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场北伐战争，从筹措备战到分出胜负、前后持续两年之久，之后便又是新朝创制，休养士力。等到章制悉定，朝廷再次将视线放在成汉身上时，已经又给成汉留出了将近四年时间的喘息之机。
在正式履新之前，金玄恭所能接触到的，也只是这些没有什么保密需求的旧事。至于真正的军国机要，则必须要等到抵达汝南王征府之后才会陆续了解到。
荆襄大都督府置于巴东白帝城，也是今次平蜀大本营所在。时下正值汛期，金玄恭与同行者沿大江溯游而上，几日光景便抵达了巴东鱼复。
此时的巴东境域中，早已经是舟船满载，人物汇聚。金玄恭他们到达此处时，负责接引的乃是大都督府勋务使并军师祭酒陈郡袁乔。
王师用兵，特别是这种大规模兼意义重大的战事，往往都会配以规模不小的参谋队伍，统筹谋划，定策布局，激励士气，而军师祭酒便是总领参谋。
金玄恭认识袁乔，但也仅仅只是早前于河北几次点头之交，眼见直属上官亲自来迎，不敢怠慢，忙不迭上前见礼。
袁乔年纪三十出头，但任事履历却已经非常丰富，也是当今圣人着力培养的英壮才选。其人本在河北担任下州刺史，当伐蜀事宜正式提上日程之后，便被圣人召回洛阳，作为军事谋主辅佐汝南王组建荆襄大都督府。
袁乔之所以亲自出迎金玄恭等一行人员，也实在是望眼欲穿。原本在他看来，成汉困居蜀中、内部又常年纷乱内耗，再加上这些年自有荆州本部人马于军事上频频打击。
今次汝南王奉诏南来，其实无需朝中投入太多人物力量，只要将荆州本镇力量稍加整合，灭蜀并不困难。
可是在真正来到巴东之后，袁乔才发现这想法还是太乐观。汝南王今次南下，前锋所统兵力八千余众，大都督府属员在百人之间。而荆州本镇人马则在六万人左右，又有李阳、周抚、邓岳等宿将坐镇统领，可谓是兵强马壮。
然而当两路人马真正开始糅合统筹的时候，所带来的后果却不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放大，反而变得有些互相拖累。究其原因也并不复杂，就在于王师行伍构架与荆镇那种部曲制格格不入。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汝南王抵达襄阳的时候，便下令荆镇各部将领上报可以调配参战的兵数。各部将领倒也恭从，很快便各自奏报，得出结果是荆镇可以抽调四万人参与灭蜀之战。
然而当汝南王仪驾抵临巴东的时候，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各边将士汇聚于此，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内，单单巴东此境便聚集起了多达三万军众，而仍在行途中的部伍竟然还有三万余众！
若再加上各部上报留守兵力，那么荆州单单存在于籍簿上的兵数便多达将近十万众，这较之大业元年荆镇上奏甲数足足超出了将近一倍！
袁乔深入行伍调查，便见过许多奇景，比如老少四代同编入伍，什长所统俱是儿孙，上至八十老叟，下至垂髫小儿，一个个振奋异常，口号喊得响亮，振兴社稷、全我金瓯、匹夫有责！
可问题是，老人家站都站不稳，真要派上战阵，还要搭配两人搀扶，怎么去攻略本就险阻异常的蜀道？
凡事看两面，好的方面看来，荆襄多热血，奋斗勤王事。坏的方面看来，这是荆镇上上下下将此番伐蜀大计当作牟利机会！
荆州久为分陕，若说上下混乱不堪，那也有失偏颇。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荆州以其分陕之重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内外军事压力。而这种部曲兵制，在大梁这种章制严谨背景之下，则就显得格格不入。
虽然早在大业元年，朝廷便已经推动荆镇改革，但是多年积俗，很难一朝更改。特别在汝南王南下之前，荆镇还要维持着对蜀中的军事打击，为了维持住这些部曲兵众的战斗力，许多章制改革只能流于表面。
汝南王今次南下，主持伐蜀事宜，定策、攻伐、后勤保障等等诸种，俱都在朝廷规令之下进行。
这种模式，与荆镇此前将主统筹一切的组织完全不同，一切用度俱由朝廷一力承担。核算下来，军给所得要远比一年田亩所出还要丰厚得多。而且朝廷胜势明显，以强攻弱，可谓是笃定的胜局，危险不大，还能顺风捡功，这就造成了荆镇上下对于伐蜀热情的高昂。
察觉到这些之后，袁乔连忙建议汝南王中止征发各路人马，提议精简部伍，以精兵出击。
大军还未入蜀，荆镇自己先乱了，这也让原本荆州镇守诸将尴尬不已。他们这些人未必人人迷于大势，贪于短利。
特别最上层的李阳等老将，也是深刻感受到世道阔进之脉络，愿意积极向朝廷靠拢，在北伐羯国之际便各遣子弟北进襄助王事。但荆镇积重难返又是一个长久以来的事实，他们各自都被裹挟其中，本身便抽身无能，也没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一现状。
事实是一方面，但朝廷攻伐大事决不可成为镇将谋私的机会。因此抵达巴东这段时间来，袁乔便一直忙于荆镇本部人马整编事宜，先期抵达的这些大都督府属众也都忙得分身乏术。
金玄恭等人抵达之后，便也即刻投入到这种忙碌中。单单言语陈述，不足形容这一项工作之繁重。
那些荆镇部曲将主们，所言统领兵数多少不能符合实际，其实也未必就是刻意谎报，而是他们各自本身都不知所拥部曲多少，内心里又比较避讳将家底完全袒露人见。
这一项整编工程，还不同于流民的整编入籍。因为这些部伍还要承担战事任务，一旦在整编过程中遇到什么作战或者调防的指令，那就意味着前功尽弃，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如此繁重任务，根本就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而伐蜀事宜又刻不容缓。
须知今次伐蜀，可不仅仅只是巴东一路，梁州毛宝将会从汉中发起攻势，进攻蜀中北路门户的巴西阆中剑阁要塞。陇右庾曼之届时也会从陇上南下，继续深剿仇池国，由阴平道入蜀。
若是巴东此地因为这样的原因而贻误了战机，使得三路大军不能成其合围之势，便给成汉提供了分头抗拒的余地，会让此次伐蜀平添波折变数。
作为大都督府总领参谋，综合现实种种，袁乔其实也做了两手准备。
整编荆州本部部伍是一方面，荆州本部人马这样的状态是不可能拉上战场的，所以除此之外，还准备了一项精兵出击的战术。即就是仅以当下所控之精卒，直接出兵西击，无顾沿途那些目标，沿江而上直取蜀中腹心的成都。
这一方案一提出来，便得到了汝南王沈云的认可。沈云本就久任武事，厌烦这种内部的纠纷，尽管袁乔所指定的这一策略不乏冒险，但相对于长久困顿于巴东，仍然愿意尝试一下。
虽然朝廷针对成汉磨刀久矣，已经丧失了突袭的突然性，成汉在大江沿岸也都多有设防。但若仅仅将战事限定在大江一线，哪怕是逆流而上，王师水军战斗力仍是碾压成汉军队的存在，沿水路直攻成都有着很大的成功几率。
当然，孤军犯险，胜败两可。这当中最大的危险就是，如果梁州、陇右两路人马没能形成多线突破，那么巴东这一路王师便左右无援，即便是攻下了成都，但若没有擒获汉主李势在内的一众成汉首脑人物，那么成汉也可调度蜀中平原各边力量反困这一路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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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汉篇3
在原本的历史上，桓温接替庾家执掌荆州军政大权未久，便本着先捏软柿子的原则而发兵灭蜀，先作立威。
当时桓温以荆州精军万数溯流而上，自永和二年的十一月在巴东鱼复白帝城发兵，到了永和三年的二月份，大军便已经抵达了蜀地腹心的青衣江，沿途几乎没有遭遇任何的阻挠与抵抗。
直到桓温军队抵达了青衣，成汉上层才有所警觉，派遣大军南下岷江附近的合水进行抗拒。然而成汉统军将领昝坚关键时刻判断失误，没有选择固守合水附近，而是选择继续向前，跨江进入犍为据守，恰好完美错过了桓温的军队。
于是，桓温的军队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于永和三年的三月便抵达了蜀中彭模，而彭模距离成都仅仅只有二百里的路程。此时，成汉将领昝坚还率领军队于后方的犍为寻觅敌军的踪迹。
桓温军队抵达彭模之后，又是袁乔在关键时刻提出建议集中兵力直取成都。晋军今次入蜀本就出其不意，成汉根本没有时间调集兵力进行抵抗，此前不久又刚刚将成都本就不充足的力量分出一部分，因是当桓温兵临成都的时候，可谓是直闯空门。
两军于成都城外笮桥会战，晋军大胜，攻破成都，汉主李势惊慌遁走，之后不久，又在臣子们的劝说下向桓温投降。
统治蜀中四十余年的成汉政权，在桓温发兵不足半年的时间便告覆亡，而桓温也借由此战，正式确立其分陕重臣的权威，成为典午朝中第一人，给之后的北伐做出了坚实的铺垫。
毫不夸张的说，桓温灭蜀一役，不要说在东晋这样一个偏安江左的背景之下，哪怕放在史上任何时期，都是一场值得大说特说的辉煌战役。
虽然过程中多有侥幸，但世上从无笃胜之战，战争中的变数无从避免，能够巧妙的利用变数以争取最大的成果，这正是将帅不可或缺的禀赋。精军出击，速战速决，桓温在这过程中的表现，可以说是东晋偏安百年的国祚传承中最高光时刻之一！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大梁皇帝陛下最终也没能将桓温收为己用，甚至彼此走入敌对，但是对于桓温一直都怀有颇高敬意。不过大梁在筹划灭蜀的时候，历史上桓温灭蜀的过程经历却是参考不大。
以区区万数之众，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便攻灭成汉这样一个本就得天独厚的政权，这样的辉煌战役本就难有复制的余地。任何一点元素的变化，都会造成大不相同的结果。
单单在对于伐蜀这件事的态度上，大梁皇帝与历史上的桓温便截然不同。不同于桓温的壮阔激进，当今圣人功业思路本身便是先难后易，重点放在了中原与更加广袤的河北。而针对蜀中成汉，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种刻意节制乃至于视而不见的态度。
造成这种不同态度的原因，就在于双方的立场与根基都不相同。当今圣人根基在于吴中，功业则成于淮南，在气候大成之前是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实力去插手荆州这样的分陕重镇。而当拥有了这种实力与威望之后，逐鹿中原所能获得的回报则更大。
荆镇一直是当今圣人掌控薄弱所在，如果在北事悉定之前荆州攻灭了成汉，荆州、益州连为一体，彼此互补之下，便会造成更大的离心力，乃至于割据一方、自成体系。
如今大梁新朝创立，章制即定，大势所趋，可以调动更大的力量去应对西南隐患，伐蜀才被提上议程。究其根本，就是在于旧年荆扬对抗的格局中，皇帝陛下没能掌握上游分陕重镇。
当然，时机不同，所面对的对手也完全不同。如今大梁伐蜀乃是势在必行，也根本就不可能再如桓温伐蜀那般可以巧妙利用突然性，像是那种大军突然挺入蜀中腹地的机遇是不会有的，只能用强攻入。
如今的成汉国内局势较之原本的历史上也大不相同，成汉虽然立国蜀中，但若要比较的话，其政权特色倒与三国之中的东吴有些类似。
东吴孙氏虽然出身江东，但是孙策的创业班底却非吴人，得于淮泗之间豪强助力甚多，一直等到孙权时期，三吴本地豪强才逐渐加入到东吴统治秩序中来。
成汉李氏虽是巴西賨人，但其真正依赖的力量还是秦雍六郡流民武装，但也还是在获得了以范长生为代表的巴蜀豪强的认可之后，才真正称霸蜀中。
像是成主李雄在于益州刺史罗尚交战攻取成都这关键一战中，军中乏粮，正是获得了范长生的资助，才能维持军势不散，最终入主成都，并在范长生等人的建议与辅佐之下，于成都称帝建国，确立统治。
为了获得范长生等当地豪强的支持，李雄不得不承认巴蜀豪强实际占据土地与人口的部曲荫附制度，甚至将之推及到巴氐权贵之中。因此成汉的立国根本，与此前李国于此的蜀汉大不相同，反倒与割据江左的东吴异曲同工，都是豪强大族联合体。
成主李雄去世后，成汉宗室便陷入残酷的内斗厮杀中，在这表象之下同样也是六郡流民大族与巴蜀豪强之间的斗争与摩擦。
之后国祚由李特一脉转入李骧一脉的李寿，而李寿此人便代表着这一次的较量再次回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但是六郡流民武装已经不再占有绝对优势，众多的巴蜀豪强成为成汉重臣。
李势继位之后，其弟李广欲为储君并且获得了一批巴蜀豪强的支持，李势便在六郡流民代表的李奕支持下大杀巴蜀豪强，逼迫李广自杀。之后李奕又作乱国中，虽然被扑灭，但经此连番动荡，成汉国力也亏空到了极点。
特别是原本支持李氏的巴蜀豪强们，也彻底丧失了继续支持李氏的信心，劝告李势向东晋朝廷投降。
但是桓温平蜀之后，虽然也在极力拉拢巴蜀豪强，然而东晋朝廷出于对桓温的提防与本身的封闭性，并没有将巴蜀豪强接纳。像是力劝李势投降的蜀郡人常璩，入朝之后备受歧视，愤懑而死。
如此一来，灭蜀之后东晋朝廷也没能享受更多惠利，而蜀地豪强也屡屡反叛，爆发出如范长生之子范贲与巴西豪族谯纵先后称王作乱。
而在当下这个世道，李势没有逼杀其弟李广，而是立为储继并委以重任，率军驻守于巴西阆中。
原本抛弃李氏的巴蜀豪强们，也因为大梁章制对地方豪强满满恶意而充满了危机感，对成汉政权仍然不乏死心塌地。如涪陵豪族徐氏大发郡卒，足足数万之众驻守于巴郡江州城。范长生之子范贲同样普集豪强部曲，驻守于犍为。
换言之，袁乔所提议精军出击，在真正攻入蜀中腹地之前，还需要攻克江州城与犍为城这两座大江要塞。
目下巴东方面能够出动的兵力，共有汝南王所统前锋八千人，后续国中仍在陆续增兵，天中南来共两万部众。至于荆州本部人马，真正编制清晰可直接出动作战的，唯有湘州刺史、南蛮校尉纪睦所统五千蛮兵。
可是当这策略议定之后，还未等到正式施行，巴东境域中便又骚乱频生。不乏荆州本部部伍因为不满于不能参与作战而骚怨不止，甚至有舟船横阻水道，不愿错过这一逐功良机。
汝南王沈云本就不乏愤懑，好不容易讨论出这一这种方略又被荆州悍卒骚扰不断，心中震怒可想而知，悍然下令将敢贻误军事、集众骚乱者就地擒拿，将要明正典刑、收斩于白帝城下！
得知此事后，整个巴东境域中也是人心震荡，一时间氛围凝重到了极点。特别李阳、周抚等原本的荆州镇将，更是吓得魂不附体，唯恐还未伐蜀，荆镇便要大乱。
若果真发生军士哗变而直通天阙，天中可还驻扎着刚刚从河北退回修养的十数万精军，一旦大军南来，荆镇必将血流漂杵、生灵涂炭！
所以李阳等人一方面叩请汝南王暂且收回成命，一方面仓皇奔走、凭其声望压制住那些骚乱在即的荆镇军众，唯恐事态向最险恶境地滑落。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军士聚众骚乱，这是在淮南都督府时期便不容逾越的铁律，虽然李阳等人极力叩请哀求，但汝南王也只是小退一步，只惩首恶，一声令下，仍有近百荆镇兵长人头落地！
除此之外，因有家门子弟涉事的周抚被夺职囚禁，即刻押送洛阳论罪，其职事、部伍由庐陵公陶弘暂领。李阳、邓岳等诸将不能御众严谨，致使军纪荒驰，俱寄罪于伐蜀之后待惩。
李阳等人虽然身具高位，但是荆镇渊源悠久的部曲私兵构架，也让他们的职权不能得到由上到下的贯彻，诸将表面尊奉，但面对具体的得失权衡，又都各有算计。
眼下的局势已经很分明，朝廷将要彻底整肃荆州军伍已是事实，对荆镇诸将士而言，眼前的伐蜀乃是他们仅剩不多的机会之一。一旦被排斥在此桩战事之外，他们前景将更加堪忧。
汝南王惩戒李阳等一众将领，一方面自然是在彰显国法庄严，树立大都督权威，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在保护他们，为了避免荆镇诸将在自觉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而串联推举原本的将主抱团骚乱。