝廷定为逆流,在二月初更下征令,以陇右都督庾曼之为征讨主帅,并以镇武军两千精锐为前锋,陇右、关中王师集结五万大军,并讨凉州贼臣张祚!
凉州这一场区域战事,无论规模还是意义都远远比不上此前的北伐作战,所以讨逆之余,台省诸多章制建设也并未受此影响,仍是如常进行。
河洛中枢肇始于淮南都督府,成型于洛阳大将军行台。虽然在职权方面已经涵盖国务种种,但仍然不能免除霸府执政的诸多积弊,所以必须要经过一番自上而下的彻底整改,才能够由非常态的霸府机构而转变成为真正布政天下的中枢政府。
元月伊始,新年庆典上,皇帝陛下便昭告天下,核定职官九品十八阶,奠定中枢改制的基本思路。
洛阳霸府发轫承袭于江东中兴政权,这一点无论新朝如何否定前朝政治都无从抹杀。虽然此前便已经喊出一断前朝的口号,但落实在实际上,究竟如何各处前朝残余,世道时流也都翘首以望,甚至不乏人存着一种看笑话的心理。
口号喊起来简单,但事实做起来却艰难。
毕竟诸夏秩序传承至今,还没有哪一朝哪一代能够完全免除掉前朝的影响,哪怕后汉之后历经三国乱世这一大断代,前晋中朝仍然继承了相当一部分的后汉遗风,特别是在底层的秩序运行方面,对于后汉以来便颇具影响的豪族政治有加强而无削弱。
因是大梁新朝想要一断前朝,注定是一桩浩大工程。
官员核定品秩,这是从中朝便开始出现的一股政治潮流。
此前无论魏晋,俱都承袭两汉以来的秩禄,譬如两千石大员、四百石卑官,这其中一个鲜明的特色,便是官员的品级与俸禄直接挂钩,一目了然。
但是从后汉诸侯纷争开始,所谓的政权往往只是地方割据势力,本身并没有足够的集权集财能力,因此官员的俸给往往也都是有名而无实。所以便出现一股潮流,那就是任命官员的时候,往往只是虚名规定一个品秩,而不再直言俸给多寡。
这就造成了朝廷既有明秩两千石高官,又不乏明品而虚俸的加官。讲到根本,其实还是经济实力。譬如中朝一度滥封以至狗尾续貂,若真要明俸实发,则中朝一年财政所收,只怕都不足支撑满朝公卿的俸给。
但趋利性是人的本能,朝廷定品而不发俸,官员大权在握,肯定要寻找一个权力变现的途径,如此则就造成上上下下悖法成风。像是中朝名大一时的豪富石崇,后世人所共知其人所以发家就在于就任荆州刺史之际纵兵劫掠。
很多问题,不能形成章制定例,推及根本,往往是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大梁新朝核定官秩九品十八阶,官秩与俸禄直接挂钩,这在后世看来应该算是基本的操作,但在此世观来,则就是一种开辟之功。
为官员核定品级,发放俸禄,成为大梁能够一断前朝的伟迹之一。这说法看似可笑,但在此世真的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须知后世历史上,北魏制度创建中所作出的大贡献如均田制和三长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北魏朝廷发不起官员的俸禄。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在很长时间根本是一个喊不起的口号。这就在于中枢朝廷的集权能力严重不足,从而影响到中枢财政,所谓封官授爵,往往只是开出一个空头支票,具体收利多少便需要看官员具体能力如何。这样一种粗放的统治模式,吏治自然无从谈起。
如今的大梁朝廷,可谓是历数近代而无有之强势中枢,单单在控籍民便达到七百万户之巨,这还仅仅只是河南、江东、关陇等几地籍民,至于河北、蜀中等地都还没有进行系统化的入籍整编。
虽然较之中朝最盛时期仍有差距,但中枢与地方的行政能力与效率远非中朝可比,最起码一点是杜绝了地方豪强的上下遮蔽,这就使得洛阳中枢权势大涨,远非中朝可比。
如此一来,核定官品官秩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一点得以确定,又使得朝廷吏治有法可依,虽然未必人人清廉如水,但在反腐倡廉方面,有了更加简洁高效的操作方式。
中朝官制,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便是事权重叠、模糊与泛滥。普遍存在着一种一事多管、令出多门,而往往真正的要务又缺乏管制与监督。
这种现象的形成,也非一时积弊。魏晋俱为权臣霸府得国,而权臣存在本能就在于模糊事权、尽量的揽权专擅,事权的重叠与模糊,有利于他们将真正的权力攫取、篡夺到手中来。
即便不论魏晋,哪怕追溯到后汉时期,光武帝大陨石术中兴创汉,其人一生功业或是值得夸赞,但所留下的这一个东汉朝局,从一开始便是病在胎里,是建立在王莽新朝跃进之后的一次大退步基础上。
东汉无明君而不乏名臣,历代皇帝几无中兴之英明,而所谓的名臣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褒义,仅仅只是名气大而已。所谓汉以强亡,并不是说东汉真的国力强盛到人莫能侮,而是建立在强臣僭主的基础上。这一点在东汉末年的诸侯割据中,可谓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东汉本身便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态,外戚、宦官、士大夫交相践踏弄权。在这个博弈过程中,谁也称不上是什么绝对正确的一方,无非党同伐异而已。
后世三国虽然群星璀璨,但魏蜀吴无论哪一个,也都只是从流适乱的权力媾和,算不上一种常态的政治构架。并不是因当时人智力不济,而是世道如此。
大梁新朝既然标榜一断前朝,那么无论是前晋新朝,还是更前的魏蜀吴三国,包括东汉政治在内,其实都乏甚借鉴的价值。但是制度的创设,又不能凭空而生,必须要立足于当时当世。所以后世重归一统的隋唐盛世,便成了现成可供借鉴的模版。
虽然眼下的大梁新朝距离真正的隋唐之世,中间还有着几百年的跨度。但这中间几百年,都是战火纷飞的南北混战,关于制度上的探索其实可以说是陷入停滞的原地踏步。中间纵有英主一时涌出,提供了一种可以暂作维持的制度模式,但终究不能考虑到南北普罗大众的切身得失。
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当中虽有苦难给予了诸夏生民以无尽痛苦,但也不得不说,正是因为屡次浴火重生的存亡断续,才使得诸夏得有不断进步的动力与空间。
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不断有远近诸夷崛起而势大一时。但俗话说得好,没事走两步,鹊起于一时、桀骜于倏忽,没有经历过时间伟力的考验,又有什么资格耻笑一个荣耀与耻辱并抗、至今仍奋勇而前的文化传承!
因是洛阳中枢在改制的时候,直接便提出三省六部这一盛世模版,明事权而断职任。
中书长官诏命,此前一直主持行台政务的杜赫自然当之无愧而就任中书令。尚书则管行政,下属六部各任职劳,江东老人贺隰与河北名流崔悦分别出任左右仆射,至于尚书令则因事权过重而暂不选任。
中书省与尚书省本就前朝旧制,此次改制不过更加明确彼此职事,算不上是创建。那么门下省的单独创建且定为中枢三省之一,则就可称一种开创了。
正如六尚之一的尚书得以真正分曹任事而参与到外朝施政中,如果真要追溯门下省的前身,也可达于中朝前晋。但在此前,门下或是称省、或是直称侍中寺,大体相当于最初的尚书,仅仅只是作为皇帝的亲信侍从,处境可谓尴尬。
特别是在南渡中兴之后,皇权本身便不振,依附于皇权的侍中处境则就更加艰难,或是作为权臣加官,或者仅仅只是将人投闲置散而又表彰虚荣的一种安排。
可是现在,门下省被独立出来,并被赋予执掌机要、共议国是,甚至给予审查诏令、签署奏章的大权,中书诏令若是有失,甚至可以直接给予封驳,则就成为皇帝的意志体现,用以制衡中书省权重,是对君权的再次延伸。
至于政务六部,则就是对魏晋以来的分曹任事进行制度上的加强,使得六部尚书得以真正的参与国事行政,令中书相权再次下方,对于皇权的加强更是意义重大。
1504 章制悉定
大梁帝国三省六部这一中枢制度的确立,代表着自两汉以来皇权对于外廷的干预和分权总算告一段落,且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三省六部若是追溯渊源,前身其实都是君王内侍近臣,皇帝为了保证君权得以独大,且对外廷能够形成有效制约,而不断将自身的权威下放给这些近侍臣子,使他们得有资格参与到外廷行政之中,对原本三公九卿的体系不断造成冲击,甚至他们彼此之间也都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能力。
当然,除了三省六部这一中枢主体制度的创设,远三公九卿旧制也得于保留,只是不再作为中枢制度的主体而仅仅只是一种补充。
这其中,三公成为真正的荣衔用以犒奖那些正色立朝的耆老重臣。而九卿则剥离原本的政治礼遇,退化为单纯的事务性职事,用以补充三省六部偏重政策的不足。
这也算是一种褪去繁华之后的返璞归真,九卿改为九寺,再加上同为事务性的五监,如是便组成独立于三省六部之外的事务型职官体系。
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再加上一个风闻奏事、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如是便构成了中枢官署的基本构架。
这一整套台省、寺监的定制改革,在大业元年伊始的一年多时间内逐渐完成。这还是因为朝廷中枢本就脱胎于原本的洛阳行台,诸多创制其实早有雏形,在审定职权、核定品阶之余,同样没有荒废了正常的行政事务。
当然,在这一年时间当中,除了中枢改制之外,朝廷对于地方上的监控也并没有松懈。
至于地方积弊,其中最大一桩就在于州权过大,这是后汉以来长久积弊,单以江东举例,三国之中的东吴政权所以创立,基础就在于半个扬州的江东六郡。而荆州更以分陕重镇,屡屡抗衡中央。
更不要说,大梁皇帝沈维周本身就是从方镇崛起,构建霸府,最终缔造新朝。
所以,如何有效的限制、制约州刺史的权柄,将是大梁新朝能否长治久安的一个关键问题。
关于这一点,朝廷主要提出了三个解决途径。首先便是针对州这一级行政单位的体量削弱,大州拆小,分境任事。类似旧年沈氏为了获取一个方镇基础而拆分扬州,便提供了一个经验。
这一项工程,注定浩大,为了保证地方上的稳定,不可追于一蹴而成的急功,因是第一批拆分的州治主要是河北地区。像是原本的冀州、并州、幽州等州治,因地制宜,各被肢解。
随着大业元年将近尾声,朝廷下控州治在四十个左右,未来则肯定还要继续推行,确保任何一个独立州治,都不可再如此前那般体量大到足以抗衡中枢。
第二个途径,便是流官定制,州刺史一年一评,三年一考,依照政绩优劣分为征、流、黜等不同待遇,或征入朝中执掌部司寺监,或流入别州继续外任,或降品黜用。给外州任事者规定一到三年的任期,确保不会久任一地而专擅地方。
第三个途径,则是事权下放。此前地方政令构架大体分为州郡县三级,大梁新朝则直接取缔了郡一级行政单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郡望旧族的一种打压。
所谓名教,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名为教。所谓的名,狭义上就可解为名词。三纲五常,你无需了解内在机理,只需奉此名目不悖,便可成为守礼恭谨之顺民。
名词更可引申为概念,无需了解更多历史细节与世道进化机理,你只需明白九品官人法是一个落后的、腐朽的概念,而科举则就是一个进步的、开明的概念,后者取代前者,便是一种进步,毋庸置疑。
如此一来,世族豪门乡声誉望何以名为“郡望”而非县望或州望,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大梁新朝创设伊始,郡作为一个行政实体被直接废除取缔,这在无形中就化解了相当一部分郡望给世家旧族带来的实际惠利。
州权下放,郡治废除,相应的县这一级行政单位的存在感便得于大大加强,而县令也成为大梁统治之下位卑而权重的代表。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中枢诏令下达两千余条,其中确定将会推行实施的政令范畴则达到一千条以上,而在这个范围之内,单单直接诏达县令一级的,便有七百条之多。
在这个事权下放的过程中,皇帝陛下更是亲自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表示出对于县令这一级主政一方官员的重视。像是大业元年的三月、七月、十月等,皇帝陛下连续数次亲临中书省,主持各地县令选任委派事宜。
皇帝有此私心,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天中学府创设经年,培养出大批时流少贤,但这些人或限于年龄、阅历等等,还没有达到大事推之的层次,但若就任百里一侯,则恰如其分。
这些人可谓是真正的天子门生,入学天中以来,深受皇帝陛下理念影响。现在他们正式踏上仕途,也正能将一身所学推及四方,实实在在的给世道带来深刻影响。
在朝廷内外百官之中,核定品秩,其中正一品并无职官,一品者,天人也,仅仅只是作为老臣哀荣追赠,特旨一品寄禄。
从一品六人,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并为六公,至于充满霸府味道的大将军、大司马职则废而不授,六公往往也只是作为荣授而非常职。
正二品为三高官官,也是台省正式任事官员品秩最高一等,其中尚书省左右仆射特进正二品。从二品为东宫三长、诸军区大都督并禁卫六军都督,畿内及陪都诸尹即洛阳、长安、建康三尹。
正三品为三省副职、六部尚书、东宫三客、领军都督、太常卿、宗正卿并上州刺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